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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1902—1962），河北永清人，中国历史学家，在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方面造诣精深，是史学界通才的典范。他一生服务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这些史学重镇，在史学教育、史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7年，他担任了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委，光荣地成为一名九三人。雷先生为人品德高尚，众口皆碑。本文选取他关爱学生奖掖后学方面的几件事，来缅怀追思雷先生。
1927年，雷海宗自美国留学归国，任教于中央大学。他倾心教学，为诸多青年学子打开了世界史的大门。1929年入学的蒋孟引先后聆听了雷海宗的“西洋中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课程，“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在蒋孟引的记忆中，雷海宗讲课“不用讲稿，更无教本，板书也极少，全凭流利的口才论述史事，精辟分析，滔滔不倦，娓娓动听，极其引人入胜，真是如坐春风。一学时很快就过去了”。雷海宗“不仅在课堂上吸引学生全神贯注听讲，还在堂下鼓励青年自动研究，试写史学文章，并为之选择发表”。正是在雷海宗的鼓励下，蒋孟引在大学一年级就写成了两篇学期论文。第一篇题为《产业革命影响说略》，刊载于雷海宗主编的《史学》第一期。第二篇题为《欧洲中古封建制度》，刊载于《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在从事教学工作之初，雷海宗即热心于学生的全面培养，积极做好学术引路人。
1931年下半年，雷海宗转到国立武汉大学任教。他任教时间仅为一年，但对于青年学子非常关心，热心帮助。1928年秋入学的曹绍濂，为出国积累资金，在1931年时开始翻译《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上册）一书。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就疑难问题去请教雷海宗，受益不小。[2]次年曹绍濂又译出了该书的下册，于1935年出版。该书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后被各重点大学历史系列为必读书。[3]1931年，雷海宗妻舅张景钺的一个亲戚、清华二年级学生徐仁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学业难以为继，他回老家的时候，路过雷海宗家。雷海宗获知情况后，急人之困，答应帮助徐仁上学，每月寄给他30元钱，保证了他顺利完成了大三和大四的学业。徐仁工作以后，全部归还了这些款项，心里非常感激雷海宗的扶危济困。[4]对雷海宗而言，当时的30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此时的月薪尚不到400元，每月还要寄140元回老家供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的负担可谓不轻，但是为了帮助青年学子，他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后来，徐仁成为中国著名的古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孢粉学家，这多少也有雷海宗的功劳。
1932年秋，雷海宗回到了梦绕魂牵的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他经常给予学生有益的指导和帮助。据1934年入学的王永兴回忆，他在一年级时学习雷海宗的中国通史课，后又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这门专业课。雷海宗称赞他选得很好，说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跟随先生学习，定能学有所成。雷海宗还指出，要同时选修欧洲中世纪史，二者同时学习，可以互相比较，这样更能看到中国中世纪史的特点和它的实际情况。按照雷海宗的指导，王永兴选修了雷海宗的欧洲中世纪史，还获赠《中世纪史》一书。通过认真学习，他对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进行比较，加深了对中国中世纪史的了解，获益良多。
当时的清华历史系仅有的两名女生许亚芬与郭吾真爱好学习，但苦于无法在图书馆借到相关参考书。有一天，她们突发奇想，想出一个“到教授家中借书”的主意。以后每当无课时，她们经常去雷海宗家里借书或者求教。在许亚芬的记忆中：“每一次求教，海宗师总是亲切接待，轻言细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使我获得许多历史知识，顿开茅塞。我好像是一个无知少年，被指引走到历史学的大海岸边，望着那浩瀚的大海，觉得自己的浅薄与渺小。学海无涯而生命有涯之感，鞭策着我更加勤奋读书。每一次同海宗师的谈话，都如胜读十年书，有时我贪婪地听着，不觉已到饭时，还劳雷师母留饭。”[5]后来，参加工作的许亚芬想要继续读书深造，申请了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外国女大学生毕业生研究奖金。由于需要主修课程的老师写推荐信，许亚芬便函请雷海宗帮忙。雷海宗爽快应允并将信亲自寄往美国。几个月后，许亚芬如愿以偿。1937年，她赴美留学前专门到清华园向雷海宗辞别，叩谢老师的教导之恩，雷海宗又谆谆教诲，传授给她一些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多年以后，许亚芬评价道：“雷先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我在美国数年，也曾从世界闻名的大师学者学习过。我尊敬这几位名师，但我对海宗师的尊敬，比起他们来毫无逊色。”[6]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清华求学期间也曾得到过雷海宗的指导。1934年8月，夏鼐参加了公费留美生考试，本来他准备的今后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但是考取的赴美学习专业却是考古学。面对这样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选择，他很有些彷徨无主。于是他找到雷海宗寻求指导。雷海宗很谦虚地说，考古学方面自己也不熟悉，将来到美国之后，学校会指定导师。关于目前的学习，可阅读《大英百科全书》及《剑桥上古史》中关于考古的各章。雷海宗对夏鼐的指导谈不上很多，但是在夏鼐走上考古学这条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迁往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雷海宗尽管生活十分清苦，但依然十分关心青年人。何炳棣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虽才华出众，但因为联大历史系人才济济，他又无留学经历，一时不能教课。