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香港严格秉承“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已形成政府、民间组织、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的局面，这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值得中国内地学习，在这方面，广东颇具高远的前瞻性
比邻香港的广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向香港学习的步伐，从省委书记、省长到街镇领导干部纷纷前往香港“取经”，深圳、广州更是首当其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更是体制改革的先锋队。
香港拥有服务型的政府；拥有可以有效监督官员廉洁自持的制度，优越的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落实，中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拥有确保市民权利和自由的司法独立以及公民社会。敢为人先的广东一直致力于借鉴和学习香港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借鉴香港经验而带动珠三角社会管理改革”，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共识。
学港
无论是政府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经济建设，对于内地城市来说，香港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珠海横琴，一切从零开始，参照香港构建了新的政府体制，无疑，这是一个更好的试验场。
9月8日，内地首个廉政办公室在珠海横琴揭牌成立，该办公室将整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职能，由“协作反腐”转向“整体防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连消防队在救火时都要视接受的财物多少而定，贪腐现象比较常见。今天的香港却是个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几乎不存在能让企图以权谋私者得逞的灰色地带。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由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今天相对廉政的香港公务环境与廉署的反贪力度密不可分，而且廉署现有的运作机制是十分有效的。
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表示，横琴新区要加大创新力度，借鉴港澳地区反腐经验，真正建成反腐倡廉工作的示范地区，横琴廉政办是“体制机制的联合体，功能整合的试验场，一体化工作的新平台”。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也表示，要力争将横琴新区建设成在全省、全国拿得出、叫得响的“廉洁新区”。
“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是学习香港最成功的一个方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晓华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
早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就表示，广东政府要从“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学习香港，不该抓的权不抓，该放的权要放。广东也可以像香港政府一样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原本由政府一手包办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来，汪洋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踢足球”，今后社会的事情应该交给社会办，由大家踢球，政府来当裁判。
香港为广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这些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履行原来政府承担的工作。政府把权放出去，由社会来做，然后制定法律去规范社会组织，如果社会组织没依法办事，政府就可以作为裁判将其“罚出场”。在规范社会组织后，政府还要规范自己。这不仅可以调动社会参加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从执政方式来讲，可以尽量避免政府直接面对矛盾。
香港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遵循法治管理、民主政治、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香港政府将政府职责范畴之外的工作交给非政府组织管理，政府主要是搞好宏观监管及服务。
王晓华说，政府公务员终究是行政人员，不是做研究的，他们不会接触那么多前沿信息，所以他们就会寻找在这方面掌握着大量信息并有专业能力的团队，由政府出资购买专业机构的服务。2005年以来，王晓华带领的团队先后为深圳市工商局、人事局等部门提供过研究服务内容。
在汪洋看来，香港政府规范立法，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比通过人情关系办事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广东今后也应该构建出像香港这样的法治社会，老百姓不用再通过找关系送红包办事情。
争议
如今的广州高楼林立，僵硬的水泥路上车水马龙，除了上下九、十甫路的骑楼，农林上路和沙面的建筑群等少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州特色”建筑物之外，大部分都在造城运动中被清理掉了。农林上路原有约八十余间传统民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几年里被拆了近四分之一；新河浦地区原来成行成片幽静低矮的传统民居建筑，也被许多高耸臃肿的宿舍楼打破了格局。
