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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营长。那个年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年代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村里一些老乡对我有些蜚短流长，干妈知道了，足不出户的她竟然跑到村中间人最多的地方反击流言。说：“咋了！能在国民党当官那是有本事！”
我的乡下干妈
在淳化插队的三年零八个月中，让我终生难忘的就是我的干妈。她给了我她能够给我的所有的爱，一丝也没留给自己。那是1968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这天地茫茫，一眼望去不见飞鸟，不见人烟的地方。到了淳化县十里塬公社粱庄三队已是黄昏，我们被安排到老乡家吃晚饭，我去的那一家就是干妈的家。当时是什么状况我记不清了，也许当时干妈就有了想法，也许是一种缘份。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淳化这块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穷其一生也未出过山的人是绝大部分，而妇女们更是一生连县城也难得去过。所以对西安来的学生娃特别稀罕。一连几天都有乡亲们来看我们，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那天干妈来看了我们，乡亲们碰见干妈顺口问：“看谁来了？”干妈半真半假的一手拉着我说：“看我娃来了。”
就这样开始，我和干妈结下了亲人般的母子情感。那年我21岁，高中六六届学生，干妈46岁，大字不识的山区妇女。
干妈家五口人，丈夫、三个孩子。她丈夫按当地习惯我本该叫干大的，但我嫌拗口，就叫叔了。干妈家很穷，五口人盖一条被子，那被子根本不是今天那长二米三，宽一米八的七孔九孔被。它只有一米五见方，虽千补百纳，各色布杂陈其上，仍是又脏又黑烂棉花四处露着。炕席那不能叫席，就是个席片子。那里生产很落后，每亩麦田收三斗麦就是大丰收。每年二、三月都要饿肚子。干妈家最珍贵的就是几只下蛋母鸡，每年家中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全靠鸡蛋去换。再就是磨麦子时收下一些白面，相当于今天的特一粉。剩下的麦子和麸皮磨在一起，当地叫红面。那点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在面柜的角里挖出来。可从有了我这个干儿子后，干妈常叫我过去吃饭，甚至我去她家串门也要打几个荷包蛋给我吃。我知道干妈很难，每次她去拿鸡蛋我都去挡，这时的干妈看都不看我，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把我一推“去、去！”在那孔当作灶房的窑洞里，她煮好鸡蛋，盛到碗里，拿个小勺往碗里一放，自己就迈着一双小脚出去了，这鸡蛋我真不能吃，干妈一家的生活太贫困了。我端上碗跟了出去，“干妈，你吃，你身体不好。”可是干妈一扬手差点碰撒了碗，她不理我却径直出大门了。我心里五味杂陈，鸡蛋却不能不吃。穷，因为穷，当地人洗衣都舍不得用肥皂。可是我穿上干妈给我洗过的衣服闻着有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我的衣服干妈专门买香皂给我洗。她一辈子没有这样对自己。她把内心最大的爱，贫困中能做到的极致的“奢侈”全都用在我的身上。干妈家每顿饭的菜食只有辣子。但每当有我在场吃饭时，总得炒个鸡蛋或用油泼个葱花。吃饭时干妈家五口人加上我是六个。按照当时的习惯只有男人才能围在炕桌旁吃饭，干妈站在炕下，你让她吃，她总是说：“我不吃，不想吃，心里浮的很（恶心）。”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就在灶房就餐。炕桌上干大吃黑馍，我吃白馍，只要我一拿黑馍，站在炕边的干妈就一把夺下。我真的很心酸，干妈这么难，把她们每年很少能吃到的东西都给了我，而我又无法拒绝。更让我揪心的是，吃不完的白馍和炒菜干妈会拿给孩子们，小儿子拿着白馍欢天喜地表情让我不安，他对白馍也是盼望己久的。