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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北京顺义区龙湾屯镇山里辛庄村。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返乡青年汇北京站的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下了一个论断：“中国的返乡将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形成一个高潮”。在她看来，农村的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见底”，见底后便会翻盘。与中国历史上数次由知识分子引发的返乡潮不同，杨团认为，新乡村运动中返乡主体会是生与斯长于斯的第一代农民工。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形成一个返乡潮是基于什么判断？
我做这个判断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底了，任何事情都是见底之后才会上翻。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目前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造成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农村现有的生产力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农村发达为前提的，政府也用各种政策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没起到多大效果。农村还是在下滑，整个农村形势要改观，这是其一；其二是基于农民工打工的意愿和走向判断，城市挣钱越来越难，回农村的意愿正在加强。
你认为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第一类是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4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想离开城市的。这一代人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村的道德意识感和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现在也过了黄金年龄，农村还是可以养老的地方。在城市挣钱越来越难，体力也在下降，他们回农村的意愿是在加强的。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人，他们的年纪在40-50岁之间，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产业等，其中不少人聚集在上海，已成为上海的新农民，帮助农民卖农产品，在农村租地盖房子，自己干农业。他们的出发点是换位生活，把农业看做娱乐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比如小毛驴农场、农禾之家，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爱德基金会这样的涉农NGO，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
在这四类人群中，你认为哪一种会成为当下乡建的中坚力量？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种人身上，他们的返乡会带动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的回升。他们在城市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企业家，成为农村骨干的可能性概率最大。针对愿意回乡的农民工，应该免费给他们做返乡培训，政府适度给予开门政策，比如他们愿意办合作社，就应该给予支持和培训。通过建立社区内部经济循环的综合合作社支持社区服务，解决农村完全没有公共生活的现状。培训应着眼于恢复和重建新农村，包括农业技术推广、金融供销、社区教育、农村养老、妇女和社区文化等多方面进步，让农村走向综合发展。就像当年国家支援大三线一样，我们也要从支援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开始，起码我们要止住农村的衰落，才能接着看涨。其实，返乡群体大部分都不是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概率比大学生高很多。
这四种力量的返乡将带来哪些改观？
第一种力量是本土的力量，他们最需要支持和依靠。支持他们其实是从人出发，通过让农民的活力带来整个农业和农村的整体改变；第二种是年轻人，自己不是农民也不想做农民，他们的改变对象不是农村，而是农业；第三种人想做新农民，他们以农业为业，把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农村作为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和第一类人结合起来对农村好处最大，也可以和第一类人形成互补关系。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可以从传播、倡导、培训等方面全方位帮助农村，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推动最终形成共识：让农民外流的现象止住，促进更多人返乡。第四种力量的推动应该是在政策倡导上发力，带动前三类群体的改观。
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青年人返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创新，你如何看？
青年人跟商业的结合比较紧密，大多数人在农村寻找商机。农业本身具有公益性，农产品健康、农村生态保护涉及公共利益。想依靠农村赚大钱不太可能，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私人企业，也会逐渐安于利润不太高但自我逐渐得到满足的状态。青年返乡也多出于对自身生活状态追求，实质是在开发农业小企业。我觉得最好拉一个圈子，让他们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他们也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条路是走向大资本，另一种会形成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生存下来。