“这一切归因于学习香港！”广州市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市领导新上任之后，觉得广州的房屋杂乱无章，似乎规划也做得不尽如人意，于是，一个由广州市规划部门组织的调研小组，悄然前往香港，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考察香港城市建设体制、房地产开发模式等城市建设经验，论证广州能不能“学香港”。调研组发现，香港的建筑容积率最高是15，包含公共用地、道路等在内的规划容积率最高是5；广州此前已经参考香港，最高建筑容积定为12，规划容积率定为3到4。于是回来后，他们向领导交出的答案是“不能学香港”。他们认为香港、广州两地地理情况大不一样，香港靠海，城市组团式的建成区被很多丘陵和绿地分隔开，有点污染，一阵风就吹掉了，而广州离海比较远，近似半内陆城市，有点污染，无处可排泄，高容积率、高密度的城市建设会导致城市生态被破坏，整个城市污染会更加严重。
但是，“不能学习香港”的结论令领导很不满意。
不久，由建设部门领头的第二个政府调研小组，再次前往香港“取经”。调研组回来后开会研究，与会人员争论得很厉害，规划局、设计单位、开发单位多数代表和学者专家，都不赞成片面抄袭香港，会议不欢而散。建设部门起草报告给市长。后来，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广州城市建设“学香港”。
随后的几年几乎都在进行造城运动，像迷宫一样的城中村、违法违规的集资房、小产权房开始大量涌现。一位当年参与到香港调研的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忆说，从此以后广州开始开展大规模且缺乏规划的城市建设。土地供应混乱，谁要地就给谁，三年间就划出近160平方公里的用地“红线”，几乎把老城区刨了一遍。而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老建筑慢慢消失。 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杂乱无章的城市建设运动，短时间内毁坏了两千年古城的众多历史建筑和街区。
“学习香港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学习，不能照搬照套，如此学习对于广州来说更是一种灾难。”上述工作人员说。
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说，在过去这十五年，学会了政府卖地政策，如何赚钱，却没有学政府如何花钱。内地只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而当内地的高楼越来越多之后，香港早就失去了参考的价值。她认为，香港最有价值的东西被忽视了。
标本
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香港仅用了占劳动人口4％的公务员队伍来管理整个香港的公共事务，数据表明，只有17％左右的事务由政府负责，大力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凡实施公共服务项目，首先考虑市场能否提供，市场能提供的最好通过市场购买，同时，通过合同形式确保服务质量。政府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路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监察非政府机构的服务表现以及向市民直接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法定及核心的福利服务。非政府机构则负责按政府的既定服务政策向市民提供优质核心及非核心的福利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家庭及儿童福利、社会保障、安老服务、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等等，由社会福利署和173间非政府机构提供。
香港采用公营和私营共存互补的医疗体系来保证病有所医，医护政策强调公共资源应该公平地为所有病人提供最有效的医疗服务。制定并维持一套医护制度，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让所有市民都可终身享有他们能够承担的全面医护服务，确保有足够资源应付长远开支。
最近，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如果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年度累计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可以享受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在一个社保年度内最高可获得15万元补助，广州“大病救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经济压力，但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则表示“如果一个病把15万元用完了之后还没治好，那患者是否还要继续治下去？”林江告诉《小康》记者，引入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治是最好的一种救济方式，现在香港全民医保的做法是政府让商业保险机构介入700万港人医保，既可以降低费率，大病医治也有了保障。
广东正在积极探索让商业保障参与全民医保。湛江市自2009年就开始试验从个人缴费中划转一部分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医疗大额补助保费。（详见本刊2012年第7期《广东医改能否克隆“湛江模式”？》）近四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皆大欢喜的利民措施。
香港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当前内地城市急于学习的主要方面，然而，很好地借鉴香港模式需要的不仅仅是执政者魄力和观念的转变，同时也需要全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在深圳某咨询公司上班的李敏，因工作业务关系，常常要往来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两年前，李敏一个人来到香港旺角，那也是她第一次到香港，已经习惯了广州、深圳八车道公路的她看到香港只有双车道时，感觉很意外，更让她意外的是，香港虽然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于是，李敏问她的香港朋友，“香港的道路这么窄，如果塞车了那岂不是交通瘫痪？”朋友告诉她，“正因为这样，所以需要大家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由深圳海关到达香港旺角，才三十分钟的快巴车程。但这次香港之行后我发现，香港离深圳虽然只是一湾之隔，然而就是这一湾之距，却差别较大。”李敏说，除了发展之间的差距外，还有市民的素质。
