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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 拍卖圈的创富传奇
这是一个“洗钱欺诈、骗取贷款、卖假古董”的是非之地，亦是一个富豪扎堆、名媛云集的上流社会。最受拍卖圈追捧的画家、最具有资源整合力的艺术掮客、身家不菲的买家和制造财富神话的拍卖公司负责人，构成了拍卖生态链中最关键的环节，决定着艺术品的变现系数。在这个真实而隐秘的拍卖圈中，他们如鱼得水、炮制神话。有人说，极力去取得稀世珍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没有收藏欲打底，就没有拍卖的出现。在欲望年代，大收藏家稀缺，而急速变现的大投机者可能不少。这是各显神通的年代，财富的巨量变迁，符合我们时代转型期的某些特征，尽管“令人纳闷，但不容解释，机会稍纵即逝，连沉思都会让人嘲笑。水很浅，但很浑。”
机会稍纵即逝。“有时一件拍品很多人竞拍，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拍品的价值，就是一味地举牌，把价格争到很高。”业内人士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绝对有虚假的成分，投机者和拍卖行应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文化缺失而导致心灵扭曲的“烧钱”时代，终归赚钱的人只有少数。
2012年10月7日，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中国嘉德香港首拍在港收槌，总成交额达4.55亿港币，为拍前估价的2.5倍。这是中国内地拍卖公司首次在大陆以外独立举办的拍卖会。五百多位海内外藏家汇聚一堂，竞价激烈。“嘉德在香港首拍，肯定要赚开门红。”作为香港拍卖会的常客，北京荔空间负责人顾振清在现场用微博播报，“首长多多，巨贾多多。”
顾振清是中国拍卖圈策划展览最多的独立策展人之一，这些年来，除了频繁穿梭于国内的拍卖场，他还出境上百次，过往40个国家，既是到拍卖场上拾漏，又是为了把握市场风向。
老混拍卖圈的人当然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国际拍卖会开槌于1992年10月11日上午10点25分，北京21世纪饭店世纪剧场。这场拍卖，专为海外人士开放，主槌的是被称为“香港第一槌”的胡文启，拍品主要是中国瓷器、金银铜器、珠宝玉器、木器钟表、书画邮品、纺织品、烟壶、汽车等8大类，共2189件（套）商品。最终，拍卖成交235.1万美元，“与组委会期望的500万美元相距甚远。”
“我这儿还有第一次拍卖的图录，是组委会当时送我的精装本，只有少数人才有的，都成了文物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的甘学军对那场拍卖会记忆犹新，他向本刊记者捧出珍藏的那本拍卖图录，拍品均以美金标价。“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事情。”从那时算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已经发展整整20年了。今天，甘学军早已弃官从商，现任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董事长，体会过身份落差的难言苦涩，亦经历过中国式拍卖的魔幻神奇。
那些主动或被动“下水”的元老们
20年前，国人对拍卖绝对陌生。当第一件拍卖品经过10轮竞价以1.05万美元落槌时，不少人还满以为成交了，后来被告知这件标号728的战国时期的毂纹壁因未达1.1亿美元的底价而被卖主收回时，大家半天没弄明白。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对此，一位香港的拍卖商不屑地耸耸肩说，这到底跟拍卖有什么关系？
这场拍卖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在拍卖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带队去香港招商，报纸上当时说“文物局局长带头卖文物，卖国宝”。时任局长秘书的甘学军说，“为了换取外汇，当时国家文物局有权力可以卖出去一部分文物。”在24岁就成为当时文化部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的他，对本刊记者解释，政策依据是周总理提出的八字方针“少出高汇，细水长流”。
早起的“鸟儿”，不只在北京。早在1980年代中期，上海利群调剂商店就悄悄地成立了一个拍卖部，并在昆山路小学搞了一次拍卖预习。董荣亭就是那次拍卖会的参与者之一。他记得，当时虹口区检察院罚没了一个进出口公司高管的受贿资产，其中包括田黄石、紫砂茶壶，程十发、陆俨少等海派画家的作品。
那次拍卖预习中，董荣亭买进近万元的藏品，有一块田黄石起价100元，最终1000元被他收下了。 “当时我做生意，有点小钱，小打小闹做点收藏，纯粹出于喜欢，眼光没那么长远。”
甘学军是被一个老乡“拖下水”的，那是1992年的冬天。老乡名叫陈东升，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准备“下海”。就在甘学军的办公室，俩人一拍即合，“因为我们都觉得拍卖这一行没人干，会很有发展”。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93年5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成立，甘学军任副总经理。营业执照，是前一天他从工商局取到的。“最开始，工资七八百元，我们充满干劲。”
“那时候大家的信息很闭塞，有东西都不知道找谁看，但是我知道，这点就对我从事拍卖行业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踅摸到东西，甘学军就找徐邦达、史树青等一流专家看，那时没有鉴定行业，不收费。回想起那时，他没少闹笑话，拿了幅“宋徽宗的画”，徐邦达看了扑哧一乐：“这东西在故宫呢。”
甘学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学的修养使他长于审美，文史知识使他能触类旁通、整体把握：“徐老师，你先别说，让我试一试。”借鉴人家几十年的经验，他很快就通了。1994年春，嘉德的首场拍卖便创造了1400多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从此拉开了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大幕。
