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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陕西灾害频仍,特别是1928到1930年间的持续三年的毁灭性的干旱,给陕西乡村民生造成巨大的影响。灾荒造成粮食奇缺,使灾民生活维;缺乏食物,使得灾民人口素质严重下降,同时灾荒也造成了人们道德沦丧,心态失衡。
关键词:1928—1930;旱灾;乡村民生;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1-03
陕西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全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属于半干旱地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旱灾是对陕西人民威胁最深重的一种。在这里,一年若有三四个月不下雨,即可算重旱。然而1928到1930年间,陕西却是三年未间断的连续大旱。各地“千里皆赤,草木焦枯,沟浍皆涸……颗粒不登”[1],“自春徂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褒诸水,平时皆通舟楫,今年夏季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2]旱情异常严重,不论政府公报还是新闻报纸都曾接连不断的报道过陕西大旱的消息,大公报曾评论说:“查我中国本一农业国家,科学又不发达,饥馑之事,历史常有,然若今日陕西大旱三四年,死亡人数数百万,按诸史册,实无前例,而事实之残酷,每读报章记载,辄为毛戴,更况所记载者犹未能尽其十一哉。”[3]旱灾对社会民生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较之社会其它阶层,遭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当数乡村农民,在旱灾的摧残下农民生活更加凄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较之先行研究中注重旱灾状况、旱灾救济等方面,缺乏对旱灾的乡村民生进行专门的探讨,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就灾荒时期的粮价波动、食物缺乏以及灾民的道德失范等方面做一探讨,对灾荒期的乡村民生进行初步探析。
一、旱灾使粮价飞涨以致“粮贵物贱”
陕西是社会经济落后,农副业不发达的地方,粮食生产便成为农村的主要支柱产业,灾害的发生常常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进而影响粮食产量。1920年以来陕西几乎无年不灾,1928—1930年间的特大灾害严重摧残着脆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奇缺,进而导致粮价疯涨,再加上部分商人的囤积居奇,乘人之危,使受灾农民损失更加难以估计,而农民手中的物品如房产、家具、土地等价格却一落千丈。农民与死为邻,为换取斗合之粮,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可卖之物,粮贵物贱又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朝邑县渭滨乡小麦价格调查(1928—1932年)
单位:石/元(仓西斗合三市斗)
说明:月份系农历。录自《朝邑县志》未竟手稿“工商资料卷”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28—1930年持续三年大旱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粮价上涨情况,1929娘12月份粮价较1928年6月上涨近10倍,即使同一年粮价1929年12月份较5月份上涨近37倍左右。其它地方粮价上涨情况也很严重,在三原、潼关、每石小麦由平日的10元暴涨到40元,在定边、合阳等县,每石小麦竟卖到60元。澄城每石小麦由平时的3元涨至50多元,“朝邑每石小麦由10元涨至30元,饥民遍野,草木为食,乃至树无完肤,草无完叶。”[4]粮价很高但农民的物品和土地的价格却很低。例如1929年陕西灾荒最严重之时,“一件价值18元之新袍子,只当1元2角,普通灾民足以押当之器物,因少有价值18元者,是以灾民押当一次,往往只得一二角钱,勉强维持一餐。”[5]
灾民为饥饿所迫,田产卖完之后,便把仅有的农具,如镰刀、锄头、粪筐、铁锹疯都拿出变卖。农民在面对如此大的旱灾之时,大多抱有活一天是一天的念头,以后如何,谁也不知道,所以索性把身外之物全数变卖。“当时西安的北大街,就是一个农具市场。农具中最有价值的犁粑和辘轳绳索,平时新置需要十数元,现至多只售一二元。至于锄头、镰刀只值二、三角钱”[6],家什卖完继续拆房卖房屋,最后干脆挖掘祖坟以寻尚有价值的东西。
灾荒时期的粮价波动是一种畸形的现象,“粮贵物贱”更是摧残着穷苦的农民,变卖物品的人越来越多,而粮食短缺现象并没有缓解,这样就导致所变卖的物品的价格越来越低,甚至无人问津。灾荒打击下的小农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了粮食,饥民便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长的死亡线。
二、旱灾使食物缺乏以致农民人口素质下降
1928—1930年持续三年的大旱,造成了大量无衣无食、生活困苦的农民,吃饭问题成为最大的问题。粮食产量锐减,粮价飞涨,人民无粮食可以吃,就以草根、树皮、树叶、观音土等连牲畜平时都不吃的东西为食,长期食用这些东西,必然造成各种疾病的诱发,甚至死亡,导致乡村人口素质严重下降。
