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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被简称为“军统”。那时,黎民百姓,一听说“军统”,便不寒而慄,因为它是一个跟踪、陷害、谋杀……的特务组织。然而,这样的组织中,也有人将秘密军事情报,通过研究比较,向英、美提出警告式的预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中的另类人物。
英美自傲,竟将预报当儿戏
日本偷袭,刮目相看邓葆光
“军统”中唯一作情报比较学研究的人叫邓葆光。他于1941年秋看到一则报道,日本正与苏联谈判,说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在寻常人的眼里,国际间的贸易,以物易物,有什么稀罕?中统特务机关更不会关心,人家以啥换啥,关我何事?邓葆光偏偏吃咸饭管闲事。他自我提问:日本既不生产橡胶,何以橡胶易木材?看来,日本不会空穴来风,必有可图之机,才敢于没有橡胶换东西。那么,橡胶产于南方,只有南洋群岛的橡胶距日本最近!邓葆光由此而研究日本掠夺中国所采取的军事步骤。他猛然醒悟:美国驻守南太平洋的军队,重力放在珍珠岛!这儿是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东距火奴鲁鲁96公里,水深15—18米,因湾内盛产珍珠而得名;1911年美在此又建成海军基地。日本只有突击南太平洋的军队,方可取得南洋橡胶。邓立即以绝密电报郑重告知英、美:“日军极可能不宣而战,进犯南太平洋英、美海军,袭击珍珠港!”得到这份来自中国“军统”经济科的秘电,美、英军事情报机构发出了冷笑:我等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关,竟然会让中国人来教训,岂有此理啊!英国当局干脆来个置之不理,美国呢,脾胃稍好一些,高傲而又不失礼节地回答了三个字:“知道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美国海军士兵有的起床了,有的还赖在床上,可是日本飞机已飞临上空,一排排炸弹,或挨着或成排地降落,立即,珍珠港成为火海,血海……这就是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大批战舰、战机及众多官兵生命后,美国才深切地认识到,来自中国的情报,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的预报竟分文不值地被抛弃,谁之过呢?傲慢得像鸭公的英国军事将领这才知道,中国的情报并非不屑一顾,因为这不屑一顾的代价,付出得太惨重了。
邓葆光在“珍珠港事件”后,分别受到英国的赞扬,美国的致歉电。他并不欣喜,而只有感激,他感激他的老师——董必武老师对他的教导。
比较学,学有所成
聪明误,误入歧途
湖北的红安,原名黄安。黄安高桥,一邓姓人家,于光绪三十四年得一子,取名宝光。16岁那年,他到汉口求学,考入武汉中学六班,校长是兼任国文老师的董必武,班主任是陈潭秋。邓宝光改名为邓葆光,一入学校,崭露头角,文章写得流畅、大气,爱憎分明,博得全校师生青睐。
1934年春,邓葆光考入东京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日本经济,时达1年零6个月。其间,中日外交关系不断恶化,日军向中国的挑衅事件不断,留日的中国学生也有爱国行动,尽管其行动十分克制,这些留学生也受到日本的歧视。邓葆光因发表许多经济论文,其中也有不满日方的言词,日方有时给邓以各种借口的刁难,邓决定暂离东京回国,以待某种有利契机。1935年夏,邓葆光来到北平,与美籍女子格尼娜结婚。格尼娜了解丈夫的意图:继续深造,研究日本经济。她与丈夫双双去到东京,一同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经济。有了美籍妻子的陪读,日方减少了麻烦行为,邓于是与格尼娜行走于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借阅寻查经济资料,考察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从中学会了日本学者搜集外国——主要是中国经济资料,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经济资料的方法。这一科学的比较方法,正在科研活动中的邓葆光尚不知其意义,而只求效果。这一时期,邓将这些以比较手段所取得的成果,不断地转化为一篇篇经济论文,邮寄回国,在上海的《申报·经济周刊》、《新中华》;南京的《日本评论》、《时事月报》等杂志上发表,引起了经济学界人士的注目。在日本,有位中国驻日使馆官员,自称胡姓者,通过国内关系,摸清了邓葆光在日的通信地址,频频发函,与邓联系,表示愿意互相切磋,研究日本经济。由于志趣相投,邓葆光视胡某为知音,在探讨日本、中国经济之比较问题方面,毫无保留,许多不便在公开文章上发表的观点,都在复函中透露出来,胡表示佩服邓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胡某鼓励邓:必须为祖国继续研究日本经济,为国家贡献才智。至于如何报效国家,他胡某可以力荐合适单位。后来胡某将邓荐引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邓葆光感到前途光芒万丈,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不几日,邓葆光始知自己所做的是一场秋梦!什么军事委员会,原来是“军统”,是特务组织!想抽身退出么,自有“军统”严厉的行规帮矩约束。邓葆光欲哭无泪,自感一失足成千古恨!