槌子一响，黄金万两。在嘉德的“榜样”效应下，一批拍卖公司猛然冒出。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上海古玩老字号朵云轩，在1993年也正式开始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拍卖工作。
从此，董荣亭的收藏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他用2000元左右一幅的价格先后收藏了应野平、王个、程十发等人的作品，将这些画作放在家中反复把玩。直到最近中国收藏家俱乐部举办的首届中国收藏家藏品博览会，这些作品才得以公开展览。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如一匹黑马，闯入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他叫郭庆祥，1962年生，本来从事进口家具的生意。他在1993年成立宝斋，开始涉足书画收藏与投资，从此创造出了一系列收藏传奇。 坐在记者面前的郭庆祥，干练的板寸，细长的小眼睛，挺拔的身材，一口原汁原味的大连口音。1993年，郭庆祥遇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书画家梅阡。他得到一个建议：投资拍摄一部80岁左右老画家的大型纪录片，既为国家建起一套记录中国艺术发展的音像资料库，又有了直接向他们请教学习的好机会。于是，郭庆祥投资上百万元，为健在的一流书画大家们拍摄了纪录片《八十瑰宝》，在黄胄、吴作人、董寿平、何海霞、梁树年、白雪石、宋文治、张仃等人身边勤学苦问，后来又跟吴冠中、朱德群、张功、石齐等画家交朋友，得到了书画大家们的言传身教。
郭庆祥第一次到拍卖场，花8万元拍下何香凝的花卉作品，花38万元拍下徐悲鸿的《奔马图》。后经专家鉴定，他拍下的《奔马图》并非真迹，高价拍来的画作转眼成了一张废纸。吃一堑长一智。此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书画知识，逐渐成为精通书画艺术品收藏的行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艺术品市场受到强力冲击，而郭庆祥则险中求胜。嘉德、翰海、荣宝等拍卖行推出了吴冠中的作品，大部分都被他竞得。当时吴冠中的作品拍卖价格并不高，一幅四十整尺的作品仅二三十万元。也就在那时，郭庆祥与大连万达集团合作，在业内第一次将收藏与企业投资相结合。万达是国内企业收藏的先驱，其收藏以中国名家书画为主，主要通过拍卖的渠道获得，持续发展至今，精品藏品已超千幅，价值达数十亿人民币。这些均由郭庆祥来操作。
“收藏当然要赚钱，赚了钱才能更好地收藏，因此要买进，也要卖出。”郭庆祥不回避“赚钱”这两个字。在这方面，郭庆祥有很多引以为自豪的佳绩：1997年，48万元买入傅抱石《二湘图》，2002年在广州嘉德以500万元卖出；1998年，180万元买入一幅李可染画作，2002年在瀚海以1000万元卖出；2005年，吴冠中的《鲁迅乡土组画》和《龙须岛社之家》均拍出639.2万港元，成为那次拍卖会“双冠王”，等等。
天价的诱惑，谁是推手？
“他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塑料牌。”2003年9月，《纽约时报》用嘲弄的口气描写了一个来参加拍卖的中国人—来自浙江宁波慈溪的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他的名字，连续几年都高悬在胡润排行榜和福布斯排行榜上。
徐其明的收藏原则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具体而言对藏品有五条标准：历史性、艺术性、观赏性、科学性、稀缺性。他的第一件拍品在1996年获得，因为不能前往香港竞拍，就委托朋友，花了两百多万港币。2000年以来，徐其明便自己走进拍卖场举牌。“说实话，国内的拍卖场好像超市一样，闹哄哄的，国外的拍卖会则相对比较绅士，比较神圣”，这种感受让徐其明尤其钟情于国外的大型拍卖会。2002年3月，徐其明参加香港佳士得拍卖会。“那时候的拍卖市场，远没有现在这般疯狂。记得当时我只举了三次牌，拍卖师就落槌了。我用80万港币成功竞拍到一件明初青花盘，起拍价是60万港币，那时候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加上佣金，付了105万元，将它带到慈溪。”
频频出入国际拍卖会，徐其明的眼光愈发独到，出手越来越稳越准。他比较偏爱元、明、清三代鼎盛时期御制赏玩传世精品，藏品90%都是从国外竞拍而得，其大手笔常常在收藏界掀起阵阵波澜。眼看着拍卖纪录不断刷新，徐其明说：“现在拍卖机构喜欢编故事，关注的是价格，而不是真正的收藏。我们很多拍卖，是左手跟着右手卖，收藏也一路跟风。现在的买家，更多是出于投资心理购藏，而非真正喜欢。”
拍卖场上的竞争法则是“价高者得”，手快有，手慢无，机会稍纵即逝。“有时一件拍品很多人竞拍，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拍品的价值，就是一味地举牌，把价格争到很高。我当年花40万美元能够买下清乾隆时期御制缂丝12扇一整套大围屏，占地面积逾21平方米，以现在的市场价，可能连一扇都买不了，没法想象。”徐其明向记者感叹，越来越高的市价让他看不明白。
顾振清也感到有些困惑。2011年4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2011春拍专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现场，上拍的一百多件作品不仅全部成交，不少作品的成交价是预估价的几倍，有的作品甚至还打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现场出现了很多国内买家，他们起初希望用有限的资金拍下好作品，但随着希望屡屡落空，他们变得沮丧，继而被激怒了。”顾振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这样描述，“于是出现了很多激情举牌，使得那些次要作品的价格也被抬得很高。”顾振清说，本想去拍卖会捡漏的他发现根本没有机会。
“谁是苏富比尤伦斯专场拍卖会最大赢家？热爱当代艺术的忠诚藏家不是，价格狂飙了，他们很多人太理性，于是根本没买到什么；新藏家不是，他们不知深浅，怕忽悠，举了半天拿不到，价过高时只好放下；画廊不是，所有两岸画廊人作壁上观，只觉得拍卖行太激情、生意太火，画廊被挤兑得落落寡欢。”顾振清当晚发微博如是分析。