两个姑娘却还说：“给我哥留下。”他们在这么困苦的日子里，看着我把他们难得一吃的机会剥夺了，反而是表现得那样坦白的舒心、满足、高兴。有时我觉得是我反而被他们同情着，反而是他们在可怜我。在极端贫穷中他们是怎样的一颗心呀！所以我爱农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读懂了他们。也因此，我每次回西安总会给干妈家买些东西。那时物质匮乏，买红薯都要粮票。我尽量买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然而干妈就是那样的干妈，“不吃，心里浮的很”。可是过几天后再去看，我给她买的吃食没有了。
“你吃了？”
“我给四邻散了。”
“我给你买的你为啥不吃”？
“我吃了能干啥？让村里人都尝尝也是你个名望。”
好一个干妈，你一字不识却有这样的人格力量；你那么瘦小却高大地让我仰望。你贫穷如此常常吃不饱饭却如此轻看“美味佳肴”，用自己的饥饿还有那些好吃的去换取一个知青在乡亲中的好名声。把干妈对我的心放在秤上，用一座山也压不起来。有一年干妈攒鸡蛋钱给我作了一个新被子。在那个年代，劳动一天的报酬只有两三毛钱，这是何等不容易呀！干妈叮咛她的孩子们“都不许盖，是你哥回来盖的”。孩子们和干妈调侃：“行，我们不盖，叫你娃盖”。干妈的作为总让我有被极度偏爱的温暖，这种偏爱己经不是来自干妈一人，而是全家都认可的。也因此我总处在极度不安中。干妈生活的那个地方缺水，几十丈深都打不出水来，人们早上起来盛一碗水在盆里，洗完脸是不倒的，中午回家还用这碗水洗手，晚上洗过，这碗水还要用来喂猪。基本上每家一个窑，夏季接上雨水以供饮用。因为窑水不够一年用，全村人都先用村中间大涝池的水。那是一个大坑，下雨时灌满了水，此后人也吃、猪也喝、牛也饮，那是很脏的水，人们还是抢着，直到用完，各家才开始用窑水生活。可见水对这里的百姓多么重要。我们知青没有自己的窑，吃水常常东家一担西家一担，那都是有数的救命水呀！难免有些乡亲不高兴我们用水。可自从有了干妈，什么时候去打水，干妈总是叫来干大，说：“给民去吊水。”（干妈称我民）这一家人什么也不说，而自己舍不得用水，每当我看到干大走十里路下一道沟往家里挑水时，真是一面惭情。有时候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干妈和她的一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营长。那个年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年代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多次招工都被拒，我问一个林业局的招工人员：“我父亲是国民党怎么连个伐木工人都当不成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怕你放火烧山！”这些事被村里一些老乡知道对我有些蜚短流长，干妈知道了，足不出户的她竟然跑到村中间人最多的地方反击流言。说：“咋了！能在国民党当官那是有本事！”因为干妈在村里辈份大挺有威望，于是无人再议论此事了。我欠干妈太多，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报答这份爱。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天还没亮，有人站在我住的窑洞上面叫：“老谭（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当地的乡亲们为什么叫我老谭，我才二十出头，可连村里的白胡子老人也称我老谭）你干妈有病了劲大（严重之意）的很！”我穿上衣服急忙赶到干妈家里。干妈肚子痛地满炕打滚。这时干妈的侄子也来了，我们拉出架子车，那床破被铺在车上，我将我的棉衣给干妈盖上，一路跑步向县医院奔去。我们村离县城四十多里路，中间隔一条大沟，为了抢时间我们不能沿公路过沟，就在六七十度的陡坡上抬着架子车。前边的人高举车辕后边的人提着车尾。那时我们年轻有的是力气，就这一上一下十里大沟我们硬是抬着干妈过去了。过了沟我拉上车拼命向县城跑，架子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得上下跳动。当我们把干妈送进病房时汗水把衣服裤子都浸湿了。医生检查了一下，问干妈：“你刚才放屁了没有？”干妈说：“刚才架子车把我弹的放了个屁。”医生说：“没事了，老人是肠梗阻，一路上颠开了，处理一下就回去。”回去的路上干妈不断说：“我娃把我救了，我娃把我救了。”她侄子听了会意地笑她，说：“你就知道你娃。”这件事后我舒坦多了。
