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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半年情况看，货币微放松加新的投资刺激政策的组合效果不甚理想，实体经济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雇佣成本都无法得到有效降低，8月份的各项经济数据又出现疲态。政府该转为推行宽货币与紧财政的政策组合了。
中国目前最大的主线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亦即如何在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基础上，升级旧产业，培育新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所实施的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却与经济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前例
政府投资为主导型刺激政策本意在于通过投资创造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回顾历史，为抵御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998-2000年，三年间，政府共增发了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同时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于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整体而言，1997年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投入，中国不仅有效地对冲了由外贸出口降低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同时极大地改善了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这种外部性极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获取大量FDI以及出口的大幅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任何政策的成功都有赖于其现实环境基础的配合，1997年实施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促进作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例如，1996年末，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仅3258公里，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体现在量上的不足，在质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还没有形成大通道、规模效益的公路网，水运方面缺乏专业化的码头；内核港口设施仍然落后，多数航道通航能力较弱。基础设施这种落后的现状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潜力。应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是个契机，让政府可以真正着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毕竟这种外溢性极强、投资周期长、收益较低的项目，私人资本在能力与意愿上都不具备成为主导力量的条件。同时，因为上文所提到的极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因投资而增加的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经济快速增长而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增长所覆盖。因此，90年代末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并未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债务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硬件设施条件。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然充裕的劳动力也是能够顺利实施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其特点之一在于基建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需要占用较多的低端劳动力。而90年代中后期，由于此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劳动力处于相对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在占用劳动力的同时，并不会造成劳动力价格的过度上涨，从而避免增加经济体中其他产业劳动力成本。1997年至2005年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9.2%，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村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和6%。
此外，市场上充裕的资金也减少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作用。就封闭经济体而言，根据国民核算恒等式可以得出储蓄=投资，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资金价格将提高以降低部分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从而维持等式成立。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储蓄率一直保持高位，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持续走高。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如果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增加，将导致全部人口的总收入增加，从而提高储蓄水平，同时，由于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不仅于此，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央行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的几年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高涨，这避免了因为政府投资占用资金，而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现象。
政策该转向了
同样的政策，在2009年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具体体现在房价大幅上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CPI指数同比增速迅速走高，这逼得央行不得不于2010年开始紧缩货币，从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道扬镳，由此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埋下产生各种乱象的根源，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土壤已经发生改变。
首先，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中国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例如高速公路总里程在2008年就已经突破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铁路营业里程达7.9万公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要寻求获得类似于以往的外溢作用已经较为困难。同时，如果这种正外溢性作用不再明显，则意味着相同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在减弱，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债务杠杆将易升难降，从数据上看，自2008年以来，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由41%提高到53%。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国企在政府投资中所承担的角色，考虑到实体经济中债务主要存在于国企部门，则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98%提高到目前的115%，可以认为是政府投资主导型政策所产生的后遗症之一。
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也不支持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性政策。从2008年起，中国开始接近刘易斯拐点，随着劳动力人口占比的逐渐减少，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这为实体经济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而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如前所述，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由于对初级劳动力需求巨大，在富余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加大了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速度与幅度，由此导致沿海许多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承担急剧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而不得不关门大吉。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对资源的占用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导致大学毕业生等高级劳动力出现就业困难，这不得不说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 此外，在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政府主导型投资因占用大量资金，加剧市场无风险利率易升难降的困境，于是，政府投资工程，或者国企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银行贷款，而广大实体制造业却面临资金成本高昂，乃至无法获得融资支持的境地。所以，2010年以来，中国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实质上是对基建工程以及背后作为实施者的国企宽松货币，对除此以外的实体经济加码紧缩货币，能看到这点，对过去几年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政府投资主导的刺激政策所创造的需求缺乏可持续性，本质上是一种伪需求。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政策大量集中于基建，乃至于现在的保障房等领域，这类领域的需求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供给方面也难以进化，以创造出新的需求，一旦政府投资力度减弱，这种临时性的需求将立马消失。在政府投资正外部性不明显，同时因为对劳动力和资金的占用，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的情况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必然减弱。在此情况下，一旦投资所创造的需求效应减弱，乃至消失，则经济增长疲态立现，这导致近几年出现这样一种怪圈：经济增长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投资拉动，但政府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弱。
目前，中国经济又走到了关键的岔道口：“四万亿”刺激的后遗症仍然存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企业债务杠杆较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从上半年情况看，政府似乎有意略微放松货币，同时，推出一些新的投资刺激政策。在此政策组合下，实体经济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雇佣成本都无法得到有效降低，这使得刺激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亦仅维持月余，8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又全面回落，例如，8月份 CPI指标同比增长2.0%，远低于市场预期，而环比增幅更是创下2009年来的新低。从历年情况推测，后续3个月CPI同比增长大概率低于2%，而10月份更可能低于1.5%。而反映中上游企业景气度的PPI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0.2%，弱于7月份的环比增长-0.1%，可以说经济增长疲态又现。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尽早改弦易辙，推行宽货币与紧财政的政策组合。紧财政可以降低政府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防止政府部门杠杆继续攀升。同时，宽货币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让实体经济中的各行各业能够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自由竞争，由市场来决定何种产业、何种商业模式值得投资，并通过由市场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创造出可持续的真实需求，拉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目前最大的主线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亦即如何在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基础上，升级旧产业，培育新产业，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所实施的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却与经济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前例