雷海宗很关心何炳棣的境遇，曾坦诚地与他交谈，询问他是否想要另谋他就。何炳棣回答：“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海宗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后来何炳棣因家务回金华，在浙赣路上，遇见同事王文杰回福建奔妻丧，王告诉何炳棣路费的大部分都是雷海宗私人给他的。[7]当时的雷海宗一家三口，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為严重营养不良，他曾患上贫血症，还因此昏倒在马路上。但是他不顾自己的困难，热心帮助他人，这种义举感动了许多人。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返。1946年10月，雷海宗一家与滞留上海的700多名学生一起搭乘去往塘沽的海轮。原计划带队的一位教授畏惧困难，临时将这副重担交给了雷海宗，他勇敢地接了过来。旅途之中，遇到了极大的风浪，海轮几乎沉没。危急之下，雷海宗组织学生分队、分组，井井有条。抵达塘沽后，再换乘火车去北京。火车抵达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雷海宗让家人乘三轮车先回到他的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学生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之后，自己才回到弟弟家中，已是凌晨三点多了。经过这次艰苦的旅行，舟车劳顿，雷海宗的健康受到了较大影响，自此体力大不如前。[8]
之后，雷海宗的学生郭吾真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雷海宗安排她一边为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一边参与“抗日战争时期史料征辑”的工作。郭吾真回忆说，后一项工作对她的影响比较深刻，借此机会，她可以接触到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马列主义等许多进步专著，从而获得不少革命理论知识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革命斗争信息。[9]
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1947年秋由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他给齐世荣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齐世荣在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雷海宗了解情况后，介绍他给一位美国留学生补习中文，极大缓解了生活压力。通过这件事，齐世荣深刻意识到：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雷海宗对齐世荣也一直在关注。1951年，齐世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谈在世界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一次二人见面时，雷海宗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不错，看得出是用了一番功夫的。”齐世荣回忆，当时听了老师的这几句话，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篇小文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感动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些微成绩也要加以鼓励，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老师会注意到他的这篇习作。多年以后，他在培养了好多批学生之后，终于明白，当年这篇习作之所以会引起雷先生的注意，并非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园丁对自己培育过的花草，总是殷切地期待着她们的茁壮成长。[10]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对学生的关心一如既往。1951年，清华历史系学生周泽煃和殷叙彝先后患重病，雷海宗等历史系老师慷慨捐款，买了昂贵的链霉素，终于把他们救治过来。这样的救助，周泽煃和殷叙彝终生难忘。[11]
1952年10月初，雷海宗赴天津办理调动手续，在车站偶遇王敦书并一同乘车返回清华。在乘车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雷海宗仔细了解王敦书的学习情况和中外文基础知识，然后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他讲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告诉他从世界古代史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王敦书回忆这个场景时，深情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聆听雷师的教诲，尤其是雷师主动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师恩重于山。”[12]
1956年，雷海宗开始招收世界上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王敦书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录取，雷海宗亲自写信告知他这个好消息。在信中，雷海宗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今后当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历史和古文外语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几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王敦书深刻体会到老师对他的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把自己的学习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1957年2月，王敦书向南开大学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海宗1957年唯一招收也是最后一位副博士研究生。入学后，雷海宗让他查录下图书馆内世界上古史方面的全部外文书目，然后逐一给他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指导他看最重要的书。并告诉他写文章最好深入浅出，即内容要深刻，但表达要浅显易懂。有时因问题深奥无法写得深入浅出，但要尽可能讲清楚，让人看明白。