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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的山水画气象沉雄，韵致幽深，在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在海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
求学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厨师家庭，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很喜欢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意笔写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画意笔人物。意笔者，笔简意足之谓也。画意笔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灵性有幽默感的画家。他笔下的渔夫、儿童、书生、仕女、钟馗、隐士等等，都质朴、稚拙、诙谐、亲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着乐趣。李可染熟悉民间艺术，又爱京剧，京剧中的丑、末角色都与幽默有缘。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经常能慢声细语说出令人绝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笔人物，是这些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而，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翠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
求学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厨师家庭，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很喜欢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意笔写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画意笔人物。意笔者，笔简意足之谓也。画意笔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灵性有幽默感的画家。他笔下的渔夫、儿童、书生、仕女、钟馗、隐士等等，都质朴、稚拙、诙谐、亲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着乐趣。李可染熟悉民间艺术，又爱京剧，京剧中的丑、末角色都与幽默有缘。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经常能慢声细语说出令人绝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笔人物，是这些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而，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翠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