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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非常成功的书，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无条件地相信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了。
那是凌晨4点钟，我呆在一座像电影《精神病患者》里那样的古老楼房里。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狗托比和一個同事，他正在隔壁的房间里打电话。风雨吹打着松枝，在我对面的窗前吱吱作响，参差不齐的大树枝挡住了三层楼下面街上昏黄的灯光。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一个身影落在了我的桌子上。托比深深地吼了一声。当我伸手去安慰它时，我发现它后背上的毛都竖立了起来。
为什么我的狗有这种奇怪的反应呢？我转过身来笑着向我的同事道歉，我的狗今天晚上有些发神经，我的同事站在我身后，正要递给我一个档案夹。他对我摇摇头说：“没关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和狗从来都不互相欣赏的原因。”
现在，我终于知道这是为什么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连环凶杀案的罪犯，他的头脑里日日夜夜都是谋杀的念头。他从前杀过人，今后还会杀人，而且不止一次。当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没有发现其实在他英俊外貌的下面，掩藏着一个杀人魔王，可是我的狗，平时几乎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好，它却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危险。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是这个人所喜欢的类型，我同他所有的受害者都不相同，他的受害者都是年轻美丽，身材苗条的陌生人。30年后，我回想起这件事，心里还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是许许多多走进我生活的罪犯之一。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说一句老话：“一定要小心你许的愿，也许你许的愿就会变成你的现实。”我27岁时，在读完图门·卡泊迪的《冷血》之后，我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钻进一个连环凶杀犯的脑袋里，然后把研究的成果写一本书。我出生在执法世家，我们家里出了不少律师、法官和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我一直想知道罪犯为什么会犯罪，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探索。
我遇见的第一个杀人犯是一位名叫委欧拉的女人，她在密执安州蒙特卡姆县的监狱里蹲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祖父是警长，委欧拉因为枪杀丈夫在等候法庭审讯。是她教会了我用钩针，而且向我解释了什么是她所说的“可以原谅的凶杀”，她给丈夫买了一辆新的福特车，本想给丈夫一个惊喜，可是，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同另外一个女人在车里鬼混时，倒是她吃惊不小。她快刀斩乱麻的反应让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我研究过的一些凶杀案，有些事至今也让我不可思议。
10年后，我报名注册了华盛顿大学的所有犯罪学课程。我20岁时，加入了西雅图警察局，成了一名警察。虽然我学的是文学创作，可是我最心仪的工作却是警察。我非常热心地倾听受害者和嫌疑犯的供词，然后自己判断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我想像不出来能有什么工作比警察更好，可是在我工作了18个月后，我却遭遇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失望，因为近视眼，我在体检中被刷了下来，无法在警察局工作了。那年，我才22岁。我想从此后我的生活中不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了。
我是学文学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作家。一般在第一堂写作课时，老师都会说你要写你所熟悉的和你所知道的事情。我对犯罪，警察和杀人犯很熟悉，所以我就决定写这方面的东西。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为《侦探》杂志和其他杂志撰写了一千篇有关真实案件的文章。几乎没有人对我的写作感兴趣，可是，当时我离婚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写一篇文章挣280美元，配一张照片挣18美元，我可以用我的稿费来养活我自己和5个孩子。
在编辑的要求下，我用了一个男性的笔名，安迪·斯泰克。我的编辑对我说：“有谁会相信一个女人会了解怎样破案呢？”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讨论。我下决心证明他是错的，我旁听了无数审讯，而且攻读了犯罪学的学位。
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同当事人接触，我觉得接不接触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有的时候，警察却会请求我同当事人接触，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帮助受害人的家人们，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他们把我介绍给这些受害人。通过同他们的接触，我发现了一些非常勇敢的人们，他们经历了人间最悲惨的悲剧，可是，他们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暴力犯罪受害者家人和朋友互助会。我不久就意识到，我如果想要真实严肃地展现罪犯的心理的话，我就必须去监狱体验生活，哪怕只是去探望。
