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山西省文学艺术界有两位知名人士，是上党戏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位是作家赵树理（1906—1970），另一位是戏剧家墨遗萍（1909—1982）。他们都为上党戏的提高和发展做出过贡献。至今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之间相交相知20年，至诚相待，意气相投，其真诚友谊，在上党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1946年8月，作家赵树理住在阳城县后沟（鸣凤村）太岳新华日报社楼上，写完小说《催粮差》，在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新文艺》杂志第三期发表后，正着手写小说《福贵》时，认识了刚从延安来太岳区担任剧协主任兼《太岳文化》杂志编辑的戏剧家墨遗萍。二人一见如故，一谈就是半天。墨遗萍在向赵树理介绍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延安南区合作社蒲剧团从事编剧、导演并登台挂胡子唱老生时，边说边唱边表演，把锣鼓点都念得清清楚楚。赵树理听得入神，看得高兴，称赞他是“南路戏（蒲剧）的全把式”。墨遗萍不但敬佩赵树理的人品对他作品中精美巧妙的构思和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更是赞叹不已。并说老赵对上党戏能编会演，还会打鼓板，闹八音，吹、拉、弹、唱无所不精，这才是真正的“全把式”，比起老赵来，自己只能算个“半把刀”。
　　1946年10月1日，赵树理将要离开阳城，回沁水老家领上老伴、闺女到武安华北新华书店驻地时，墨遗萍把刚从汉上村印刷厂拿回发表有赵树理新作《福贵》的《太岳文艺》创刊号，送到赵树理的手中，征求赵树理的意见，想去上党戏活动较普及的地区下乡工作。赵树理告诉他，在长治时听王聪文、程联考说过，岳北专区的屯留县有4个职业剧团，在晋冀鲁豫全边区也是职业剧团最多的县，包括大戏（梆子）、落腔（落子）、秧歌3个剧种。该县的绛河剧团（落腔）本年3月去邯郸为边区参议会演出时，自己看过他们的戏，旧戏和新戏演得都很好。在表演上有南路乱弹（蒲剧）的特点。演新戏，倒是潞安府的出派。在长治还看了他们新排演的新戏《一担水》、《兰英回头》、《小二黑结婚》等。这些演员生长在农村，扮演农村形象真实感人，是无可挑剔的。特别是“二诸葛”和“三仙姑”，演得很有特色，是活生生的长治一带农村神婆和算卦先生的作派。不足的是扮演女角的都是男演员，实在缺女演员。在长治时还看了屯留县革新剧团的戏，该团是上党大戏中潞安府乐义班派的剧团，行当比较齐全，几个主要演员都是很出色的，唱小生和包头（旦角）的都是名演员段二淼的徒弟。“到屯留下乡，你这个剧协主任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墨遗萍接受了赵树理的建议，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九）和赵树理一家同行，坐上晋城开往长治的木炭车（当时缺汽油，汽车用木炭发动），当晚住在长治胜利剧团。经赵树理介绍，墨遗萍认识了上党戏名人王聪文和段二淼。从此，墨遗萍和段二淼结下了深厚友谊，为党的艺术事业贡献着一生。
　　墨遗萍到屯留后，首先到绛河剧团蹲点，开始了改人改戏改制度的戏曲改革，对全县4个剧团进行调查研究，以改革上党戏为重点，该团排演出他在延安时创作并演出过的新编历史剧《河神娶亲》、《正气图》和新创作的古装戏《青田县》。在长治附近的太岳、太行解放区各县农村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
　　1947年秋，赵树理趁到长治北郊高家庄北方大学驻地参加“北方大学”和边区文联联合召开的“反对蒋介石出卖祖国紧急大会”期间，专程步行到十多里的屯留峪里村看了绛河剧团演出的两场夜戏，虽然没有见到墨遗萍，但是看了戏对墨遗萍近一年的工作成绩很钦佩，经他向正在高家庄演出的潞城县大众剧团（落子）介绍，该团立即派出名演员李晚喜等人专程到绛河取经，学习、抄录了墨遗萍创作排练的新编历史剧《正气图》、《河神娶亲》，并对绛河剧团在表演、化妆方面对上党戏的改革创新予以肯定。