最要不得的是浅入浅出，即言而无物，没有价值，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雷海宗让王敦书继续随堂听他给本科一年级学生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以及给世界史青年教师讲的专业英语，并没有单独给他授课。后因政治风波，王敦书真正正式作为雷海宗副博士研究生或者说关门弟子的时间连半年都不到。但是王敦书对于老师的敬爱却始终如一，并且在老师身故之后，用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毅力整理老师的著述，可见雷海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雷海宗先生品德高尚，古道热肠，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许多学生都成为中国学界的顶尖人物，还有部分学生扬名海外，杰出代表有王敦书、卞僧慧、何炳棣、王永兴、齐世荣、何兆武、刘桂生等人，这些学生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始终都把雷海宗视为自己最好的老师。
注释：
[1]蒋孟引：《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113页。
[2]《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702页。
[3]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 1980-2000》第8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223页。
[4]徐仁：《徐仁著作选集》，地震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14页。
[5]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16页。
[6]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17页。
[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15页。
[8]张景茀：《我的回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2页。
[9]《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6卷 第61-72辑，1999年03月，第371页。
[10]齐世荣：《忆一代名师雷海宗》，《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63—64页。
[11]戴学稷，徐如编：《邵循正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部分学生 友好 亲人的怀念与回忆》，第56页。
[12]王敦书、王坚：《师恩重于山—雷海宗的最后十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编：《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第四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3月版，第25页。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雷海宗
中国近现代史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南开史学主要奠基人。字伯伦，生于河北永清。1919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至1945年，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后，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國文化和中国的兵》《中国通史选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等。
雷海宗是九三学社社员，1957年担任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委。
1927年，雷海宗自美国留学归国，任教于中央大学。他倾心教学，为诸多青年学子打开了世界史的大门。1929年入学的蒋孟引先后聆听了雷海宗的“西洋中古史”和“西洋文化史”课程，“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在蒋孟引的记忆中，雷海宗讲课“不用讲稿，更无教本，板书也极少，全凭流利的口才论述史事，精辟分析，滔滔不倦，娓娓动听，极其引人入胜，真是如坐春风。一学时很快就过去了”。雷海宗“不仅在课堂上吸引学生全神贯注听讲，还在堂下鼓励青年自动研究，试写史学文章，并为之选择发表”。正是在雷海宗的鼓励下，蒋孟引在大学一年级就写成了两篇学期论文。第一篇题为《产业革命影响说略》，刊载于雷海宗主编的《史学》第一期。第二篇题为《欧洲中古封建制度》，刊载于《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在从事教学工作之初，雷海宗即热心于学生的全面培养，积极做好学术引路人。
1931年下半年，雷海宗转到国立武汉大学任教。他任教时间仅为一年，但对于青年学子非常关心，热心帮助。1928年秋入学的曹绍濂，为出国积累资金，在1931年时开始翻译《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上册）一书。在翻译过程中，他常就疑难问题去请教雷海宗，受益不小。[2]次年曹绍濂又译出了该书的下册，于1935年出版。该书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后被各重点大学历史系列为必读书。[3]1931年，雷海宗妻舅张景钺的一个亲戚、清华二年级学生徐仁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学业难以为继，他回老家的时候，路过雷海宗家。雷海宗获知情况后，急人之困，答应帮助徐仁上学，每月寄给他30元钱，保证了他顺利完成了大三和大四的学业。徐仁工作以后，全部归还了这些款项，心里非常感激雷海宗的扶危济困。[4]对雷海宗而言，当时的30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此时的月薪尚不到400元，每月还要寄140元回老家供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的负担可谓不轻，但是为了帮助青年学子，他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后来，徐仁成为中国著名的古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孢粉学家，这多少也有雷海宗的功劳。