另外，我要奉劝年轻的大学生不要一上来就创业，最好方式是进入农村合作组织，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锻炼再创业，真正创业成功的人是少数。
如何促进以外来者为主体的第二、三种人群和本土力量为主的第一种人群的结合？
他们共处一村，其实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对于第三种人而言，现在的土地流转政策支持他们成为新农民，他们如果变成新村民之后对村委会的改革也会有变化，我们不用太多干预，而充分发挥他们的能量。如果有政策促进第三种人和第二种人的结合比较好，第二种人喜欢农业的生活方式，他们结合之后视野比较开阔，为第一种人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网络。
你如何看待NGO在乡建中的作用？
前三种力量都是以人为主的，第四种NGO的力量是组织化的。对于这类组织也应该给于支持，但他们的问题能否推动新农村发展，还是仅仅圈块地做农场？他们像小毛驴农场、欣耕工坊这类NGO现在与社区脱离比较大，社会企业养活自己挺难的，需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支持别人，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但他们也应思考如何在恢复和重建农村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认为乡建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么？
政策合法化乡建就会发展快一些，但无论如何都肯定会成为社会运动。现在来看第三种人群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最典型的是上海，这与上海地方的海派文化和开放程度有关。不过上海的乡建潮仍然不在农村，还是在近郊区和江浙一带。
中国现代史上的几次乡村建设潮流，几乎发端的力量都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群，带有强烈的城市价值反思色彩，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乡建？
知识分子做乡建应该以组织化的形态，物质化为载体，以社会企业模式推动才能可持续。如今中国新乡村运动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农民。2005年，我们推动农禾之家联盟成立，这些年想法一直未曾改变。我们从那时候起就努力帮助农民组织成长起来，哪怕起不来也不要拔苗助长，现在来看工作是取得一定成效的。新乡村一定要以本土农民和农民合作组织为主体，其他的力量都是帮助和支持力量。
当下，倡导乡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国只有农民问题基本解决，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只要农村问题不解决，快速增长的GDP最后都得倒贴回去，还要形成高度悬殊的两极分化。
乡建的核心价值是重建和恢复农村，让农村就地现代化。农村并不是非要建成城镇那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也不是所有农业都必须大机械化。农村就地现代化即农民就地市民化，服务就地公共化，生态农业持续化。基本公共服务城乡无差异，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在生存底线之上有序发展，幸福指数与城市大体持平，超越工业社会现代化的人类新的现代化模式，追求后工业时代人与地球和谐共处。
乡村就地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
就地现代化需要社会结构的改变，组织地域性的综合农协有利于长期稳定保护农民各方面利益。我们现在希望推动的是农户组织化，倡导在乡镇级建立综合性农业协会，这样农户身份不仅仅是行政村民身份，也是合作社农协身份。综合农协和合作社、村委会、农户四者并举共同合作，帮助农民提升社会地位和权益，包括供销、农业技术推广合作、老年人服务、妇女儿童服务等，综合农协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农民权益的综合性保障。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形成一个返乡潮是基于什么判断？
我做这个判断首先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基本到底了，任何事情都是见底之后才会上翻。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目前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造成农村的衰落是必然的。农村现有的生产力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农村发达为前提的，政府也用各种政策推动“三农”问题解决，没起到多大效果。农村还是在下滑，整个农村形势要改观，这是其一；其二是基于农民工打工的意愿和走向判断，城市挣钱越来越难，回农村的意愿正在加强。
你认为哪些人群会构成返乡潮的主体？
第一类是最早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4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想离开城市的。这一代人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村的道德意识感和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现在也过了黄金年龄，农村还是可以养老的地方。在城市挣钱越来越难，体力也在下降，他们回农村的意愿是在加强的。
第二类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觉得农业是可以展示自己才干和创意推动的行业，他们的乡建通常比较创新。
第三类是功成身退的人，他们的年纪在40-50岁之间，在市场经济前三十年拼搏中积累了财产，以愉悦身心为目的做有机产业等，其中不少人聚集在上海，已成为上海的新农民，帮助农民卖农产品，在农村租地盖房子，自己干农业。他们的出发点是换位生活，把农业看做娱乐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
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NGO，比如小毛驴农场、农禾之家，还有乐施会、宣明会、爱德基金会这样的涉农NGO，从不同维度关注农村问题。
