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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亲生活无法自理，兄妹签订母亲养老协议。女儿因故不能在母亲床前伺候，儿子便把老母亲接回家照顾。后兄妹反目，哥哥向妹妹索要照料母亲的“代劳费”——
妹妹在照顾母親过程中摔伤腿脚，哥哥答应代为照顾母亲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某区的赵彩凤，出生于1942年。上世纪70年代初，她的丈夫病故。当时儿子周建14岁，女儿周敏12岁。赵彩凤靠着几分薄田种菜，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将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养育成人。
儿女各自成家后，赵彩凤又帮着带孙子和外孙女。1998年前后，周建和周敏共同出资，帮母亲翻建了楼房。周建和周敏都另有住处，他们常常携家带口回来小住，平时也均等付给母亲生活费，并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做相应调整。赵彩凤一生劳碌，总算过上了安逸的晚年生活，她感到心满意足。
2015年，73岁的赵彩凤被查出患了结肠肿瘤。在周建和周敏的竭力劝说下，她做了手术。半年后，她又因糖尿病、高血压、视力和听力障碍等多种疾病导致偏瘫，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且出现了意识丧失的情况。2016年10月，当地人民法院宣告赵彩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周建和周敏为其监护人。
兄妹俩经过商量，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其中载明：“为尽子女孝道，兄妹轮番照顾老妈赵彩凤，从2016年12月开始，周建双月，周敏单月，负责照顾母亲的日常起居。除特殊情形外，双方依据单双月各自照顾母亲，不打扰另一方。”
当时周敏已经55岁，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为照料年迈的母亲，她尽力克服自身困难，按兄妹协议履行义务。但是，2017年3月，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周敏不慎从楼梯上跌落，腿脚多处骨折，她只好请哥哥代劳，口头表示以后会在经济上多承担一些。周建大度地说：“妹妹家不宽裕，在你养伤期间，全由我照顾母亲吧，兄妹间不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哥哥向来斤斤计较，现在如此爽快，大大出乎周敏的意料。不过，她还是再三向哥哥表示感谢，并说等她痊愈后一定会补足照顾母亲的时间。
2017年4月，周建将赵彩凤接回家居住。周敏腿脚骨折尚未痊愈，糖尿病又加重，不能前去看望母亲，只好每月通过微信给哥哥转去母亲的赡养费。
兄妹俩因分家产反目，哥哥提出自己代妹妹照顾母亲，付出劳动多，要妹妹支付代劳费
2017年10月，周敏身体康复，去看望母亲。周建对她说：“我正好有事找你商量，老妈的房子拆了，不想打扰你养伤，我就做主签了合同。”他告诉周敏，拆迁补了三套房子和22万元补偿金：“房子咱俩一人一套，另外一套给你侄子结婚用，老妈以后就跟我生活吧，补偿金作为老妈的生活费。”
周敏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跟邻里交流，根本不知道老妈的房子要拆迁的事。此时，她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摔伤后，哥哥愿意独自照顾母亲，原来他早就知晓拆迁的事，却只字未提。现在，房子已经拆了三个多月，他才告诉自己。周敏问：“当初建房子的资金，我们出的一样多，凭什么你现在要拿两套房？”周建说：“我家儿子姓周，是给周家传宗接代的，你家女儿毕竟是外姓人，不一样！”周敏据理力争，另外一套房子给侄子做婚房也行，但总要拿出一些钱来补偿自己。周建表示，他不会给分文补偿。
几次商谈未果，兄妹矛盾加剧。2019年3月，周建将母亲赵彩凤送进了养老院。他通知周敏，相关费用悉数在拆迁补偿金中开支，如果用光了再由兄妹均摊。不久，三套安置房到位。周敏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因赵彩凤此时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组织兄妹两人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周建周敏各得一套房，另一套房暂登记在赵彩凤名下，日后再另行解决;22万元补偿金作为赵彩凤住养老院的费用，暂由周建保管，待最终结算后另行处理。
家产纠纷解决了，周建很快又提出，从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母亲全由他照顾，按护工工资每月4000元算，周敏应给其每月2000元的代劳费，共计4.8万元。周敏予以拒绝。
两审定论，不支持代劳费
2019年12月，周建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周敏支付其照顾母亲的代劳费4.8万元。
周建诉称，赵彩凤年事已高，且患有多种老年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且头脑不清醒，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白天需要专人照顾，夜间需要整夜陪护。兄妹两人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按月分工照顾母亲。但自2017年4月起，周敏即撒手不管，由周建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为照顾母亲，周建牺牲了全部的日常社交生活，相当于一个全职保姆。对母亲来说，周建是最好的保姆，且代周敏履行了赡养扶助义务，二人形成了代为护工行为的劳务合同关系。现周建要求周敏支付其代为照顾母亲而产生的护工劳务费用的一半，合情合理。