当饥饿把人们推向死亡边缘的时候,人们便饥不择食,粮食不再是受灾农民的食物,作为粮食生产者的乡村农民对于食物创造的智慧达到极致。当时农民的代食物有:树皮、树叶、草根、青草、青麦皮、粗粉、野菜、油渣、谷壳、昆虫、马粪、风化石、观音土等,据档案记载当时:“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从杂草、树皮、谷壳、昆虫等类,凡无毒质者莫不捕取充饥,而饿殍累累遍地皆是……”[7],以至成为这样的悲惨景象:“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有力之家,初尚能以糠秕果腹,继则草根树皮均已掘食殆尽,朝不保暮,岌岌可危,每村饿毙日十数人。……饥民率皆鹄面鸠形,仅余残喘,竟有易子折骸之惨。”[8]
1929年旱情最为严重,全省至少80%的县受灾,灾区甚广、灾民之多为历史上所罕见,那么政府赈济所不能达者甚多,加之当时官员贪污赈济粮款,军用催粮等现象,导致的乡村缺少食物现象十分严重,人民为了活命往往饥不择食,凡是能下咽的均成为灾民果腹之物,记者称陕西渭南:“于奇荒之中,素所谓殷实者,业已断炊,贫者草叶、树根尚为佳羹。剥树皮以造饭,人民食之,大便不下,面黄发肿,古之所谓民有饥色,于今见之。”有些地方“甚而至于要想掘食野草,无奈‘赤地千里’,即使可以剥食的树皮也早已作为炊薪被人用完。”[9]关中西部的饥民在吃光树皮草根以后,又吃一种被称为“石面”、“观音土”的石粉,由于石粉成分分量过重,人吃之后会因肠坠而死,无数饥民又因此命丧黄泉。
其中最为可怜的是儿童,长期食用这些东西,导致营养不良和各种疾病的诱发。“他们的小骨头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塞满了树皮草根的肚皮就像紧紧胀起的小鼓。”[10]一些外国记者曾这样描写过饱受饥饿的儿童:“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的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皮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11],树皮、草根、观音土等因缺乏人体必须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造成各种急、慢性病,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身体,使得人民的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劳动力身体素质的下降,也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旱灾使人民道德失范
灾荒持续,人类无法阻挡生存竞争的残酷威胁,几千年了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在饥饿的摧残下理智的人类被推向死亡的绝境时,任何的道德理性也会被抛向一边,伦理道德荡然无存,人类到了道德失范的境地。
首先,饥饿成了“人相食”的理由。[12]饥民“初仅割食无名的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间亦能下咽”,再发展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13]。人间惨剧无处不在,“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14],“无告灾民,既苦枵腹,又畏严寒,以至饥馑伏尸,遍地皆是,恶犬抟食,血肉狼藉,目击惨状,五内皆裂。”[15]
其次,鬻妻卖子之风盛行,成为社会风气。大灾盛行之时为了糊口果腹,很多人被迫卖儿卖女,各地均有人市,有一则材料则报道了人贩子贩卖妇女获取暴利的情况:“兴平、武功、醴泉、扶风、风翔、盖屋、鄂 [鄂]县等处,竟设有人市。夫携其妻,父带其女,入市求售。人贩评货作价,买之一空。最初仅能卖四、五元之妇女,继之获利颇厚,人贩聚集,价涨至四五十元不等。以汽车运至山西运城,辗转相售,每一妇女,可得四五百元”,“面对如此暴利,贩卖人口之人风盛行。《中国救荒史》中记载“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西北大灾荒,据陕西赈务委员会事后的调查所得,三十七县妇女在灾荒离村的共达一百余万,其中被贩卖的达三十余万,迁逃的有七十余万”[16],当时贩卖人口成为公开交易,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作报告说:“两年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在风陵渡方面,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政府收税外,山西没人五元,收税近二百万。”[17]陕西还出现“人市”,据《大公报》称:“潼关西人,士尽焦圻。村户告绝,十有八九。道旁巨坑,埋骨万人。居者鬻妻卖子,辄成人市;行者吹箫弹铗,胥作乞儿。奇殃极惨,历史罕见”[18],并且人市尤多,“如武功、扶风县,每县‘人市’至少三处”[19],但是对于大灾中这种贩卖儿童妇女的“人市”却为人们所接受,这种不正常的行为,为人们所同情,总觉的比饿死家中强的多,因此也就长时间默认和容忍它的存在,从而这种现象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最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也发生了倾斜,粮食自然成了最为值钱的东西。人们为了换取斗合之粮,不顾一切的卖尽了所有的东西。一般先是卖屋里的家什,随后再拆卖家屋,最后干脆挖掘祖坟以寻尚有一点价值的东西。中国人本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祖宗观念,拆房卖屋则意味着破釜沉舟流落他乡,至于挖掘祖坟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更为常人所不齿,但大灾中这类事却已司空见惯。正如大公报所载,当时“人民拆住宅,掘祖坟,以换斗合之粮”。
