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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的山水画气象沉雄,韵致幽深,在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在海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
求学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厨师家庭,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很喜欢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意笔写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画意笔人物。意笔者,笔简意足之谓也。画意笔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灵性有幽默感的画家。他笔下的渔夫、儿童、书生、仕女、钟馗、隐士等等,都质朴、稚拙、诙谐、亲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着乐趣。李可染熟悉民间艺术,又爱京剧,京剧中的丑、末角色都与幽默有缘。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经常能慢声细语说出令人绝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笔人物,是这些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而,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翠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
求学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厨师家庭,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很喜欢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lle/llle200805/llle20080533-1-l.jpg)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lle/llle200805/llle20080533-2-l.jpg)
意笔写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画意笔人物。意笔者,笔简意足之谓也。画意笔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灵性有幽默感的画家。他笔下的渔夫、儿童、书生、仕女、钟馗、隐士等等,都质朴、稚拙、诙谐、亲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着乐趣。李可染熟悉民间艺术,又爱京剧,京剧中的丑、末角色都与幽默有缘。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经常能慢声细语说出令人绝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笔人物,是这些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而,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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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翠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