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快半年了，刘远一家早餐桌上的气氛，至今仍是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略嫌空旷的餐厅里，只听七岁的儿子虎虎撒娇嚷着要“酱瓜”、“腐乳”，张着嗷嗷待哺的嘴，赖在爷爷奶奶的膝头。夫妻独对的时候，忍了多时的妻子会向刘远投诉，“这孩子要是以后没出息，都怪你和你爸妈。”
　　虎虎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刘远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早餐桌上，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挑动了60多岁老人的心思，“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虎虎做伴。”
　　也是从那时起，刘远分明地感觉出妻子张然心和公婆之间的疙瘩。张然心常常独自气恼，“再生一个？光虎虎一个都养不过来。你妈没开玩笑吧？”

老人家想抱第二个孙子，小夫妻不敢生

　　刘远和张然心夫妇，一个原籍四川，一个老家在江苏某二线城市。年过而立，能在上海西区有一套131平方米的三居室新房，全凭辛勤打拼与勤俭持家。
　　刘远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大城市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过去共同经历的艰辛足以让他们瞻前顾后：初来上海那几年，夫妻俩人一直租住在中山公园附近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里，“连炒菜都得在屋子外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忍回顾，每次开车都小心地绕过。”张然心说起来心有余悸。
　　如今住上了市中心区一梯两户的高层公寓，表面上俨然体面的城市中产，实则每月还得担负过万的房贷。不论走到厨房还是卫生间，刘远总是跟在家人身后提醒，“人走灯灭”，离开房间就得把这个房间的灯关了，节约电。
　　儿子虎虎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虎虎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而遵医嘱，这个病如若发展到严重程度，甚至有变成痴呆的风险。以至于七年以来，刘远家的餐桌上，永远是变了法子烹饪的素菜，像肉、鱼、虾、蛋及豆制品都是富含高苯丙氨酸的食物，不得不被一概排除，“营养只能另外靠补品。”
　　如此严苛的要求，好比在这个家庭植入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家里人在孩子抚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都格外谨小慎微。说到此，刘远只有苦笑的份，“我是衔着土勺子出生的，儿子怎么得了这么个金贵病。”
　　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经济运行，刘远夫妇俩几乎都全身心扑在了事业上；儿子虎虎所需的特别看护，他们只能假手于人。最初是从老家四川自贡，请来了刘远的一个表妹。五年前，则换成了刘远的父母，夫妻俩把老两口接到上海长住，照料孙儿兼顾帮厨，“也省得请保姆”。
　　去年虎虎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老两口轮番接送他上下课，而且和城市几乎所有望子女成材的父母一样，虎虎的周末也不消停，英语课、绘画课，都排得满满的，也成了布置给老两口的“课外作业”。眼看着越来越年迈的父母精力日渐不支，刘远夫妇想到了再请表妹“出山”。
　　当年照料过幼年期虎虎的刘远表妹，后来因为结婚生子回到自贡老家。这趟回到上海的她，已是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的母亲了。刘远祭出此招，私下里还有个算盘：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弟弟”，“新晋”成为哥哥的虎虎会不会顾及兄长面子，变得懂事一些？
　　如今，趁媳妇不在场，刘远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刘远，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虎虎添个弟弟的事。”夹在妻子和父母当中的他，在这半年里，已学会了两边赔笑脸，在父母面前推说对孩子的教育责任重大；对妻子则宽慰地附和，等孩子慢慢长大就好了。

小夫妻想生二胎，丈母娘制止了

　　从刘远家的窗户望出去，在紧邻高层公寓与苏州河之间的暗部，是兴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如今拱卫着这片楼价连年攀升、高端物业聚集的地区。在那里，两代人之间关于“二胎”的博弈上演着另一个版本。
　　两岁女儿的母亲曾明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招致了孩子外婆的迭声反对。“小年轻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外婆生了七胎，还不算夭折的四个，那是当年被国家政策鼓动起来的，我从小就没见她在家务事里直起过腰。再生一个，孩子大点，怎么住？”
　　环顾这个被婴儿用品、医疗器械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式”二居室（客厅直通房间，都是面东朝西），深深烙印着曾明从小就和父母、奶奶同住的痕迹。现在给小夫妻俩腾出的一间“新房”，出嫁前是曾明和奶奶合住的“闺房”，而十多年前为了给备考的她一个安心复习的环境，家里人还曾在阳台上打地铺熬过那个漫长的溽暑。
　　两年前，曾孙女的出世让这个拥挤的家真正成了“四代同堂”， 小孩的哭噎混杂进了老人的气喘，也没有冲淡新生命为这家人添的喜气。上了八十的奶奶甚至主动搬到西晒的小房间里，与曾明父母合住。从西窗的简易阳台上，经常晾晒得满满一竹竿，不是换洗的婴儿尿布，就是老人尿湿的床单。
　　初为人母的曾明给孩子喂奶时，也只从房间天花板正中的日光灯管上垂下一道布帘子，就算辟出了一方母婴私密空间。只是每到公公上门，这个家的局促，才让她感到气短。
　　曾明比他丈夫小两岁，俩人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婆婆本是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后，直到退休才把户籍迁回上海。以至于曾明的丈夫虽在上海的亲戚抚养下长大，但从小寄人篱下的他空有一个户籍，却在上海没有片瓦，“要不是丈人、丈母娘的接受，我现在也还是一个赤佬（上海方言，谓‘一无所有的人’）。” 　　女婿入赘、家里添丁，户主曾明的名下一下多出了两个户口，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15平米以下，够上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条件，并最终在去年10月，赶上了最后一批“经适房”购房者名单。
　　那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曾明头脑里酝酿的独立生活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地实在起来。喜欢热闹的她，在经适房申请下来的那天，在全家人面前抛出了“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未曾想，在这个从“不患贫”的家里，却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率先发难的就是曾明的母亲，“说我异想天开”。发现拗不过心意已决的女儿，丈母娘干脆向女婿摊牌：要二胎可以，这回得姓“曾”。

　　这让一向“把丈母娘当亲娘对待”的女婿，在这个家里有了一副含屈受辱的神气。“好几次，他眼圈发青地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把正在喂奶的我们娘儿俩吓得一跳，好像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他了，一个大男人家的……”曾明每说及此，都要语塞。
　　申请下来的“经适房”地处浦东三林，一年后才能正式交付。由于那里未通地铁，夫妻俩上下班交通不便，说好了把新房置换给父母住。而现有的老公的房则出租，以租金支付每月4000元左右的房贷。夫妻俩带着孩子再租房住，房钱则由父母补贴。
　　母亲为何要出此下策，日久曾明的心里也明白起来，那本七拐八弯的账，看起来精于计算，实则迫不得已，若非在这逼仄的环境生活了三十年，实是难以理解的。“还不是因为在住房和收入两头，总有一头短拙，否则谁愿意横竖动脑筋？”
　　“我妈的顾虑也有道理。”说话间，她手里的针线没有停下过，用床单撕制的尿布拆了又织，如今这等款式的自制尿布已经很少见了。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曾明、张然心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只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