1928年至1930年的陕西大旱灾,是在天灾和人祸在特定情况下相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灾难。灾害的发生首先影响的是不堪一击的传统农业这样就直接给小农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小农生活出现严重的失衡,粮食无疑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为了苟延残喘,以保活命,不惜变卖一切可卖之物,以换取斗合之粮,“粮贵物贱”无疑又在灾民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在死亡之线上,灾民以一切可入口之物为食,生产粮食的农民却早已忘记粮食的味道,有毒无毒的代食物严重摧残着人们的生命,造成身体素质的严重下降,也成为日后灾区人口素质严重下降的原因,当生命变得无力弱小时,伦理道德也就荡然无存,道德失范可谓空前。试想,如果当时国民政府重视农村发展,粮食储备丰富,也不至于此种悲惨境地。
注释:
[1]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2]赈灾汇刊(民国十七年)
[3]《各尽我之救命责任》,《大公报》,1930—05—13。
[4]《朝邑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版,第193—194页。
[6]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1932年(第二卷第一、二期)。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7)》,民国档案,1995年(1)。
[8]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页。
[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版。
[10]张铭洽:《长安史话》(宋明清,民国卷)下册,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11]诺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2]曾养甫:《建设西北为党今后重要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8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13]申报,1929—6—26。
[14]邓云特:《中国灾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5]《大公报》,1928—12—10,1930—01—04。
[1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第94页。
[17]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18]《陕西以工代赈之急务》,《大公报》,1930—08—24。
[19]《申报》,1930—01—05。
关键词:1928—1930;旱灾;乡村民生;影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1-03
陕西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全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属于半干旱地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旱灾是对陕西人民威胁最深重的一种。在这里,一年若有三四个月不下雨,即可算重旱。然而1928到1930年间,陕西却是三年未间断的连续大旱。各地“千里皆赤,草木焦枯,沟浍皆涸……颗粒不登”[1],“自春徂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褒诸水,平时皆通舟楫,今年夏季断流,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2]旱情异常严重,不论政府公报还是新闻报纸都曾接连不断的报道过陕西大旱的消息,大公报曾评论说:“查我中国本一农业国家,科学又不发达,饥馑之事,历史常有,然若今日陕西大旱三四年,死亡人数数百万,按诸史册,实无前例,而事实之残酷,每读报章记载,辄为毛戴,更况所记载者犹未能尽其十一哉。”[3]旱灾对社会民生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较之社会其它阶层,遭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当数乡村农民,在旱灾的摧残下农民生活更加凄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较之先行研究中注重旱灾状况、旱灾救济等方面,缺乏对旱灾的乡村民生进行专门的探讨,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就灾荒时期的粮价波动、食物缺乏以及灾民的道德失范等方面做一探讨,对灾荒期的乡村民生进行初步探析。
