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夫妇历时十几年,仔细甄别材料,扎实追踪采访,以真实和率性的文字,完成了桑塔格的第一部传记《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这是一本传主在世时就出版的著作,也是获得传主认可的文学性的生活轨迹的再现。让桑塔格满意实在是太不容易的,这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坎普王后、双性恋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疯子。
　　“坎普”是什么?是言谈和举止方面的种种女性的,尤其是同性恋的矫揉造作。当然,这是传统的释义。桑塔格赋予了坎普全新的含义。“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对它反感。”事实上,桑塔格正是在她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发表之后,以叛逆者的形象登上美国思想舞台的。
　　做着文学之梦、想从桑塔格的传奇经历中寻觅成功捷径的年轻的追随者们,在读了桑塔格传之后,应该是改弦更张,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了。桑塔格从来认为,作家都应该是神经质的,偏激的,自闭的,特立独行的。至少,他们在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应该是异于常人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好听的、可以接受的说法。
　　桑塔格4岁的时候,家中的保姆领她在公园里玩。她听见保姆对别人说:“苏珊弦崩得紧紧的。”苏珊心里笑了:“这可是个有趣的字眼。”
　　6岁的时候,苏珊上学了。学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敏感和聪明的孩子。周一的时候,学校让苏珊在一年级A班,星期二,把她分到了一年级B班,星期三,到了二年级A班,星期四转到了二年级B班。一周下来,学校只好让苏珊跳到了三年级。因为,一二年级的功课她全会了。
　　苏珊是靠大量的阅读获取知识的。她只对书本感兴趣。只要有一本好书,她可以几个小时地坐着不动。9岁那年,苏珊在自家后院里挖了一个她仅能容身的地洞,渴望在这个封闭、幽静的环境里完成她的所有阅读。9岁啊,她干了一件与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多么不合时宜的壮举啊!
　　苏珊·桑塔格的记忆力像照相机一样精确,过目不忘。
　　16岁时,桑塔格中学毕业了。她又叛逆式地从温暖的西海岸的洛杉矶注册去了北部寒冷的芝加哥大学。人文课她直接选修了高级班的课程。上课第一天,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姓“伯克”,接着便开讲他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桑塔格觉得这些内容她似曾了解。下课后,还有点腼腆的姑娘走向教授,小心翼翼地询问教授的名字。教授微微一怔:有这个必要吗?她说她猜想他就是肯尼思·伯克。伯克大吃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事实是,桑塔格几乎已经读遍了伯克的所有著作,如《永恒与变化》、《文学形式的哲学》、《动机的文法学》。伯克承认,他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使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中知名度也不是很高,而桑塔格居然读过他的书。这真是“一个奇迹”。
　　桑塔格极有气质,应该归于美女一类。她是个犹太人,高高的个子,有棱有角的脸庞,长长的黑发亮泽飘逸。桑塔格喜欢穿黑夹克,黑色长裙,走起路来趾高气扬,目不旁视。朋友们记得她是“一个喜欢切磋思想的人,出色、独到、无畏,她的理解极其迅速,和她在一起进行切磋是一大乐事”。
　　1950年12月,桑塔格选听了里夫的社会学课程。她知道里夫家学渊源,学问极好。可上课的第一天,桑塔格就迟到了。她只好穿过教室,向惟一一个空位走去。下课时,桑塔格最后一个离开。里夫已经拦在门口。她出门时,他拉住她的胳膊,问她叫什么名字。桑塔格开始为迟到道歉,说自己只是来旁听的。“不,我是问你叫什么?”他逼问道,“你愿意和我一起吃午饭吗?”于是,他们共进午餐。十天后,他们结婚。他28岁,她17岁。
　　几年后,当他们的儿子戴维4岁的时候,他们的离婚与他们当初的结婚一样,迅速、突然,并照样引起轰动。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在法国、德国的学术机构客座研究了两年之后,桑塔格回到了美国。里夫亲自去机场接她。见面后,他们拥抱,他们手牵手走向汽车。在汽车里刚刚坐下,桑塔格提出她要离婚。里夫默默地听着,哭了。桑塔格也哭了。他们明白,就这样了。他们之间结束了。
　　离婚后的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全职上班,周末和夏天她用来创作《希波赖特之梦》,后来,书名改为《恩主》。这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至少是桑塔格28年生活的影子和脚印。小说完成的时候,她想办法约到了很有实力的兰登出版公司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拒绝出版这部小说,但建议她不妨去找找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罗伯特·吉劳,说他有可能接受书稿。结果,苏珊·桑塔格式的不羁被演绎到了极致:桑塔格去见了吉劳,劈头第一句就是,“贾森·爱泼斯坦告诉我,整个纽约,你是惟一能懂我小说的编辑。”其实,这是一句奉承话,而且奉承得恰到好处。吉劳有点飘飘然了。面对美女,又面对一部的确好的小说,他只有败下阵来。1961年5月24日,桑塔格与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签下了这份出书合同。
　　桑塔格与儿子戴维只相差19岁,看上去他们不像母子。桑塔格不是个好母亲,她甚至不会做饭,家里的厨房杂乱无章。她要闯事业,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进进出出,生怕对戴维会有什么影响。而实际上,正是儿子救了桑塔格一命。
　　1975年秋,桑塔格42岁了。鬼使神差,戴维提出,只有妈妈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他才会为去普林斯顿大学注册而做体检。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桑塔格患了乳腺癌,医生甚至断言她活不过两年。桑塔格的勇气令人钦佩。她直面疾病,做了全乳切除手术。术后化疗极其痛苦,一头乌发彻底掉光,尤如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她毕竟是个作家和学者,这份遭际她不会轻易放过。身体状况刚刚允许,她便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一书。该书的第一句话就响亮得令人吃惊:“病是生命的背面,是一种更为麻烦的公民身份。”《纽约书评》对这本书给予了极大的好评。
　　其实,苏珊·桑塔格是在这个多元和浮躁的社会中,被媒体(尤其是电视)和肤浅的评论家炒作而成的一个偶像。桑塔格那崩得紧紧的“弦”的惟一指向,就是成名,被关注、我行我素、前呼后拥,在人们的钦羡中生存。桑塔格写过小说,研究过哲学,搞过书评,拍过电影,论摄影,论女权,倾向社会主义又大骂卡斯特罗,上世纪70年代到中国访问了三周居然一字未写……她满足于如日中天,满足于声名显赫,只要电视经常有访问,杂志上有文章,报纸上有特写,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次癌症复发、去日无多的时候,70多岁的桑塔格俨然成了一个斗士。只是这斗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有点模糊。她的出发点只有一个,与政府作对,与权威抗衡。因而,她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论据是那么刺耳和喧嚣,以至于在美国国内都激起了轩然大波。
　　成名之后的桑塔格常常被素不相识之人认出来。人们崇拜她,赞美她。性格直率的桑塔格直截了当地问这些崇拜者:你们读过我的著作吗?崇拜者尴尬地承认,知道她的名声,但从未读过她的作品。这让桑塔格非常不愉快。
　　名声,有时只是一个象征而已。除了满足普通人的好奇心,别无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