导演冯小刚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忠实买家，2010年他在保利拍到了将近5千万元的油画。成立仅7年的保利是业内的后起之秀，如今已经坐上中国年拍卖总额的第一把交椅。保利拍卖的执行董事赵旭，曾是画家、室内设计师、书画经纪人，体型微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性格豪爽的他能迅速和买家、卖家打成一片。“像冯小刚这样的名导演、社会知名人士都来买艺术品，证明了人们对艺术品的前景非常乐观。这些人没有大藏家的资金多，但是影响力与号召力比真正的藏家要大得多。”
对于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亿元时代，刘新惠并不觉得兴奋。“这对市场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单纯追求高价是冒傻气了，正如行内的一句投资箴言，不怕买贵，就怕买不对。”刘新惠是中国第一批注册认证的拍卖师，至今保持着中国拍卖师中艺术品成交额、场次、成交率等诸多纪录。
拍卖师是艺术品间接的推销者。拍卖场上几十张号牌往往会同时举起，既要眼疾手快，又要面面俱到。一场拍卖动辄几百件拍品，拍卖长达七八个小时，每一秒都要集中精力。在拍卖场上，有些拍卖师故意使用模糊不清的语言，目的是在竞拍人群当中制造兴奋和紧张。刘新惠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拍卖场上，好拍卖师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要调动起来。拍卖场有时很大很乱，拍卖师要看得清、听得明、嘴更要跟得上，还要具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这一切最终归结为价格的真实不虚，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站在拍卖场上，刘新惠说自己关心的不是一系列破纪录的数据，他最关心的是有多少人参与，现场举起了多少牌。 在收藏界，郭庆祥的另一层身份是批评家、评论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价拍卖背后的异动：“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繁荣有虚假的成分，完全是投机者和拍卖行造成的假象。我亲自做过调查咨询，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不敢进入艺术品收藏市场，是什么原因呢？头几年花几十万元买的一张画，今天被另外有实力的企业花几百万元买走了；更惊人的是，花几百万元买的画，后来又被几千万甚至过亿元的企业买走了。这些都是投机者在市场造成的假象。搞这种宣传，目的是证明艺术市场火爆冲天，以此来误导大家买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或者赝品。”
艺术品拍卖场上有一类隐秘的消费需求，即用来送礼行贿。尤其是字画，炙手可热，已然取代容易暴露的票子、车子、房子，俨然成为中国当下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有人半开玩笑地解释字画拍卖行情为何火爆的另类原因—“上靠贪官，下靠奸商。”
潜规则下的蛋
与那些显性或隐性的富豪级收藏群体相比，普通人“捡漏”的好去处是便宜又实在的贪官涉案物品拍卖会。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一份通知中就已经做出公检法等罚没物品必须拍卖的规定。拍卖一般由当地检察院委托专业拍卖公司来做，流程跟正规拍卖并无二致，有造势，也有预展。作家浮石曾经做的就是这类拍卖业务。
“当时，一般就是法院的执行局向拍卖公司委托拍卖，然后经过一些评估程序就进行拍卖。”当然，为了争取到法院的委托，拍卖公司之间互显神通，更多比的是背后的关系，中国人都懂得“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有了关系也就没有关系”。由于是涉案物品的拍卖，就算是真品，也无法等同于拍卖市场上的行情。“那时，我们每年都能做个三四千万元的业务，佣金可能就有三四百万元的样子，挣钱很方便。当然挣到钱以后，因为我曾经涉嫌行贿，那些收入被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曾经在拍卖行业的那些经历，后来成为浮石创作的一座“富矿” ，他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先后写成了畅销书《青瓷》和《红袖》。
“水很浅，但很浑。”在郭庆祥看来，拍卖市场很简单，但又很复杂。初入拍卖场时，鉴定专家徐邦达就认真地劝告过他：“小郭啊，古书画这玩意儿，世世代代都是在相互捣鬼相互骗，你们不买就是赢！”对于当前艺术品拍卖市场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造假、售假、拍假”，如今已经炼就火眼金睛的郭庆祥深恶痛绝。
“一些四处游走的鉴定家成了艺术品投资者或收藏者的座上宾，但他们的造诣没有造假者深厚。鉴定家可能只会鉴定一幅2000元的画，但造假者研究的都是200万的画，所以通常造假者的研究比鉴定家到位。”郭庆祥说，某些鉴定家本身就在造假，谁又来鉴定鉴定家的真伪？
2002年11月，董荣亭在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上以12万元的价格，购买收藏四川青年画家曾浩的油画作品《天籁》。让他后来感到愤怒和震惊是，2005年11月26日，红太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的油画专场拍卖会上，署名为“已故艺术大师陈逸飞”、创作时间为“2004年中秋”、涉嫌“克隆”自《天籁》的油画《飞天》拍得最高价825万元。“那幅一模一样的《飞天》明显是假画，纯粹是拍卖公司和委托人的假拍。”
谈到假拍时，郭庆祥举例说：“北京有一家中等规模的拍卖行，2005年初拍出宋徽宗的《桃竹黄莺卷》，拍得6116万元人民币。但不久被证实，竞拍得主只向拍卖公司汇出了1500万元。这就是一种虚增成交价的假拍方式。庄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炒作某位画家的作品，同时在拍卖场上或场外高价出货同一画家的其他作品。”郭庆祥劝诫那些刚入市的收藏家：“这是一个文化缺失而导致心灵扭曲的‘烧钱’时代，终归赚钱的人只有少数人。”