研究日本,研究“军统”
专心抗日,不做坏事
1938年4月中旬,江南草长莺飞。可大武汉不时拉响空袭警报,市民死伤无数,许多建筑物变成废墟。当警报解除后,九省通衢依然又活动起来,车水马龙,路人如潮。在武昌中华门前,正欲下埠渡江的董必武,偶然瞥见多年不见的学生邓葆光。邓此时西装革履,戴巴拿马帽,架宽边墨镜,扶文明棍,刚从汉口那边过来,正拾级而上。布履长衫的董必武,趋步近前,叫住了学生邓葆光:“一别14年呐!”邓葆光也认出了昔日武汉中学校长、自己的国文教师董必武,赶紧行鞠躬礼,叫了声“老师好!”久别重逢,该是欢快!然而邓葆光却卜簌簌泪流满面,哭诉道:“老师,学生疏于社交,竟走错了道路,请您惩罚学生吧。”董必武说:“你留学日本,学成回国,进入‘军统’,我都知晓。只要你专心研究日本,研究‘军统’,专心抗日,不做坏事,人民终会理解你的。”邓葆光似乎看到一线光明,保证:“谨记,看学生的行动,绝不辜负老师厚望。”
一对师生,两个阵营中人,匆匆见面又匆匆而别。
“比较研究”显威
“以战养战”受挫
武汉即将沦陷。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中央政府官员”们,纷纷雇飞机,打差船,抢汽车,拉民工,逃往峨眉。邓葆光接受戴笠指示:“潜伏武汉,担任‘军统’站经济组长。”
邓葆光搜集日军经济情报,发现日军军舰由长江中游向汉江口集结,且向石码头一带运输粮食,他判断日军近日必有西行意图。果不其然,他截获两份电报,都与日军西上有关,他分析到:湖北仙桃镇,有一支西北军班底,被蒋介石遗弃,只要人家“独立抗战”,却不给被服、粮饷。这支西北军班底编号为一二八师,师长为王劲哉,公开叫出“受(中央)编不受(中央)调!”惹恼了“最高”。经过比较,邓葆光判断,日军集结海、陆、空三军,数倍于一二八师,企图一举歼灭之。邓立即给武汉外围的国民党潜伏电台——消泗台发出警告一二八师的电报。果然,王劲哉作战略转移,让日军扑了个空,一二八师得以保存。可是汉口站站长刘某却向戴笠告了邓葆光一阴状:“邓不务正业,太过张扬。”戴即电传唤邓。邓接电后走消泗,经侏伃,进入沔阳洪湖地区,受到一二八师欢迎与保护,护送邓再经沙市、宜昌抵渝。
邓葆光到重庆后,着手总结武汉沦陷区的工作经验,对比大后方的经济状况。从同僚的渴求中他得到启发:许多同僚埋怨邓从汉口来渝,怎不雇请一副挑担,挑一百来斤汪玉霞的糖果,冠生园的点心来解馋?当时大后方并不是享乐之地,物资实在匮乏。可是重庆政府提倡所谓爱国,抵制日货甚至还要抵制来自沦陷区的“汉奸货物”。此种政策岂止是自我封闭,而恰恰有利于日方,做了敌人极其愿意看到的事情——证明日方“以战养战”的政策,符合日本利益,帮助日方大大发展经济,使中国大后方军民日需更加拮据困顿。邓的报告中强调: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只在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要有经济政策上的灵活,即鼓励商人把生意做到敌占区去,一方面严厉禁止后方的粮棉进入沦陷区,一方面还得去沦陷区抢购日用物资。还建议立即设立缉私处(防止外流),货运局(抢购沦陷区物资);在总动员会议机关设经济检查机构,控制后方物价。戴笠审阅了邓葆光的“报告”,这才认识到汉口站长刘某吃饱了无事干——撑的!若邓葆光只图虚名,这么多实实在在的总结材料,更有这么多办法,是凭空想到的么?他将邓文急转蒋介石,蒋圈阅转行政院,终得实施。
邓葆光因之受到重用,被戴笠提升为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而且又升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葆光曾请出亲信,去到红岩村,探听董必武的行踪,终因“军统”限制太严,邓未敢有进一步的行动。
接收敌伪财产
组建研究机构
日本人投降。许多从大后方来到大上海的“党国要员”,忙坏了他们的五子登科:金子、银子、票子、房子、车子。邓葆光是“军统”派来的接收要员,按说他更有资格搞“劫收”。然而他记住了老师给他的教导:“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就是要做好事。他接收了许多日伪财产,成立了东方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通讯社两个实体单位;接着又组建了上海市东方经济图书馆。这些有益于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事业,相继开始运转,其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邓葆光主动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安排一些中共党员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在邓葆光掩护下,这些地下党员,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出奇制胜护国宝
