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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有几本书风靡于整个校园。当我的逻辑课老师也推荐我们读一读《万历十五年》和《读书》杂志时，我终于下定决心读了《万历十五年》。那应该是中华书局第一版。我那本装帧不甚牢靠的书，尚未读完已经散落。
可以说，黄仁宇是我最早的“新历史”向导。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对他所着意的大历史，能领会到什么程度，非常可疑。但无疑他的写作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冲击。后来他每有新书出版（指简体版），我都第一时间买来，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就读。毕竟他的开创性令人难以忘怀。
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社会结构观
黄仁宇最新出版的《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黄仁宇的众多演讲，其主题仍然是“中国历史与发展”。黄仁宇一向主张，研究历史不应注重“历史应当如何的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的展开”。所以，他以宏观眼光看待历史，注重“非人身因素”。他的这种“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于传统史学而言，确实是一种较新的历史研究法。当然，他也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整个“新史学”潮流中诞生的。
他从财政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数目字管理。整个社会结构是“潜水艇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即文官集团；下面是一块狭长面包，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上下两层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依靠一系列社会观念；整个官僚机构的行政逻辑，不在服务，而是管教。这种组织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因此这一百余年，中国长期革命，就是社会的重新组织与全面改造。
在黄仁宇看来，这100多年的社会改造，实在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具有长期合理性。在上个世纪年代，国民党敷设了一个新国家的上层结构，共产党则提供了新的下层结构，最终才使得中国从一个旧式农业体制的社会，进入新型商业社会。
这些观念在黄仁宇所写各种著作里被反复强调，所以这本演讲录，或可说是他从前所写各种书的“纲要”，非常的简约。一路读来，当年读《万历十五年》的惊喜不复重现。黄先生这一辈的学人，孜孜于中国的改造和未来，试图探求历史的规律或合理性。
刚好去年读了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对照来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说黄仁宇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必须全面改造，才可以迎接现代社会，而麦克法兰则提出英格兰历史的连贯性，从11世纪开始一直绵延至今，现代性是横亘1000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
进步的名目下有许多陷阱
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待规划，麦克法兰自己就如是解释他写这本书的动机，“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能够读到一份报告，论述西方发展的现代性源于何处、性质若何、有哪些优点和长处、又有哪些代价和意外后果，将有一定的裨益。”
麦克法兰借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观察，认为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相反，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麦克法兰因此反对任何决定论，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分立、组合，不会是某一领域支配另外的领域。
自由结社权——合法的非法人的社团，被麦克法兰认为是英格兰现代性的历史基石之一，它阻止了权力的中央化和不受监督。黄仁宇则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底层，是村落和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极端落后，因此需要进行改造。但他所谓的重建村落单位，又是打掉沟通下层和上层的乡绅阶层，国家权力伸入最细微的单位，则他希望的地方性组织制度，在国家权力之外，又不可能产生。
总之，麦克法兰构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英格兰形象，和黄仁宇大历史视野下山穷水尽必须全面改造的中国形象，形成有趣的对照。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两位都难免有“片面的深刻”。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艾伦·麦克法兰的看法，他持一种“反目的论”，也就是认为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黄仁宇却难免有将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合理化”的嫌疑。
我还记得当年读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他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本书里他也一再提到自己注重组织架构，注重的是技术问题，不在道德问题。但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并不意味着把人工具化。没有哪一代人，天生就是为了一个长期目的，而注定要“受罪”或成为路基。多年之后，我无法再以无限欣赏的眼光，膜拜黄仁宇的“缺陷”。他合理化近代历史的表象之下，是那一代人苦苦求索的问题：“中国为何落后？”这片阴云笼罩了太长时间，以至于连暴政都可以当做手段。在进步的名目下，实在是有许多的陷阱。
