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如果你“立志”要做贪官，一定要到五百里以外，因为碰不到什么家里人了。八年十年以后回到家乡，用贪来的钱去修桥、铺路、买义田、修义学、修宗祠、修族谱，便成了“大善人”，死后牌位辉煌地树在宗祠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与你以前是不是贪官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中国由此变成了宗族社会。
　　经济上，则出现了商帮经济。中国有商帮的概念也是明朝以后，首先是山西晋商，然后是安徽徽商，广州则出现了十三行商人。几个种姓控制了重要经济命脉。具体来看，晋商、徽商、十三行，他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但是，在中国整个的文明历史上，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在中国的史书上是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名字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获得的财富都是政府给予他们的。虽然商帮经济造成了中国一些显赫家族长达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富足，但是它在历史上一点都不重要，甚至败坏了长期以来的中国商业文明。
　　也因为这样，中国没有办法出现独立的商人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所有的财富没有办法在工商业里通过科技创新的方式获得发展。一个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他的书里讲过一句很可悲的话，“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孩子不再是商人”。这真是中国历史上可悲的现象。
　　我们现在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百年企业？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有产阶级在1956年一季度被连根拔起。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要让资产阶级在中国土地上绝种。这句话之后，中国各个城市都掀起了一场名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得整个有产阶级被彻底连根拔起。如果没有1956年的这场运动，中国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年企业，因为很多行业，比如做钱庄、做布鞋、做药店、做打铁铺，这些企业只要在一个地区稳定发展，就能做成百年企业。日本就有很多五百年以上的企业，比如鞋店、豆腐店，甚至还有一家千年企业——金刚组，是修寺庙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最大的两个问题是：既没有传承传统的人，也没有道统。过去三十年，我们的父辈们只忙着赚钱，所以重新建立中国民营企业的道统关系，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今天，中国已有1068万家私营企业，4600万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中国的有产阶级已经有五千万人，基本上相当于两个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和西班牙的全国人口。中国拥有私营企业的数量也是历史上最多的。
　　于是，我们重新面临着中国私营企业如何发展，以及我们家族企业如何传承的问题。到今天，第一代企业家基本上到了退休年龄，比如今年到明年，柳传志、任正非、鲁冠球、宗庆后等都到70岁了。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代集体从生理上和知识层面上要退出的时期。新一代的接班，在治理上，在财富上，在产业上开始接班。
　　我们对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很尊重，但是对传承者却不以为然。“富二代”这个名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歧视性。例如我从农村出来，在北大读书，为了省十块钱，得多跑几个市场，结果你坐着宝马来上学，你花很多的钱，这是不公平的。其实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十块钱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人眼里是不一样的，货币跟人是不对等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编辑 周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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