　　1949年7月2日，墨遗萍到北京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以西北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了赵树理和以华北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代表大会的老朋友王聪文，立即向大会主席团委员赵树理建议，推荐王聪文代表解放区的戏曲艺人到大会发言，介绍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十几年来进行戏曲改革的成绩和体会。经赵树理提请大会主席团批准，王聪文以《旧艺人的新生活》为题作了大会发言。王聪文的发言十分感人，绘声绘色，声情并茂，表达了一个旧艺人对新社会的热爱，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和真情实感，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赵树理和主席台下的墨遗萍，陪着这位老战友流下了激动的泪花。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任山西省剧协副主席、蒲剧学社社长、省文教厅艺术处创作组长的墨遗萍，曾为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的待遇问题，顶撞了省里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在未按党章规定的程序的情况下，5月22日的《山西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发表省委以严重自由主义为由，开除墨遗萍党籍的决定。有23年党龄的老党员墨遗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赵树理闻讯后，立即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太原主持省文教厅工作的老同学王中青，向他了解墨遗萍的情况，王中青告他说：“老墨和我一样，脾气太直了，以后你会清楚的。”
　　1954年春，赵树理到长治专程路经太原看望墨遗萍时，墨遗萍正在山西师范学院任副教授，讲授“中国戏曲史”。他向老朋友诉说了他“犯错误”的原因和处分经过，说他已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申诉了自己的冤案，要求组织上予以澄清。赵树理也为他的冤案鸣不平，除了安慰他努力工作外，还答应回北京后也要向组织上如实反映。墨遗萍还陪赵树理观看了两场省大众蒲剧团由名演员王秀兰、筱月来、段绍虞等演出的蒲剧《西厢记》和《蝴蝶杯》。这个剧团是经墨遗萍主建的山西省蒲剧学社实验蒲剧团,不久前才改名的。
　　1955年11月下旬,赵树理和剧作家张万一在潞安县琚寨乡琚寨村(现属长治县)苟培芳领导的农业社深入生活（这次张万一写了《漳河湾》剧本,除在《剧本》月刊发表外,翌年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曾进京演出）。他们和村里群众一起步行到10里以外的西池村,看了屯留绛河剧团演出的神话戏《柳毅传书》后,在回村的路上对此剧大发议论。赵树理说,“柳毅传书”是个优美的神话故事，硬塞进“阶级斗争”的内容实在不该。又说，在戏改工作中不要出现简单判罪的现象，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古人，对传统戏简单地宣判未免太粗暴了。他们对像这样有光荣革命传统而又有较大影响的剧团演出这样的戏感到非常惋惜。可是他们怎能知道，这个戏是墨遗萍受到不公正待遇，“闭门思过”的时候，其兄李毓泉先生（河津县南原村农民）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改编的神话《神女牧羊》而进行改编的，除了突出反封建争取婚姻自主外，且又给柳毅加进了他天真地渴望着能有一个极美好的未来，就是“社会大同，四海同春”，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通过柳毅之口来申张正义，诉说人间不再会有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冤案，倾吐自己的委屈。剧名原叫《神女牧羊》，当时剧团在农村演出实行卖票制，因此在写戏报（剧讯）时为增加票房收入，吸引观众，延用了元曲《柳毅传书》的戏名，给墨遗萍带来一些麻烦，赵树理和张万一也发生了一场误会。直到1958年夏天，赵树理在北京某医院割阑尾墨遗萍去看他，二人在谈到改编传统戏问题上交换意见时，墨遗萍才向赵树理诉说了他在改编《神女牧羊》时的内心活动和流露出的思想感情。赵树理对墨遗萍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理解的。
