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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中，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其中群众组织力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践行群众路线、维护人民利益，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整合、社会经济利益交融和共产主义愿景带动下逐步形成的，引领人民推进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群众工作能力。正是凭借这一能力，在淮海战役期间（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获得了群众的倾力支持，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及时的兵员补充。难怪淮海战役五前委之一的陈毅同志在总结时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政治动员坚定“走心”，激发群众参与感。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可谓一役定鼎中原。在淮海战场上，国共双方之间展开的不仅是军事的角力，更是民心向背的考量。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党在华北、华东和华中解放区就支前活动均进行了认真细致、卓有成效的基层政治动员。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如《新华日报》1948年11月30日刊载了中共华中工委宣传部制定的多余支前动员宣传口号，按机关部队、乡村、城市等类别分类，共计54条；中共如东县委1948年12月21日发布《支援前线教育提纲》规定，淮海战役战前动员工作要做到“深入动员、逢人必告”；中共日照县委1949年《支前工作汇报提纲》则规定，“分别召开妇会、农会各部门大会，发挥各部门作用；进行集市宣传扩大胜利影响”。[1]62-63在我们党的不懈努力下，前线的捷报和支前的需要宣传到了每一个集镇、每一个村庄，人民解放军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战绩家喻户晓，极大地鼓舞了后方群众的信心。同时在基层政治动员中，我们党将淮海战役与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人民群众深切地认识到，支前就是保卫解放区，支前就是保卫土改成果，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与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力、车力、牲口和船只，紧张地生产，踊跃地支前，从而充分保证了前线的运输和供给。
支前方案科学高效，确立群众目标感。从谋划淮海战役之初，我们党的高层就特别重视后勤保障问题，多次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战争进程中，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华野、中野后勤部门认真分析大兵团集中、各部队协同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参战部队的物资补给、战场救护、伤员运送、粮弹转运、民工调配以及交通修复等后勤和支前工作都做了深入研究，就弹药、粮食、医院、民力、交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安排和具体部署，在此基础上，各地方党政部门对支前工作做了进一步细化和任务分解。一是建立支前运输网络。华野、中野后勤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在淮海战场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构筑了水路、陆路运输线路，沿途建立粮站、兵站、医院等站点设施，各站点依照统一要求，对经手转运的物资和伤员做好登记，确保每一环节无错误，无遗漏。二是明确支前服务办法。各地方党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支前人员的征调和物资的征用都做了明确、成文的规定。如豫皖苏区党委《关于加强战勤工作的指示》规定“凡无残疾的男女公民，年在16岁以上，55岁以下者，均有为战争服务之义务；视体力之强弱，经民主讨论，分班排组织起来”，豫西《民工动用暂行办法》则规定“能服役之牲口车辆，皆在被动用之列”。[2]34-35三是细化支前民工分类。淮海战役期间，华野后勤司令刘瑞龙同志在《陈毅同志率领我们搞好支前后勤工作》一文中记载，为适应战争情况和任务多变的特点，我们党实行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三线临时民工相结合的完整体制。除此之外，后方另有民工负责粮食筹备、军鞋制作等工作，在紧张的战局中做到了前线与后方统筹，生产和支前兼顾。上述各项措施明确了支前群众的个人职责和工作目标，从而保证了在淮海战役整个进程中，支前工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民工管理多措并举，提升群众荣誉感。淮海战役支前过程中，民工的日常管理同样体现出我们党高超的群众组织力。几百万支前民工依照地域相近的原则，按连、排、班或是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的形式编成准军事建制的民工队。在管理这些准军事建制时，各地党政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细则。如1948年11月《启东县常备民工东南大队总结报告》记载，启东县民工管理制度规定“早晚点名，加强群众行政观念，减少自由散漫现象”；宿北县支前总队部宣慰科在1948年12月24日的《怎样做好民工工作》一文中记载，宿北县就民工供给和伙食管理规定“建立统一的供给制度与发放机关”，“坚决执行编制，掌握精确人数，严格检查贪污浪费不节约现象”，该县还重视民工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就“饮水、吃饭、睡觉、行军、环境卫生检查、大便的处理”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章，[3]112-115方便民工比对检查，规范行为。二是发挥民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淮海战役大部分支前队伍中都有民工党员配备，如胶东区规定“大队主要干部由县党政配备相当于县级干部，中队主要干部由区党政配备区级干部，分队主要干部由党政配备助理员或坚强的联防干部，小队干部由村主要干部配备之，民工骨干中党员要占20%”[1]64。这些民工党员通过不定期召开战场支部会等组织生活方式培养纪律观念，强化党员意识，以实际行动在支前工作中起到带头和带动的作用，增强了党组织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普通民工以能够为党组织工作为荣，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荣。三是开展战地推优评先。在工作之余，民工除了被组织起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学习之外，还会按照既定标准就前期工作进行评比。