春燕北飞迎解放
1948年的秋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东、向中南……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邓葆光在上海接收两起函件:一、从北平传来口信:“先生多珍重,春燕往北飞。”二、毛人凤急电:“图书资料应立即运台。”
面对这一大批孤本、善本图书资料,邓葆光深深认识到:金银珠宝流失了还可以再开采,而人类的知识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批承上启下的国宝怎可流失,新中国多么需要啊!他决心以此献给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使用。
在毛人凤发出急电催运图书之前,毛的注意力放在金银珠宝的抢运方面。邓葆光利用毛人凤与诸多逃台高官争夺海轮的空间,选择出最珍贵的图书70000本及日军移交的机密文件,分装成100余只大木箱,存放货仓,然后委婉回复中统上司毛人凤:“货轮极度缺乏,可否先运抵香港,再换机转运台湾?”毛人凤何等精明、阴险,干脆把邓电压下,不仅不是暂不作答,而是绝不回音。眼下上海,“党国要员”亦如当年由汉撤渝,都在使尽手段,争夺船只,试图多带一些财产去台湾,哪有空位留给“军统”特务装运图书!毛人凤无法干预上海船只,只能是不吭声,万一迟迟不运,图书落于解放军之手,咳,那责任就不在毛人凤一方,而是邓葆光的办事不力!毛人凤的沉默,显而易见,可谓奥妙无穷。
邓葆光也乐得毛人凤的沉默,于是联系由沪去港的海轮。将这100余箱的珍贵图书,运达香港四环招商局物资仓库,并伪装干货将箱皮喷字,毫不显眼。
北来报春燕,原是经济所同仁
潘汉年识邓,巧与毛人凤斡旋
100余大箱国宝托外商货轮秘密启航。望着远去的货轮,邓葆光好多天来一颗悬空的心,才实实在在地落下。邓葆光回到家中,美籍妻子格尼娜像中国女子一样,力争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她备好酒菜,慰劳完成使命、值得庆贺的丈夫。正在低吟浅酌的夫妇俩,陡然听到门铃声。隔着保险门问:“哪一位啊?”对方回答:“北平传送口信人。”邓葆光将门打开,灯光下,来人因装扮奇特而显陌生,待摘掉口罩、墨镜、风帽后,才认出是在经济所的同仁。来人曾遭中统通缉,当时邓对其进行保护并送其出沪境。邓不由得奇怪地问询:“先生怎么又到上海?”对方笑:“正是去而复,好比候鸟如春燕。”
两人进到秘室,邓问:“想必先生负有重大使命?不然缘何冒险来到寒舍?”
那人诚挚地回答:“一为面谢救命之恩,二为奉命行事。我党考查先生已有很长时间了,先生确有诚意弃暗投明,从抗日之始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的大事,近又冒杀身之祸截转大批珍藏资料,实在感人。我今天受托预告先生,明朝有负责干部来访,并对先生今后的工作作出安排,请先生有个思想准备。”
讵料,邓葆光第二天见到的是他仰慕已久的中共上海地下负责人潘汉年!潘汉年虽已中年,却是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出言吐语,极富感染力。潘对邓说:“我们考虑到,上海即将解放,敌人在临亡前必有猖狂一跳,邓先生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安全方面则十分不利。毛人凤在那边手忙脚乱,一时无暇顾及邓先生,一旦他沉下心来,前前后后来一番自审自问,那时必会对邓先生起疑心……我建议邓先生立即去香港,暂时隐蔽一下,兼顾那批国家级的孤本、善本,还有一大批经济资料。那些都是建国后大兴建设必不可少的资料,若到了香港,再遭敌手,那才叫违背了初衷。邓先生是搞经济的专家,全国解放后,除了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必会对华进行孤立、封锁。邓先生到那时将大有作为。目前暂时潜入香港,搞一个适当职业掩护,不必抛头露面。我们与邓先生暂不联系,必要时,自有通知。邓先生以为这样安排好吗?”