然而最令我不安的事发生了，我差一点害死干妈。我们住的窑洞里常有野猫出入，放在案板上的饭菜也常被整得一塌糊涂。今天想起来我当初脑子也是进水了。我在一块馒头上浇了一些敌敌畏，想治一下野猫。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猫能吃有药味的东西吗？也因为那时我父母下放陕南，西安没有家了，其他知青朋友回西安我一个人坚持在乡下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干妈就会每天到我的窑洞里给我做饭整理房间。这天干妈也来到我住的窑洞里，发现了这块馒头，闻一闻味儿不对，想扔掉觉着可惜，于是干妈将这块馍吃了。我下工回来听干妈说她心口难过，我吓得掉了魂，赶快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后来说干妈吃了一口感觉不对，把剩下的扔了，我问干妈那一口你是咽了还是吐了，干妈一会说吐了一会儿说咽了一些。我焦急万分手脚无措。看到我紧张的样子，干妈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民，没有你的事，我不怪你，谁也别想怪你，要是我死了，把我埋了就行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绞。我想说干嘛呀，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大的爱，我这一生能承受得起吗？后来，因为吃的农药少，又及时作了解毒处理，一切平安无事。
我们生活的那片土地缺少能源。乡亲们烧炕做饭用的都是麦草或玉米秆。等到这些烧完了，就要去当地那个叫安子洼的小煤矿拉煤烧。那里山坡陡峭、羊肠小道，拉过煤的人都不断诉说其艰难。去的时候给架子车尾巴上绑两根二尺长的树杆，回来时就磨完了。我们知青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身体最棒的男生，义不容辞。那天早晨我借好架子车、麻袋、麻绳，准备去拉煤。可是干妈知道了。干妈，她瘦小的身子挡在我面前：“不能去！你是为谁来？是为你媳妇为你娃？没煤烧都没煤烧又不是你一个人。咱山里的小伙子望着拉煤都怯火，你个学生娃，出了事咋说呢！算谁的？”干妈把麻绳麻袋两手一提，走了。就这样干妈阻止了我这次冒险，也许，我因此躲过一次大难。记不清是哪一年，村里选举，我被乡亲们选为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村长吧。干妈高兴地手里拿个手帕，围着她那个院子转圈。干大走过去给她说：“赶紧回去做饭，小心高兴神经了。”干妈一回到家，孩子们就逗她玩儿：“你娃能行，你娃能行的很！”干妈乐不能支，说：“我娃就是能行，就是能行，我还要跟我娃享福哩！”然而干妈没有享上我的福，我给予她的不及她给我的万一。
五年多前，我突然接到消息，干妈重病！我急忙开着我那辆只能称作“新时代架子车”的微面奔向一百多公里之外，我梦往神驰的土地，那里是我下乡插队的村庄，那里是我认识干妈的地方，然而，干妈病了，这回病得不轻。我两小时左右赶到干妈的家，一步闯进房间，我趴在干妈身边叫着：“妈！妈！”乡亲们都对着干妈说：“你娃来了，快看，你娃来了！快给你娃说话！”然而我失望了，干妈己经不认识我了，妈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她不认识她最爱的人了！我问：“为什么不拉到县里看？为什么不拉到西安看？”干妈的儿子说：“人弱的很了，恐怕车一颠人就没了。”我说：“就这样等死吗？”我开上车，四十里路，到县医院接来当地名医。一切都晚了，我心如死灰，精神崩溃。也许是男人的缘故，我一直没有哭。但是在埋干妈那天，村里的执事高叫：“义子谭XX跪拜！”我跪倒在干妈坟前那一刻泪水如涌。我的泪水浸湿了干妈坟前的土地。