在小说《青瓷》和《红袖》中，拍卖业的潜规则被浮石顺手拈来。据他观察，拍卖业内的造假是免不了的。“为什么有人作假，还能够保持这个链条不断裂？是因为很多买家的目的不一样，不像打针吃药，假药对身体有直接伤害。假的艺术品仍然具有审美价值，有些人不是拿来保值增值，而是拿来请客送礼。大家可能关心的是，你买这幅画花了多少钱。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是，贪官被查处以后，收藏的艺术品八九成都是假的。因为他们收到艺术品之后不会拿去鉴定，也不敢拿出来轻易地示人。”
在境外的拍卖场上穿梭，徐其明也难免会遇到赝品，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的拍卖公司可以退货，比如苏富比保证三十年内退货。“这是和国内最大的区别，国内买到假的，就只能自己扛了。我在2002年买了一个杯子，原来只说明有一条裂缝，后来我看到两条裂缝，他们照样给我退啊，而且那个杯子拿到我手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当然第二条裂缝是老的裂缝。这是道德的问题。”至于在拍卖场上看到或听到的“无间道”，徐其明无奈地笑道：“这样的故事太多啦。我自己遭遇的不多，都是身边的朋友，比如东西没卖掉，拿回来了，但拍卖公司继续拿东西编故事，我们看到了说，呀！不是卖掉了吗？朋友就说，他们都是作假的。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们已经做了强盗，我们为什么再当流氓？”
2009年3月25日，佳士得拍卖行将圆明园流失的兔首、鼠首铜像在巴黎拍卖，福建富豪蔡铭超高价拍下这两件文物。但事后拒绝付款，造成流拍。对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有一次，徐其明办理赴美国的签证，签证官问明缘由后问他：“你们中国人不是不付钱吗？你还去拍卖干什么？”徐其明回应道：“次贷危机是你们美国人搞出来的，美国为什么还开银行呢？”
统计显示，艺术品市场上拍而不买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又大多是千万元级别的“大作”，这种行为更让拍卖行元气大伤。当时，蔡铭超以“举牌不交钱”的“爱国行为”抵制圆明园兽首拍卖，郭庆祥站出来喊话：“他们已经做了强盗，我们为什么再当流氓？”
2010年，郭庆祥发表了一篇艺术评论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不具名批评了某著名画家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导致“作品程式化，粗制滥造、自我重复”，惹恼了范曾，起诉他侵犯其名誉权，要求登报道歉，并索赔500万。这是当代中国书画史上第一次因为书画批评而诉诸法律，将批评文章作者告上法庭的事件。作为被告的郭庆祥和范曾针锋相对，接二连三地抛出“范曾是伪艺术家，在愚弄社会和大众”、“艺术批评遭遇金钱绑架”，甚至发出“应该将范曾这种人从艺术界铲除”等激进观点。对于判决结果，郭庆祥发声明：永不道歉，并且要将艺术批评进行到底。“我就是要说几句真话。别人不说我说。别人害怕，我不怕。足球有打黑，学术有打假，为什么艺术界就能容忍一些‘假冒伪劣’存在。” 至今郭庆祥依然一腔怒火：“现在似乎大家到了审美盲区，对艺术麻木。一些画家有两个蒙人方法。一个是自己克隆自己，常说的是流水线。另一个就是代笔。代笔也是打着学习西方国家美术创作史的名义，不少大的艺术家都这样，自己树起来理念，其他人干活，这些都是骗局。” 走进杭州清吟街127号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所在的院落，城市的喧嚣瞬间去无踪影。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在1979年入书画行业，1995年入拍卖行业，既做过收藏又做过经营。历经三十多年艺术品市场浸染，他谦和、务实、诚信的做事原则和缜密的经营思维赢得了圈内良好的口碑。在他看来，收藏最终还是回归到社会。“浙江绍兴有一个越国文化博物馆，展示了很多青铜器、越窑，展示以后相当于给了国家，不能买卖。这种行为，我认为从收藏界来说，值得弘扬，不用去想什么目的。我推崇这种行为。”他常常笑言，自己最想退出拍卖行业，也感到最无法退出这个行业。
身处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甘学军清楚地知道，从业者每天所面临的种种诱惑。因而，公司每进一名新人，甘学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谈话，明确地告诉他：在华辰做事你不会迅速富有，不会短时间内轰轰烈烈，但只要坚持原则，你就会得到尊重，有所建树。他所说的原则，就是他最欣赏的两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私人收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传承、如何持续的问题，郭庆祥回答：顺其自然。“我是因为喜欢这些作品才收藏的，除去因为眼界变化，去粗取精和经营需要卖的，有些作品我是不舍得卖的。正常情况下，我如果不在了，这些东西是应该传给我的孩子，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就管不了了，我也没有刻意培养我的孩子进入收藏领域，接我的班什么的。”
目前，徐龙集团由徐其明儿子打理，他则有了更多时间专心收藏。徐其明每天的电话中，90%以上都是他和藏友们交流。徐其明是极少的、经常和台湾“清雅集”和香港的“敏求精舍”两个顶级收藏家组织交流的大陆人。因为早年间参与国际拍卖，他和很多港台的收藏家逐渐成为朋友。“他们是真正的大收藏家。”徐其明说，这是真正的富人俱乐部，“他们的身家都是上百亿美金的”，但是“这里不在乎资产多少，在乎你有没有好东西”。“这些人从骨子里是看不起大陆搞收藏的，都在作假、炒作、不诚信。”徐其明说，“这样怎么让人尊重？”
因经济实力的上升、审美视野的开阔，董荣亭的藏品日益精良，几乎囊括了中国近现代京派、海派的所有名家。他收藏的“天下第一巨幛”朱沅《百骏图》，长达26米，宽也有2米。在董荣亭那间不算太小的书房地板上，竟然不能完全地平展开来这幅《百骏图》，它的拍卖成交价仅为36万元。有个小插曲是，《百骏图》拍卖时随同还展出了配对的瓷瓶。当时北京有个企业家派人来上海竞拍，就在他关注瓷瓶的时候，董荣亭已经拍到了《百骏图》。事后，那个代表愿以更高价格从董荣亭手中收得《百骏图》，不少朋友也劝董荣亭加价卖出。然而，董荣亭就是不愿，他的想法只有一个：收藏不是投资，唯求雅趣，不图功利。
