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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做住院医生的医院位于密歇根湖畔。那里，湖岸线阻隔住人的脚步，在拥挤的市区近旁断然地划出一片水世界。隔着湖滨高速，我们医院15层的主楼就迎着那一汪湖水矗立。濒湖一侧的窗户，楼层越高，景观就越开阔。到了顶层，密歇根湖面尽收眼底，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在做住院医生繁忙的日子里，我常抽空到楼顶上观赏美景。
做住院医生，尤其是第一年见习期间，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此外还得替各级上级医生跑腿，因此我很快就对医院迷宫一般的天街地道了如指掌。可是，唯独15楼东面，由一道双层玻璃门隔出的一片单元病房区我从未去过。第一次轮转到15楼工作时，我曾试着问护士长那些濒湖单元都是给什么人住的，不想立刻被她打断：“你不会想知道！”我虽心里感到好奇，却也懂得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更好。那些濒湖单元的景观应该是全院最漂亮的，所以一定是给什么VIP大人物准备的。
一天下午，内科主任传呼，告诉我他在别处开会赶不回来，要我代他去看他的一个私人病人。主任介绍，病人只是有些低烧，大概没事，要我去了只做体检，然后向他汇报。说完还特别嘱咐，他已经通知了家属，让我去了什么也不要说。
替主任去看他的私人病人，这是对一个住院医生莫大的信任，未免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恨不得干出点什么大事来报答主任的知遇之恩。我听着电话，一面满口“是，当然”地应承着，一面飞快地写下主任给我的情况简介。挂了电话，我立刻准备动身。重温一下记下来的资料，我这才注意到，病人薇奥莱是个18岁的植物人，今天低烧，而且病房是15楼东2号，正是双重玻璃门里面那些濒湖单元里的一间！
我来到15楼东，第一次迈进玻璃门，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第一次到这儿来是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既因为是主任差遣而甚感重任在肩，又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植物人。我战战兢兢地举手敲门，一个中年黑人妇女开了门，一双大眼睛盯着我，满脸戒备，一下子把我拉回现实。这是薇奥莱的母亲。我赔着笑脸想赶紧自我介绍，她却干脆地挥了一下手掌打断：“我知道你是谁。他派你来，他不能来？”
“他在外边开会。”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想到内科主任在这儿只是个“他”。
“你懂吗？”
我虽然算是刚刚通过主任考核，知道自己业务能力差得远，但听到这样不客气的当面质疑，还是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我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我只是来做体检，然后马上向主任汇报。她这才侧身让我进去。
一张病床边上坐着位胖胖的护理，看我进来，她眼皮都不抬，指指床上，示意我开始。
床上躺着薇奥莱，像所有18岁的姑娘一样，她的皮肤闪着健康的光泽，一双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看不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下意识地打声招呼，一点反应也没有。护理显然很熟悉体检的过程。我要看喉咙，她一只手掰开薇奥莱的下颚，另一只手在脖子后面一托，薇奥莱的嘴便完全张开。轮到听呼吸音时，她把薇奥莱搬成侧身，甩出一句：“她不会深吸气。”检查很顺利，几分钟就结束了。薇奥莱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记着什么也不要说，习惯性地在病人的手上拍了一下，起身告辞。
这时我的眼睛已适应了屋内的光亮，再看薇奥莱，她的嘴还没有闭上，眼睛里却好像有了光彩，那表情分明是在微笑。我心中疑惑，转头看看薇奥莱的母亲和护理，两位都瞪着我没有任何表示，而且一脸冰霜，显然是在无言地質问我怎么还不快出去。我没敢开口，逃跑一般地退了出来，万万没想到濒湖单元里原来是这样一个世界。