干妈干大己去世多年了，淳化十里塬梁家庄这片土地我也多次重返，干妈干大坟前我烧的纸钱依然盘绕。四十多年过去我也依然魂牵梦绕。在下乡的日子遇此大爱不是人人都有。我很幸福，因为这上山下乡的日子，我很幸福，我的人生中遇到干妈。这种爱够我一生受用，这种爱使我已年过花甲还常常暗自流泪。我时时用干妈来净化我的灵魂，告诫自己：做一个贫穷的“人”，做一个有良心有大爱的“人”。富裕了也依然要做“人”，做“人”就要有良心有真爱。关于干妈的事还有许多，我想慢慢写来，在这可贵的版面上献出我对干妈干大的纪念！
我的乡下干妈
在淳化插队的三年零八个月中，让我终生难忘的就是我的干妈。她给了我她能够给我的所有的爱，一丝也没留给自己。那是1968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这天地茫茫，一眼望去不见飞鸟，不见人烟的地方。到了淳化县十里塬公社粱庄三队已是黄昏，我们被安排到老乡家吃晚饭，我去的那一家就是干妈的家。当时是什么状况我记不清了，也许当时干妈就有了想法，也许是一种缘份。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淳化这块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穷其一生也未出过山的人是绝大部分，而妇女们更是一生连县城也难得去过。所以对西安来的学生娃特别稀罕。一连几天都有乡亲们来看我们，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那天干妈来看了我们，乡亲们碰见干妈顺口问：“看谁来了？”干妈半真半假的一手拉着我说：“看我娃来了。”
就这样开始，我和干妈结下了亲人般的母子情感。那年我21岁，高中六六届学生，干妈46岁，大字不识的山区妇女。
干妈家五口人，丈夫、三个孩子。她丈夫按当地习惯我本该叫干大的，但我嫌拗口，就叫叔了。干妈家很穷，五口人盖一条被子，那被子根本不是今天那长二米三，宽一米八的七孔九孔被。它只有一米五见方，虽千补百纳，各色布杂陈其上，仍是又脏又黑烂棉花四处露着。炕席那不能叫席，就是个席片子。那里生产很落后，每亩麦田收三斗麦就是大丰收。每年二、三月都要饿肚子。干妈家最珍贵的就是几只下蛋母鸡，每年家中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全靠鸡蛋去换。再就是磨麦子时收下一些白面，相当于今天的特一粉。剩下的麦子和麸皮磨在一起，当地叫红面。那点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才在面柜的角里挖出来。可从有了我这个干儿子后，干妈常叫我过去吃饭，甚至我去她家串门也要打几个荷包蛋给我吃。我知道干妈很难，每次她去拿鸡蛋我都去挡，这时的干妈看都不看我，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把我一推“去、去！”在那孔当作灶房的窑洞里，她煮好鸡蛋，盛到碗里，拿个小勺往碗里一放，自己就迈着一双小脚出去了，这鸡蛋我真不能吃，干妈一家的生活太贫困了。我端上碗跟了出去，“干妈，你吃，你身体不好。”可是干妈一扬手差点碰撒了碗，她不理我却径直出大门了。我心里五味杂陈，鸡蛋却不能不吃。穷，因为穷，当地人洗衣都舍不得用肥皂。可是我穿上干妈给我洗过的衣服闻着有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我的衣服干妈专门买香皂给我洗。她一辈子没有这样对自己。她把内心最大的爱，贫困中能做到的极致的“奢侈”全都用在我的身上。干妈家每顿饭的菜食只有辣子。但每当有我在场吃饭时，总得炒个鸡蛋或用油泼个葱花。吃饭时干妈家五口人加上我是六个。按照当时的习惯只有男人才能围在炕桌旁吃饭，干妈站在炕下，你让她吃，她总是说：“我不吃，不想吃，心里浮的很（恶心）。”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就在灶房就餐。炕桌上干大吃黑馍，我吃白馍，只要我一拿黑馍，站在炕边的干妈就一把夺下。我真的很心酸，干妈这么难，把她们每年很少能吃到的东西都给了我，而我又无法拒绝。更让我揪心的是，吃不完的白馍和炒菜干妈会拿给孩子们，小儿子拿着白馍欢天喜地表情让我不安，他对白馍也是盼望己久的。两个姑娘却还说：“给我哥留下。”他们在这么困苦的日子里，看着我把他们难得一吃的机会剥夺了，反而是表现得那样坦白的舒心、满足、高兴。有时我觉得是我反而被他们同情着，反而是他们在可怜我。在极端贫穷中他们是怎样的一颗心呀！所以我爱农民，到今天依然如此。我读懂了他们。也因此，我每次回西安总会给干妈家买些东西。那时物质匮乏，买红薯都要粮票。我尽量买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然而干妈就是那样的干妈，“不吃，心里浮的很”。可是过几天后再去看，我给她买的吃食没有了。