1975年，经历了多年退稿的我终于签了写一本书的合同，而且得到了一小笔预付金。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不知姓名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警察还没有抓到他，但是警方确认他在华盛顿和奥瑞岗地区先后诱拐和杀害了8名年轻妇女。尽管如此，我的合同里却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在警方抓到罪犯后，我的书才能出版。
1974年夏天，这起案件的重要嫌疑犯在萨马密斯湖国家公园企图诱拐少女，然后把她们带到西雅图东部，他假装请人帮忙帮他卸船上的东西。这个人长相英俊，古铜色的皮肤，他说他的名字叫泰德，胳膊上打着石膏。那些拒绝同他一起走的女孩子们都活了下来，可是，23岁的简尼斯和19岁的德尼斯去帮了泰德一个忙，可是她们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怎么能发现泰德是谁呢？一般来讲，凶杀犯都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通常都愿意读有关犯罪的故事。我想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广告非常新颖，这样会使他不得不给我打电话，我同时也在《侦探》杂志上的文章里暗示我非常愿意做罪犯和警察之间的中介人。
其实，我根本不用这么费事。不久，我就意识到我认识这个泰德。这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但是，这个凶手就是我的那条狗极不信任的泰德·邦迪。他是我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工作时的搭档，我们每周工作两个晚上，我和他在一起工作了一年。每个周日和周二，我们一起值夜班，整个诊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接听有情感危机的陌生人打来的求救电话。我们两个人一起呆在诊所总部的那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里。虽然我和泰德一周要在一起工作12到16小时，可是我发现自己对泰德并不了解。这一切都发生在3年前，直到现在我对他的秘密生活才有所了解。
1975年9月30日，泰德从盐湖城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在盐湖城被逮捕了，要站在一排嫌疑人里由一个被诱拐的受害者辨认。他对我说：“安，我有了一点小麻烦，你是我在西雅图几个最相信的人之一……”
其实，他是有大麻烦了。泰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不仅在华盛顿和奥瑞岗有8名妇女失踪，而且在尤塔州有4名妇女失踪，在卡罗拉多州有5名妇女失踪，在艾荷华州有2名妇女失踪。她们是在18个月内相继失踪的。泰德所杀的人可能要远远多于19个，他从监狱里越狱两次，然后在卡罗拉多州和弗罗里达州之间犯罪。联邦调查局估计泰德·邦迪至少杀害了36名妇女。当警察告诉他这个数字时，泰德对弗罗里达州的警察们笑了笑，他对他们说：“再加一位数，你就猜对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暗示他杀了37位妇女？还是136位？还是360位？我们不得而知了。
在我签合同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泰德·邦迪的名字，6个月后，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将要写一个我认识的人。幸运的是，这本书不是虚构，不然的话，这样的事实太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办法推销这本小说了，“专写犯罪类小说的作家发现她的朋友是连环凶杀案的主犯”，这听起来太像胡编乱造的了，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就在我身边发生了。关于泰德·邦迪的书《我身边的陌生人》在1980年发表了，现在这本书已经重印了50次。
从1978年泰德被警察逮捕到1989年1月24日他被处决这段时间内，他给我写了很多封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行，不过，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安，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来计划越狱，我获得了自由，可是由于一系列愚蠢和强制的行为，我又失去了自由。”强制是他的借口，我不认为他了解自己，他不知道只要他有人身自由，他就不会停止杀人。
这个案子结束后，我继续为《侦探》杂志写文章，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还我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可能是惟一的一個在罪犯被逮捕之前就认识罪犯的犯罪小说的作者。我写了一本非常成功的书，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无条件地相信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了。
我曾经和一个长相英俊的警察吃过两次饭，他的同伴对他有口皆碑，他看上去非常有礼貌，而且对人体贴入微。可是，我却觉得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隐隐的杀机，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果然不出我所料，3年后，他因枪杀一名他自己也是成员的盗窃集团的同伙而被逮捕。
