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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多数城市空气达标天数每年都有增加，然而公众的直观感受是空气污染并未缓解。
中国各大城市的政府部门对空气质量的管理，究竟取得了怎样的实效？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发布了一份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给出了初步答案。
关注空气质量与发展速度同时进步的城市
这份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和马中牵头完成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主要基于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估。
空气质量指标包括二级及以上天数（包括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天数），标准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1996））和趋势、PM10现状和趋势、二氧化硫现状和趋势、二氧化氮现状和趋势，其他污染物或者没有监测或者没有公开，因此未包括在评估范围内。
在281个中国城市中，以二级及以上天数为标准，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仅占10. 67%，勉强达到一成，而空气质量差的城市占75. 80%，极差的城市占13. 52%。
对于“仅占一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好”这个结论，公众并不诧异，但更想知道的是好空气的城市有哪些？
“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所占比例较大。在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并列第一的16个城市中，人均GDP排名普遍靠后，其中50%的城市人均GDP在200名之后，发展水平最先进的是广东阳江，GDP排名也仅在136名。”报告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与此相反，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后25的城市，人均GDP排名则相对靠前，其中40%的城市是省会城市，65%的城市人均GDP在前100名。“空气质量极差”的城市中，采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所占比例大。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较差”——报告中的这一总结，是老生常谈却又颇为无奈。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激增的城市人口和汽车数量，以及出口加工工厂污染的扩散效应，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伴随着GDP的增加而增长。
报告发布者认为，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显然有着借鉴其治理之道的理由。
特别是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样进步很快的城市。比如河北承德，在2005年以前，空气污染很严重，但在这次评估中，承德的二级天数进步速度排名第三，人均GDP也有明显增长。相比之下，山西大同虽然也有好几种污染物控制指标进入前10名，但其发展速度也有所下降。
有些空气好的城市拥有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很难被学习复制。“像黄山，工业不发达，旅游业比较发达。比如大庆，城区较为分散，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属于清洁能源，对空气的污染要少很多。再说深圳，虽然也很发达，但由于属于新兴城市，工业排放不大，因此空气质量也比较好。”宋国君表示。
城市群空气污染存在差异性
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区域内城市连片发展，城市间大气污染受大气环流及大气化学的双重作用，相互影响明显。舆论较为关注的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区域。本次报告针对中国多个城市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按照2010年二级及以上天数与污染物年均值排名），首次披露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城市群空气污染具有的特征。
按照自北而南的方向观察，辽宁中部城市群污染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城市，包括本溪、抚顺、沈阳、鞍山，以PM10和SO2污染为主，超标严重；氮氧化物虽然达标，但上述工业城市此项指标均处于后30%的水平。
西北部城市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山西中北部城市群主要污染物是SO2，超标率排名均处后30名的水平，尤其以太原SO2污染最为严重；山西关中城市群污染在城市群中最为严重，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均在200名以后，污染物以PM10为主，PM10年均值和超标率均处于排名后20%水平。而甘宁城市群与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污染同样严重，其中白银、兰州、乌鲁木齐均是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污染物以PM10与SO2为主。
山东城市群三种污染物的污染也非常严重，PM10污染在大型工业城市尤为明显，其中莱芜、济宁、济南、淄博处于差的水平，其他城市虽处于中等水平，但均排名靠后，且所有城市都超标严重；SO2污染指数，除日照排名在163名外，其他城市均处于排名的后30%；氮氧化物年均值浓度除济南与聊城外，其他城市均排名在后30%。
武汉及其周边城市群主要以PM10污染为主，超标率较高，以武汉和孝感最为严重。长沙、湘潭和株洲三座城市的三种污染物年均值排名均靠后，尤以PM10和SO2超标严重。成渝城市群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成都与重庆两个大城市，主要污染物是PM10 和氮氧化物。海峡两岸城市群污染相对最轻，污染物以PM10为主。