一、旱灾使粮价飞涨以致“粮贵物贱”
陕西是社会经济落后,农副业不发达的地方,粮食生产便成为农村的主要支柱产业,灾害的发生常常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进而影响粮食产量。1920年以来陕西几乎无年不灾,1928—1930年间的特大灾害严重摧残着脆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奇缺,进而导致粮价疯涨,再加上部分商人的囤积居奇,乘人之危,使受灾农民损失更加难以估计,而农民手中的物品如房产、家具、土地等价格却一落千丈。农民与死为邻,为换取斗合之粮,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可卖之物,粮贵物贱又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朝邑县渭滨乡小麦价格调查(1928—1932年)
单位:石/元(仓西斗合三市斗)
说明:月份系农历。录自《朝邑县志》未竟手稿“工商资料卷”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28—1930年持续三年大旱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粮价上涨情况,1929娘12月份粮价较1928年6月上涨近10倍,即使同一年粮价1929年12月份较5月份上涨近37倍左右。其它地方粮价上涨情况也很严重,在三原、潼关、每石小麦由平日的10元暴涨到40元,在定边、合阳等县,每石小麦竟卖到60元。澄城每石小麦由平时的3元涨至50多元,“朝邑每石小麦由10元涨至30元,饥民遍野,草木为食,乃至树无完肤,草无完叶。”[4]粮价很高但农民的物品和土地的价格却很低。例如1929年陕西灾荒最严重之时,“一件价值18元之新袍子,只当1元2角,普通灾民足以押当之器物,因少有价值18元者,是以灾民押当一次,往往只得一二角钱,勉强维持一餐。”[5]
灾民为饥饿所迫,田产卖完之后,便把仅有的农具,如镰刀、锄头、粪筐、铁锹疯都拿出变卖。农民在面对如此大的旱灾之时,大多抱有活一天是一天的念头,以后如何,谁也不知道,所以索性把身外之物全数变卖。“当时西安的北大街,就是一个农具市场。农具中最有价值的犁粑和辘轳绳索,平时新置需要十数元,现至多只售一二元。至于锄头、镰刀只值二、三角钱”[6],家什卖完继续拆房卖房屋,最后干脆挖掘祖坟以寻尚有价值的东西。
灾荒时期的粮价波动是一种畸形的现象,“粮贵物贱”更是摧残着穷苦的农民,变卖物品的人越来越多,而粮食短缺现象并没有缓解,这样就导致所变卖的物品的价格越来越低,甚至无人问津。灾荒打击下的小农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了粮食,饥民便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长的死亡线。
二、旱灾使食物缺乏以致农民人口素质下降
1928—1930年持续三年的大旱,造成了大量无衣无食、生活困苦的农民,吃饭问题成为最大的问题。粮食产量锐减,粮价飞涨,人民无粮食可以吃,就以草根、树皮、树叶、观音土等连牲畜平时都不吃的东西为食,长期食用这些东西,必然造成各种疾病的诱发,甚至死亡,导致乡村人口素质严重下降。
当饥饿把人们推向死亡边缘的时候,人们便饥不择食,粮食不再是受灾农民的食物,作为粮食生产者的乡村农民对于食物创造的智慧达到极致。当时农民的代食物有:树皮、树叶、草根、青草、青麦皮、粗粉、野菜、油渣、谷壳、昆虫、马粪、风化石、观音土等,据档案记载当时:“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从杂草、树皮、谷壳、昆虫等类,凡无毒质者莫不捕取充饥,而饿殍累累遍地皆是……”[7],以至成为这样的悲惨景象:“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有力之家,初尚能以糠秕果腹,继则草根树皮均已掘食殆尽,朝不保暮,岌岌可危,每村饿毙日十数人。……饥民率皆鹄面鸠形,仅余残喘,竟有易子折骸之惨。”[8]
1929年旱情最为严重,全省至少80%的县受灾,灾区甚广、灾民之多为历史上所罕见,那么政府赈济所不能达者甚多,加之当时官员贪污赈济粮款,军用催粮等现象,导致的乡村缺少食物现象十分严重,人民为了活命往往饥不择食,凡是能下咽的均成为灾民果腹之物,记者称陕西渭南:“于奇荒之中,素所谓殷实者,业已断炊,贫者草叶、树根尚为佳羹。剥树皮以造饭,人民食之,大便不下,面黄发肿,古之所谓民有饥色,于今见之。”有些地方“甚而至于要想掘食野草,无奈‘赤地千里’,即使可以剥食的树皮也早已作为炊薪被人用完。”[9]关中西部的饥民在吃光树皮草根以后,又吃一种被称为“石面”、“观音土”的石粉,由于石粉成分分量过重,人吃之后会因肠坠而死,无数饥民又因此命丧黄泉。
其中最为可怜的是儿童,长期食用这些东西,导致营养不良和各种疾病的诱发。“他们的小骨头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塞满了树皮草根的肚皮就像紧紧胀起的小鼓。”[10]一些外国记者曾这样描写过饱受饥饿的儿童:“我看见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的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皮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的像一个气球”[11],树皮、草根、观音土等因缺乏人体必须的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造成各种急、慢性病,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身体,使得人民的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劳动力身体素质的下降,也成为了制约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旱灾使人民道德失范