我向主任报告了情况，告诉他薇奥莱充其量有些病毒感染，应无大碍。第二天一早，主任先去看过，回来告诉我薇奥莱体温已经恢复正常，然后给我讲了薇奥莱的故事。薇奥莱12岁时做盲肠切除，手术一切顺利，可人却再没从全麻中醒来。各种检查做了无数遍，什么异常也没找到。她母亲起诉医生，但律师找不出任何不良行医的证据，最后医院出面接受了法院给出的庭外和解的条件。从此，15楼的一个濒湖单元划为薇奥莱的单间。除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医院还雇了3名护理，24小时轮班照顾薇奥莱的一切医疗与生活事宜，由薇奥莱的母亲任经理，都算医院的雇员。因为没有医生愿意接收这个病人，医院规定现任内科主任负责薇奥莱的治疗与护理。因此，主任成了薇奥莱的私人医生。
6年过去了，她母亲天天来这上班视察一遍，负责薇奥莱每日的饮食起居，其间还给薇奥莱添了弟弟妹妹。薇奥莱的身体和正常人一样长大发育，但神志却没有恢复。她母亲每天观察薇奥莱的体温和其他生命体征，稍有波动，便立刻传呼主任前来出诊。在这样的照顾下，薇奥莱卧床6年竟连一次褥疮都没有出现过，这近乎奇迹。
直到做住院医生满三年时，我又有过一次去看薇奥莱的机会。在那间濒湖单元里，景色依旧，湖水仍然倒映着灿烂的阳光，薇奥莱仍然面带笑容地躺在床上，只是她也和世上所有的人一起又长大了3岁。她的两只大眼睛仍然专注地凝视着天花板，仿佛那里有着她的整个世界。这时我已学会从医生的角度看人，认定薇奥莱脸上的微笑纯粹是她表情肌动作的结果，与人世的喜怒哀乐完全没有关系。
医学发展至今，生命的许多现象仍然不能被完全解释。一个简单的盲肠切除术后，可怜的薇奥莱竟再未醒来。薇奥莱和她的母亲所失去的东西无比珍贵，值得所有人同情，让人讲起来都不忍卒评。为此，医院甘心承担照顾薇奥莱一生的责任。每天至少500美元的成本维护，薇奥莱的医疗费用就是在美国也是会让许多保险公司拒付的高额医疗费。她的生存条件要是以费用计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优越，而且只要医院在，她大约比医院的几千雇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保障。
年复一年，一个当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故逐渐变成了定式与常规。参与薇奥莱治疗管理的人们无论对当年的不幸知情或不知情，都来一起面对这已无法改变的后果。虽然人们都清楚薇奥莱恢复意识、重返社会希望渺茫，可是，维持薇奥莱的生存却已经成了濒湖单元的中心内容。薇奥莱还年轻，这种情况不知还会继续多少年。而且，濒湖单元不只一间，设有濒湖单元的医院也绝不会仅此一家。
（流 星摘自《中国医学人文》2016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做住院医生，尤其是第一年见习期间，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此外还得替各级上级医生跑腿，因此我很快就对医院迷宫一般的天街地道了如指掌。可是，唯独15楼东面，由一道双层玻璃门隔出的一片单元病房区我从未去过。第一次轮转到15楼工作时，我曾试着问护士长那些濒湖单元都是给什么人住的，不想立刻被她打断：“你不会想知道！”我虽心里感到好奇，却也懂得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更好。那些濒湖单元的景观应该是全院最漂亮的，所以一定是给什么VIP大人物准备的。
一天下午，内科主任传呼，告诉我他在别处开会赶不回来，要我代他去看他的一个私人病人。主任介绍，病人只是有些低烧，大概没事，要我去了只做体检，然后向他汇报。说完还特别嘱咐，他已经通知了家属，让我去了什么也不要说。
替主任去看他的私人病人，这是对一个住院医生莫大的信任，未免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恨不得干出点什么大事来报答主任的知遇之恩。我听着电话，一面满口“是，当然”地应承着，一面飞快地写下主任给我的情况简介。挂了电话，我立刻准备动身。重温一下记下来的资料，我这才注意到，病人薇奥莱是个18岁的植物人，今天低烧，而且病房是15楼东2号，正是双重玻璃门里面那些濒湖单元里的一间！
我来到15楼东，第一次迈进玻璃门，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第一次到这儿来是在这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既因为是主任差遣而甚感重任在肩，又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植物人。我战战兢兢地举手敲门，一个中年黑人妇女开了门，一双大眼睛盯着我，满脸戒备，一下子把我拉回现实。这是薇奥莱的母亲。我赔着笑脸想赶紧自我介绍，她却干脆地挥了一下手掌打断：“我知道你是谁。他派你来，他不能来？”