在这四类人群中，你认为哪一种会成为当下乡建的中坚力量？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第一种人身上，他们的返乡会带动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的回升。他们在城市二十余年，耳濡目染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企业家，成为农村骨干的可能性概率最大。针对愿意回乡的农民工，应该免费给他们做返乡培训，政府适度给予开门政策，比如他们愿意办合作社，就应该给予支持和培训。通过建立社区内部经济循环的综合合作社支持社区服务，解决农村完全没有公共生活的现状。培训应着眼于恢复和重建新农村，包括农业技术推广、金融供销、社区教育、农村养老、妇女和社区文化等多方面进步，让农村走向综合发展。就像当年国家支援大三线一样，我们也要从支援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开始，起码我们要止住农村的衰落，才能接着看涨。其实，返乡群体大部分都不是大学生，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概率比大学生高很多。
这四种力量的返乡将带来哪些改观？
第一种力量是本土的力量，他们最需要支持和依靠。支持他们其实是从人出发，通过让农民的活力带来整个农业和农村的整体改变；第二种是年轻人，自己不是农民也不想做农民，他们的改变对象不是农村，而是农业；第三种人想做新农民，他们以农业为业，把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农村作为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和第一类人结合起来对农村好处最大，也可以和第一类人形成互补关系。第四种力量是组织化的，可以从传播、倡导、培训等方面全方位帮助农村，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推动最终形成共识：让农民外流的现象止住，促进更多人返乡。第四种力量的推动应该是在政策倡导上发力，带动前三类群体的改观。
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都注意到青年人返乡，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创新，你如何看？
青年人跟商业的结合比较紧密，大多数人在农村寻找商机。农业本身具有公益性，农产品健康、农村生态保护涉及公共利益。想依靠农村赚大钱不太可能，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私人企业，也会逐渐安于利润不太高但自我逐渐得到满足的状态。青年返乡也多出于对自身生活状态追求，实质是在开发农业小企业。我觉得最好拉一个圈子，让他们搭建线上线下共同合作的平台。他们也会出现两种分化：一条路是走向大资本，另一种会形成小而美的商业模式生存下来。
另外，我要奉劝年轻的大学生不要一上来就创业，最好方式是进入农村合作组织，通过一定时期的培养锻炼再创业，真正创业成功的人是少数。
如何促进以外来者为主体的第二、三种人群和本土力量为主的第一种人群的结合？
他们共处一村，其实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对于第三种人而言，现在的土地流转政策支持他们成为新农民，他们如果变成新村民之后对村委会的改革也会有变化，我们不用太多干预，而充分发挥他们的能量。如果有政策促进第三种人和第二种人的结合比较好，第二种人喜欢农业的生活方式，他们结合之后视野比较开阔，为第一种人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网络。
你如何看待NGO在乡建中的作用？
前三种力量都是以人为主的，第四种NGO的力量是组织化的。对于这类组织也应该给于支持，但他们的问题能否推动新农村发展，还是仅仅圈块地做农场？他们像小毛驴农场、欣耕工坊这类NGO现在与社区脱离比较大，社会企业养活自己挺难的，需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支持别人，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但他们也应思考如何在恢复和重建农村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认为乡建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么？
政策合法化乡建就会发展快一些，但无论如何都肯定会成为社会运动。现在来看第三种人群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最典型的是上海，这与上海地方的海派文化和开放程度有关。不过上海的乡建潮仍然不在农村，还是在近郊区和江浙一带。
中国现代史上的几次乡村建设潮流，几乎发端的力量都是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群，带有强烈的城市价值反思色彩，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乡建？
知识分子做乡建应该以组织化的形态，物质化为载体，以社会企业模式推动才能可持续。如今中国新乡村运动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农民。2005年，我们推动农禾之家联盟成立，这些年想法一直未曾改变。我们从那时候起就努力帮助农民组织成长起来，哪怕起不来也不要拔苗助长，现在来看工作是取得一定成效的。新乡村一定要以本土农民和农民合作组织为主体，其他的力量都是帮助和支持力量。
当下，倡导乡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国只有农民问题基本解决，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只要农村问题不解决，快速增长的GDP最后都得倒贴回去，还要形成高度悬殊的两极分化。
乡建的核心价值是重建和恢复农村，让农村就地现代化。农村并不是非要建成城镇那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也不是所有农业都必须大机械化。农村就地现代化即农民就地市民化，服务就地公共化，生态农业持续化。基本公共服务城乡无差异，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在生存底线之上有序发展，幸福指数与城市大体持平，超越工业社会现代化的人类新的现代化模式，追求后工业时代人与地球和谐共处。
乡村就地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
就地现代化需要社会结构的改变，组织地域性的综合农协有利于长期稳定保护农民各方面利益。我们现在希望推动的是农户组织化，倡导在乡镇级建立综合性农业协会，这样农户身份不仅仅是行政村民身份，也是合作社农协身份。综合农协和合作社、村委会、农户四者并举共同合作，帮助农民提升社会地位和权益，包括供销、农业技术推广合作、老年人服务、妇女儿童服务等，综合农协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农民权益的综合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