当我向我的一位编辑建议写一本关于凶杀案罪犯的书的时候，他对我说：“安，这只不过是一时髦的东西，就像呼啦圈，明年就不会有人感兴趣了。”也许他是对的，可是我接下来的3本书都是关于连环凶杀案的。我出的一本书，这是作家们形容自己出版发行量很大的书同出版发行量很小的书相比较时使用的词，名叫《微小的牺牲》，是于1987年出版发行的。
我的一位已经过世的老朋友叫皮尔斯·布鲁克斯，他曾经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长，是一位侦破连环凶杀案的专家。1984年，他从他在奥瑞岗的家里给我打电话，他对我说：“安，我能告诉你的情况并不多，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案件的咨询顾问，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扑朔迷离，你快到尤金市这个地方来，不然，其他一些真正的作家听到消息就会很快来的，我觉得这是你写书的好素材。别错过机会！”听了他的话，我很震惊，我不满地对他抗议道：“我就是真正的作家！”他满不在乎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些纽约或洛杉矶的畅销书作家可能会抢在你的前面，你快来吧！我敢担保你不会后悔的！”
就这样，我整个春天都在参加戴安·汤斯的法庭审讯。她是一个满口假话的罪犯，她的罪行是枪杀了自己的3个孩子，因为她错误地相信只要把自己的孩子杀掉，她那已经结婚的情人就会回到她的身旁。她的两个孩子奇迹般地被救活了，稍后不久就被送给别人寄养。对戴安来说，养孩子是件麻烦事，可是她却非常愿意怀孕，她做过一次替身母亲，为一个陌生人生了个孩子。她对我解释说：“我喜欢怀孕，因为在你体内有另外一个人，就像有一个可以交谈的朋友一样。”在枪杀事件后，她又怀孕了，因为她想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被她杀死的7岁的女儿。她挺着个大肚子出席法庭审讯，一点也不怯场，很喜欢出风头，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判决后，又过了几周，我到监狱里探望戴安，我们隔着玻璃，通过话筒说话，她在玻璃那边手舞足蹈地同我交谈，当一个狱友请她签名的时候，她更是得意忘形。第二天早上，她生了一个女孩。她同意让把她抓起来的警长抱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不久就被别人收养了。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说一句老话：“一定要小心你许的愿，也许你许的愿就会变成你的现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互通信件。戴安总是写作为一名母亲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她却从来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她从监狱里逃跑了一次，后来又被抓了进去。到目前为止，20年过去了，她还在加州的一所女子监狱里服刑。她的孩子们后来被负责起诉她的检察长夫妇收养，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而且个个事业有成。
（未完待续）
那是凌晨4点钟，我呆在一座像电影《精神病患者》里那样的古老楼房里。除了我以外，还有我的狗托比和一個同事，他正在隔壁的房间里打电话。风雨吹打着松枝，在我对面的窗前吱吱作响，参差不齐的大树枝挡住了三层楼下面街上昏黄的灯光。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一个身影落在了我的桌子上。托比深深地吼了一声。当我伸手去安慰它时，我发现它后背上的毛都竖立了起来。
为什么我的狗有这种奇怪的反应呢？我转过身来笑着向我的同事道歉，我的狗今天晚上有些发神经，我的同事站在我身后，正要递给我一个档案夹。他对我摇摇头说：“没关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和狗从来都不互相欣赏的原因。”
现在，我终于知道这是为什么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连环凶杀案的罪犯，他的头脑里日日夜夜都是谋杀的念头。他从前杀过人，今后还会杀人，而且不止一次。当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我没有发现其实在他英俊外貌的下面，掩藏着一个杀人魔王，可是我的狗，平时几乎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好，它却感觉到了这个人的危险。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是这个人所喜欢的类型，我同他所有的受害者都不相同，他的受害者都是年轻美丽，身材苗条的陌生人。30年后，我回想起这件事，心里还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是许许多多走进我生活的罪犯之一。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说一句老话：“一定要小心你许的愿，也许你许的愿就会变成你的现实。”我27岁时，在读完图门·卡泊迪的《冷血》之后，我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钻进一个连环凶杀犯的脑袋里，然后把研究的成果写一本书。我出生在执法世家，我们家里出了不少律师、法官和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我一直想知道罪犯为什么会犯罪，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在探索。