但可喜的是，广东已经迈出了“学习”并“追赶”香港的步伐，尤其是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广东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汪洋的主政下，广东建立“小政府大社会”雏形开始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广东的做法，的确有着高远的前瞻性。
（《小康》记者齐岳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比邻香港的广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向香港学习的步伐，从省委书记、省长到街镇领导干部纷纷前往香港“取经”，深圳、广州更是首当其冲，不仅是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更是体制改革的先锋队。
香港拥有服务型的政府；拥有可以有效监督官员廉洁自持的制度，优越的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和落实，中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拥有确保市民权利和自由的司法独立以及公民社会。敢为人先的广东一直致力于借鉴和学习香港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借鉴香港经验而带动珠三角社会管理改革”，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共识。
学港
无论是政府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经济建设，对于内地城市来说，香港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珠海横琴，一切从零开始，参照香港构建了新的政府体制，无疑，这是一个更好的试验场。
9月8日，内地首个廉政办公室在珠海横琴揭牌成立，该办公室将整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职能，由“协作反腐”转向“整体防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连消防队在救火时都要视接受的财物多少而定，贪腐现象比较常见。今天的香港却是个高度发达的法制社会，几乎不存在能让企图以权谋私者得逞的灰色地带。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由三个部门组成：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三个部门的工作分别是调查、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对抗贪污。今天相对廉政的香港公务环境与廉署的反贪力度密不可分，而且廉署现有的运作机制是十分有效的。
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表示，横琴新区要加大创新力度，借鉴港澳地区反腐经验，真正建成反腐倡廉工作的示范地区，横琴廉政办是“体制机制的联合体，功能整合的试验场，一体化工作的新平台”。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也表示，要力争将横琴新区建设成在全省、全国拿得出、叫得响的“廉洁新区”。
“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是学习香港最成功的一个方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晓华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
早在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就表示，广东政府要从“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学习香港，不该抓的权不抓，该放的权要放。广东也可以像香港政府一样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
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原本由政府一手包办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来，汪洋把这个过程看作是“踢足球”，今后社会的事情应该交给社会办，由大家踢球，政府来当裁判。
香港为广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这些法定机构、社会组织履行原来政府承担的工作。政府把权放出去，由社会来做，然后制定法律去规范社会组织，如果社会组织没依法办事，政府就可以作为裁判将其“罚出场”。在规范社会组织后，政府还要规范自己。这不仅可以调动社会参加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从执政方式来讲，可以尽量避免政府直接面对矛盾。
香港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遵循法治管理、民主政治、小政府大社会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香港政府将政府职责范畴之外的工作交给非政府组织管理，政府主要是搞好宏观监管及服务。
王晓华说，政府公务员终究是行政人员，不是做研究的，他们不会接触那么多前沿信息，所以他们就会寻找在这方面掌握着大量信息并有专业能力的团队，由政府出资购买专业机构的服务。2005年以来，王晓华带领的团队先后为深圳市工商局、人事局等部门提供过研究服务内容。
在汪洋看来，香港政府规范立法，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比通过人情关系办事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广东今后也应该构建出像香港这样的法治社会，老百姓不用再通过找关系送红包办事情。
争议
如今的广州高楼林立，僵硬的水泥路上车水马龙，除了上下九、十甫路的骑楼，农林上路和沙面的建筑群等少数具有历史意义的“广州特色”建筑物之外，大部分都在造城运动中被清理掉了。农林上路原有约八十余间传统民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几年里被拆了近四分之一；新河浦地区原来成行成片幽静低矮的传统民居建筑，也被许多高耸臃肿的宿舍楼打破了格局。