当然，他的许多见解仍然令人动容。譬如他提到中国经过1905年终止文官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年的革命废掉皇权，小自耕农在1950年后也因为土改而消失，所谓传统中国，从上至下已荡然无存。此种条件下，新的历史观当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可以说，黄仁宇是我最早的“新历史”向导。作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对他所着意的大历史，能领会到什么程度，非常可疑。但无疑他的写作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冲击。后来他每有新书出版（指简体版），我都第一时间买来，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就读。毕竟他的开创性令人难以忘怀。
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社会结构观
黄仁宇最新出版的《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黄仁宇的众多演讲，其主题仍然是“中国历史与发展”。黄仁宇一向主张，研究历史不应注重“历史应当如何的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的展开”。所以，他以宏观眼光看待历史，注重“非人身因素”。他的这种“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于传统史学而言，确实是一种较新的历史研究法。当然，他也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整个“新史学”潮流中诞生的。
他从财政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数目字管理。整个社会结构是“潜水艇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即文官集团；下面是一块狭长面包，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上下两层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依靠一系列社会观念；整个官僚机构的行政逻辑，不在服务，而是管教。这种组织不具备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因此这一百余年，中国长期革命，就是社会的重新组织与全面改造。
在黄仁宇看来，这100多年的社会改造，实在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具有长期合理性。在上个世纪年代，国民党敷设了一个新国家的上层结构，共产党则提供了新的下层结构，最终才使得中国从一个旧式农业体制的社会，进入新型商业社会。
这些观念在黄仁宇所写各种著作里被反复强调，所以这本演讲录，或可说是他从前所写各种书的“纲要”，非常的简约。一路读来，当年读《万历十五年》的惊喜不复重现。黄先生这一辈的学人，孜孜于中国的改造和未来，试图探求历史的规律或合理性。
刚好去年读了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对照来看，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说黄仁宇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必须全面改造，才可以迎接现代社会，而麦克法兰则提出英格兰历史的连贯性，从11世纪开始一直绵延至今，现代性是横亘1000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
进步的名目下有许多陷阱
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待规划，麦克法兰自己就如是解释他写这本书的动机，“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能够读到一份报告，论述西方发展的现代性源于何处、性质若何、有哪些优点和长处、又有哪些代价和意外后果，将有一定的裨益。”
麦克法兰借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观察，认为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相反，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麦克法兰因此反对任何决定论，他认为现代性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分立、组合，不会是某一领域支配另外的领域。
自由结社权——合法的非法人的社团，被麦克法兰认为是英格兰现代性的历史基石之一，它阻止了权力的中央化和不受监督。黄仁宇则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底层，是村落和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极端落后，因此需要进行改造。但他所谓的重建村落单位，又是打掉沟通下层和上层的乡绅阶层，国家权力伸入最细微的单位，则他希望的地方性组织制度，在国家权力之外，又不可能产生。
总之，麦克法兰构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英格兰形象，和黄仁宇大历史视野下山穷水尽必须全面改造的中国形象，形成有趣的对照。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两位都难免有“片面的深刻”。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艾伦·麦克法兰的看法，他持一种“反目的论”，也就是认为历史并不走向一个注定的目的地。黄仁宇却难免有将已发生的历史事件“合理化”的嫌疑。
我还记得当年读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他说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本书里他也一再提到自己注重组织架构，注重的是技术问题，不在道德问题。但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并不意味着把人工具化。没有哪一代人，天生就是为了一个长期目的，而注定要“受罪”或成为路基。多年之后，我无法再以无限欣赏的眼光，膜拜黄仁宇的“缺陷”。他合理化近代历史的表象之下，是那一代人苦苦求索的问题：“中国为何落后？”这片阴云笼罩了太长时间，以至于连暴政都可以当做手段。在进步的名目下，实在是有许多的陷阱。
当然，他的许多见解仍然令人动容。譬如他提到中国经过1905年终止文官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年的革命废掉皇权，小自耕农在1950年后也因为土改而消失，所谓传统中国，从上至下已荡然无存。此种条件下，新的历史观当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