周敏辩称，《照顾老妈协议》中断是因为她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摔伤，并非其他原因。2017年10月下旬，她本打算接替周建，并不分单双月补足照顾母亲的时间。可因拆迁房屋的分配问题，双方发生矛盾，后周建擅自将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且母亲当时已患有老年痴呆症，照顾起来并非如周建所称那么劳累，每月根本不需要花费4000元，故不同意支付周建代劳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建因其一人负责照顾母亲赵彩凤的生活而向周敏主张劳务费用，是赡养人之间因赡养义务负担不均而引发的纠纷，虽然给付要求是以劳务费的名义提出，但基础关系还是赡养法律关系，本质上仍属婚姻家庭纠纷范畴，故案由应为赡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26条第2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13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周建全方位照料母亲的生活起居，并给予其精神慰藉，道德上应予褒扬，法律上也应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但是，周建的上述行为并不导致其与周敏形成劳务合同关系。赡养人之间并不因赡养义务履行差别与多寡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周建要求周敏支付护工劳务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但是，考虑到赵彩凤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2017年4月起，由周建一人赡养，周建所付出的人力、财力必然较多，故周敏应当给予周建一定的经济补偿，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酌定。
2020年3月15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建的诉讼请求，酌定周敏给付周建经济补偿1.2万元。
周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开庭时，周建述称，赵彩凤作为重度失能老人，需要人护理。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规定，护理费的依据是现实生活中保姆费的价格，一审法院酌定不公平，应以事实为依据。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周建和周敏对母亲赵彩凤均有赡养义务，即使周建在赡养母亲时提供了劳务，也是其应该履行的赡养义务的行为，因为接受劳务的是母亲赵彩凤而不是周敏。因此，周建、周敏之间并不因周建赡养母亲而形成劳务关系。在二人签订的《照顾老妈协议》中，周建与周敏之间亦不存在由周建赡养母亲，周敏为此支付劳务费的约定。因此，周建要求周敏支付劳务费无法律及合同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2020年10月9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落槌，驳回周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点评：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子女间有关赡养义务分担的约定不影响其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故相关赡养义务分工的约定仅在子女间有效，而对父母无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赵彩凤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生活自理能力，周建与周敏作为其子女，均有赡养扶助母亲的法定义务。双方虽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但该协议仅在周建与周敏间发生效力，而不能据此排除任何一方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故法院认定周建以替周敏尽了护理义务为由，要求周敏支付护工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编辑：潘金瑞】
妹妹在照顾母親过程中摔伤腿脚，哥哥答应代为照顾母亲
家住江苏省镇江市某区的赵彩凤，出生于1942年。上世纪70年代初，她的丈夫病故。当时儿子周建14岁，女儿周敏12岁。赵彩凤靠着几分薄田种菜，起早贪黑辛苦劳作，将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养育成人。
儿女各自成家后，赵彩凤又帮着带孙子和外孙女。1998年前后，周建和周敏共同出资，帮母亲翻建了楼房。周建和周敏都另有住处，他们常常携家带口回来小住，平时也均等付给母亲生活费，并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做相应调整。赵彩凤一生劳碌，总算过上了安逸的晚年生活，她感到心满意足。
2015年，73岁的赵彩凤被查出患了结肠肿瘤。在周建和周敏的竭力劝说下，她做了手术。半年后，她又因糖尿病、高血压、视力和听力障碍等多种疾病导致偏瘫，生活渐渐不能自理，且出现了意识丧失的情况。2016年10月，当地人民法院宣告赵彩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周建和周敏为其监护人。
兄妹俩经过商量，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其中载明：“为尽子女孝道，兄妹轮番照顾老妈赵彩凤，从2016年12月开始，周建双月，周敏单月，负责照顾母亲的日常起居。除特殊情形外，双方依据单双月各自照顾母亲，不打扰另一方。”
当时周敏已经55岁，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为照料年迈的母亲，她尽力克服自身困难，按兄妹协议履行义务。但是，2017年3月，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周敏不慎从楼梯上跌落，腿脚多处骨折，她只好请哥哥代劳，口头表示以后会在经济上多承担一些。周建大度地说：“妹妹家不宽裕，在你养伤期间，全由我照顾母亲吧，兄妹间不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哥哥向来斤斤计较，现在如此爽快，大大出乎周敏的意料。不过，她还是再三向哥哥表示感谢，并说等她痊愈后一定会补足照顾母亲的时间。
2017年4月，周建将赵彩凤接回家居住。周敏腿脚骨折尚未痊愈，糖尿病又加重，不能前去看望母亲，只好每月通过微信给哥哥转去母亲的赡养费。
兄妹俩因分家产反目，哥哥提出自己代妹妹照顾母亲，付出劳动多，要妹妹支付代劳费
2017年10月，周敏身体康复，去看望母亲。周建对她说：“我正好有事找你商量，老妈的房子拆了，不想打扰你养伤，我就做主签了合同。”他告诉周敏，拆迁补了三套房子和22万元补偿金：“房子咱俩一人一套，另外一套给你侄子结婚用，老妈以后就跟我生活吧，补偿金作为老妈的生活费。”