这些拍卖场上的“大鳄”，呼风唤雨之后，归于求真、向善。这不知道是繁华阅尽后的恬淡，还是心性本来释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这是一个“洗钱欺诈、骗取贷款、卖假古董”的是非之地，亦是一个富豪扎堆、名媛云集的上流社会。最受拍卖圈追捧的画家、最具有资源整合力的艺术掮客、身家不菲的买家和制造财富神话的拍卖公司负责人，构成了拍卖生态链中最关键的环节，决定着艺术品的变现系数。在这个真实而隐秘的拍卖圈中，他们如鱼得水、炮制神话。有人说，极力去取得稀世珍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没有收藏欲打底，就没有拍卖的出现。在欲望年代，大收藏家稀缺，而急速变现的大投机者可能不少。这是各显神通的年代，财富的巨量变迁，符合我们时代转型期的某些特征，尽管“令人纳闷，但不容解释，机会稍纵即逝，连沉思都会让人嘲笑。水很浅，但很浑。”
机会稍纵即逝。“有时一件拍品很多人竞拍，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拍品的价值，就是一味地举牌，把价格争到很高。”业内人士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绝对有虚假的成分，投机者和拍卖行应承担最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文化缺失而导致心灵扭曲的“烧钱”时代，终归赚钱的人只有少数。
2012年10月7日，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中国嘉德香港首拍在港收槌，总成交额达4.55亿港币，为拍前估价的2.5倍。这是中国内地拍卖公司首次在大陆以外独立举办的拍卖会。五百多位海内外藏家汇聚一堂，竞价激烈。“嘉德在香港首拍，肯定要赚开门红。”作为香港拍卖会的常客，北京荔空间负责人顾振清在现场用微博播报，“首长多多，巨贾多多。”
顾振清是中国拍卖圈策划展览最多的独立策展人之一，这些年来，除了频繁穿梭于国内的拍卖场，他还出境上百次，过往40个国家，既是到拍卖场上拾漏，又是为了把握市场风向。
老混拍卖圈的人当然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国际拍卖会开槌于1992年10月11日上午10点25分，北京21世纪饭店世纪剧场。这场拍卖，专为海外人士开放，主槌的是被称为“香港第一槌”的胡文启，拍品主要是中国瓷器、金银铜器、珠宝玉器、木器钟表、书画邮品、纺织品、烟壶、汽车等8大类，共2189件（套）商品。最终，拍卖成交235.1万美元，“与组委会期望的500万美元相距甚远。”
“我这儿还有第一次拍卖的图录，是组委会当时送我的精装本，只有少数人才有的，都成了文物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的甘学军对那场拍卖会记忆犹新，他向本刊记者捧出珍藏的那本拍卖图录，拍品均以美金标价。“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事情。”从那时算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已经发展整整20年了。今天，甘学军早已弃官从商，现任北京华辰拍卖公司董事长，体会过身份落差的难言苦涩，亦经历过中国式拍卖的魔幻神奇。
那些主动或被动“下水”的元老们
20年前，国人对拍卖绝对陌生。当第一件拍卖品经过10轮竞价以1.05万美元落槌时，不少人还满以为成交了，后来被告知这件标号728的战国时期的毂纹壁因未达1.1亿美元的底价而被卖主收回时，大家半天没弄明白。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对此，一位香港的拍卖商不屑地耸耸肩说，这到底跟拍卖有什么关系？
这场拍卖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在拍卖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带队去香港招商，报纸上当时说“文物局局长带头卖文物，卖国宝”。时任局长秘书的甘学军说，“为了换取外汇，当时国家文物局有权力可以卖出去一部分文物。”在24岁就成为当时文化部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的他，对本刊记者解释，政策依据是周总理提出的八字方针“少出高汇，细水长流”。
早起的“鸟儿”，不只在北京。早在1980年代中期，上海利群调剂商店就悄悄地成立了一个拍卖部，并在昆山路小学搞了一次拍卖预习。董荣亭就是那次拍卖会的参与者之一。他记得，当时虹口区检察院罚没了一个进出口公司高管的受贿资产，其中包括田黄石、紫砂茶壶，程十发、陆俨少等海派画家的作品。
那次拍卖预习中，董荣亭买进近万元的藏品，有一块田黄石起价100元，最终1000元被他收下了。 “当时我做生意，有点小钱，小打小闹做点收藏，纯粹出于喜欢，眼光没那么长远。”
甘学军是被一个老乡“拖下水”的，那是1992年的冬天。老乡名叫陈东升，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准备“下海”。就在甘学军的办公室，俩人一拍即合，“因为我们都觉得拍卖这一行没人干，会很有发展”。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93年5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长城饭店成立，甘学军任副总经理。营业执照，是前一天他从工商局取到的。“最开始，工资七八百元，我们充满干劲。”
“那时候大家的信息很闭塞，有东西都不知道找谁看，但是我知道，这点就对我从事拍卖行业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踅摸到东西，甘学军就找徐邦达、史树青等一流专家看，那时没有鉴定行业，不收费。回想起那时，他没少闹笑话，拿了幅“宋徽宗的画”，徐邦达看了扑哧一乐：“这东西在故宫呢。”
甘学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学的修养使他长于审美，文史知识使他能触类旁通、整体把握：“徐老师，你先别说，让我试一试。”借鉴人家几十年的经验，他很快就通了。1994年春，嘉德的首场拍卖便创造了1400多万元人民币的总成交额，从此拉开了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大幕。
