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改革,都是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在我们现今缺乏自由的市场背景下谈论改革,或多或少像一部轻喜剧,台上的人卖力表演,台下的人,要么鼾声如雷,要么含笑不语。
　　
　　一国之经济,自有它内在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的经济学经验与技巧来解释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自由度指数”从此粉墨登场。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和其他几位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参与其中。他们从管理控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一个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相对较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就会被这个学术范式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执行的政策管理控制水平高,定价受到种种限制,货币政策带来普遍的通货膨胀,税收水平攀高,国际贸易单纯追求出超,甚至是封闭,这样的国家,就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
　　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风景真是千差万别,原因正是在于自由的多少。1776年,亚当·斯密就明确提出了市场的一个偶然因素:人们只有享有参与到市场经济进程的自由,才会增加财富。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才能寻找到他的比较优势,才能激活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禀赋,从而推动市场的演进。因此有人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企业家,每个人都在创新,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否给每个人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学术追问正好佐证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局,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比如眼下的国进民退态势,随着货币的发行越来越不受控制,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将国有企业越撑越大,这样的局面,表面看起来是国有企业的财大气粗,事实上则是经济的发展正在失去市场的动力,最醒目的表征,就是大量私营企业的发展四面受困,产业结构过分向房地产、能源甚至是单纯的资本运作集中,而大量涉及日常生活本身的产业被边缘化。如此背景下,再由政府管理层高谈所谓经济结构转型,如果不是对市场毫无常识,那么就是自欺欺人!
　　比如我们总是高谈创新,高谈科技进步。问题在于,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任何一种创新,都是分工的结果,都是一个具体的人基于自身利益和成本所进行的差异化创造。也就是说,创新首先是一种个体化的工作,其次,创新是市场自由分工的结果。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经济体,没有详细的市场分工,没有迂回的产业分布,没有层出不穷的企业和企业家,是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创新成果的。这里甚至涉及更加重要的个人价值边界问题:一个思想被控制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得不到基本保护的地区,每个人同时必然会失去创新的思想动力,即使人口超过20亿,也不会有人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在创新问题上,从来不是人多力量大,相反,在一个市场分工过于简单,而言论自由严重被管控的地方,人口越多,创新越匮乏。
　　比如此时此刻正在各地不断上演的房屋暴力拆迁,是对个人基本的财产权利的破坏,进而也是对市场经济基础的破坏。曾经听于建嵘先生讲,他去江西万载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结果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这样的官僚言论,一方面显示出对市场经济发展彻底的无知,一方面也再次显示,这位县委书记所谋求的发展,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个官僚的仕途上的发展。他所主导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没有关系,与自由没有关系,与他们口口声声改善民生的口号和文件,也没有关系。
　　事实上,这名县委书记的言论,代表着当下中国最典型的短期利益。官员们从来就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不会因为身居官位,就忘记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恰恰相反,官衔反而加重他们对利益的索取力度。因此,任何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计划,都不会在这样的官员身上展开。如此,我们孜孜以求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这种纯粹造福后人的经济方法,在这个国家里,不过就是一个幌子。
　　即使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常识看,我们都到了真正需要改革的时候。但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会发现,当所有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还是市场资源,统统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上,而任何一种改革,毫无疑问都是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谈论改革,或多或少像一部轻喜剧,台上的人卖力表演,台下的人,要么鼾声如雷,要么含笑不语。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困局,而所有的症结,只与自由有关。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没有市场的自由,何来经济的崛起?如果我们真要发展,那么请从自由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