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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怀圣寺光塔始建于唐朝，高耸的光塔自古以来便是广州城坊中的一处显著标志。光塔上的鸡形风向仪用以观测季风，并为往来船舶引航。用鸟形物件作风向仪在中国历史悠久。
关键词：光塔；金鸡；风向仪
中图分类号：P412.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Huaisheng mosque light Pagoda was intially built in Tan dyansty.It is a outstanding landmark in Canton ever since long time ago.It being anemoscope has changed through history.
Keywords： light Pagoda；Goldencock；anemoscope
怀圣寺光塔自古以来便是广州城坊中的一处显著标志，卓然高耸，史籍昭彰，业已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史迹，为海内外所瞩目。
（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寺。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南宋方信孺的《蕃塔》诗，载于其诗文集《南海百咏》。方氏以诗载咏古迹，俱是实录。该诗第一次明言光塔上设置一金鸡，随风南北，实际上是古代的风向仪。古时航海商贸，测知风情至为重要，故于高耸珠江边的光塔置一随风旋转的金鸡以观测风向。
风是大自然之物，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测知风向和风速的重要性，并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仪器来观测。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一“伣”字，学者研究，认为是一种风向器，可能是系于风杆上的布帛、茅草或羽毛之属，用来测风向的。又通“綄”字，汉《淮南子·齐俗》曰：“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闲定也。”高诱注：“伣，候风者也。”
西汉武帝时，发明了铜凤凰——观测风向的仪器，《三辅黄图·建章宫》有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作建章宫，建章周围三十里，东起别风阙，汉武帝造，高二十五丈，乘高以远望。又于宫门北起园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楼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可知铜凤凰是装置在房屋顶上，下面设转轴，风吹来时，头会向着风，放佛展翅欲飞。
东汉时，科学家张衡又发明了相风铜乌，这是一种形状像乌鸦的风向仪。《古今图书集成》载：“东汉张衡制相风铜鸟，置之于长安宫南灵台之上，遇风乃动。”《三辅黄图·台榭》记载得更详细，曰：“汉灵台（天文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风者（气候观察员）观阴阳之变，更名灵台，郭缘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120尺），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察其所自，云鸟动百里，风鸣千里。又有铜表（铜制日晷仪），……题云太初四年造。”可见当时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都用在建筑上了。
1971年，于河北省安平县发掘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一幅东汉建筑群鸟瞰图，在其主要建筑物上绘有相风铜鸟和测风旗，这是现知中国最早的相风乌图形（图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续使用相风鸟，为了减轻重量， 便于制造和携带，乃将铜制改为木质，因此其使用范围更加扩大。
广州光塔上的金鸡（实际上是铜制）应该是上述相风鸟的遗绪，始置于何时，无可考稽，除了南宋方信孺所记之外，较方氏时代略早的南宋岳柯《桯史》也记载曰：“（光塔）绝顶有金鸡甚钜，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并讲述了一侧有关该金鸡被盗而复得的轶闻。元至正十年（1350）郭家撰《重建怀圣寺记》碑曰：“乃立金鸡，翅翼半空。”元代诗人吕诚《番禺漫兴诗》有“蕃塔风高铁凤斜”句。元末明初陈谟《蕃塔诗》云：“塔上金鸡四面飞，可怜宛转无定栖。”知有元一代，光塔上一直设置金鸡。该金鸡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为飓风所吹坠，送京贮内库。复以铜易之，亦陨于飓风。万历庚子（1600）重修，易以葫芦。清康熙八年（1669）复堕于飓风。笔者查阅各时期绘有光塔的图画、地图等，均不复见有金鸡，是知入清以来再无金鸡之设。
