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西方国家发明了火柴。刚开始，他们以此作为“贡品”极少量地进入中国，当时国人称之为“洋火”。
　　后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商开始大量出口洋火输入中国换取白银。1987年的进口数为7.92万罗（每罗12打），到1930年，数量竟飚升至400多倍。国民政府的无能更是导致“洋火”充斥国内市场，上海大街小巷遍处可见日商的“猴牌”火柴和瑞典的“凤凰牌”火柴，以致大量白银外流。
　　面对如此情形，不少中国民族工业有识之士主张奋起抗争，以实业救国、振兴国货。1930年7月，曾创办“鸿生火柴公司”的刘鸿生联合华商在上海组建规模宏大拥有上海荧昌火柴厂、周浦中华火柴厂等7家分厂的大中华火柴股份公司与洋人“洋火”抗衡。刘鸿生年轻时做过开滦煤矿的买办，后又从事火柴业、毛纺业、水泥业和搪瓷业等，实践经验丰富，经营十分精明。他同洋人“洋火”开展激烈竞争有三大高招：一是重视技术，讲究质量，他高价进口成套设备，以优厚待遇聘请留美博士林天骥担任技术主任，从而保证了火柴质量。二是制度健全，严格管理，他率先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对各分厂的生产、消耗、工资和费用逐项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核算成本，找出问题，改进工作。三是倡导国货，注重宣传，他与华成烟公司老板协商，把上海滩当红影星吕澹如的画像搬上火柴盒，联袂推出“美丽牌”配烟火柴，效果极好。
　　刘鸿生经营有方，使自己的企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占领了国内众多火柴市场。当时有人戏称：刘鸿生缚住了“凤凰”（瑞典火柴品牌）的一对翅膀，捆住了“猴子”（日本火柴品牌）的四只脚。
　　大中华火柴公司运作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厂家的热情，上海其他民族火柴厂也纷纷加入抵御“洋火”入侵的行列，各厂生产的火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如设在上海长宁路的中国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上印“提倡国货，挽回权利”。建于1944年的上海黎明火柴厂为提升民族企业的形象和产品质量，特地制作精致的厂徽，白铜铸成，红字镶嵌，该厂的火柴商标还标上“顶上国货”。上海明明火柴厂设计生产的火柴，“国货之光”位居火柴盒中央，十分醒目，字里行间充满了民族企业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无声抗议。
　　尽管在抵制外商入侵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旧上海的火柴企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产火柴逐渐兴起的时候，日本等国一是通过逐年增加商品火柴量，输入我国倾销，谋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华办厂的形式，进行经济掠夺。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更是利用刺刀进行军事打压和实行高压政策，如对刘鸿生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上海荧昌火柴分厂等发展较好的民族火柴企业宣布“军管”，又将上海周浦中华火柴分厂定为“敌产”嫌疑，经常派军大肆骚扰，最后又施威宣布“军管”。
　　1943年初，刘鸿生无奈被迫接受日军的“合作”条件，经日军指定，由日本中支那振兴会社、联营社和大中华三方面组成“华中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在地为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88号。同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华中火柴公司组建消息，华中火柴公司明为中日合办，实被日本军队控制和监督，经营大权完全由日方操纵。1943年4月，饱含民族屈辱的华中火柴公司挂牌成立，上海火柴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饱受磨难的上海火柴业才得以重焕生机，并改造成立了上海火柴厂，继续着为国人点燃光明之路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