　　1956年春，长治专区组建了以全区梆子、落子、秧歌三个剧种的骨干演员为主的“赴京汇报演出团”，赵树理从北京到长治协助挑选剧目，辅导排练，路经太原时，墨遗萍告诉他因冤案曾多次上诉山西未能解决，中组部决定将他调到北京全国剧协工作，正在办调动手续，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并答应上党戏第一次进京，要多写些介绍文章，向首都观众宣传上党戏。当7月份“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在北京演出时，墨遗萍正忙着从太原往北京搬家托运行李安排家属，夙愿未能实现，非常内疚。事后曾多次向赵树理、王聪文、段二淼、杨福录等老朋友道歉，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1957年7月，山西省文化局和晋南专区组织了省大众蒲剧团和全区蒲剧名演员以阎逢春、张庆奎、王秀兰、杨虎山、筱月来为首的赴京演出团，在北京博得很高的声誉。墨遗萍这时心情很好，冤案正在调查落实，党籍即将恢复，曾邀赵树理连看了几场蒲剧。赵树理对蒲剧的做工和绝活（翅子功、梢子功、瓴子功等）赞不绝口，并说上党戏和蒲剧比起来，只能说好听不好看了。赵树理为蒲剧写的文章，因为首都各大报刊已投入紧张的“反右”斗争，版面无法安排，直到8月初蒲剧团结束了北京的汇报演出，到天津巡回演出时才在《天津日报》上以《初看蒲剧的时候》为题发表了。
　　1962年，在贯彻党中央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中，在北京《剧本》月刊编辑部工作了6年的墨遗萍，经过多次申诉，冤案虽未彻底平反，而党籍已得到恢复，便主动要求到基层去。经组织批准，回到山西搞蒲剧老本行。他向赵树理辞行时，赵树理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不深入生活浮在上面是没出息的。你在北京住了6年，恢复了党籍，这就很有收获，要做出更大贡献，还是到基层去接触群众，深入生活才有用武之地。今天我为你送行，不久我们会在山西再见面的。”
　　1963年11月5日，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在太原举行，在山西大戏院的开幕式上，赵树理和墨遗萍分别一年多后又聚首了。经出席文代会的晋东南代表团团长、晋东南专署文化局副局长徐飞的邀请，二人同时答应12月中下旬到长治参加晋东南地委、晋东南专署为老朋友段二淼举行的“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12月17日，墨遗萍从临汾按时赶到长治，以晋南蒲剧院副院长和段二淼老战友的双重身份，出席了纪念会开幕式，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赵树理因出席全国二届四次人大会和主持曲艺创作座谈会未能出席，从北京发来了贺电。经上党戏剧院艺术室主任张仁义宣读后，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赵树理和墨遗萍在太原山西大戏院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开幕式上匆匆一别，竟成了永别。十年浩劫中，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经受了同样的噩运：赵树理于1970年9月23日凌晨2时45分在太原含冤逝世，终年64岁；墨遗萍在劫难后于1974年12月21日从牛棚回家后，听到赵树理的不幸悲痛过度，冠心病复发送医院抢救后住院治疗半年。1980年，经胡耀邦同志联系，墨遗萍被调往陕西省戏曲剧院任艺术室顾问，1982年3月4日凌晨，因劳累过度，冠心病复发在西安逝世，享年74岁。
　　赵树理的骨灰安葬仪式于1978年10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由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赵树理在“文革”中的冤案至此得以彻底平反。
　　墨遗萍的追悼会于1982年3月14日在西安举行，周扬、贺敬之、曹禺、孙谦等同志及中国剧协，山西省文联、陕西省文联、剧协、陕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文化厅等单位发了唁电，送了花圈。
　　今年9月24日是作家赵树理诞辰99周年纪念，谨以此文将他和墨遗萍交往20余年的友谊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慰死者以育后人。
　　
　　（题图为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