在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一件船纹铜提筒，筒身刻有四组越人船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海船图，文献和艺术价值极高。图中四艘船的船头各立有一只公鸡，学者们结合古越人以鸡骨占卜俗，论证这是一出越人祭海场景，该鸡就是用来祭祀的。笔者窃以为每只鸡都置立于船头，除了占卜之外，是否也有测风之用呢？诚若是，则光塔金鸡甚有渊源矣。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0五中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反映广州山川地貌、城市布局的地图（图2、3、4）。该三图不但绘制出城濠形制，还标注有街道走向、重要衙署及标志性建筑物，为研究宋元至明初的广州城市沿革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据考证，该三图当绘制于明代初年。明·郭棐《广东通志》：“（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挥使许良、吕源以旧城低隘，上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经广之”、“拓北城八百馀丈，建立五层楼，为会城壮观”。察此三幅地图，城市形制已呈东西长、南北短之矩形，即此时三城已合一；三城之间的间隔不明显。当时广州城北垣还未扩展至越秀山上，五层楼亦未建，九眼井、悟性寺、越王台均绘在城外，说明该图应绘制于洪武十三年（1380）以前。
该三图于西部城区都绘制有花塔、光塔二标志性建筑物。光塔始建年代有唐、宋二说，今人考证多持唐说，史籍亦多称唐代始建，代有修复。图中将怀圣寺光塔绘成与六榕寺花塔（佛塔）相同的形制实为有误。
无论所绘光塔形制准确与否，该三图作为最早的广州地图，自然是光塔形制之最早见载者，弥足可珍。另，曾昭璇先生《广州怀圣寺光塔兴建时代考》一文所附“怀圣寺光塔塔式变迁图”（载《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有其据明·姚虞《岭海舆图》（1532年）和明·黄佐《广东通志》（1562）所绘制之光塔形状（图6），较符合事实。
光塔塔顶宋代为金鸡，元重建光塔亦用金鸡为顶，“使如创初”。直到洪武廿五年七月，飓风吹坠，乃改用葫芦；但在嘉靖十一年（1532）成书的姚虞《岭海舆图》中，改绘成亭状；嘉靖四十一年（1562）成书的黄佐《广东通志》又绘成金鸡。康熙十三年（1674）金光祖《广东通志》又改绘为葫芦形；光绪三十一年（1905）《粤东省城舆地学社印》图上，改绘帽式。
成化四年（1468），都御史韩雍重建怀圣寺塔，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当时“塔顶有金鸡，随风南北”。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左右的张诩《南海杂咏》“卷八·寺观·番塔”称塔“高十六馀丈，无层级，其颡标一金鸡，随风而转”。证明当时塔顶为金鸡形。
关键词：光塔；金鸡；风向仪
中图分类号：P412.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Huaisheng mosque light Pagoda was intially built in Tan dyansty.It is a outstanding landmark in Canton ever since long time ago.It being anemoscope has changed through history.
Keywords： light Pagoda；Goldencock；anemoscope
怀圣寺光塔自古以来便是广州城坊中的一处显著标志，卓然高耸，史籍昭彰，业已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史迹，为海内外所瞩目。
（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寺。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南宋方信孺的《蕃塔》诗，载于其诗文集《南海百咏》。方氏以诗载咏古迹，俱是实录。该诗第一次明言光塔上设置一金鸡，随风南北，实际上是古代的风向仪。古时航海商贸，测知风情至为重要，故于高耸珠江边的光塔置一随风旋转的金鸡以观测风向。
风是大自然之物，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测知风向和风速的重要性，并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和仪器来观测。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一“伣”字，学者研究，认为是一种风向器，可能是系于风杆上的布帛、茅草或羽毛之属，用来测风向的。又通“綄”字，汉《淮南子·齐俗》曰：“辟若伣之见风也，无须臾之闲定也。”高诱注：“伣，候风者也。”
西汉武帝时，发明了铜凤凰——观测风向的仪器，《三辅黄图·建章宫》有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作建章宫，建章周围三十里，东起别风阙，汉武帝造，高二十五丈，乘高以远望。又于宫门北起园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楼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可知铜凤凰是装置在房屋顶上，下面设转轴，风吹来时，头会向着风，放佛展翅欲飞。