“这一切归因于学习香港！”广州市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市领导新上任之后，觉得广州的房屋杂乱无章，似乎规划也做得不尽如人意，于是，一个由广州市规划部门组织的调研小组，悄然前往香港，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考察香港城市建设体制、房地产开发模式等城市建设经验，论证广州能不能“学香港”。调研组发现，香港的建筑容积率最高是15，包含公共用地、道路等在内的规划容积率最高是5；广州此前已经参考香港，最高建筑容积定为12，规划容积率定为3到4。于是回来后，他们向领导交出的答案是“不能学香港”。他们认为香港、广州两地地理情况大不一样，香港靠海，城市组团式的建成区被很多丘陵和绿地分隔开，有点污染，一阵风就吹掉了，而广州离海比较远，近似半内陆城市，有点污染，无处可排泄，高容积率、高密度的城市建设会导致城市生态被破坏，整个城市污染会更加严重。
但是，“不能学习香港”的结论令领导很不满意。
不久，由建设部门领头的第二个政府调研小组，再次前往香港“取经”。调研组回来后开会研究，与会人员争论得很厉害，规划局、设计单位、开发单位多数代表和学者专家，都不赞成片面抄袭香港，会议不欢而散。建设部门起草报告给市长。后来，市政府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广州城市建设“学香港”。
随后的几年几乎都在进行造城运动，像迷宫一样的城中村、违法违规的集资房、小产权房开始大量涌现。一位当年参与到香港调研的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忆说，从此以后广州开始开展大规模且缺乏规划的城市建设。土地供应混乱，谁要地就给谁，三年间就划出近160平方公里的用地“红线”，几乎把老城区刨了一遍。而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老建筑慢慢消失。 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杂乱无章的城市建设运动，短时间内毁坏了两千年古城的众多历史建筑和街区。
“学习香港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学习，不能照搬照套，如此学习对于广州来说更是一种灾难。”上述工作人员说。
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说，在过去这十五年，学会了政府卖地政策，如何赚钱，却没有学政府如何花钱。内地只看到香港的高楼大厦，而当内地的高楼越来越多之后，香港早就失去了参考的价值。她认为，香港最有价值的东西被忽视了。
标本
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香港仅用了占劳动人口4％的公务员队伍来管理整个香港的公共事务，数据表明，只有17％左右的事务由政府负责，大力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凡实施公共服务项目，首先考虑市场能否提供，市场能提供的最好通过市场购买，同时，通过合同形式确保服务质量。政府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路向、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监察非政府机构的服务表现以及向市民直接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法定及核心的福利服务。非政府机构则负责按政府的既定服务政策向市民提供优质核心及非核心的福利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家庭及儿童福利、社会保障、安老服务、康复及医务社会服务等等，由社会福利署和173间非政府机构提供。
香港采用公营和私营共存互补的医疗体系来保证病有所医，医护政策强调公共资源应该公平地为所有病人提供最有效的医疗服务。制定并维持一套医护制度，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让所有市民都可终身享有他们能够承担的全面医护服务，确保有足够资源应付长远开支。
最近，广州市政府发布了《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如果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年度累计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可以享受重大疾病医疗补助金，在一个社保年度内最高可获得15万元补助，广州“大病救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的经济压力，但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则表示“如果一个病把15万元用完了之后还没治好，那患者是否还要继续治下去？”林江告诉《小康》记者，引入商业保险参与大病医治是最好的一种救济方式，现在香港全民医保的做法是政府让商业保险机构介入700万港人医保，既可以降低费率，大病医治也有了保障。
广东正在积极探索让商业保障参与全民医保。湛江市自2009年就开始试验从个人缴费中划转一部分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医疗大额补助保费。（详见本刊2012年第7期《广东医改能否克隆“湛江模式”？》）近四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皆大欢喜的利民措施。
香港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当前内地城市急于学习的主要方面，然而，很好地借鉴香港模式需要的不仅仅是执政者魄力和观念的转变，同时也需要全民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在深圳某咨询公司上班的李敏，因工作业务关系，常常要往来于深圳和香港两地。两年前，李敏一个人来到香港旺角，那也是她第一次到香港，已经习惯了广州、深圳八车道公路的她看到香港只有双车道时，感觉很意外，更让她意外的是，香港虽然车水马龙，却井然有序。于是，李敏问她的香港朋友，“香港的道路这么窄，如果塞车了那岂不是交通瘫痪？”朋友告诉她，“正因为这样，所以需要大家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由深圳海关到达香港旺角，才三十分钟的快巴车程。但这次香港之行后我发现，香港离深圳虽然只是一湾之隔，然而就是这一湾之距，却差别较大。”李敏说，除了发展之间的差距外，还有市民的素质。
但可喜的是，广东已经迈出了“学习”并“追赶”香港的步伐，尤其是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广东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汪洋的主政下，广东建立“小政府大社会”雏形开始显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广东的做法，的确有着高远的前瞻性。
（《小康》记者齐岳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