我遇见的第一个杀人犯是一位名叫委欧拉的女人，她在密执安州蒙特卡姆县的监狱里蹲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祖父是警长，委欧拉因为枪杀丈夫在等候法庭审讯。是她教会了我用钩针，而且向我解释了什么是她所说的“可以原谅的凶杀”，她给丈夫买了一辆新的福特车，本想给丈夫一个惊喜，可是，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同另外一个女人在车里鬼混时，倒是她吃惊不小。她快刀斩乱麻的反应让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我研究过的一些凶杀案，有些事至今也让我不可思议。
10年后，我报名注册了华盛顿大学的所有犯罪学课程。我20岁时，加入了西雅图警察局，成了一名警察。虽然我学的是文学创作，可是我最心仪的工作却是警察。我非常热心地倾听受害者和嫌疑犯的供词，然后自己判断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构。我想像不出来能有什么工作比警察更好，可是在我工作了18个月后，我却遭遇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失望，因为近视眼，我在体检中被刷了下来，无法在警察局工作了。那年，我才22岁。我想从此后我的生活中不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了。
我是学文学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作家。一般在第一堂写作课时，老师都会说你要写你所熟悉的和你所知道的事情。我对犯罪，警察和杀人犯很熟悉，所以我就决定写这方面的东西。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为《侦探》杂志和其他杂志撰写了一千篇有关真实案件的文章。几乎没有人对我的写作感兴趣，可是，当时我离婚了，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写一篇文章挣280美元，配一张照片挣18美元，我可以用我的稿费来养活我自己和5个孩子。
在编辑的要求下，我用了一个男性的笔名，安迪·斯泰克。我的编辑对我说：“有谁会相信一个女人会了解怎样破案呢？”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讨论。我下决心证明他是错的，我旁听了无数审讯，而且攻读了犯罪学的学位。
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同当事人接触，我觉得接不接触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有的时候，警察却会请求我同当事人接触，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帮助受害人的家人们，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他们把我介绍给这些受害人。通过同他们的接触，我发现了一些非常勇敢的人们，他们经历了人间最悲惨的悲剧，可是，他们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暴力犯罪受害者家人和朋友互助会。我不久就意识到，我如果想要真实严肃地展现罪犯的心理的话，我就必须去监狱体验生活，哪怕只是去探望。
1975年，经历了多年退稿的我终于签了写一本书的合同，而且得到了一小笔预付金。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不知姓名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警察还没有抓到他，但是警方确认他在华盛顿和奥瑞岗地区先后诱拐和杀害了8名年轻妇女。尽管如此，我的合同里却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在警方抓到罪犯后，我的书才能出版。
1974年夏天，这起案件的重要嫌疑犯在萨马密斯湖国家公园企图诱拐少女，然后把她们带到西雅图东部，他假装请人帮忙帮他卸船上的东西。这个人长相英俊，古铜色的皮肤，他说他的名字叫泰德，胳膊上打着石膏。那些拒绝同他一起走的女孩子们都活了下来，可是，23岁的简尼斯和19岁的德尼斯去帮了泰德一个忙，可是她们却再也没有回来。
我怎么能发现泰德是谁呢？一般来讲，凶杀犯都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通常都愿意读有关犯罪的故事。我想过在报纸上登广告，广告非常新颖，这样会使他不得不给我打电话，我同时也在《侦探》杂志上的文章里暗示我非常愿意做罪犯和警察之间的中介人。
其实，我根本不用这么费事。不久，我就意识到我认识这个泰德。这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但是，这个凶手就是我的那条狗极不信任的泰德·邦迪。他是我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工作时的搭档，我们每周工作两个晚上，我和他在一起工作了一年。每个周日和周二，我们一起值夜班，整个诊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接听有情感危机的陌生人打来的求救电话。我们两个人一起呆在诊所总部的那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里。虽然我和泰德一周要在一起工作12到16小时，可是我发现自己对泰德并不了解。这一切都发生在3年前，直到现在我对他的秘密生活才有所了解。
1975年9月30日，泰德从盐湖城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在盐湖城被逮捕了，要站在一排嫌疑人里由一个被诱拐的受害者辨认。他对我说：“安，我有了一点小麻烦，你是我在西雅图几个最相信的人之一……”
