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关系中的乡贤与村霸书写——基于近二十年来乡土小说的考察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x235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乡贤与村霸是当代乡村社会中的两个非常显著但又明显不同的群体.在近二十年来的乡土小说中,他们都得到了丰富的书写,并产生了许多相应的形象.一般而言,乡贤与村霸形象是对立存在的,他们处于道德的两端,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不仅可以在人性与道德方面相互连通、相互转换,而且在“交往”中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也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际上,自我主体意识是在他者形象的基础上建立的,这就意味着,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乡贤与村霸都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修改自我乃至确立自我.
其他文献
明清时期,文献中表示“原初的”意义的“元”被改作了“原”.明顾炎武《日知录》、清郝懿行《晋宋书故》推测了相关的社会原因.现代研究中,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指出两字形有假借关系,且“原”字一借不归,彻底代替了“元”.考察发现,现代汉语里,以“原初的”之义造词的只有“原”,它成了新本形和“属性素”.回答学界宜用“元典”还是“原典”作“原著经典”的专称问题,我们认为,“原典”是优选,因为它兼有字形理据与时代理据,可以得到词素所在造词序列的支持.
现代汉语中“怕不是”已经演化为表揣测义副词,“怕不是”几个音节连用最早见于宋代,元代开始词汇化,明代其副词用法还比较少,清代“怕不是”副词用法大量出现,词汇化成副词以后进一步标记化,具有了话语标记功能.该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怕不是”的词汇化动因和机制进行分析,“怕不是”词汇化动因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与主观化,机制是相邻句位和反问句的语境吸收;“怕不是”完成词汇化过程以后,随着使用频率增加进一步标记化具有了话语标记功能,起到突显主观情态、开启话题、语篇衔接和交互主观性等语用功能.
历史教学中,通常认为,清代前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强大,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乃至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作为唐宋以降国家经济中心的江南,自然是盛世之下最耀眼的明珠,人口主体的农民,生活也较为富裕.这种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至今仍有相当影响.然而,在地方性知识中,江南农民未能躬逢盛世.“十室九空”“生计艰难”“糊口不支”等成为地方性知识人叙述农家生活的主要修辞.个中缘由,除了人们熟知的传统社会体制积弊和人口激增外,沿袭宋元以来,被不断加码的重赋政策,以及作为官方“仁政”之举,规模
家族世系是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唐代白姓家族众多人物墓志的相继发现,为学界尝试从出土文献视角考察白居易与北齐白建之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比、分析这些墓志在白建官职书写及白氏家族联姻、墓地迁徙、入仕途径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可以对白居易家族社会地位予以更准确的定位,另一方面亦可为其并非北齐尚书令白建后裔之说提供佐证.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拉开了新中国留学教育热潮的序幕.在大量派遣留苏学生的同时,中国也向东欧国家派遣了一批留学人才.这一时期,赴东欧留学生的派遣工作大致经历了起步、高潮、波动、回升与停滞五个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这种交流不仅有着教育意义或人文交流的意义,更潜藏着深层的战略价值,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预留了重要通道.这种战略部署彰显着决策者高度的政治智慧.
英语的全球传播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始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结盟、共促的紧密联系,其直接表现就是英语的商品化,助推美英等发达英语国家向发展中非英语国家的影响以及反向的利益输送.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为英语全球传播奠定了思想和心理基础,加强了英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英语传播通过教材、广告和媒体,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英语与新自由主义的结盟共促关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如挤压其他语言文化的生存空间,制约非英语国家的科学发展,加剧教育界的不良竞争和阶层不平等.这种结盟关系体现了美英等西方国
笔者曾推断“魂人”一词及其对应礼俗在北魏的存在,认为“魂人”是被用以象征死者神灵或作为死者灵魂依托的人,其对应的礼俗,延续于北魏初期的皇室与民间.顾春军先生对“\'魂人\'说”所作驳论,存在逻辑悖谬、错解史实等问题,其结论不成立.两方北朝墓志中“神元皇帝魂人”与“昭成皇帝尸”的对应,使《魏书·高允传》关于“魂人”民俗的记述再不是孤证.而山西大同新出土的北魏残碑之上赫然出现的“魂人乘马车”字句,为“\'魂人\'说”再添有力新证.
技艺概念是研究柏拉图诗学思想的一条新线索.柏拉图正是通过对具体技艺活动及其产品静态的对象化处理,获得了认识事物的普遍模型.他将诗视作一般的器物制作,用技艺生产和器物使用的角度去描述和评价诗.首先,他将有关诗歌的讨论纳入到技艺语境之中,区分了制作者的生产实践活动与使用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其次,他有意无意地置换了诗人创作与读者阐释之间的地位与作用,继而在颠倒二者的基础上,达成哲学对诗的长期占有.自此,诗歌作为使用者阐释的物质对象也在其哲学体系中获得了合法位置.
郑永年教授所著的《中国的知识重建》通过东西方对比分析了现代中国乃至亚洲的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对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结合当下中国的现状,独立的知识体系重建是未来学术发展的重要议题,对个体,对国家,对世界都有着极为重大的价值.东方现代性发展需要找寻自我之路,才能够真正地“别立新宗”,才能真正地“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晚明审美的嬗变包含以沉溺物性为标志的欲望转向和以追求闲适为标志的日常空间转向两个方面,表明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不再严格遵循“得君行道”的传统儒家模式.将晚明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变动置于儒家思想发展的内部予以考察,结合阳明心学对道统的承继和改造,晚明审美思潮一方面和新道统具有共通性,重视个体情感和欲望,在伦理政治空间之外构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将欲望诉求以审美的名义自我赋予其正当性,逾越了道统规定的限度.晚明审美的政治介入表现为促成道统在治统范围之外构建士人阶层主导的自治性审美场域,和治统处于相疏离而不对立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