槌子一响，黄金万两。在嘉德的“榜样”效应下，一批拍卖公司猛然冒出。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上海古玩老字号朵云轩，在1993年也正式开始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拍卖工作。
从此，董荣亭的收藏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他用2000元左右一幅的价格先后收藏了应野平、王个、程十发等人的作品，将这些画作放在家中反复把玩。直到最近中国收藏家俱乐部举办的首届中国收藏家藏品博览会，这些作品才得以公开展览。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如一匹黑马，闯入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他叫郭庆祥，1962年生，本来从事进口家具的生意。他在1993年成立宝斋，开始涉足书画收藏与投资，从此创造出了一系列收藏传奇。 坐在记者面前的郭庆祥，干练的板寸，细长的小眼睛，挺拔的身材，一口原汁原味的大连口音。1993年，郭庆祥遇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书画家梅阡。他得到一个建议：投资拍摄一部80岁左右老画家的大型纪录片，既为国家建起一套记录中国艺术发展的音像资料库，又有了直接向他们请教学习的好机会。于是，郭庆祥投资上百万元，为健在的一流书画大家们拍摄了纪录片《八十瑰宝》，在黄胄、吴作人、董寿平、何海霞、梁树年、白雪石、宋文治、张仃等人身边勤学苦问，后来又跟吴冠中、朱德群、张功、石齐等画家交朋友，得到了书画大家们的言传身教。
郭庆祥第一次到拍卖场，花8万元拍下何香凝的花卉作品，花38万元拍下徐悲鸿的《奔马图》。后经专家鉴定，他拍下的《奔马图》并非真迹，高价拍来的画作转眼成了一张废纸。吃一堑长一智。此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书画知识，逐渐成为精通书画艺术品收藏的行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中国艺术品市场受到强力冲击，而郭庆祥则险中求胜。嘉德、翰海、荣宝等拍卖行推出了吴冠中的作品，大部分都被他竞得。当时吴冠中的作品拍卖价格并不高，一幅四十整尺的作品仅二三十万元。也就在那时，郭庆祥与大连万达集团合作，在业内第一次将收藏与企业投资相结合。万达是国内企业收藏的先驱，其收藏以中国名家书画为主，主要通过拍卖的渠道获得，持续发展至今，精品藏品已超千幅，价值达数十亿人民币。这些均由郭庆祥来操作。
“收藏当然要赚钱，赚了钱才能更好地收藏，因此要买进，也要卖出。”郭庆祥不回避“赚钱”这两个字。在这方面，郭庆祥有很多引以为自豪的佳绩：1997年，48万元买入傅抱石《二湘图》，2002年在广州嘉德以500万元卖出；1998年，180万元买入一幅李可染画作，2002年在瀚海以1000万元卖出；2005年，吴冠中的《鲁迅乡土组画》和《龙须岛社之家》均拍出639.2万港元，成为那次拍卖会“双冠王”，等等。
天价的诱惑，谁是推手？
“他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塑料牌。”2003年9月，《纽约时报》用嘲弄的口气描写了一个来参加拍卖的中国人—来自浙江宁波慈溪的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他的名字，连续几年都高悬在胡润排行榜和福布斯排行榜上。
徐其明的收藏原则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具体而言对藏品有五条标准：历史性、艺术性、观赏性、科学性、稀缺性。他的第一件拍品在1996年获得，因为不能前往香港竞拍，就委托朋友，花了两百多万港币。2000年以来，徐其明便自己走进拍卖场举牌。“说实话，国内的拍卖场好像超市一样，闹哄哄的，国外的拍卖会则相对比较绅士，比较神圣”，这种感受让徐其明尤其钟情于国外的大型拍卖会。2002年3月，徐其明参加香港佳士得拍卖会。“那时候的拍卖市场，远没有现在这般疯狂。记得当时我只举了三次牌，拍卖师就落槌了。我用80万港币成功竞拍到一件明初青花盘，起拍价是60万港币，那时候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加上佣金，付了105万元，将它带到慈溪。”
频频出入国际拍卖会，徐其明的眼光愈发独到，出手越来越稳越准。他比较偏爱元、明、清三代鼎盛时期御制赏玩传世精品，藏品90%都是从国外竞拍而得，其大手笔常常在收藏界掀起阵阵波澜。眼看着拍卖纪录不断刷新，徐其明说：“现在拍卖机构喜欢编故事，关注的是价格，而不是真正的收藏。我们很多拍卖，是左手跟着右手卖，收藏也一路跟风。现在的买家，更多是出于投资心理购藏，而非真正喜欢。”
拍卖场上的竞争法则是“价高者得”，手快有，手慢无，机会稍纵即逝。“有时一件拍品很多人竞拍，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拍品的价值，就是一味地举牌，把价格争到很高。我当年花40万美元能够买下清乾隆时期御制缂丝12扇一整套大围屏，占地面积逾21平方米，以现在的市场价，可能连一扇都买不了，没法想象。”徐其明向记者感叹，越来越高的市价让他看不明白。
顾振清也感到有些困惑。2011年4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2011春拍专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现场，上拍的一百多件作品不仅全部成交，不少作品的成交价是预估价的几倍，有的作品甚至还打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纪录。“现场出现了很多国内买家，他们起初希望用有限的资金拍下好作品，但随着希望屡屡落空，他们变得沮丧，继而被激怒了。”顾振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这样描述，“于是出现了很多激情举牌，使得那些次要作品的价格也被抬得很高。”顾振清说，本想去拍卖会捡漏的他发现根本没有机会。
“谁是苏富比尤伦斯专场拍卖会最大赢家？热爱当代艺术的忠诚藏家不是，价格狂飙了，他们很多人太理性，于是根本没买到什么；新藏家不是，他们不知深浅，怕忽悠，举了半天拿不到，价过高时只好放下；画廊不是，所有两岸画廊人作壁上观，只觉得拍卖行太激情、生意太火，画廊被挤兑得落落寡欢。”顾振清当晚发微博如是分析。