1932年秋，雷海宗回到了梦绕魂牵的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他经常给予学生有益的指导和帮助。据1934年入学的王永兴回忆，他在一年级时学习雷海宗的中国通史课，后又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这门专业课。雷海宗称赞他选得很好，说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跟随先生学习，定能学有所成。雷海宗还指出，要同时选修欧洲中世纪史，二者同时学习，可以互相比较，这样更能看到中国中世纪史的特点和它的实际情况。按照雷海宗的指导，王永兴选修了雷海宗的欧洲中世纪史，还获赠《中世纪史》一书。通过认真学习，他对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进行比较，加深了对中国中世纪史的了解，获益良多。
当时的清华历史系仅有的两名女生许亚芬与郭吾真爱好学习，但苦于无法在图书馆借到相关参考书。有一天，她们突发奇想，想出一个“到教授家中借书”的主意。以后每当无课时，她们经常去雷海宗家里借书或者求教。在许亚芬的记忆中：“每一次求教，海宗师总是亲切接待，轻言细语，说古道今，娓娓而谈，使我获得许多历史知识，顿开茅塞。我好像是一个无知少年，被指引走到历史学的大海岸边，望着那浩瀚的大海，觉得自己的浅薄与渺小。学海无涯而生命有涯之感，鞭策着我更加勤奋读书。每一次同海宗师的谈话，都如胜读十年书，有时我贪婪地听着，不觉已到饭时，还劳雷师母留饭。”[5]后来，参加工作的许亚芬想要继续读书深造，申请了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外国女大学生毕业生研究奖金。由于需要主修课程的老师写推荐信，许亚芬便函请雷海宗帮忙。雷海宗爽快应允并将信亲自寄往美国。几个月后，许亚芬如愿以偿。1937年，她赴美留学前专门到清华园向雷海宗辞别，叩谢老师的教导之恩，雷海宗又谆谆教诲，传授给她一些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多年以后，许亚芬评价道：“雷先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我在美国数年，也曾从世界闻名的大师学者学习过。我尊敬这几位名师，但我对海宗师的尊敬，比起他们来毫无逊色。”[6]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清华求学期间也曾得到过雷海宗的指导。1934年8月，夏鼐参加了公费留美生考试，本来他准备的今后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但是考取的赴美学习专业却是考古学。面对这样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选择，他很有些彷徨无主。于是他找到雷海宗寻求指导。雷海宗很谦虚地说，考古学方面自己也不熟悉，将来到美国之后，学校会指定导师。关于目前的学习，可阅读《大英百科全书》及《剑桥上古史》中关于考古的各章。雷海宗对夏鼐的指导谈不上很多，但是在夏鼐走上考古学这条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迁往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雷海宗尽管生活十分清苦，但依然十分关心青年人。何炳棣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虽才华出众，但因为联大历史系人才济济，他又无留学经历，一时不能教课。雷海宗很关心何炳棣的境遇，曾坦诚地与他交谈，询问他是否想要另谋他就。何炳棣回答：“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海宗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后来何炳棣因家务回金华，在浙赣路上，遇见同事王文杰回福建奔妻丧，王告诉何炳棣路费的大部分都是雷海宗私人给他的。[7]当时的雷海宗一家三口，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為严重营养不良，他曾患上贫血症，还因此昏倒在马路上。但是他不顾自己的困难，热心帮助他人，这种义举感动了许多人。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返。1946年10月，雷海宗一家与滞留上海的700多名学生一起搭乘去往塘沽的海轮。原计划带队的一位教授畏惧困难，临时将这副重担交给了雷海宗，他勇敢地接了过来。旅途之中，遇到了极大的风浪，海轮几乎沉没。危急之下，雷海宗组织学生分队、分组，井井有条。抵达塘沽后，再换乘火车去北京。火车抵达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雷海宗让家人乘三轮车先回到他的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学生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之后，自己才回到弟弟家中，已是凌晨三点多了。经过这次艰苦的旅行，舟车劳顿，雷海宗的健康受到了较大影响，自此体力大不如前。[8]
之后，雷海宗的学生郭吾真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雷海宗安排她一边为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一边参与“抗日战争时期史料征辑”的工作。郭吾真回忆说，后一项工作对她的影响比较深刻，借此机会，她可以接触到当时被列为禁书的马列主义等许多进步专著，从而获得不少革命理论知识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革命斗争信息。[9]
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1947年秋由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慕名已久的雷海宗，他给齐世荣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学生很亲切，没有架子。齐世荣在读大四时，生活比较困难，雷海宗了解情况后，介绍他给一位美国留学生补习中文，极大缓解了生活压力。通过这件事，齐世荣深刻意识到：雷先生是多么地爱护学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雷海宗对齐世荣也一直在关注。1951年，齐世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谈在世界史教学中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一次二人见面时，雷海宗说：“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不错，看得出是用了一番功夫的。”齐世荣回忆，当时听了老师的这几句话，既惭愧，又感动，惭愧的是这篇小文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感动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些微成绩也要加以鼓励，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老师会注意到他的这篇习作。多年以后，他在培养了好多批学生之后，终于明白，当年这篇习作之所以会引起雷先生的注意，并非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园丁对自己培育过的花草，总是殷切地期待着她们的茁壮成长。[10]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对学生的关心一如既往。1951年，清华历史系学生周泽煃和殷叙彝先后患重病，雷海宗等历史系老师慷慨捐款，买了昂贵的链霉素，终于把他们救治过来。这样的救助，周泽煃和殷叙彝终生难忘。[11]