邓葆光一口应承说好,还说有个有利条件,妻子格尼娜是美国人,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里,有她周旋的余地。而且,在那里还有她许多昔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藏身是很容易的。
邓葆光开始对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间接提出自己有病,须当治疗,并说是去香港就医。这没引起上海“军统”的任何怀疑。得到允许,邓葆光与妻子格尼娜还有两位贴心的助手,一同到了香港。从此,邓葆光在香港再不是邓葆光,而是从北方来的邓景行。为了合法隐蔽,向当局申请开了个贸易商行,招牌挂出去是“宝丰行”。1949年初夏,宝丰行开业,真还有不少朋友来祝贺一番哩。
毛人凤在台湾,心仍在上海。他突然想到了邓葆光,更想到了那一批国宝级的孤本与善本图书。通过上海站,再通过香港站的“军统”特务,最终找到了邓葆光的“下落”,还有那批久“囤”香港的图书。毛人凤当即指示香港“军统”特务:不择手段,尽力避开英国人,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抢出图书;对邓也须采取监控。邓葆光得知毛人凤已注意到自己,要抢回国宝了,心急如焚:若是这批图书再落到“军统”手中,这么长时间,花费朋友那么多钱……所有的心血都将随风而逝。急忙中,邓租借到一处秘密仓库,打算转移图书。然而这么多木箱,从四环招商局仓库搬出、上车,岂不张扬,自我暴露,等于拱手让人?他决定采取深夜活动,不雇搬运工人,自己和几个朋友亲自动手,将一只只大木箱抬上有篷货车,尔后绕道,走反方向,再取正道,将100多只大木箱运到了中环永安仓库秘藏,真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毛人凤疯狂下令杀邓
格尼娜智勇双全护夫
1950年初,当“军统”众特务领着搬运工人,强制四环招商局守库人,用一大串钥匙,掏开所有库门,准备让特务们检查藏书木箱时,仓库里已经没有一只木箱。怎么会如此,100多只木箱分明有人目睹,进了库门,而今却不翼而飞了?当毛人凤得知图书不在旧窝时,可想而知,他该是如何的暴跳如雷了。毛再指示在香港的“军统”:一、继续追查图书下落;二、侦知邓葆光住处,见人即处决!1950年9月12日,4名“军统”特务,于香港街头发现邓葆光行踪,立即进行围堵,邓葆光已无退路,以身相拼,怎奈赤手空拳,如何斗得过4把锃亮的砍刀!邓葆光身中9刀,浑身是血。若非抢救及时,必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格尼娜守护丈夫寸步不离。当“军统”特务得知邓葆光经过三个昼夜的抢救保住生命的消息后,又使用各种奸计,试图害死邓于病床上。好在格尼娜朋友多,住的又是洋人开设的医院,医院十分同情格尼娜,对不明来访者均拒之门外,同时病人也舍掉单人房间,住进大病房,看守者以警惕的目光注视一切异动。尽管,在医院内,邓的亲朋能守护他,而“军统”特务所得的指示是必须搞掉邓。因此,特务们将邓葆光所在医院,包围起来,看你邓葆光怎么逃脱这个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格尼娜不得不与港督警察署交涉:为保障被害人邓葆光的生命安全,必须离开香港去内地就医,但警方以尚未破案为由,拒绝格尼娜的合理要求。格尼娜再三说明情况,并指出港内接连发生凶杀案件,少有告破,必须让邓葆光尽快离港,警署终于答应了格尼娜的要求。但怎样才能使邓葆光冲出“围城”呢?
一辆医院运载死尸的专车,从邓葆光所在医院后门开出,然后直奔火葬场。这辆车终未引起包围医院的特务注意。
这是有关方面与邓葆光妻子格尼娜商议后,精心演出的一场突出重围大“戏”。“戏”演成功了,邓葆光经过罗湖,抵达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扬帆前往广州慰问邓葆光及其家人,时在1950年10月金秋季节。
接着好消息传来,秘藏于香港中环永安仓库的70000册宝书安全运回内地,按书目,分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供专家学者使用。这使身负重伤尚未痊愈的邓葆光更感欣慰。
邓葆光定居上海,按照政策,他享受人民给予的优厚待遇。因为生活安定,居住条件良好,他日夜伏案,总结“军统”有关资料,撰写重要史料,为新中国的建设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潘扬蒙冤邓受牵连
彻底平反荣誉迟来
1955年,中共高层干部潘汉年去京开会。会议未开始,被公安部“带走”;在上海的公安局长扬帆也无缘无故被戴上手铐。不久,住在带花园洋房里的邓葆光被审查。既然潘、扬被定性为“伪奸”,那么由伪奸“掌握”的“军统”还会是好人吗?邓葆光被投入监牢,格尼娜发配江苏劳动“自食其力”。捕邓的单位,给邓下了个含糊其词的“定论”:“自首不诚”。既然自首不诚,自然构不成“重大罪刑”,量刑时给了个“有期徒刑5年”。这个5年可漫长,一直从1955年“有期”到了1980年,长达25年之久,是5个5年徒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先是潘、扬平反昭雪,随之邓葆光彻底平反,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文化部对邓葆光等5位保护70000册珍贵图书的有功人员予以嘉奖登报表彰;之前——1983年,邓葆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应该补述的是格尼娜,这位邓的好妻子,当年因极“左”的原因,迫使她回到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