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盲、忙、茫中，人逐渐异化成了机器，生命的乐趣、价值感、幸福感不断丧失，内心鲜活而灵动的情感逐渐干涸，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没有希望，犹如枯萎的草木。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对立；制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肤浅、乏味；企业管理越来越冷漠、压抑……这样的状态不仅对企业家本人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更引发了一系列商业危机
　　可持续发展，是每个现代企业家的憧憬。然而，在瞬息万变的高科技时代，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作为企业的领路人，如何一直清醒把握前进的方向？企业发展的持续动力在哪里？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内心的希望与活力？又是什么在支撑着企业的长远利益？就像医生治病需要先找到病源一样，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归到问题的源头——我们的内心，并追忆那个逐渐淡去的信仰世界，重新发现生命本身的丰富馈赠。

清教徒的礼物

　　近四个世纪以前的一个冬天，“五月花”号帆船缓缓驶入港湾，一批来自欧洲的开拓者踏上了北美新大陆。他们的到来，令这片土地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很多年之后，当人们试图探求这种成就的秘诀时，惊讶地发现——根源在于新移民的宗教信仰。
　　这批不远万里而来的开拓者，怀揣极其虔诚而坚定的清教信仰，并让信仰的力量指导和推动着自己的整个人生。他们视工作为天职，恪守勤奋、俭朴、诚信的道德准则，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创造财富，却并不用于享乐，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增耀上帝的荣光。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够使自己在死后进入天国。对这些清教徒来说，他们虽然生活于尘世，并努力在这里创造财富和价值，但现世的成就从来就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来世问题，对于生命终极关怀的思考与来世幸福的追求，始终深深植根于心中。清晰的目标带来强大的动力，使清教徒们胸怀一种超越性的人生格局，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生命馈赠。
　　这种由信仰而来的精神与情怀，在很多现代人看来，似乎已经难以理解。然而，发人深思的是，正是这种精神为近代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因为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才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予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使他承担起近代企业家必须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
　　透过这段历史，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
　　当今的商业社会，信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再占有那样神圣而重要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于金钱的盲目追求和对现世享乐的无尽攫取。名利的光环、成功的偶像，让人们目不暇接、沉迷其中，遮蔽了回归内心、终极思考的渴望。日复一日，在拼命工作、追名逐利中飞奔向前，却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于是在盲、忙、茫中，人逐渐异化成了机器，生命的乐趣、价值感、幸福感不断丧失，内心鲜活而灵动的情感逐渐干涸，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没有希望，犹如枯萎的草木。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对立；制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肤浅、乏味；企业管理越来越冷漠、压抑……这样的状态不仅对企业家本人是一种严重的伤害，更引发了一系列商业危机。无怪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慨叹：“公司领域的改进需要整个社会的信仰复兴。”
　　面对现代商业的困境和问题，许多西方企业家与管理学者纷纷进行反思，并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那么，我们能为这份期待做些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法的智慧又能够提供什么答案？
　　良贾何负于鸿儒
　　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明清——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代。当我们深入这一时期的商人生活画卷，便会发现，他们的成功与道德和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清商人从小便深受儒释道文化的教育熏陶，有些还出身于书香门第，传统的道德观念、精神理念因此成为他们人生和事业的信仰支撑。《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先正己后正人、先修德再立業的道德理念，成为明清商人普遍遵循的“贾道”，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商业道德。与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清教徒一样，中国的商人们勤劳、俭朴、诚信、知人善任，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和品德。不过，他们信仰的是“天理”，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信条。
　　不仅如此，中国的“贾道”还寄托着成圣成贤的终极追求，隐含着事事无碍的智慧心法。虽然从事商业，有些商人却胸怀卓越而远大的志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希望实现“立功”“立德”的不朽追求，实可谓“士商异术而同心”“良贾何负于鸿儒”。对于家庭，他们希望子女“礼义自将，不愧于儒术”；对于社会，他们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积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修建书院、寺庙、道路、桥梁，为社会民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甚至，有的商人还能忙里偷闲、返照内心，以圆融智慧超越名缰利锁，故王阳明曾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商人精神。重德的本色、积极的气魄、洒脱的智慧，使他们并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局囿，而是有着超越性的情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与支撑，哺育滋润了这样的“士魂商才”，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的成功。

菩提即在自心

　　当今时代，无论是西方的宗教信仰，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在科技文明与世俗化的浪潮中受到极大冲击，信仰的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辽远。但是，信仰世界的淡出，同时带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力量和灵感源泉。面对变幻无常的现实世界，亟需我们重建内心的信仰，开发心灵的宝藏，由此获取源源不断的生命馈赠。 　　对现代企业家来说，信仰可以带来更为开阔的格局，更为清晰的方向，更为笃定的力量。而佛教通过开启人的智慧，点亮内心佛性的光明，更能使人们拥有一种自觉、自信的力量。
　　这种智慧和力量来自戒定慧的修行——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当我们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遵守道德、讲求诚信，便是戒；由此能够安心，内心产生一种沉静的力量，便是定；这时，许多问题的答案便能自然而然地浮现于眼前，也就是慧。如果一个人有佛法的信仰，有戒定慧的实践，内心就会持续存在一种稳定的力量和作用。这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是清明的，就能看清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价值在哪里，内心就会比较踏实和笃定。因为内心有着清晰的生命宗旨，便不会被眼前的苦乐得失所羁绊；因为有着超越的格局与眼光，便不会在繁忙的日程中、巨大的压力下，迷失人生的方向。正如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在开悟时所感叹：“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一颗觉悟的心，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也是一切意义的归宿。现代企业的发展如果以心灵为核心动能，以心灵为终极关切，必定能走上一条自由宽广、可持续发展之路！
　　不仅如此，佛教中还蕴含着慈悲的“心法”，它可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良性发展。
　　佛教把众生称为“有情”，這意味着对人的本质存在的关怀。经过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今天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不能被所谓的技术进步异化为机器，而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有生命的鲜活和灵动。正因如此，促进企业高效运转的，不是纯粹的技术和冰冷的制度，而是靠内心流露出来的慈悲，也就是企业家要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关怀每一个人的幸福。人的心是很敏感的，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冠以流行的“人性化管理”的名义，实际上却仍然唯利是图，员工是很容易感觉到的。同样，如果企业管理者真心为员工着想，员工也可以感受得到，并会从内心生起真实的感恩与信任，继而自发地转化为奋斗的动力，由此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这份人性的温暖，将成为维系企业灵魂的纽带，其持久与强韧，远远大于物质刺激与先进的管理手段。
　　当代的中国企业家，无论是否相信宗教，都值得在自己的生命里树立起这样一种信仰的高度，建立起超越眼前得失的格局，激发起为更多人乃至全人类幸福而努力的气魄。如此，当我们面对现实中的困境和压力时，才会拥有一份坚定、清明、永远向上的力量；而我们的生命，也会收获更多丰美惊喜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