1952年10月初，雷海宗赴天津办理调动手续，在车站偶遇王敦书并一同乘车返回清华。在乘车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雷海宗仔细了解王敦书的学习情况和中外文基础知识，然后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他讲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告诉他从世界古代史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王敦书回忆这个场景时，深情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聆听雷师的教诲，尤其是雷师主动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师恩重于山。”[12]
1956年，雷海宗开始招收世界上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王敦书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录取，雷海宗亲自写信告知他这个好消息。在信中，雷海宗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今后当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古今中外历史和古文外语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几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王敦书深刻体会到老师对他的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把自己的学习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1957年2月，王敦书向南开大学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海宗1957年唯一招收也是最后一位副博士研究生。入学后，雷海宗让他查录下图书馆内世界上古史方面的全部外文书目，然后逐一给他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指导他看最重要的书。并告诉他写文章最好深入浅出，即内容要深刻，但表达要浅显易懂。有时因问题深奥无法写得深入浅出，但要尽可能讲清楚，让人看明白。最要不得的是浅入浅出，即言而无物，没有价值，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雷海宗让王敦书继续随堂听他给本科一年级学生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以及给世界史青年教师讲的专业英语，并没有单独给他授课。后因政治风波，王敦书真正正式作为雷海宗副博士研究生或者说关门弟子的时间连半年都不到。但是王敦书对于老师的敬爱却始终如一，并且在老师身故之后，用无与伦比的决心和毅力整理老师的著述，可见雷海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雷海宗先生品德高尚，古道热肠，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许多学生都成为中国学界的顶尖人物，还有部分学生扬名海外，杰出代表有王敦书、卞僧慧、何炳棣、王永兴、齐世荣、何兆武、刘桂生等人，这些学生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始终都把雷海宗视为自己最好的老师。
注释：
[1]蒋孟引：《雷海宗先生给我的教益》，《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113页。
[2]《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702页。
[3]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 1980-2000》第8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223页。
[4]徐仁：《徐仁著作选集》，地震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14页。
[5]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16页。
[6]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17页。
[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15页。
[8]张景茀：《我的回忆》，《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2页。
[9]《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6卷 第61-72辑，1999年03月，第371页。
[10]齐世荣：《忆一代名师雷海宗》，《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63—64页。
[11]戴学稷，徐如编：《邵循正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部分学生 友好 亲人的怀念与回忆》，第56页。
[12]王敦书、王坚：《师恩重于山—雷海宗的最后十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编：《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第四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3月版，第25页。
（作者为河北地质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
雷海宗
中国近现代史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南开史学主要奠基人。字伯伦，生于河北永清。1919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至1945年，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后，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國文化和中国的兵》《中国通史选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等。
雷海宗是九三学社社员，1957年担任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