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天早上，James总会拿着一杯咖啡，背着双肩包，走进广州城那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社区—“co-working（一起开工）”。
　　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同伴，也大多喜欢背着双肩包，包里总装着电脑。他们身份各异，职业多元，却共享同一个办公空间，在这里一起开工。
　　2月13日这天下午，“一起开工”团队进行内部分享会。James试图进入分享会未遂，只能坐在流动办公区等待，他想和阿菜聊聊新产品的事。
　　2000年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James，在互联网行业做了十几年。小区宽带安装、BT下载、视频网站、作文网......James几乎跟上了每一波互联网创业的热潮。目前他是一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手上正在做的是一款名叫“驶途陪聊”的手机软件。
　　一年前，住在中山七路附近的James在附近喝咖啡时，正好瞄到了“一起开工”的海报。那时，他在珠江新城IFC大楼内的一间国际商务中心租了一个虚拟工位，每个月需要支付1500元。在商务中心里，办公者如同酒店的住客，被隔绝在各自工位的挡板之内，面孔总是陌生的。两年过去了，他没有交到任何朋友。
　　“一起开工”的海报让寂寞创业的他心动，他用一年150元的租金获得了一个流动工位。这里，座位之间没有挡板，空间开放，“你可以去和你感兴趣的任何一个人聊天，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白天，位于三层办公空间与四层公共观景平台间的楼梯，很少有安静的时候。几乎每天，至少三四拨来自成都、丽江、南京、天津、北京等地的参观者和寻求合作者前来。
　　和James一样，曾经在通讯公司工作的Sky和东东也是冲着这里的分享、开放的氛围来的，当然低租金也是很大的吸引力。2月13日这天上午，两人创业后的第一个产品，一款叫做“逆世界”的手机小游戏终于被放到了豌豆荚上，创业的梦想又离目标进了一步。
　　两个月前，从东东所在的珠江新城17层写字楼窗户望出去，是始终笼在雾里的珠江和远处模糊的城市边缘。如今从两人右边的大窗户望出去，是中山七路边始终葱茏的大榕树。
　　坐在Sky不远处的张浩也是手机游戏开发者。他喜欢来“一起开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从事自由职业多年的他，发现“在家里办公效率极低，家里休闲的氛围很容易让人分心”。他也尝试过去咖啡馆，“人来人往，说话声大，都会干扰我”。
　　张浩的经历并不孤独。在“一起开工”社区位于三楼前台对面的大立柱上，蔡延青粘贴了一组三张的漫画，分别描绘了一个男子在家、在咖啡馆和在联合办公空间办公的三种典型情境。

二

　　1986年出生的潮州人蔡延青，是这个社区的发起者和联合创始人。社工专业毕业的他曾是腾讯的交互设计师。2012年7月，他辞掉工作，众筹16万元开始环球社会创新纪录片项目。他扛起摄影器材，背起旅行包，1个人走过3大洲、13个国家、20多个城市，采访了超过50名社会企业家与创新者。
　　在拍摄过程中，蔡延青惊讶地发现，很多采访对象都会约他在类似co-working space的地方见面。“为什么这些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人都选择在这样的空间里扎堆？它究竟有什么魅力？”这个疑问牵引着他每到一个新城市就寻找联合办公的地方。他发现，联合办公空间倡导的是一种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和互助协作的精神，鼓励跨界交流与共享，“它能激活一座城市的创新氛围，对创新者们更是价值非凡。”
　　2012年10月的一天，蔡延青站在伦敦街头，对着自己的摄像机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国做点事情了！”
　　第二年春天，蔡延青回国，筹集了几十万启动资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组建了一支六七人的团队，又用了三四个月把荔湾老城区里一家锁具厂的旧厂房改造成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空间，1700平方米，取了个名字叫“一起开工”，简称“一起”。
　　刚开始的半年有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有人想租我们这里当仓库，放他的淘宝货品;有发型师想租空间来做他VIP的理发室;有人质疑我们是骗子公司，要求看我们的营业执照……”
　　后来团队通过策划许多创新创业主题的活动，吸引大量潜在会员来到“一起”，然后告诉对方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蔡延青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我们在有意无意间照搬了国外的模式，忽略了本土文化的特点与受众的差异。”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流动办公收费服务。在很多国外的联合办公空间里，最受欢迎的服务是流动办公，即按小时或按天付费，而不是按月租的长驻办公。而在广州，“大家宁愿花同样的价钱在星巴克买杯咖啡坐一个下午，也不愿为一张可以办公一天的桌子付费。”
　　这个发现给蔡延青和伙伴们敲了一个警钟，“我们逐渐摸清大家的真实需求，对大部分创新创业者来说，这里能不能办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社区里我能学习到什么知识，认识到什么人，链接到什么资源。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社区果断砍掉了流动办公收费服务，改为150元一年的年租形式，会员也迅速得到聚集。

三

　　办公方式亦是空间政治的一种。在联合办公间之前，人类的办公方式已经经历多次迭代。伴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逃离大机构和大公司，以传统办公室为代表的办公空间也在十余年间发生多元而深刻的解构，办公模式也呈现多元趋势。
　　从2000年初开始兴起的loft、soho（在家办公）再到当下风靡全球的co-working（联合办公），每一种新的办公方式都曾敏锐而热切地呼应着当代年轻人的野心和需求。
　　根据2011年 美国Deskmag 杂志的统计，多数使用联合办公空间的年龄层落于二十岁至三十岁，五分之四的人自大学学业起就开始工作，主要从事创意产业与新兴媒体，略多于一半的人是自由工作者。
　　在“一起”社区经理张平看来，这份来自美国的用户形象描述，也基本符合目前社区大部分用户的特征。目前，社区已有七八个固定办公团队，包括在华南享有不小知名度的“取悦明信片”和“小猪短租”团队外。
　　联合办公空间在美国的兴起和风靡，除了租金和多元化的空间共享者因素外，现代人中业已普遍的拖延症也是许多回家工作的创业者们重新选择回到人群中的原因。James认为现在的办公方式介于过度机构化与过度松散之间，空间的氛围和逐渐展开的各种分享、收费服务，也符合创业初期的个人和团队。
　　在信息科技和移动互联的加持之下，北京车库咖啡、深圳柴火空间的年轻创客们，和“一起开工”的James、Sky还有林杰一样，都在期盼成功的到来。一夜暴富的神话和天使投资人的诱惑，令各种载体的孵化器和投资机构，成为年轻人们喷薄满溢的野心和梦想的培养皿和斗兽场。
　　在“一起”开业的一年时间里，蔡延青遭遇最多的问题是：“你们是中介、猎头或者孵化器吗？”
　　“我们也许有孵化的功能或环境，至少外表看起来蛮像的，但我们不是孵化器。”蔡延青语调坚定，“我们渴望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的大家庭，这些有着开放共享心态的年轻人们在这里跨界互助学习与协作，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有朋友建议说你可以先做孵化器，赚了钱了再来养这个社区啊，理想主义也需要妥协的。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目前来看，我们似乎有希望可以不用绕远路来做这件事。”
　　James不讳言曾经是为了寻找更多资源来到“一起”的。一年后，James发现，“一起开工更像一个社区。”凌晨一点半，关窗关灯锁门，下楼，准备回家。深夜的中山七路，总有那么几个人：银行门口那个无家可归的老奶奶;躺在一间五金店门口睡觉的流浪汉;正在收摊的烧烤档小伙子。这是开始做“一起”后，蔡延青和伙伴们深夜晚归时常见到的景象。走在这条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的街道上，蔡延青期待第二天和大家一起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