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中，“医德档案”是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一个十分抢眼的词汇：年初，由号称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上海市的卫生局发布文件，宣布在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建立医德档案制度①，并对建立医德档案的意义、建立医德档案的对象、医德档案的主要内容、医德档案的管理与使用和建立医德档案的有关工作要求等做出了规定；年尾，国家卫生部办公室发出通知[卫办发〔2007〕296号文件]，印发《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在全国卫生系统建立医德考评制度，医德考评的最关键的内容仍然是医德档案——“各医疗机构要为每位医务人员建立医德档案，考评结果要记入医务人员医德档案”。纵观这两份首尾呼应的文件，行政首长们急欲扭转当前医德大面积滑坡、提高医务人员道德水平、改变当前老百姓心中医务人员负面形象的迫切心情跃然字里行间。
　　众所周知，人事档案是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当“信任替代物”角色的一个重要工具。社会学理论认为，任何革命的发起和推动是以社会存在普遍“非信任政治”为逻辑前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官僚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非信任政治格局，但革命成功、新政权建立后，不信任的政治元素不可能一瞬间被完全铲除，所以建国后推行人事档案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短时间内铲除不信任的政治元素，重构社会新的信任格局，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在那个时候，虽然档案内容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人为的信息失真，但借助城市实行的“统分统配”的人事制度和“单位封锁”的档案制度，国家包揽了职工的住房、医疗、子女、养老等几乎所有问题，实现了对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的“单位控制”，这种控制使得人们对新的国家及其生产的制度充满着高度依赖，因而公民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证明信息”会失真。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范化的制度信任，减少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信任风险和败德行为，人事档案作为最主要的“信任替代物”，成功地建立了信任政治②。查阅1991年4月2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档案局颁布的修订版《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及《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人事档案的“信任替代物”性质依然十分明显。
　　医疗卫生部门作为国家绝对控制的系统无条件加入到构建信任政治的历史洪流中。按照上世纪90年代修订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十条，干部档案正本包括：第一类履历材料；第二类自传及属于自传性质的材料；第三类鉴定（含自我鉴定）、考察、考核材料；第四类学历、学位、学绩、培训和专业技术情况的材料；第五类政审材料；第六类加入党团的材料；第七类奖励材料；第八类干部违反党纪、政纪、国法等材料；第九类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职务工资变动登记表、干部调资审批表，定级和解决待遇的审批材料；干部任免呈报表（包括附件），录用和聘用审批表，聘用干部合同书，续聘审批表，解聘、辞退材料；退（离）休审批表；军衔审批表、军队转业干部审批表；出国、出境人员审批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代表会、民主党派代表会代表登记表；第十类其他可供组织参考有保存价值的材料。根据该条例第十一条，干部档案副本包括：正本第一类的近期履历材料；正本第三类的主要鉴定，干部考核材料；正本第四类的学历、学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材料；正本第五类的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结论（包括甄别、复查结论）材料；正本第七类的奖励材料；正本第八类的处分决定（包括甄别、复查结论）材料；正本第九类的任免呈报表和工资、待遇的审批材料。所以，医疗卫生系统按照此条例所建立的人事档案已经非常全面地涵盖了医德内容，如果在此之外另立医德档案，就是画蛇添足，纯属多余。
　　再详细地看一看上海市卫生局新规定的医德档案的内容，共包括： 1、接受职业道德规范和医学伦理知识培训情况；2、开展文明规范服务、改善服务态度、使用文明用语、尊重病人权益等情况；3、各级奖励荣誉及先进事迹和病人表扬情况；4、病人投诉及核查情况；5、违反职业道德受到卫生行政部门处罚的情况；6、收受或拒收“红包”和商业贿赂情况；7、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情况；8、其他能够反映本人医德状况的材料。③ 这八方面内容基本上可以在上一段列举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所规定的干部人事档案的正本和副本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依上可知，所谓医德档案的具体内容早在“单位控制”年代就被纳入人事档案，如果医疗卫生单位严格按照干部档案条例编写人事档案就根本无须另立医德档案，既然如此，现在为何又如此热衷于画蛇添足呢？我想，一方面是由于现在人事档案已经今不如昔，在单位制走向解体后，中国社会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无信用记录的时代，许多事情，正是因为“无记录”而发生，医疗卫生单位也不例外，并未严格按照干部档案条例编写人事档案，即医德状况未能在档案中得到充分反映，因而有另起炉灶的必要；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医生的整体不信任状况亟待改变，医患之间必须重建信任秩序，有些首长认为这需要人事档案重上前台发挥“信任替代物”的功能。
　　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国家已经不再可能包揽职工的住房、医疗、子女、养老等所有问题，依靠“统分统配”的人事制度和“单位封锁”的档案制度支撑的“单位控制”几近解体，“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也开始转向以关注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源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优化配置，而以身份等级和单位控制为核心的旧人事档案制度却拒绝改革，流动人才人事档案还在“改革利益化”的浪潮中成为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谋取暴利和弄权施威的一个重要工具，以至于造成了“这边是全国的人事档案收费至少50亿元以上，那边是60万人选择‘弃档’”④的奇观。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后，人事档案作为最主要的“信任替代物”的社会基础逐渐消解，信任政治这张“皮”既然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信任替代物的人事档案这一撮“毛”又将在何处生根？
　　信任是一种态度，心理学家赖兹曼(L．Wrightsman)说，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⑤个体之间的信任是情感信任和经验信任，依赖于被信任对象的道德人格，因而医德的确能够在医患信任个例中发挥作用；而医患普遍信任的建立则更多地依赖于制度与文化的作用⑥，社会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普遍信任更是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医卫制度与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当前医患矛盾突出起源于一段时期以来公共服务事业产业化的畸形发展和坏的市场经济推波助澜。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既应该归咎于政府责任缺位带来的患者就医自费比例过高，也应该归咎于政府投入过少使得医院医生向患者索要过多，更应该归咎于医疗服务产品食物链过长、食利者甚众推动患者购买消费医疗服务价格畸高。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就是间接承认这一点，医疗卫生行政领导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然而却开出了头痛医脚的处方，派医德档案打头阵充当救命先锋。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已经确立，人才的社会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要求解开人与其档案捆绑的绳索，让人才从档案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呼声只会越来越强烈。如此看来，行政首长们欲在医疗卫生系统内让人事档案重新回归“信任替代物”角色，让人事档案制度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和身份制的襁褓之中，这种努力很有可能最终事与愿违。
　　
　　注释：
　　①③沪卫文明委〔2007〕3号文件。
　　②陈潭：《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研究对象》，《理论探讨》2007年第5期。
　　④《人事档案50亿元收费，60万人弃档》，《羊城晚报》2007年3月10日。
　　⑤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⑥李北方：《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源在于文化重建》，《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22日。
　　作者单位：湖北省肿瘤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