“你吃了？”
“我给四邻散了。”
“我给你买的你为啥不吃”？
“我吃了能干啥？让村里人都尝尝也是你个名望。”
好一个干妈，你一字不识却有这样的人格力量；你那么瘦小却高大地让我仰望。你贫穷如此常常吃不饱饭却如此轻看“美味佳肴”，用自己的饥饿还有那些好吃的去换取一个知青在乡亲中的好名声。把干妈对我的心放在秤上，用一座山也压不起来。有一年干妈攒鸡蛋钱给我作了一个新被子。在那个年代，劳动一天的报酬只有两三毛钱，这是何等不容易呀！干妈叮咛她的孩子们“都不许盖，是你哥回来盖的”。孩子们和干妈调侃：“行，我们不盖，叫你娃盖”。干妈的作为总让我有被极度偏爱的温暖，这种偏爱己经不是来自干妈一人，而是全家都认可的。也因此我总处在极度不安中。干妈生活的那个地方缺水，几十丈深都打不出水来，人们早上起来盛一碗水在盆里，洗完脸是不倒的，中午回家还用这碗水洗手，晚上洗过，这碗水还要用来喂猪。基本上每家一个窑，夏季接上雨水以供饮用。因为窑水不够一年用，全村人都先用村中间大涝池的水。那是一个大坑，下雨时灌满了水，此后人也吃、猪也喝、牛也饮，那是很脏的水，人们还是抢着，直到用完，各家才开始用窑水生活。可见水对这里的百姓多么重要。我们知青没有自己的窑，吃水常常东家一担西家一担，那都是有数的救命水呀！难免有些乡亲不高兴我们用水。可自从有了干妈，什么时候去打水，干妈总是叫来干大，说：“给民去吊水。”（干妈称我民）这一家人什么也不说，而自己舍不得用水，每当我看到干大走十里路下一道沟往家里挑水时，真是一面惭情。有时候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干妈和她的一家。因为我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副营长。那个年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年代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多次招工都被拒，我问一个林业局的招工人员：“我父亲是国民党怎么连个伐木工人都当不成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怕你放火烧山！”这些事被村里一些老乡知道对我有些蜚短流长，干妈知道了，足不出户的她竟然跑到村中间人最多的地方反击流言。说：“咋了！能在国民党当官那是有本事！”因为干妈在村里辈份大挺有威望，于是无人再议论此事了。我欠干妈太多，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报答这份爱。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天还没亮，有人站在我住的窑洞上面叫：“老谭（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当地的乡亲们为什么叫我老谭，我才二十出头，可连村里的白胡子老人也称我老谭）你干妈有病了劲大（严重之意）的很！”我穿上衣服急忙赶到干妈家里。干妈肚子痛地满炕打滚。这时干妈的侄子也来了，我们拉出架子车，那床破被铺在车上，我将我的棉衣给干妈盖上，一路跑步向县医院奔去。我们村离县城四十多里路，中间隔一条大沟，为了抢时间我们不能沿公路过沟，就在六七十度的陡坡上抬着架子车。前边的人高举车辕后边的人提着车尾。那时我们年轻有的是力气，就这一上一下十里大沟我们硬是抬着干妈过去了。过了沟我拉上车拼命向县城跑，架子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得上下跳动。当我们把干妈送进病房时汗水把衣服裤子都浸湿了。医生检查了一下，问干妈：“你刚才放屁了没有？”干妈说：“刚才架子车把我弹的放了个屁。”医生说：“没事了，老人是肠梗阻，一路上颠开了，处理一下就回去。”回去的路上干妈不断说：“我娃把我救了，我娃把我救了。”她侄子听了会意地笑她，说：“你就知道你娃。”这件事后我舒坦多了。
