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1月10日晚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里，一场德奥系音乐会在青年指挥家张亮与上海爱乐乐团的精彩演释下大放光彩。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近乎偏僻生冷——上半场为贝多芬《科里奥兰》序曲和舒曼《F大调圆号四重协奏曲》，下半场为布鲁克纳《C小调第一交响曲》。不过，纵然冬雨阴凉，众多爱乐者依然如约而至。当晚的音乐点燃热情，因其优雅、饱满和清晰的特质，让观众的听觉体验再获享受。

　　《科里奥兰》序曲由贝多芬创作于1807年，以传统奏鸣曲式的形式、连奏与断奏相结合的手法，預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几番撞击与不安的情绪塑造了C小调交响叙事的“悲剧性基调”。强劲主音在三次被打断后开始了紧迫浓烈的叙事情节，在指挥家大幅度的动作引领下，对答式音乐语言显示出了棱角明确且层次分明的情绪对比。整个乐队音色完美通透，声响质感自如，在音乐会的开场已然展现出了一股强大的风范。
　　如果说《科里奥兰》序曲较为冷门，那么舒曼为四个圆号和乐队而作的《F大调圆号四重协奏曲》在音乐史上则可以算作是“另类”了。纵观音乐史上的圆号经典曲目，从亨德尔《F大调协奏曲》、海顿《D大调第三十一交响曲（圆号的标志）》、莫扎特为圆号写过的四部协奏曲，一直到十九世纪末理查·施特劳斯《第一圆号协奏曲》的问世，圆号一直因其技艺难以掌握被吐槽诟病，而后随着乐器性能及技法的逐步完善与成熟而被听众接受。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古典音乐史上圆号这件乐器在形制构造与音乐表现的历史演进。舒曼凭借着对圆号情有独钟的热爱和对乐器表现力的挖掘，为其个人晚期创作注入了一丝鲜活的生命力。然而，这部作品一度被当时一些优秀的演奏家看作是异想天开的存在，因此被尘封多年。作品无论从音乐表现还是演奏技巧上都达到了圆号艺术的最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当晚担任圆号独奏的四位演奏家也组成了别具一格的“跨国组合”，东西方的合作交流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普通观众以及极力寻找自己平衡点的同时，不断叠加协调，圆号也因其儒雅抒情的音色与乐队声响合而为一。当晚的表演堪称完美，营造出了舒曼的优雅气质和丰富内涵。

　　下半场的布鲁克纳《C小调第一交响曲》可谓是本场音乐会的重头戏。这部经历了近四十年孕育的作品于1868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乐队在第一提琴组极弱的附点节奏下渐进，随后圆号与木管乐器依次强奏，整个弦乐队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掀起暗藏涌动的漩涡。即兴风格的段落引出随后的慢板乐章，谐谑曲在愈发明朗的主题中呈现出来，强烈的节奏律动像是矛盾处境下的宣泄，激动如火的末乐章采用第一乐章主题材料构成并以木管与弦乐的应答再现，最后在乐队全奏中结束全曲，极具张力。

　　在这部作品中，布鲁克纳营造出一种徐缓神秘的、经过精心编排且修长伸展的结构线条，意在制造一种深思熟虑且层层递进的展开效果。整首曲子不难听出这位德国晚期浪漫派作曲家深受瓦格纳和舒伯特音乐的影响，第一乐章持续引用瓦格纳《唐豪瑟》的序曲音调片段，第二乐章在舒伯特式的华彩乐句中确立调性。布鲁克纳独特的配器概念来自瓦格纳对低音与铜管乐器的挖掘，这与瓦格纳以构筑交响戏剧为核心的宏大的“未来音乐”的观念设想不无关系。到后来，他汲取了瓦格纳晚期的半音化和声的运用且将其发展，以及调性的游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瓦格纳。布鲁克纳以虔诚信仰和独特个性为德奥音乐发展另辟蹊径。他的音乐真诚质朴，充满哲思，并以独具一格的探求史诗般“宏伟”的交响乐风格，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余晖中再现德奥音乐黄金期。
　　指挥家张亮也保持着应有的激情与气度，对声部层次和力度行进幅度给予了精细的把控，整个乐队音响在他的指挥下逐渐涌动而上，掀起观众心中的层层波澜。最终，细密的线条不断叠加汇聚为大规模集中爆发的高潮，高潮是细小发展壮大后必定会有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而言，高潮是一切过程的终极结论，同时也是对一个中心主题做出的一个个不同的思考。
　　走进布鲁克纳的音乐世界，人的心灵会不自觉地深入到那高深莫测的云端深处，驰骋于天际，顷刻间圣洁之光洒向大地。这种崇高性体现在笔法粗大与体量庞大的交响思维结构方面，体现在音响质料与音色修辞并存的壮美空间中，体现在对德奥音乐一脉相承的接续和挑战中。那么如何使编制庞大的管弦乐队展现出这种深刻厚重的乐音效果，这对指挥家、演奏家甚至听众都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功力考验。
　　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从技术手法和发展空间方面达到了历史与时代的极致，而他的灵魂在以音乐为媒介与宇宙空间交汇时，显然已脱离身体的躯壳而徜徉于无极之境。他的音乐犹如他的画像那般憨厚可掬，鞠躬卑微的姿态以及过长外套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时宜的农民身份。就是这样一位现实中的小人物，却在精神层面达到了自由意志。而如今，在德奥经典依然占据核心地位的音乐生活中，如何将自己置身于音乐主题空间中，获取灵魂和能量的“终极永恒”，当晚的音乐会已然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