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八九年前某天上午，止庵与我约好在报国寺收藏市场见面，那时我是报国寺常客，止庵是第一回来。为什么来？是因为我常跟他讲起在报国寺所见所闻的淘书故事，止庵一时出于好奇，就来了。跟我转了几个地摊，他居然鼓动我买了一本有汪精卫大照片的老杂志。中午正好有个饭局，我的一位朋友张文标先生召集，入席有两位媒体的朋友，有六七位收藏圈的朋友，还有几位朋友的朋友。止庵面对这些人煞觉眼生，全凭我一一低声给他介绍；这位是收什么的，那位是收什么的，我估摸，他一个也记不住，也不想记。就是在这次饭局后，止庵抛出针对收藏圈的“高者近儒，低者近丐”八字论。
　　关于这八个字，以后我与止庵无数次地谈及。我甚至问他儒丐之间还有没有个过渡的阶级，譬如我自己，自觉不够儒，似乎亦非丐，应该算中间人物吧。止庵承认这八个字是饭局上的最初印象，这个印象来自与席者的作派、衣装、谈吐等表面的东西，未及其他。
　　倒是我后来使劲儿地琢磨这八个字有何深意。我在给止庵的信中说：“我倒是赞同你对‘收藏圈’的八字评语‘高者近儒，低者近丐’。这八个字不但是好言语，也可以扩而广之到所有的‘圈子’。”
　　所谓“圈子”，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将具有同好的某一类人划归为“读书圈”“书画圈”“集邮圈”“藏书圈”，多是为了书面叙述或口头表达的方便。圈子的划分并不像阶级的划分那样严格，如果像列宁非常仇恨的“富农阶级”，那还了得，统统枪毙。
　　具体到收藏圈，具体到某一收藏门类，儒丐之分，说穿了，就是贵贱之分，高低之分。此时的“圈子”隐约含有阶级的意味，不是么，白领蓝领，高富帅与矮穷矬，显然就不是什么收藏不收藏的事了。
　　止庵针对收藏圈的这番高论，无意之中透露了“读书圈”的优越感，尚不属于歧视。自古以来读书人总是看不起专事收藏（藏书）的人，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类。洪氏的“五家论”实质亦即“高者近儒，低者近丐”，只不过不似字面上“丐”的本义那样显明，贬之为“掠贩家”，不就等同说你是藏书家里层次最低的么？韦力先生说，“人们为什么对藏书家总是冷嘲热讽，比如以‘智者不藏书’等偷换概念的话等等，来视藏书家为蠢物，我觉得这就是时代的功利心渗透到当今人们血液中的折射”。
　　虽然我一直警觉读书界对藏书圈（界比圈高）的偏见，不成想就是这码子事，藏书圈的印象分历来不高，在旁人眼中，这是一帮不可理喻的家伙，神神叨叨，不着四六，总以为天底下唯有藏书是最要紧的事情，谁要是说他一句他的书不好，如数家珍的脸即刻就是晚娘之脸了。
　　我有责任把嗜书者分为两类，一类“嗜读书”，一类“嗜藏书”，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有极个别天才，有能力平衡嗜读与嗜藏的辩证与统一，平庸之辈顾好一头即手忙脚乱。
　　读书或藏书，纯粹的个人行为，偶有三五同好，便被视为圈子，结党营私，一人出丑，抹黑全圈。也许，到了纸质书消亡的那一天，天下读书人也好，藏书人也好，大家捧的都是电子书，电子书面前人人平等，儒丐之论也就随之成为历史名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