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凭借作品《温柔之歌》斩获了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她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80后，也是113年来第12位女性获类作家。今年3月，蕾拉以全球法语推广大使身份来到中国，本刊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蕾拉要通过写作来破除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和谎言，让女性挣脱传统的定位，传递女性真实而多元的声音。“比如一位女性不想当妈妈，或者有人想杀死自己的孩子。”
　　蕾拉对女孩们说：做一切你们想做的事情，不要听信别人的建议——“有些事情做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危险的，是不能碰的。”
　　“我的父亲有些传统父权，有一天他说了我不想听的话，我反驳了她，他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和你的父亲说话。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一刻，我觉得我成为了我自己。”在被问到“何时发现自己成为了人生的主角”时，作家蕾拉·斯利玛尼道出了她年少时代的这个叛逆的小插曲。有点可爱，也足够有勇气，因为在一个摩洛哥的家庭里，女孩和父亲顶撞可并不常见。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女孩与异性在街头散步都是被禁止的，她会因为在街上穿了一条裙子而害怕，也会因为单独乘坐出租车或者在斋月里抽了一根烟而感到恐慌。
　　幸好如今，蕾拉生活在巴黎，2016年，她已凭借作品《温柔之歌》斩获了法国文学最高荣誉——龚古尔文学奖，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80后。如此年轻，加上才出版两部作品的尚浅资历，让人们对她刮目相看。
　　“婴儿已经死了”，是被“完美的保姆”路易斯杀害了……触目惊心的惨剧已写在了故事的开头，然后是一幕幕的回放与追索——女主人公米利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因不堪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温柔之歌》于2016年8月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它被《纽约客》评为“一部征服了法国的小说”。
　　其灵感来自一起真实的杀人案：2012年10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一所公寓中，一位保姆用刀捅死了她照料的两名孩子，当孩子的妈妈带着另一个三岁的女儿从几个街区以外的游泳课上回来时，目睹的是孩子的死亡现场。与此同时，奥加特把刀刺向了自己的颈部和喉部。
　　小说里，酿成悲剧的核心实则是两位女性的痛苦与挣扎——米莉亚姆受困于母亲的角色，在主妇与职场间挣扎，当她回归工作后，只能把孩子交由保姆照看；在大多数国家，保姆多是女性，如路易斯。她没了丈夫，女儿离家出走，她还要替丈夫还债，没有安全感，对雇主的情感依赖和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让她倍感孤独和绝望，悲剧成了唯一的出口。
　　蕾拉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关注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心理、揭示女性生存困境。她的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则讲述了一位女性性瘾者的故事。主人公阿黛尔住在巴黎，拥有体面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可她却被空虚和平庸所折磨，她瞒着丈夫与无数男人约会，只有肉体的发泄才能让她逃离庸常，给她以存在感。阿黛尔被看成一位“当代包法利夫人”。对于一部处女作，这无疑是大胆的题材。
　　人们总问她为什么格外关注女性题材，蕾拉说，“因为女性本身就是让人着迷的主题，比如福楼拜、陀思妥特耶夫斯基也都写女性，这并不是很新颖的事。”蕾拉想做的是通过写作来破除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和谎言，希望女性能够挣脱传统的定位。“比如，女性的主要特质是温柔、柔情，你是女性，将来就会成为妻子、成为母亲，这样将会拥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人生，我们往往被这样一种形象所禁锢。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成为妻子、母亲时，也许会发现这并不能让我们的人生完全充实和幸福。”在蕾拉看来，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其复杂性，而且女性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蕾拉自己就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因为足够幸运，虽出生、成长于摩洛哥，但开明的父母为她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家庭氛围。她的父亲是位银行家，早年曾留学法国，母亲是摩洛哥最早的一批女性医生之一，她还有两个姐姐。父母很早就为姐妹们灌输了一个思想：你们的身体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




　　于是，17岁时，蕾拉就得以离家来到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求学。当她看到独立的巴黎女性们，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完成学业后，她留在巴黎，成为了一名记者，供职于《青年非洲》。与此同时，她也在嘗试文学创作，但并不顺利。她花了两年时间写完第一部小说，寄给了很多家出版社，全被拒绝了。“结束了这段写作时期之后我非常沮丧，差点放弃了我的写作计划。”2012年，突然有一天，她产生了一个念头，于是她果断辞去了工作，花了半年时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全力以赴地写作，直到《食人魔花园》的诞生。
　　在创作《温柔之歌》时，蕾拉已经怀孕，当被问到怎样在工作的时候还能照顾好孩子的问题时，她忿忿不平：“从来没有人去问男性这个问题，我的丈夫出差时，人们会问他，你会想念你的孩子吧！而我呢，人们会问，你怎么去做好母亲呢？很少有人去问男性，你怎么做好父亲。”
　　平衡事业与家庭是女性成为母亲后难以跨越的难题。蕾拉如今已经很坦然，她的做法是，“我纯粹地去接受现实，我们就是达不到这种平衡。同时，男人也应该做出改变，改变他们在家里的地位和分工，来一起照顾孩子和家庭。”蕾拉的丈夫就做得很好，她可以自豪地说，“我获得龚古尔奖的时候，我丈夫就不工作了，因为我生了孩子，他就做起了全职奶爸。”但这在法国也并不多见，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女人挣得工资比男人少——据统计，法国女性的工作收入往往比男性低百分之十九，按照惯常思维，经济上贡献少就要多照顾家庭，法国女性会承担百分之六十的家务事。但蕾拉很乐观，“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儿子，让他觉得女人不是天生就应该承担这份工作。”
　　同时，蕾拉会用写作继续打破禁忌，传递女性真实而多元的声音。“希望我笔下的女性能够大胆地说出一些在现实社会中是禁忌的事，我不吝于写她们恶劣的想法，比如一位女性不想当妈妈，或者有人想杀死自己的孩子。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对她们感到同情，亦或从她们身上找到共鸣。”即使在当下的法国，女性运动的启蒙之地，女性仍然需要面对种种不公，比如在写作上，蕾拉说，“女性作家仍是少数，作品少，或很难出版。”在龚古尔奖113年的历史中，蕾拉仅是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男性获奖者占了绝大多数。但蕾拉仍认为，“时代是振奋人心的，女性作家应该成为时代的见证者。”
　　自由被她奉为圭臬。她赞同萨特的一句话，“作家是一个自由的人，谈论的也是自由的人。”对于她，阅读和写作最核心的词就是自由。在写作时，看到桌子上即将被写满的一页页纸，蕾拉会感到心灵上的一种巨大的自由。想到可以充分掌控自己笔下的词汇和语言，创造出一个世界来，这能让她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蕾拉想对女孩们说：做一切你们想做的事情，不要听信别人的建议——“有些事情做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危险的，是不能碰的。”最重要的是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生10个孩子就去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