如1948年华中第六行政区出台了《第六行政区后勤人员立功条例》，就“干部立功、一般后勤人员立功条件、集体立功条件”等事项列出了一系列具體条件，[2]104-141符合标准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被大张旗鼓地公开表彰，立功喜报送后方，极大地激发了民工支前的荣誉感和积极性。 运输报酬公平合理，增强群众获得感。保障支前民工经济利益，即是我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支前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除政治动员、精神激励、科学管理之外，设定合理运输报酬和运用经济杠杆满足支前群众物质需求是我们党高超组织力的另一个体现。华北、华中、华东各地方政府在完成土改的前提下，均结合地方实际给付运输报酬。如1948年11月5日，即淮海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日照县发布《支前指挥部紧急通知》，规定支前民工“每人每日发粮市称3斤，菜金折秋粮12两，草3斤，但一人一车至少推200斤，每日走50里路，若超过部分按百斤百里提13斤给奖”[2]6，这一规定在核定基本工作量的基础上计算报酬，同时鼓励多劳多得，极大地激发了民工支前的积极性。中原区在淮海战役期间则沿用济南战役时中原军区发布的《禁止无介派差、实行给资包运的布告》所规定的运输包运制和按件计工制，规定“凡有固定收发地点之军需、军械物资转运，一概采取按量记工的办法。根据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按运程和运量规定运输报酬”。[2]10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于1949年11月30日整理出的《济南、淮海、渡江京沪三大战役支援工作总结》则显示，华东区按运输路途难易确定报酬，“逆流运输的按百里百斤5%提成；遇到风雨阻隔，可以每人每天发放3斤粮食”。[2]4这些富于人性化的报酬设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支前队伍的作用。除给予支前民工经济报酬外，山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对支前民工进行粮食减免，平度县还沿用1948年9月18日济南战役期间县政府下发《关于为民工家属收耕的通知》的部分内容，在淮海战役民工服务之时，由地方党政机关组织人力物力按军属代耕原则对其家庭进行帮收代耕。[2]21我们党给予支前民工的合理报酬、公粮减免和劳务帮助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支援前线是自身根本利益之所在，他们自发地把淮海战役的胜利前景和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支前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政治、经济、物质、精神联合发力，科学的支前方案和人性化管理措施多管齐下，人民群众在淮海战役中支前热情空前高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党共组织民工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向后方转送伤病员11万名。这些活跃在前线和后方的支前民工不仅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工程队甚至预备役部队，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当下，总结淮海战役中我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经验，必然会为新时代的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淮海战役纪念馆.伟大的胜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
[2]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力量的源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孟婷：中共徐州市委党校；武湖：中共徐州市委組织部）
责任编辑：张 杰
政治动员坚定“走心”，激发群众参与感。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歼敌最多，可谓一役定鼎中原。在淮海战场上，国共双方之间展开的不仅是军事的角力，更是民心向背的考量。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党在华北、华东和华中解放区就支前活动均进行了认真细致、卓有成效的基层政治动员。这一过程中，我们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如《新华日报》1948年11月30日刊载了中共华中工委宣传部制定的多余支前动员宣传口号，按机关部队、乡村、城市等类别分类，共计54条；中共如东县委1948年12月21日发布《支援前线教育提纲》规定，淮海战役战前动员工作要做到“深入动员、逢人必告”；中共日照县委1949年《支前工作汇报提纲》则规定，“分别召开妇会、农会各部门大会，发挥各部门作用；进行集市宣传扩大胜利影响”。[1]62-63在我们党的不懈努力下，前线的捷报和支前的需要宣传到了每一个集镇、每一个村庄，人民解放军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战绩家喻户晓，极大地鼓舞了后方群众的信心。同时在基层政治动员中，我们党将淮海战役与群众的切身利害关系密切地联系起来，使人民群众深切地认识到，支前就是保卫解放区，支前就是保卫土改成果，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与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群众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人力、车力、牲口和船只，紧张地生产，踊跃地支前，从而充分保证了前线的运输和供给。
支前方案科学高效，确立群众目标感。从谋划淮海战役之初，我们党的高层就特别重视后勤保障问题，多次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战争进程中，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华野、中野后勤部门认真分析大兵团集中、各部队协同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参战部队的物资补给、战场救护、伤员运送、粮弹转运、民工调配以及交通修复等后勤和支前工作都做了深入研究，就弹药、粮食、医院、民力、交通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安排和具体部署，在此基础上，各地方党政部门对支前工作做了进一步细化和任务分解。一是建立支前运输网络。华野、中野后勤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在淮海战场方圆千里的范围内构筑了水路、陆路运输线路，沿途建立粮站、兵站、医院等站点设施，各站点依照统一要求，对经手转运的物资和伤员做好登记，确保每一环节无错误，无遗漏。二是明确支前服务办法。各地方党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支前人员的征调和物资的征用都做了明确、成文的规定。