政府投资为主导型刺激政策本意在于通过投资创造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回顾历史，为抵御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1998-2000年，三年间，政府共增发了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同时为了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于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整体而言，1997年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巨大投入，中国不仅有效地对冲了由外贸出口降低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同时极大地改善了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这种外部性极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获取大量FDI以及出口的大幅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任何政策的成功都有赖于其现实环境基础的配合，1997年实施的政府主导型投资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促进作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例如，1996年末，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仅3258公里，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体现在量上的不足，在质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高速公路还没有形成大通道、规模效益的公路网，水运方面缺乏专业化的码头；内核港口设施仍然落后，多数航道通航能力较弱。基础设施这种落后的现状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潜力。应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是个契机，让政府可以真正着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毕竟这种外溢性极强、投资周期长、收益较低的项目，私人资本在能力与意愿上都不具备成为主导力量的条件。同时，因为上文所提到的极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因投资而增加的债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经济快速增长而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增长所覆盖。因此，90年代末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并未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债务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硬件设施条件。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依然充裕的劳动力也是能够顺利实施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其特点之一在于基建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需要占用较多的低端劳动力。而90年代中后期，由于此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在此期间，劳动力处于相对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在占用劳动力的同时，并不会造成劳动力价格的过度上涨，从而避免增加经济体中其他产业劳动力成本。1997年至2005年间，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9.2%，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村收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和6%。
此外，市场上充裕的资金也减少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挤出作用。就封闭经济体而言，根据国民核算恒等式可以得出储蓄=投资，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资金价格将提高以降低部分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从而维持等式成立。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储蓄率一直保持高位，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持续走高。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如果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增加，将导致全部人口的总收入增加，从而提高储蓄水平，同时，由于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不仅于此，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央行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的几年间，市场资金价格并未高涨，这避免了因为政府投资占用资金，而导致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现象。
政策该转向了
同样的政策，在2009年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具体体现在房价大幅上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CPI指数同比增速迅速走高，这逼得央行不得不于2010年开始紧缩货币，从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道扬镳，由此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埋下产生各种乱象的根源，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土壤已经发生改变。
首先，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中国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例如高速公路总里程在2008年就已经突破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铁路营业里程达7.9万公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要寻求获得类似于以往的外溢作用已经较为困难。同时，如果这种正外溢性作用不再明显，则意味着相同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在减弱，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政府部门债务杠杆将易升难降，从数据上看，自2008年以来，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由41%提高到53%。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国企在政府投资中所承担的角色，考虑到实体经济中债务主要存在于国企部门，则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98%提高到目前的115%，可以认为是政府投资主导型政策所产生的后遗症之一。
其次，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也不支持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性政策。从2008年起，中国开始接近刘易斯拐点，随着劳动力人口占比的逐渐减少，劳动者在工资议价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这为实体经济带来成本上升的压力。而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让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如前所述，政府主导型投资政策由于对初级劳动力需求巨大，在富余劳动力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加大了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速度与幅度，由此导致沿海许多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承担急剧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而不得不关门大吉。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刺激政策对资源的占用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导致大学毕业生等高级劳动力出现就业困难，这不得不说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 此外，在央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政府主导型投资因占用大量资金，加剧市场无风险利率易升难降的困境，于是，政府投资工程，或者国企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银行贷款，而广大实体制造业却面临资金成本高昂，乃至无法获得融资支持的境地。所以，2010年以来，中国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组合，实质上是对基建工程以及背后作为实施者的国企宽松货币，对除此以外的实体经济加码紧缩货币，能看到这点，对过去几年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政府投资主导的刺激政策所创造的需求缺乏可持续性，本质上是一种伪需求。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政策大量集中于基建，乃至于现在的保障房等领域，这类领域的需求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供给方面也难以进化，以创造出新的需求，一旦政府投资力度减弱，这种临时性的需求将立马消失。在政府投资正外部性不明显，同时因为对劳动力和资金的占用，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的情况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必然减弱。在此情况下，一旦投资所创造的需求效应减弱，乃至消失，则经济增长疲态立现，这导致近几年出现这样一种怪圈：经济增长越来越离不开政府投资拉动，但政府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弱。
目前，中国经济又走到了关键的岔道口：“四万亿”刺激的后遗症仍然存在，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企业债务杠杆较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从上半年情况看，政府似乎有意略微放松货币，同时，推出一些新的投资刺激政策。在此政策组合下，实体经济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雇佣成本都无法得到有效降低，这使得刺激政策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亦仅维持月余，8月份各项经济数据又全面回落，例如，8月份 CPI指标同比增长2.0%，远低于市场预期，而环比增幅更是创下2009年来的新低。从历年情况推测，后续3个月CPI同比增长大概率低于2%，而10月份更可能低于1.5%。而反映中上游企业景气度的PPI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0.2%，弱于7月份的环比增长-0.1%，可以说经济增长疲态又现。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尽早改弦易辙，推行宽货币与紧财政的政策组合。紧财政可以降低政府投资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防止政府部门杠杆继续攀升。同时，宽货币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让实体经济中的各行各业能够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自由竞争，由市场来决定何种产业、何种商业模式值得投资，并通过由市场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创造出可持续的真实需求，拉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