东汉时，科学家张衡又发明了相风铜乌，这是一种形状像乌鸦的风向仪。《古今图书集成》载：“东汉张衡制相风铜鸟，置之于长安宫南灵台之上，遇风乃动。”《三辅黄图·台榭》记载得更详细，曰：“汉灵台（天文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风者（气候观察员）观阴阳之变，更名灵台，郭缘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120尺），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察其所自，云鸟动百里，风鸣千里。又有铜表（铜制日晷仪），……题云太初四年造。”可见当时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都用在建筑上了。
1971年，于河北省安平县发掘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一幅东汉建筑群鸟瞰图，在其主要建筑物上绘有相风铜鸟和测风旗，这是现知中国最早的相风乌图形（图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继续使用相风鸟，为了减轻重量， 便于制造和携带，乃将铜制改为木质，因此其使用范围更加扩大。
广州光塔上的金鸡（实际上是铜制）应该是上述相风鸟的遗绪，始置于何时，无可考稽，除了南宋方信孺所记之外，较方氏时代略早的南宋岳柯《桯史》也记载曰：“（光塔）绝顶有金鸡甚钜，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并讲述了一侧有关该金鸡被盗而复得的轶闻。元至正十年（1350）郭家撰《重建怀圣寺记》碑曰：“乃立金鸡，翅翼半空。”元代诗人吕诚《番禺漫兴诗》有“蕃塔风高铁凤斜”句。元末明初陈谟《蕃塔诗》云：“塔上金鸡四面飞，可怜宛转无定栖。”知有元一代，光塔上一直设置金鸡。该金鸡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七月为飓风所吹坠，送京贮内库。复以铜易之，亦陨于飓风。万历庚子（1600）重修，易以葫芦。清康熙八年（1669）复堕于飓风。笔者查阅各时期绘有光塔的图画、地图等，均不复见有金鸡，是知入清以来再无金鸡之设。
在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一件船纹铜提筒，筒身刻有四组越人船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海船图，文献和艺术价值极高。图中四艘船的船头各立有一只公鸡，学者们结合古越人以鸡骨占卜俗，论证这是一出越人祭海场景，该鸡就是用来祭祀的。笔者窃以为每只鸡都置立于船头，除了占卜之外，是否也有测风之用呢？诚若是，则光塔金鸡甚有渊源矣。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0五中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反映广州山川地貌、城市布局的地图（图2、3、4）。该三图不但绘制出城濠形制，还标注有街道走向、重要衙署及标志性建筑物，为研究宋元至明初的广州城市沿革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据考证，该三图当绘制于明代初年。明·郭棐《广东通志》：“（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都指挥使许良、吕源以旧城低隘，上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经广之”、“拓北城八百馀丈，建立五层楼，为会城壮观”。察此三幅地图，城市形制已呈东西长、南北短之矩形，即此时三城已合一；三城之间的间隔不明显。当时广州城北垣还未扩展至越秀山上，五层楼亦未建，九眼井、悟性寺、越王台均绘在城外，说明该图应绘制于洪武十三年（1380）以前。
该三图于西部城区都绘制有花塔、光塔二标志性建筑物。光塔始建年代有唐、宋二说，今人考证多持唐说，史籍亦多称唐代始建，代有修复。图中将怀圣寺光塔绘成与六榕寺花塔（佛塔）相同的形制实为有误。
无论所绘光塔形制准确与否，该三图作为最早的广州地图，自然是光塔形制之最早见载者，弥足可珍。另，曾昭璇先生《广州怀圣寺光塔兴建时代考》一文所附“怀圣寺光塔塔式变迁图”（载《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有其据明·姚虞《岭海舆图》（1532年）和明·黄佐《广东通志》（1562）所绘制之光塔形状（图6），较符合事实。
光塔塔顶宋代为金鸡，元重建光塔亦用金鸡为顶，“使如创初”。直到洪武廿五年七月，飓风吹坠，乃改用葫芦；但在嘉靖十一年（1532）成书的姚虞《岭海舆图》中，改绘成亭状；嘉靖四十一年（1562）成书的黄佐《广东通志》又绘成金鸡。康熙十三年（1674）金光祖《广东通志》又改绘为葫芦形；光绪三十一年（1905）《粤东省城舆地学社印》图上，改绘帽式。
成化四年（1468），都御史韩雍重建怀圣寺塔，以所留达官指挥阿都剌等十七家居之。当时“塔顶有金鸡，随风南北”。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左右的张诩《南海杂咏》“卷八·寺观·番塔”称塔“高十六馀丈，无层级，其颡标一金鸡，随风而转”。证明当时塔顶为金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