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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日本软银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将创造5万个工作岗位。随后,富士康表示,正就潜在的美国投资进行初步磋商。富士康是一家主要为苹果等高科技公司代工的企业,目前的主要基地在中国大陆,现在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寻求向印度等低成本地区转移。
長期以来,美国因经济过度虚拟化而造成国内经济失衡以及分配不均,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初,他力推“再工业化”战略,意图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大幅减税,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向外转移,则对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的政策可能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囤积在海外的资金开始回流,那些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可能会被吸引。特朗普曾动员过苹果公司,迄今仍然未知结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熟的产业链、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降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中国制造以价格优势逐步占领国际市场。但是,随着税收优惠的结束、环保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端产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向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转移。而现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也感受到了压力。
近日,一家机构调查近千家中国企业后得出结论,45%的受访公司表示,预计在未来一年将员工的工资提高6%~10%。与此同时,近期各省市也陆续公布了工资指导线,虽然数值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了增长势头。中国工资连续多年上涨,其中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连年上涨的物价与房价迫使工资底线不断抬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后,中国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经济,导致了资产价格与物价的持续上扬,进而不断地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市场里,更加劳累的制造业缺少劳动力,农民工开始返乡或者去从事服务业,比如快递、外卖等。有一种观点认为,偏向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企业用工自由并降低成本。但是,即使给予企业更多的用工自由,在房价不断创出新高,生活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劳动者成本很难降低,除非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造成劳动力过剩。
冷战结束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世界提供了过剩的劳动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在低利率下大量消费,而中国则在低利率环境中发展制造业以满足这种消费。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日益担心经济衰退而失去现有的地位,因此要求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即要求中国扩大消费(内需),而美国则提高储蓄同时发展制造业。
特朗普不过是想进一步落实中美贸易再平衡,但他采用了比较极端的方式,除了在其国内减税等政策外,他还威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提醒中国,中国制造业优势除了被不断上涨的成本削弱,也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不但争抢制造业,还要用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中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冲击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的再工业化。人口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家正在日益崛起,随着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效率的提高,国际产业资本向这些国家转移已经成为趋势。即使是中国企业,也开始大量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不仅是因为工资上涨,也是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项研究显示,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正在赶超美国。这是因为,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作为一个还未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制造业优势减弱之后,中国可能面临新的发展难题,中国要通过智能制造等方式转型,提高劳动生产力。(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長期以来,美国因经济过度虚拟化而造成国内经济失衡以及分配不均,在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初,他力推“再工业化”战略,意图吸引制造业回流,但收效甚微。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大幅减税,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向外转移,则对其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样的政策可能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囤积在海外的资金开始回流,那些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企业可能会被吸引。特朗普曾动员过苹果公司,迄今仍然未知结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熟的产业链、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降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中国制造以价格优势逐步占领国际市场。但是,随着税收优惠的结束、环保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端产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向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转移。而现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也感受到了压力。
近日,一家机构调查近千家中国企业后得出结论,45%的受访公司表示,预计在未来一年将员工的工资提高6%~10%。与此同时,近期各省市也陆续公布了工资指导线,虽然数值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了增长势头。中国工资连续多年上涨,其中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连年上涨的物价与房价迫使工资底线不断抬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后,中国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经济,导致了资产价格与物价的持续上扬,进而不断地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紧张的市场里,更加劳累的制造业缺少劳动力,农民工开始返乡或者去从事服务业,比如快递、外卖等。有一种观点认为,偏向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不利于企业用工自由并降低成本。但是,即使给予企业更多的用工自由,在房价不断创出新高,生活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劳动者成本很难降低,除非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造成劳动力过剩。
冷战结束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世界提供了过剩的劳动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在低利率下大量消费,而中国则在低利率环境中发展制造业以满足这种消费。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日益担心经济衰退而失去现有的地位,因此要求推动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即要求中国扩大消费(内需),而美国则提高储蓄同时发展制造业。
特朗普不过是想进一步落实中美贸易再平衡,但他采用了比较极端的方式,除了在其国内减税等政策外,他还威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这提醒中国,中国制造业优势除了被不断上涨的成本削弱,也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西方发达国家不但争抢制造业,还要用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中国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冲击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的再工业化。人口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家正在日益崛起,随着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劳动效率的提高,国际产业资本向这些国家转移已经成为趋势。即使是中国企业,也开始大量走出去。与发达国家相比,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不仅是因为工资上涨,也是由于生产效率低下。一项研究显示,中日以美元计算的单位劳动成本,1995年日本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但2013年中国反超过日本,现在正在赶超美国。这是因为,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
作为一个还未越过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制造业优势减弱之后,中国可能面临新的发展难题,中国要通过智能制造等方式转型,提高劳动生产力。(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