导演冯小刚是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忠实买家，2010年他在保利拍到了将近5千万元的油画。成立仅7年的保利是业内的后起之秀，如今已经坐上中国年拍卖总额的第一把交椅。保利拍卖的执行董事赵旭，曾是画家、室内设计师、书画经纪人，体型微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性格豪爽的他能迅速和买家、卖家打成一片。“像冯小刚这样的名导演、社会知名人士都来买艺术品，证明了人们对艺术品的前景非常乐观。这些人没有大藏家的资金多，但是影响力与号召力比真正的藏家要大得多。”
对于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亿元时代，刘新惠并不觉得兴奋。“这对市场来说是有好处的，但单纯追求高价是冒傻气了，正如行内的一句投资箴言，不怕买贵，就怕买不对。”刘新惠是中国第一批注册认证的拍卖师，至今保持着中国拍卖师中艺术品成交额、场次、成交率等诸多纪录。
拍卖师是艺术品间接的推销者。拍卖场上几十张号牌往往会同时举起，既要眼疾手快，又要面面俱到。一场拍卖动辄几百件拍品，拍卖长达七八个小时，每一秒都要集中精力。在拍卖场上，有些拍卖师故意使用模糊不清的语言，目的是在竞拍人群当中制造兴奋和紧张。刘新惠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拍卖场上，好拍卖师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要调动起来。拍卖场有时很大很乱，拍卖师要看得清、听得明、嘴更要跟得上，还要具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这一切最终归结为价格的真实不虚，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站在拍卖场上，刘新惠说自己关心的不是一系列破纪录的数据，他最关心的是有多少人参与，现场举起了多少牌。 在收藏界，郭庆祥的另一层身份是批评家、评论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价拍卖背后的异动：“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繁荣有虚假的成分，完全是投机者和拍卖行造成的假象。我亲自做过调查咨询，中国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他们不敢进入艺术品收藏市场，是什么原因呢？头几年花几十万元买的一张画，今天被另外有实力的企业花几百万元买走了；更惊人的是，花几百万元买的画，后来又被几千万甚至过亿元的企业买走了。这些都是投机者在市场造成的假象。搞这种宣传，目的是证明艺术市场火爆冲天，以此来误导大家买没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或者赝品。”
艺术品拍卖场上有一类隐秘的消费需求，即用来送礼行贿。尤其是字画，炙手可热，已然取代容易暴露的票子、车子、房子，俨然成为中国当下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有人半开玩笑地解释字画拍卖行情为何火爆的另类原因—“上靠贪官，下靠奸商。”
潜规则下的蛋
与那些显性或隐性的富豪级收藏群体相比，普通人“捡漏”的好去处是便宜又实在的贪官涉案物品拍卖会。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一份通知中就已经做出公检法等罚没物品必须拍卖的规定。拍卖一般由当地检察院委托专业拍卖公司来做，流程跟正规拍卖并无二致，有造势，也有预展。作家浮石曾经做的就是这类拍卖业务。
“当时，一般就是法院的执行局向拍卖公司委托拍卖，然后经过一些评估程序就进行拍卖。”当然，为了争取到法院的委托，拍卖公司之间互显神通，更多比的是背后的关系，中国人都懂得“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有了关系也就没有关系”。由于是涉案物品的拍卖，就算是真品，也无法等同于拍卖市场上的行情。“那时，我们每年都能做个三四千万元的业务，佣金可能就有三四百万元的样子，挣钱很方便。当然挣到钱以后，因为我曾经涉嫌行贿，那些收入被作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曾经在拍卖行业的那些经历，后来成为浮石创作的一座“富矿” ，他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先后写成了畅销书《青瓷》和《红袖》。
“水很浅，但很浑。”在郭庆祥看来，拍卖市场很简单，但又很复杂。初入拍卖场时，鉴定专家徐邦达就认真地劝告过他：“小郭啊，古书画这玩意儿，世世代代都是在相互捣鬼相互骗，你们不买就是赢！”对于当前艺术品拍卖市场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造假、售假、拍假”，如今已经炼就火眼金睛的郭庆祥深恶痛绝。
“一些四处游走的鉴定家成了艺术品投资者或收藏者的座上宾，但他们的造诣没有造假者深厚。鉴定家可能只会鉴定一幅2000元的画，但造假者研究的都是200万的画，所以通常造假者的研究比鉴定家到位。”郭庆祥说，某些鉴定家本身就在造假，谁又来鉴定鉴定家的真伪？
2002年11月，董荣亭在上海“国际艺术博览会”上以12万元的价格，购买收藏四川青年画家曾浩的油画作品《天籁》。让他后来感到愤怒和震惊是，2005年11月26日，红太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的油画专场拍卖会上，署名为“已故艺术大师陈逸飞”、创作时间为“2004年中秋”、涉嫌“克隆”自《天籁》的油画《飞天》拍得最高价825万元。“那幅一模一样的《飞天》明显是假画，纯粹是拍卖公司和委托人的假拍。”
谈到假拍时，郭庆祥举例说：“北京有一家中等规模的拍卖行，2005年初拍出宋徽宗的《桃竹黄莺卷》，拍得6116万元人民币。但不久被证实，竞拍得主只向拍卖公司汇出了1500万元。这就是一种虚增成交价的假拍方式。庄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炒作某位画家的作品，同时在拍卖场上或场外高价出货同一画家的其他作品。”郭庆祥劝诫那些刚入市的收藏家：“这是一个文化缺失而导致心灵扭曲的‘烧钱’时代，终归赚钱的人只有少数人。”
在小说《青瓷》和《红袖》中，拍卖业的潜规则被浮石顺手拈来。据他观察，拍卖业内的造假是免不了的。“为什么有人作假，还能够保持这个链条不断裂？是因为很多买家的目的不一样，不像打针吃药，假药对身体有直接伤害。假的艺术品仍然具有审美价值，有些人不是拿来保值增值，而是拿来请客送礼。大家可能关心的是，你买这幅画花了多少钱。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是，贪官被查处以后，收藏的艺术品八九成都是假的。因为他们收到艺术品之后不会拿去鉴定，也不敢拿出来轻易地示人。”
