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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铎简介：生于1939年，在上海敬业中学读书时开始业余摄影。1958年开始在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当演员。1960年开始在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舞台等剧照拍摄工作，并为电视节目提供节目预告照片。同年加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62年，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摄影组长。1979年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任业务秘书、演员兼摄影组长。1982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现为电视主持人。
许多人都是在电视屏幕上认识我的。前些年，由于我主持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电视片的播出，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专职电视主持人。其实，初来电视台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摄影。
1958年，我来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电视剧团工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台，条件非常简陋。那时候，电视台只有新闻部和电视剧团两个业务部门，每周只播一天共两个小时的节目。剧团的工作除了拍摄文艺节目，还制作教育、科技、军事、少儿、农村等节目。当时，我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演出拍剧照，用来制作电视节目预告。从那时起，我走进了摄影的天地，当时使用的是禄莱120相机。为了拍到精彩画面，我总是在演员排练时就开始拍，这样既可以提前准备出预告的照片，又可以选择更多更好的角度而不会影响观众。
这就是我摄影生涯的开始。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新中国电视事业的艰难起步，也记录了那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瞬间。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摄影的最宝贵价值就是记录历史，火生生地记录历史。
文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向我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忠实地记录下这伟大的历史。”
作为电视台的摄影师，单位唯一的一架相机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感到责任重大。在那时，照相机就是革命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怀着这种信念，我开始了这项“伟大使命”。从批判“三家村”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北京军区院里批斗彭德怀、张爱平、苏振华等元帅、将军，到本单位本系统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我都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许多批斗会越来越让我糊涂了。许多平时令人尊敬的领导、师长甚至像彭德怀这样的战功卓著的老帅都被打倒，在批斗会上被押成了"喷气式"。我无法理解手中的相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又伤害了谁。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记录下这伟大的历史。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靠边站”了。
我被剥夺了摄影的权力，分配在广播剧场管理灯光和音响。那时侯，广播剧场是各派争夺的重要宣传阵地，因此，样板戏和批斗会接连不断，我在这里又忙了起来。
当时拍摄“样板戏”最有名的是著名摄影家张雅心。有一次张雅心来剧场拍剧照。自己仰慕已久的摄影家大驾光临，我特别高兴，一直围着张雅心帮这帮那。
“在这给您加一支灯怎么样？”我殷勤地问。
“可以”
“您看从这个角度拍是不是更好？”
“还行。”
“张老师，我在观众席那边给您架了一把梯子。”
“谢谢。”
忙了一阵，张雅心才琢磨起来，嘀咕着：“这位师傅还挺内行。”十几年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提起这段往事，张雅心只记得在广播剧场拍照，却想不起我这位当年的摄影助手了。不过，我仍以此为荣，因为虽然自己不能亲自记录下这次演出，但还是为拍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就是经过千辛万苦拍摄、多年积累的底片。就在“靠边站”的日子里，有一天，我看到有人把装着底片和样片的柜子扔进了垃圾堆。眼看自己多年的心血要付之东流，却无力保护，只好求了一位关系好的同事帮忙找回来。那位同事从垃圾堆里检回了满满一箱的底片。我不敢把底片放进办公室，就藏在楼道的一个橱柜里锁起来。或许这批底片注定摆脱不了丢失的命运。一次我不在班上，单位里防火大扫除，楼道里的全部东西被清理掉了。那批底片和我使用过的第一只闪光灯一同不知了去向。
关于底片，还有一件事让我惋惜不已。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文艺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拍摄了一张相声大师侯宝林演出的照片。照片上的侯宝林神采奕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天津一位画家要画侯宝林的画像，托朋友找到我要一张侯老的照片作参考。但当时我手头只有底片，只好把底片拿去用。从此这张底片一去不返。我也不知道这位画家的尊姓大名。
要说我在做主持人方面有什么经验的话，这里有很大的功劳归于我的摄影经历。因为我懂角度，懂光线，总能跟摄影师或摄像师一拍即合，有时候还能为他们提点小建议。