“他在外边开会。”我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想到内科主任在这儿只是个“他”。
“你懂吗？”
我虽然算是刚刚通过主任考核，知道自己业务能力差得远，但听到这样不客气的当面质疑，还是觉得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我只好硬着头皮解释，我只是来做体检，然后马上向主任汇报。她这才侧身让我进去。
一张病床边上坐着位胖胖的护理，看我进来，她眼皮都不抬，指指床上，示意我开始。
床上躺着薇奥莱，像所有18岁的姑娘一样，她的皮肤闪着健康的光泽，一双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看不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下意识地打声招呼，一点反应也没有。护理显然很熟悉体检的过程。我要看喉咙，她一只手掰开薇奥莱的下颚，另一只手在脖子后面一托，薇奥莱的嘴便完全张开。轮到听呼吸音时，她把薇奥莱搬成侧身，甩出一句：“她不会深吸气。”检查很顺利，几分钟就结束了。薇奥莱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记着什么也不要说，习惯性地在病人的手上拍了一下，起身告辞。
这时我的眼睛已适应了屋内的光亮，再看薇奥莱，她的嘴还没有闭上，眼睛里却好像有了光彩，那表情分明是在微笑。我心中疑惑，转头看看薇奥莱的母亲和护理，两位都瞪着我没有任何表示，而且一脸冰霜，显然是在无言地質问我怎么还不快出去。我没敢开口，逃跑一般地退了出来，万万没想到濒湖单元里原来是这样一个世界。
我向主任报告了情况，告诉他薇奥莱充其量有些病毒感染，应无大碍。第二天一早，主任先去看过，回来告诉我薇奥莱体温已经恢复正常，然后给我讲了薇奥莱的故事。薇奥莱12岁时做盲肠切除，手术一切顺利，可人却再没从全麻中醒来。各种检查做了无数遍，什么异常也没找到。她母亲起诉医生，但律师找不出任何不良行医的证据，最后医院出面接受了法院给出的庭外和解的条件。从此，15楼的一个濒湖单元划为薇奥莱的单间。除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医院还雇了3名护理，24小时轮班照顾薇奥莱的一切医疗与生活事宜，由薇奥莱的母亲任经理，都算医院的雇员。因为没有医生愿意接收这个病人，医院规定现任内科主任负责薇奥莱的治疗与护理。因此，主任成了薇奥莱的私人医生。
6年过去了，她母亲天天来这上班视察一遍，负责薇奥莱每日的饮食起居，其间还给薇奥莱添了弟弟妹妹。薇奥莱的身体和正常人一样长大发育，但神志却没有恢复。她母亲每天观察薇奥莱的体温和其他生命体征，稍有波动，便立刻传呼主任前来出诊。在这样的照顾下，薇奥莱卧床6年竟连一次褥疮都没有出现过，这近乎奇迹。
直到做住院医生满三年时，我又有过一次去看薇奥莱的机会。在那间濒湖单元里，景色依旧，湖水仍然倒映着灿烂的阳光，薇奥莱仍然面带笑容地躺在床上，只是她也和世上所有的人一起又长大了3岁。她的两只大眼睛仍然专注地凝视着天花板，仿佛那里有着她的整个世界。这时我已学会从医生的角度看人，认定薇奥莱脸上的微笑纯粹是她表情肌动作的结果，与人世的喜怒哀乐完全没有关系。
医学发展至今，生命的许多现象仍然不能被完全解释。一个简单的盲肠切除术后，可怜的薇奥莱竟再未醒来。薇奥莱和她的母亲所失去的东西无比珍贵，值得所有人同情，让人讲起来都不忍卒评。为此，医院甘心承担照顾薇奥莱一生的责任。每天至少500美元的成本维护，薇奥莱的医疗费用就是在美国也是会让许多保险公司拒付的高额医疗费。她的生存条件要是以费用计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优越，而且只要医院在，她大约比医院的几千雇员中的任何一个都有保障。
年复一年，一个当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故逐渐变成了定式与常规。参与薇奥莱治疗管理的人们无论对当年的不幸知情或不知情，都来一起面对这已无法改变的后果。虽然人们都清楚薇奥莱恢复意识、重返社会希望渺茫，可是，维持薇奥莱的生存却已经成了濒湖单元的中心内容。薇奥莱还年轻，这种情况不知还会继续多少年。而且，濒湖单元不只一间，设有濒湖单元的医院也绝不会仅此一家。
（流 星摘自《中国医学人文》2016年第4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