周敏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跟邻里交流，根本不知道老妈的房子要拆迁的事。此时，她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摔伤后，哥哥愿意独自照顾母亲，原来他早就知晓拆迁的事，却只字未提。现在，房子已经拆了三个多月，他才告诉自己。周敏问：“当初建房子的资金，我们出的一样多，凭什么你现在要拿两套房？”周建说：“我家儿子姓周，是给周家传宗接代的，你家女儿毕竟是外姓人，不一样！”周敏据理力争，另外一套房子给侄子做婚房也行，但总要拿出一些钱来补偿自己。周建表示，他不会给分文补偿。
几次商谈未果，兄妹矛盾加剧。2019年3月，周建将母亲赵彩凤送进了养老院。他通知周敏，相关费用悉数在拆迁补偿金中开支，如果用光了再由兄妹均摊。不久，三套安置房到位。周敏向法院起诉分割财产。因赵彩凤此时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组织兄妹两人调解，最终达成协议：周建周敏各得一套房，另一套房暂登记在赵彩凤名下，日后再另行解决;22万元补偿金作为赵彩凤住养老院的费用，暂由周建保管，待最终结算后另行处理。
家产纠纷解决了，周建很快又提出，从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母亲全由他照顾，按护工工资每月4000元算，周敏应给其每月2000元的代劳费，共计4.8万元。周敏予以拒绝。
两审定论，不支持代劳费
2019年12月，周建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周敏支付其照顾母亲的代劳费4.8万元。
周建诉称，赵彩凤年事已高，且患有多种老年疾病，生活不能自理，且头脑不清醒，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白天需要专人照顾，夜间需要整夜陪护。兄妹两人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按月分工照顾母亲。但自2017年4月起，周敏即撒手不管，由周建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为照顾母亲，周建牺牲了全部的日常社交生活，相当于一个全职保姆。对母亲来说，周建是最好的保姆，且代周敏履行了赡养扶助义务，二人形成了代为护工行为的劳务合同关系。现周建要求周敏支付其代为照顾母亲而产生的护工劳务费用的一半，合情合理。
周敏辩称，《照顾老妈协议》中断是因为她在履行义务过程中摔伤，并非其他原因。2017年10月下旬，她本打算接替周建，并不分单双月补足照顾母亲的时间。可因拆迁房屋的分配问题，双方发生矛盾，后周建擅自将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且母亲当时已患有老年痴呆症，照顾起来并非如周建所称那么劳累，每月根本不需要花费4000元，故不同意支付周建代劳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建因其一人负责照顾母亲赵彩凤的生活而向周敏主张劳务费用，是赡养人之间因赡养义务负担不均而引发的纠纷，虽然给付要求是以劳务费的名义提出，但基础关系还是赡养法律关系，本质上仍属婚姻家庭纠纷范畴，故案由应为赡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26条第2款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13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周建全方位照料母亲的生活起居，并给予其精神慰藉，道德上应予褒扬，法律上也应给予正面积极的评价。但是，周建的上述行为并不导致其与周敏形成劳务合同关系。赡养人之间并不因赡养义务履行差别与多寡成立债权债务关系。周建要求周敏支付护工劳务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但是，考虑到赵彩凤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2017年4月起，由周建一人赡养，周建所付出的人力、财力必然较多，故周敏应当给予周建一定的经济补偿，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酌定。
2020年3月15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建的诉讼请求，酌定周敏给付周建经济补偿1.2万元。
周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开庭时，周建述称，赵彩凤作为重度失能老人，需要人护理。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5条规定，护理费的依据是现实生活中保姆费的价格，一审法院酌定不公平，应以事实为依据。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周建和周敏对母亲赵彩凤均有赡养义务，即使周建在赡养母亲时提供了劳务，也是其应该履行的赡养义务的行为，因为接受劳务的是母亲赵彩凤而不是周敏。因此，周建、周敏之间并不因周建赡养母亲而形成劳务关系。在二人签订的《照顾老妈协议》中，周建与周敏之间亦不存在由周建赡养母亲，周敏为此支付劳务费的约定。因此，周建要求周敏支付劳务费无法律及合同依据，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2020年10月9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落槌，驳回周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点评：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子女间有关赡养义务分担的约定不影响其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故相关赡养义务分工的约定仅在子女间有效，而对父母无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中，赵彩凤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生活自理能力，周建与周敏作为其子女，均有赡养扶助母亲的法定义务。双方虽签订了《照顾老妈协议》，但该协议仅在周建与周敏间发生效力，而不能据此排除任何一方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故法院认定周建以替周敏尽了护理义务为由，要求周敏支付护工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