如豫皖苏区党委《关于加强战勤工作的指示》规定“凡无残疾的男女公民，年在16岁以上，55岁以下者，均有为战争服务之义务；视体力之强弱，经民主讨论，分班排组织起来”，豫西《民工动用暂行办法》则规定“能服役之牲口车辆，皆在被动用之列”。[2]34-35三是细化支前民工分类。淮海战役期间，华野后勤司令刘瑞龙同志在《陈毅同志率领我们搞好支前后勤工作》一文中记载，为适应战争情况和任务多变的特点，我们党实行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三线临时民工相结合的完整体制。除此之外，后方另有民工负责粮食筹备、军鞋制作等工作，在紧张的战局中做到了前线与后方统筹，生产和支前兼顾。上述各项措施明确了支前群众的个人职责和工作目标，从而保证了在淮海战役整个进程中，支前工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民工管理多措并举，提升群众荣誉感。淮海战役支前过程中，民工的日常管理同样体现出我们党高超的群众组织力。几百万支前民工依照地域相近的原则，按连、排、班或是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的形式编成准军事建制的民工队。在管理这些准军事建制时，各地党政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细则。如1948年11月《启东县常备民工东南大队总结报告》记载，启东县民工管理制度规定“早晚点名，加强群众行政观念，减少自由散漫现象”；宿北县支前总队部宣慰科在1948年12月24日的《怎样做好民工工作》一文中记载，宿北县就民工供给和伙食管理规定“建立统一的供给制度与发放机关”，“坚决执行编制，掌握精确人数，严格检查贪污浪费不节约现象”，该县还重视民工生活卫生习惯的培养，就“饮水、吃饭、睡觉、行军、环境卫生检查、大便的处理”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章，[3]112-115方便民工比对检查，规范行为。二是发挥民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淮海战役大部分支前队伍中都有民工党员配备，如胶东区规定“大队主要干部由县党政配备相当于县级干部，中队主要干部由区党政配备区级干部，分队主要干部由党政配备助理员或坚强的联防干部，小队干部由村主要干部配备之，民工骨干中党员要占20%”[1]64。这些民工党员通过不定期召开战场支部会等组织生活方式培养纪律观念，强化党员意识，以实际行动在支前工作中起到带头和带动的作用，增强了党组织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得普通民工以能够为党组织工作为荣，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荣。三是开展战地推优评先。在工作之余，民工除了被组织起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学习之外，还会按照既定标准就前期工作进行评比。如1948年华中第六行政区出台了《第六行政区后勤人员立功条例》，就“干部立功、一般后勤人员立功条件、集体立功条件”等事项列出了一系列具體条件，[2]104-141符合标准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被大张旗鼓地公开表彰，立功喜报送后方，极大地激发了民工支前的荣誉感和积极性。 运输报酬公平合理，增强群众获得感。保障支前民工经济利益，即是我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支前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除政治动员、精神激励、科学管理之外，设定合理运输报酬和运用经济杠杆满足支前群众物质需求是我们党高超组织力的另一个体现。华北、华中、华东各地方政府在完成土改的前提下，均结合地方实际给付运输报酬。如1948年11月5日，即淮海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日照县发布《支前指挥部紧急通知》，规定支前民工“每人每日发粮市称3斤，菜金折秋粮12两，草3斤，但一人一车至少推200斤，每日走50里路，若超过部分按百斤百里提13斤给奖”[2]6，这一规定在核定基本工作量的基础上计算报酬，同时鼓励多劳多得，极大地激发了民工支前的积极性。中原区在淮海战役期间则沿用济南战役时中原军区发布的《禁止无介派差、实行给资包运的布告》所规定的运输包运制和按件计工制，规定“凡有固定收发地点之军需、军械物资转运，一概采取按量记工的办法。根据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按运程和运量规定运输报酬”。[2]10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于1949年11月30日整理出的《济南、淮海、渡江京沪三大战役支援工作总结》则显示，华东区按运输路途难易确定报酬，“逆流运输的按百里百斤5%提成；遇到风雨阻隔，可以每人每天发放3斤粮食”。[2]4这些富于人性化的报酬设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支前队伍的作用。除给予支前民工经济报酬外，山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对支前民工进行粮食减免，平度县还沿用1948年9月18日济南战役期间县政府下发《关于为民工家属收耕的通知》的部分内容，在淮海战役民工服务之时，由地方党政机关组织人力物力按军属代耕原则对其家庭进行帮收代耕。[2]21我们党给予支前民工的合理报酬、公粮减免和劳务帮助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支援前线是自身根本利益之所在，他们自发地把淮海战役的胜利前景和自身利益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支前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政治、经济、物质、精神联合发力，科学的支前方案和人性化管理措施多管齐下，人民群众在淮海战役中支前热情空前高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党共组织民工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向后方转送伤病员11万名。这些活跃在前线和后方的支前民工不仅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工程队甚至预备役部队，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当下，总结淮海战役中我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经验，必然会为新时代的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淮海战役纪念馆.伟大的胜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
[2]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力量的源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孟婷：中共徐州市委党校；武湖：中共徐州市委組织部）
责任编辑：张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