然而最令我不安的事发生了，我差一点害死干妈。我们住的窑洞里常有野猫出入，放在案板上的饭菜也常被整得一塌糊涂。今天想起来我当初脑子也是进水了。我在一块馒头上浇了一些敌敌畏，想治一下野猫。当时怎么就没想到猫能吃有药味的东西吗？也因为那时我父母下放陕南，西安没有家了，其他知青朋友回西安我一个人坚持在乡下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干妈就会每天到我的窑洞里给我做饭整理房间。这天干妈也来到我住的窑洞里，发现了这块馒头，闻一闻味儿不对，想扔掉觉着可惜，于是干妈将这块馍吃了。我下工回来听干妈说她心口难过，我吓得掉了魂，赶快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后来说干妈吃了一口感觉不对，把剩下的扔了，我问干妈那一口你是咽了还是吐了，干妈一会说吐了一会儿说咽了一些。我焦急万分手脚无措。看到我紧张的样子，干妈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民，没有你的事，我不怪你，谁也别想怪你，要是我死了，把我埋了就行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绞。我想说干嘛呀，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大的爱，我这一生能承受得起吗？后来，因为吃的农药少，又及时作了解毒处理，一切平安无事。
我们生活的那片土地缺少能源。乡亲们烧炕做饭用的都是麦草或玉米秆。等到这些烧完了，就要去当地那个叫安子洼的小煤矿拉煤烧。那里山坡陡峭、羊肠小道，拉过煤的人都不断诉说其艰难。去的时候给架子车尾巴上绑两根二尺长的树杆，回来时就磨完了。我们知青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身体最棒的男生，义不容辞。那天早晨我借好架子车、麻袋、麻绳，准备去拉煤。可是干妈知道了。干妈，她瘦小的身子挡在我面前：“不能去！你是为谁来？是为你媳妇为你娃？没煤烧都没煤烧又不是你一个人。咱山里的小伙子望着拉煤都怯火，你个学生娃，出了事咋说呢！算谁的？”干妈把麻绳麻袋两手一提，走了。就这样干妈阻止了我这次冒险，也许，我因此躲过一次大难。记不清是哪一年，村里选举，我被乡亲们选为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村长吧。干妈高兴地手里拿个手帕，围着她那个院子转圈。干大走过去给她说：“赶紧回去做饭，小心高兴神经了。”干妈一回到家，孩子们就逗她玩儿：“你娃能行，你娃能行的很！”干妈乐不能支，说：“我娃就是能行，就是能行，我还要跟我娃享福哩！”然而干妈没有享上我的福，我给予她的不及她给我的万一。
五年多前，我突然接到消息，干妈重病！我急忙开着我那辆只能称作“新时代架子车”的微面奔向一百多公里之外，我梦往神驰的土地，那里是我下乡插队的村庄，那里是我认识干妈的地方，然而，干妈病了，这回病得不轻。我两小时左右赶到干妈的家，一步闯进房间，我趴在干妈身边叫着：“妈！妈！”乡亲们都对着干妈说：“你娃来了，快看，你娃来了！快给你娃说话！”然而我失望了，干妈己经不认识我了，妈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她不认识她最爱的人了！我问：“为什么不拉到县里看？为什么不拉到西安看？”干妈的儿子说：“人弱的很了，恐怕车一颠人就没了。”我说：“就这样等死吗？”我开上车，四十里路，到县医院接来当地名医。一切都晚了，我心如死灰，精神崩溃。也许是男人的缘故，我一直没有哭。但是在埋干妈那天，村里的执事高叫：“义子谭XX跪拜！”我跪倒在干妈坟前那一刻泪水如涌。我的泪水浸湿了干妈坟前的土地。
干妈干大己去世多年了，淳化十里塬梁家庄这片土地我也多次重返，干妈干大坟前我烧的纸钱依然盘绕。四十多年过去我也依然魂牵梦绕。在下乡的日子遇此大爱不是人人都有。我很幸福，因为这上山下乡的日子，我很幸福，我的人生中遇到干妈。这种爱够我一生受用，这种爱使我已年过花甲还常常暗自流泪。我时时用干妈来净化我的灵魂，告诫自己：做一个贫穷的“人”，做一个有良心有大爱的“人”。富裕了也依然要做“人”，做“人”就要有良心有真爱。关于干妈的事还有许多，我想慢慢写来，在这可贵的版面上献出我对干妈干大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