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模式存在高估现象
尽管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在PM2. 5自测事件的推动下已有了新进展，但在宋国君及其团队展开报告调查期间，还是深刻感觉到了近年来信息的缺乏。
“大部分空气质量的数据都可依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但我们想找更多的数据，这样才会有更强的针对性，才能进行分类。多数城市都有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可是在上面也找不到更多信息，环境质量状况公报一般极少放在网上公开。”宋国君说。
翻开报告书，本刊记者发现全国市一级环保局网站为本次报告“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数据”（2005～2010年）来源的总共只有10个，且2009年提供数据为零。
在后续进行的空气质量管理研究中，宋国君表示，在舆论倒逼下，中国的空气质量信息相信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公开，而在此前要做的就是明确标准。
报告中调查的一个案例城市（辽宁某工业城市），其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报告书公布的评估结果是，该市2011年空气质量水平较好，在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排名位置靠前。但实际的连续监测数据显示，该市在2011年空气质量较差。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计算，该市2011年二级及以上天数为235天，全年有130天空气质量不达标。在报告组针对该市的问卷调查中，该市居民也普遍表示对空气质量满意度低。
这就出现一个结果，报告组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计算出的二级及以上天数，比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结果少80～160天。“这个细节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模式，存在高估空气质量水平的现象。政府部门对空气质量评估数据处理得不够规范。”宋国君说。
二级标准实质上是指任何一类污染物、一个点都不超标。但现在官方空气质量报告书上公布的年均值、日均值达标率，其实是把各个点的监测值相加，算出平均值再去跟标准比。
“我们是根据定义去计算的，每个点上的污染物这一天都要达标才算是二级，自然分散成这么多点来算，有的点就是超标的，所以二级标准天数就比官方环境报告书里的少很多。”宋国君说。
另据悉，国家层面关于空气质量评估数据的处理细则和规划正在制定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看来，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是空气质量达标的排放标准。
“我们关注最多的是质量标准，是很少考虑我们的排放标准是否可以满足对空气环境质量的要求。空气质量达标的排放标准和我们追求的质量标准并不是对等关系，比如说我们要求PM2. 5是75微克/立方米，但是我们的排放标准相比于质量标准来说浓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达标排放也会造成污染。”马中说，“排放标准本身就有问题，而成千上万个排放源是依据排放标准来排放的。”
中国各大城市的政府部门对空气质量的管理，究竟取得了怎样的实效？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发布了一份历时两年完成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给出了初步答案。
关注空气质量与发展速度同时进步的城市
这份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和马中牵头完成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主要基于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估。
空气质量指标包括二级及以上天数（包括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天数），标准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1996））和趋势、PM10现状和趋势、二氧化硫现状和趋势、二氧化氮现状和趋势，其他污染物或者没有监测或者没有公开，因此未包括在评估范围内。
在281个中国城市中，以二级及以上天数为标准，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仅占10. 67%，勉强达到一成，而空气质量差的城市占75. 80%，极差的城市占13. 52%。
对于“仅占一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好”这个结论，公众并不诧异，但更想知道的是好空气的城市有哪些？
“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所占比例较大。在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并列第一的16个城市中，人均GDP排名普遍靠后，其中50%的城市人均GDP在200名之后，发展水平最先进的是广东阳江，GDP排名也仅在136名。”报告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与此相反，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后25的城市，人均GDP排名则相对靠前，其中40%的城市是省会城市，65%的城市人均GDP在前100名。“空气质量极差”的城市中，采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所占比例大。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较差”——报告中的这一总结，是老生常谈却又颇为无奈。在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激增的城市人口和汽车数量，以及出口加工工厂污染的扩散效应，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伴随着GDP的增加而增长。
报告发布者认为，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显然有着借鉴其治理之道的理由。