其实，他是有大麻烦了。泰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不仅在华盛顿和奥瑞岗有8名妇女失踪，而且在尤塔州有4名妇女失踪，在卡罗拉多州有5名妇女失踪，在艾荷华州有2名妇女失踪。她们是在18个月内相继失踪的。泰德所杀的人可能要远远多于19个，他从监狱里越狱两次，然后在卡罗拉多州和弗罗里达州之间犯罪。联邦调查局估计泰德·邦迪至少杀害了36名妇女。当警察告诉他这个数字时，泰德对弗罗里达州的警察们笑了笑，他对他们说：“再加一位数，你就猜对了。”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暗示他杀了37位妇女？还是136位？还是360位？我们不得而知了。
在我签合同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泰德·邦迪的名字，6个月后，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将要写一个我认识的人。幸运的是，这本书不是虚构，不然的话，这样的事实太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办法推销这本小说了，“专写犯罪类小说的作家发现她的朋友是连环凶杀案的主犯”，这听起来太像胡编乱造的了，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这样不可思议的事就在我身边发生了。关于泰德·邦迪的书《我身边的陌生人》在1980年发表了，现在这本书已经重印了50次。
从1978年泰德被警察逮捕到1989年1月24日他被处决这段时间内，他给我写了很多封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行，不过，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安，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来计划越狱，我获得了自由，可是由于一系列愚蠢和强制的行为，我又失去了自由。”强制是他的借口，我不认为他了解自己，他不知道只要他有人身自由，他就不会停止杀人。
这个案子结束后，我继续为《侦探》杂志写文章，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还我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可能是惟一的一個在罪犯被逮捕之前就认识罪犯的犯罪小说的作者。我写了一本非常成功的书，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无法无条件地相信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了。
我曾经和一个长相英俊的警察吃过两次饭，他的同伴对他有口皆碑，他看上去非常有礼貌，而且对人体贴入微。可是，我却觉得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隐隐的杀机，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果然不出我所料，3年后，他因枪杀一名他自己也是成员的盗窃集团的同伙而被逮捕。
当我向我的一位编辑建议写一本关于凶杀案罪犯的书的时候，他对我说：“安，这只不过是一时髦的东西，就像呼啦圈，明年就不会有人感兴趣了。”也许他是对的，可是我接下来的3本书都是关于连环凶杀案的。我出的一本书，这是作家们形容自己出版发行量很大的书同出版发行量很小的书相比较时使用的词，名叫《微小的牺牲》，是于1987年出版发行的。
我的一位已经过世的老朋友叫皮尔斯·布鲁克斯，他曾经是洛杉矶警察局的警长，是一位侦破连环凶杀案的专家。1984年，他从他在奥瑞岗的家里给我打电话，他对我说：“安，我能告诉你的情况并不多，但是我现在是一个案件的咨询顾问，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扑朔迷离，你快到尤金市这个地方来，不然，其他一些真正的作家听到消息就会很快来的，我觉得这是你写书的好素材。别错过机会！”听了他的话，我很震惊，我不满地对他抗议道：“我就是真正的作家！”他满不在乎地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那些纽约或洛杉矶的畅销书作家可能会抢在你的前面，你快来吧！我敢担保你不会后悔的！”
就这样，我整个春天都在参加戴安·汤斯的法庭审讯。她是一个满口假话的罪犯，她的罪行是枪杀了自己的3个孩子，因为她错误地相信只要把自己的孩子杀掉，她那已经结婚的情人就会回到她的身旁。她的两个孩子奇迹般地被救活了，稍后不久就被送给别人寄养。对戴安来说，养孩子是件麻烦事，可是她却非常愿意怀孕，她做过一次替身母亲，为一个陌生人生了个孩子。她对我解释说：“我喜欢怀孕，因为在你体内有另外一个人，就像有一个可以交谈的朋友一样。”在枪杀事件后，她又怀孕了，因为她想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被她杀死的7岁的女儿。她挺着个大肚子出席法庭审讯，一点也不怯场，很喜欢出风头，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判决后，又过了几周，我到监狱里探望戴安，我们隔着玻璃，通过话筒说话，她在玻璃那边手舞足蹈地同我交谈，当一个狱友请她签名的时候，她更是得意忘形。第二天早上，她生了一个女孩。她同意让把她抓起来的警长抱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不久就被别人收养了。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说一句老话：“一定要小心你许的愿，也许你许的愿就会变成你的现实。”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互通信件。戴安总是写作为一名母亲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她却从来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她从监狱里逃跑了一次，后来又被抓了进去。到目前为止，20年过去了，她还在加州的一所女子监狱里服刑。她的孩子们后来被负责起诉她的检察长夫妇收养，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而且个个事业有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