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少林对中国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老方丈行正十多年的持续上访。
　　在“上访”一词愈来愈政治化、敏感化的今天，讨论上访是不合时宜的。但是讲述当代少林史却无论如何不能遗漏当年行正千辛万苦的上访。
　　“文革”对佛教是“彻底的扫荡”(叶小文语)。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也有让人稍稍欣慰的事情。从1972年到“文革”结束前，北京广济寺、河南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等，均在周恩来等中央高层的过问下得以修复。上述四座寺院，除了少林寺，其他三座寺院得以修复都是外交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1972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要求进寺访问；白马寺是中国第一佛寺，1972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求进寺访问：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要求进寺参拜。除了从北京调拨来文物、佛像外，白马寺获得40万元拨款，国清寺获得30万元拨款。
　　和其他三座寺院的修复原因相比，少林寺是个例外。1972年用于修复少林寺山门、维修千佛殿、白衣殿的7.5万元，是在行正上访离京返寺一个月后顺利下拨到登封的，加上之后获得的拨款，仅仅在“文革”期间，少林寺就获得了财政拨款20多万元，“文革”初期被拆毁的少林寺山门被落地翻修，千佛殿、白衣殿的壁画得以保存。
　　少林寺获得的拨款少于白马寺，是因为少林寺地处深山老林中交通不便，在“文革”中遭到的破坏并不严重。当然这也和僧人与村民关系和睦有关，更与行正舍身护寺、提前转移掩藏有关文物有着直接的关系。
　　1972年，僧众拮据的生活、破损漏雨的大殿让少林寺难以为继，行正在居士郝释斋的帮助下，不得不踏上进京的火车。少林寺太出名了，以至于在同样处于困境的广济寺，行正与郝释斋仍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食宿有专门的侍者，出行有专门的轿车。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说，你们来得太是时候了，我们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中央也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中央领导在少林寺的上访材料上批示了八个字：关门照顾，拨款维修。
　　行正回到少林寺，发现虽然河南省革委会已经把抢修的7.5万元专款下拨，但是登封这边迟迟没有动工，他不得不再次前往开封(1983年以前少林寺属于开封地区管辖)统战部、河南省统战部上访。
　　上访之路太辛苦。因为拿不出1块钱的锻磨钱，行正与郝释斋曾经抱头痛哭。往返北京一次需要70多元，每一次进京行正都要等着郝释斋攒够路费方能成行。他们总是睡在候车室或街头，路上只吃烧饼喝开水，有时甚至一路饿到北京。但是，作为唯一的、长期持续的上访者，少林寺推动了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和落实。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分别于1974年、1976年、1978年三次来到少林寺。1977年赵朴初到白马寺调研时说，可以从少林寺调两个僧人到白马寺，两个僧人看殿比十几个文物管理人员都要尽职。随后国家“僧道管庙，以庙养庙”的宗教政策出台，但是地方政府拒绝执行，行正不得不再次上访。1983年国务院发布了60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确定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的通知》，确定在全国汉族地区开放163座重点寺观，作为佛道教活动场所，并规定其中曾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94座寺观，要在1984年内移交给佛道教组织和僧道人员管理使用。确切地说，少林寺的复兴是从1984年4月1日开始的，而非《少林寺》电影上映的时间。正是行正的上访推动了少林寺的复兴，也推动了中国佛教前进的车轮。
　　2009年，少林寺陷入“被上市”风波，永信再次上访，并于12月28日受到河南省省长郭庚茂接见。永信表示少林寺是佛教寺院，无论名称权还是门票经营权都不能以任何形式上市。郭庚茂指出，政府会严格按照我国的宗教政策法规对待此事，保护佛教寺院以及佛教徒的合法权益。少林寺上市就此止步，永信的上访阻止了少林在全国佛教界首开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