在境外的拍卖场上穿梭，徐其明也难免会遇到赝品，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的拍卖公司可以退货，比如苏富比保证三十年内退货。“这是和国内最大的区别，国内买到假的，就只能自己扛了。我在2002年买了一个杯子，原来只说明有一条裂缝，后来我看到两条裂缝，他们照样给我退啊，而且那个杯子拿到我手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当然第二条裂缝是老的裂缝。这是道德的问题。”至于在拍卖场上看到或听到的“无间道”，徐其明无奈地笑道：“这样的故事太多啦。我自己遭遇的不多，都是身边的朋友，比如东西没卖掉，拿回来了，但拍卖公司继续拿东西编故事，我们看到了说，呀！不是卖掉了吗？朋友就说，他们都是作假的。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可以讲三天三夜。”
“他们已经做了强盗，我们为什么再当流氓？”
2009年3月25日，佳士得拍卖行将圆明园流失的兔首、鼠首铜像在巴黎拍卖，福建富豪蔡铭超高价拍下这两件文物。但事后拒绝付款，造成流拍。对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有一次，徐其明办理赴美国的签证，签证官问明缘由后问他：“你们中国人不是不付钱吗？你还去拍卖干什么？”徐其明回应道：“次贷危机是你们美国人搞出来的，美国为什么还开银行呢？”
统计显示，艺术品市场上拍而不买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又大多是千万元级别的“大作”，这种行为更让拍卖行元气大伤。当时，蔡铭超以“举牌不交钱”的“爱国行为”抵制圆明园兽首拍卖，郭庆祥站出来喊话：“他们已经做了强盗，我们为什么再当流氓？”
2010年，郭庆祥发表了一篇艺术评论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不具名批评了某著名画家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导致“作品程式化，粗制滥造、自我重复”，惹恼了范曾，起诉他侵犯其名誉权，要求登报道歉，并索赔500万。这是当代中国书画史上第一次因为书画批评而诉诸法律，将批评文章作者告上法庭的事件。作为被告的郭庆祥和范曾针锋相对，接二连三地抛出“范曾是伪艺术家，在愚弄社会和大众”、“艺术批评遭遇金钱绑架”，甚至发出“应该将范曾这种人从艺术界铲除”等激进观点。对于判决结果，郭庆祥发声明：永不道歉，并且要将艺术批评进行到底。“我就是要说几句真话。别人不说我说。别人害怕，我不怕。足球有打黑，学术有打假，为什么艺术界就能容忍一些‘假冒伪劣’存在。” 至今郭庆祥依然一腔怒火：“现在似乎大家到了审美盲区，对艺术麻木。一些画家有两个蒙人方法。一个是自己克隆自己，常说的是流水线。另一个就是代笔。代笔也是打着学习西方国家美术创作史的名义，不少大的艺术家都这样，自己树起来理念，其他人干活，这些都是骗局。” 走进杭州清吟街127号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所在的院落，城市的喧嚣瞬间去无踪影。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陆镜清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在1979年入书画行业，1995年入拍卖行业，既做过收藏又做过经营。历经三十多年艺术品市场浸染，他谦和、务实、诚信的做事原则和缜密的经营思维赢得了圈内良好的口碑。在他看来，收藏最终还是回归到社会。“浙江绍兴有一个越国文化博物馆，展示了很多青铜器、越窑，展示以后相当于给了国家，不能买卖。这种行为，我认为从收藏界来说，值得弘扬，不用去想什么目的。我推崇这种行为。”他常常笑言，自己最想退出拍卖行业，也感到最无法退出这个行业。
身处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甘学军清楚地知道，从业者每天所面临的种种诱惑。因而，公司每进一名新人，甘学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谈话，明确地告诉他：在华辰做事你不会迅速富有，不会短时间内轰轰烈烈，但只要坚持原则，你就会得到尊重，有所建树。他所说的原则，就是他最欣赏的两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私人收藏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传承、如何持续的问题，郭庆祥回答：顺其自然。“我是因为喜欢这些作品才收藏的，除去因为眼界变化，去粗取精和经营需要卖的，有些作品我是不舍得卖的。正常情况下，我如果不在了，这些东西是应该传给我的孩子，至于他们怎么处理，我就管不了了，我也没有刻意培养我的孩子进入收藏领域，接我的班什么的。”
目前，徐龙集团由徐其明儿子打理，他则有了更多时间专心收藏。徐其明每天的电话中，90%以上都是他和藏友们交流。徐其明是极少的、经常和台湾“清雅集”和香港的“敏求精舍”两个顶级收藏家组织交流的大陆人。因为早年间参与国际拍卖，他和很多港台的收藏家逐渐成为朋友。“他们是真正的大收藏家。”徐其明说，这是真正的富人俱乐部，“他们的身家都是上百亿美金的”，但是“这里不在乎资产多少，在乎你有没有好东西”。“这些人从骨子里是看不起大陆搞收藏的，都在作假、炒作、不诚信。”徐其明说，“这样怎么让人尊重？”
因经济实力的上升、审美视野的开阔，董荣亭的藏品日益精良，几乎囊括了中国近现代京派、海派的所有名家。他收藏的“天下第一巨幛”朱沅《百骏图》，长达26米，宽也有2米。在董荣亭那间不算太小的书房地板上，竟然不能完全地平展开来这幅《百骏图》，它的拍卖成交价仅为36万元。有个小插曲是，《百骏图》拍卖时随同还展出了配对的瓷瓶。当时北京有个企业家派人来上海竞拍，就在他关注瓷瓶的时候，董荣亭已经拍到了《百骏图》。事后，那个代表愿以更高价格从董荣亭手中收得《百骏图》，不少朋友也劝董荣亭加价卖出。然而，董荣亭就是不愿，他的想法只有一个：收藏不是投资，唯求雅趣，不图功利。
这些拍卖场上的“大鳄”，呼风唤雨之后，归于求真、向善。这不知道是繁华阅尽后的恬淡，还是心性本来释然，也许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