特别是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样进步很快的城市。比如河北承德，在2005年以前，空气污染很严重，但在这次评估中，承德的二级天数进步速度排名第三，人均GDP也有明显增长。相比之下，山西大同虽然也有好几种污染物控制指标进入前10名，但其发展速度也有所下降。
有些空气好的城市拥有特殊的地理区位和产业结构，很难被学习复制。“像黄山，工业不发达，旅游业比较发达。比如大庆，城区较为分散，再加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属于清洁能源，对空气的污染要少很多。再说深圳，虽然也很发达，但由于属于新兴城市，工业排放不大，因此空气质量也比较好。”宋国君表示。
城市群空气污染存在差异性
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区域内城市连片发展，城市间大气污染受大气环流及大气化学的双重作用，相互影响明显。舆论较为关注的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区域。本次报告针对中国多个城市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按照2010年二级及以上天数与污染物年均值排名），首次披露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城市群空气污染具有的特征。
按照自北而南的方向观察，辽宁中部城市群污染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城市，包括本溪、抚顺、沈阳、鞍山，以PM10和SO2污染为主，超标严重；氮氧化物虽然达标，但上述工业城市此项指标均处于后30%的水平。
西北部城市是城市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山西中北部城市群主要污染物是SO2，超标率排名均处后30名的水平，尤其以太原SO2污染最为严重；山西关中城市群污染在城市群中最为严重，二级及以上天数排名均在200名以后，污染物以PM10为主，PM10年均值和超标率均处于排名后20%水平。而甘宁城市群与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污染同样严重，其中白银、兰州、乌鲁木齐均是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污染物以PM10与SO2为主。
山东城市群三种污染物的污染也非常严重，PM10污染在大型工业城市尤为明显，其中莱芜、济宁、济南、淄博处于差的水平，其他城市虽处于中等水平，但均排名靠后，且所有城市都超标严重；SO2污染指数，除日照排名在163名外，其他城市均处于排名的后30%；氮氧化物年均值浓度除济南与聊城外，其他城市均排名在后30%。
武汉及其周边城市群主要以PM10污染为主，超标率较高，以武汉和孝感最为严重。长沙、湘潭和株洲三座城市的三种污染物年均值排名均靠后，尤以PM10和SO2超标严重。成渝城市群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成都与重庆两个大城市，主要污染物是PM10 和氮氧化物。海峡两岸城市群污染相对最轻，污染物以PM10为主。
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模式存在高估现象
尽管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在PM2. 5自测事件的推动下已有了新进展，但在宋国君及其团队展开报告调查期间，还是深刻感觉到了近年来信息的缺乏。
“大部分空气质量的数据都可依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但我们想找更多的数据，这样才会有更强的针对性，才能进行分类。多数城市都有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可是在上面也找不到更多信息，环境质量状况公报一般极少放在网上公开。”宋国君说。
翻开报告书，本刊记者发现全国市一级环保局网站为本次报告“空气质量二级天数数据”（2005～2010年）来源的总共只有10个，且2009年提供数据为零。
在后续进行的空气质量管理研究中，宋国君表示，在舆论倒逼下，中国的空气质量信息相信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公开，而在此前要做的就是明确标准。
报告中调查的一个案例城市（辽宁某工业城市），其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报告书公布的评估结果是，该市2011年空气质量水平较好，在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排名位置靠前。但实际的连续监测数据显示，该市在2011年空气质量较差。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计算，该市2011年二级及以上天数为235天，全年有130天空气质量不达标。在报告组针对该市的问卷调查中，该市居民也普遍表示对空气质量满意度低。
这就出现一个结果，报告组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计算出的二级及以上天数，比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结果少80～160天。“这个细节以点带面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空气质量评估模式，存在高估空气质量水平的现象。政府部门对空气质量评估数据处理得不够规范。”宋国君说。
二级标准实质上是指任何一类污染物、一个点都不超标。但现在官方空气质量报告书上公布的年均值、日均值达标率，其实是把各个点的监测值相加，算出平均值再去跟标准比。
“我们是根据定义去计算的，每个点上的污染物这一天都要达标才算是二级，自然分散成这么多点来算，有的点就是超标的，所以二级标准天数就比官方环境报告书里的少很多。”宋国君说。
另据悉，国家层面关于空气质量评估数据的处理细则和规划正在制定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看来，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是空气质量达标的排放标准。
“我们关注最多的是质量标准，是很少考虑我们的排放标准是否可以满足对空气环境质量的要求。空气质量达标的排放标准和我们追求的质量标准并不是对等关系，比如说我们要求PM2. 5是75微克/立方米，但是我们的排放标准相比于质量标准来说浓度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达标排放也会造成污染。”马中说，“排放标准本身就有问题，而成千上万个排放源是依据排放标准来排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