我喜欢当主持人，更喜欢摄影，我希望在镜头前是一位好主持人；在相机后，是一位好摄影师。
经历过这些底片的得而复失，越来越懂得底片的宝贵，更相信一点：记录历史是摄影的第一功能。正因为重视照片记录历史的功能，所以我很少在暗房中对照片进行修整，尽量保持照片的真实性。所以我不提倡对照片进行暗房加工。出于同样原因，我多次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创建中国摄影博物馆，让人们了解这种记录历史工具的本身的历史。◆
许多人都是在电视屏幕上认识我的。前些年，由于我主持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电视片的播出，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专职电视主持人。其实，初来电视台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摄影。
1958年，我来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电视剧团工作。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电视台，条件非常简陋。那时候，电视台只有新闻部和电视剧团两个业务部门，每周只播一天共两个小时的节目。剧团的工作除了拍摄文艺节目，还制作教育、科技、军事、少儿、农村等节目。当时，我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演出拍剧照，用来制作电视节目预告。从那时起，我走进了摄影的天地，当时使用的是禄莱120相机。为了拍到精彩画面，我总是在演员排练时就开始拍，这样既可以提前准备出预告的照片，又可以选择更多更好的角度而不会影响观众。
这就是我摄影生涯的开始。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新中国电视事业的艰难起步，也记录了那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瞬间。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摄影的最宝贵价值就是记录历史，火生生地记录历史。
文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向我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忠实地记录下这伟大的历史。”
作为电视台的摄影师，单位唯一的一架相机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感到责任重大。在那时，照相机就是革命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怀着这种信念，我开始了这项“伟大使命”。从批判“三家村”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北京军区院里批斗彭德怀、张爱平、苏振华等元帅、将军，到本单位本系统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我都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不过，随着“革命”的发展，许多批斗会越来越让我糊涂了。许多平时令人尊敬的领导、师长甚至像彭德怀这样的战功卓著的老帅都被打倒，在批斗会上被押成了"喷气式"。我无法理解手中的相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又伤害了谁。
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记录下这伟大的历史。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靠边站”了。
我被剥夺了摄影的权力，分配在广播剧场管理灯光和音响。那时侯，广播剧场是各派争夺的重要宣传阵地，因此，样板戏和批斗会接连不断，我在这里又忙了起来。
当时拍摄“样板戏”最有名的是著名摄影家张雅心。有一次张雅心来剧场拍剧照。自己仰慕已久的摄影家大驾光临，我特别高兴，一直围着张雅心帮这帮那。
“在这给您加一支灯怎么样？”我殷勤地问。
“可以”
“您看从这个角度拍是不是更好？”
“还行。”
“张老师，我在观众席那边给您架了一把梯子。”
“谢谢。”
忙了一阵，张雅心才琢磨起来，嘀咕着：“这位师傅还挺内行。”十几年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提起这段往事，张雅心只记得在广播剧场拍照，却想不起我这位当年的摄影助手了。不过，我仍以此为荣，因为虽然自己不能亲自记录下这次演出，但还是为拍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我来说，最宝贵的就是经过千辛万苦拍摄、多年积累的底片。就在“靠边站”的日子里，有一天，我看到有人把装着底片和样片的柜子扔进了垃圾堆。眼看自己多年的心血要付之东流，却无力保护，只好求了一位关系好的同事帮忙找回来。那位同事从垃圾堆里检回了满满一箱的底片。我不敢把底片放进办公室，就藏在楼道的一个橱柜里锁起来。或许这批底片注定摆脱不了丢失的命运。一次我不在班上，单位里防火大扫除，楼道里的全部东西被清理掉了。那批底片和我使用过的第一只闪光灯一同不知了去向。
关于底片，还有一件事让我惋惜不已。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文艺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拍摄了一张相声大师侯宝林演出的照片。照片上的侯宝林神采奕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天津一位画家要画侯宝林的画像，托朋友找到我要一张侯老的照片作参考。但当时我手头只有底片，只好把底片拿去用。从此这张底片一去不返。我也不知道这位画家的尊姓大名。
要说我在做主持人方面有什么经验的话，这里有很大的功劳归于我的摄影经历。因为我懂角度，懂光线，总能跟摄影师或摄像师一拍即合，有时候还能为他们提点小建议。
我喜欢当主持人，更喜欢摄影，我希望在镜头前是一位好主持人；在相机后，是一位好摄影师。
经历过这些底片的得而复失，越来越懂得底片的宝贵，更相信一点：记录历史是摄影的第一功能。正因为重视照片记录历史的功能，所以我很少在暗房中对照片进行修整，尽量保持照片的真实性。所以我不提倡对照片进行暗房加工。出于同样原因，我多次利用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呼吁创建中国摄影博物馆，让人们了解这种记录历史工具的本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