灾荒持续,人类无法阻挡生存竞争的残酷威胁,几千年了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在饥饿的摧残下理智的人类被推向死亡的绝境时,任何的道德理性也会被抛向一边,伦理道德荡然无存,人类到了道德失范的境地。
首先,饥饿成了“人相食”的理由。[12]饥民“初仅割食无名的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间亦能下咽”,再发展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13]。人间惨剧无处不在,“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啖死尸,易食生人”[14],“无告灾民,既苦枵腹,又畏严寒,以至饥馑伏尸,遍地皆是,恶犬抟食,血肉狼藉,目击惨状,五内皆裂。”[15]
其次,鬻妻卖子之风盛行,成为社会风气。大灾盛行之时为了糊口果腹,很多人被迫卖儿卖女,各地均有人市,有一则材料则报道了人贩子贩卖妇女获取暴利的情况:“兴平、武功、醴泉、扶风、风翔、盖屋、鄂 [鄂]县等处,竟设有人市。夫携其妻,父带其女,入市求售。人贩评货作价,买之一空。最初仅能卖四、五元之妇女,继之获利颇厚,人贩聚集,价涨至四五十元不等。以汽车运至山西运城,辗转相售,每一妇女,可得四五百元”,“面对如此暴利,贩卖人口之人风盛行。《中国救荒史》中记载“民国十七年至民国十九年西北大灾荒,据陕西赈务委员会事后的调查所得,三十七县妇女在灾荒离村的共达一百余万,其中被贩卖的达三十余万,迁逃的有七十余万”[16],当时贩卖人口成为公开交易,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作报告说:“两年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在风陵渡方面,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政府收税外,山西没人五元,收税近二百万。”[17]陕西还出现“人市”,据《大公报》称:“潼关西人,士尽焦圻。村户告绝,十有八九。道旁巨坑,埋骨万人。居者鬻妻卖子,辄成人市;行者吹箫弹铗,胥作乞儿。奇殃极惨,历史罕见”[18],并且人市尤多,“如武功、扶风县,每县‘人市’至少三处”[19],但是对于大灾中这种贩卖儿童妇女的“人市”却为人们所接受,这种不正常的行为,为人们所同情,总觉的比饿死家中强的多,因此也就长时间默认和容忍它的存在,从而这种现象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最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也发生了倾斜,粮食自然成了最为值钱的东西。人们为了换取斗合之粮,不顾一切的卖尽了所有的东西。一般先是卖屋里的家什,随后再拆卖家屋,最后干脆挖掘祖坟以寻尚有一点价值的东西。中国人本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祖宗观念,拆房卖屋则意味着破釜沉舟流落他乡,至于挖掘祖坟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更为常人所不齿,但大灾中这类事却已司空见惯。正如大公报所载,当时“人民拆住宅,掘祖坟,以换斗合之粮”。
1928年至1930年的陕西大旱灾,是在天灾和人祸在特定情况下相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灾难。灾害的发生首先影响的是不堪一击的传统农业这样就直接给小农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小农生活出现严重的失衡,粮食无疑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为了苟延残喘,以保活命,不惜变卖一切可卖之物,以换取斗合之粮,“粮贵物贱”无疑又在灾民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在死亡之线上,灾民以一切可入口之物为食,生产粮食的农民却早已忘记粮食的味道,有毒无毒的代食物严重摧残着人们的生命,造成身体素质的严重下降,也成为日后灾区人口素质严重下降的原因,当生命变得无力弱小时,伦理道德也就荡然无存,道德失范可谓空前。试想,如果当时国民政府重视农村发展,粮食储备丰富,也不至于此种悲惨境地。
注释:
[1]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2]赈灾汇刊(民国十七年)
[3]《各尽我之救命责任》,《大公报》,1930—05—13。
[4]《朝邑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版,第193—194页。
[6]石荀:《陕西灾后的土地问题和农村新恐慌的展开》,《新创造》,1932年(第二卷第一、二期)。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7)》,民国档案,1995年(1)。
[8]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页。
[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版。
[10]张铭洽:《长安史话》(宋明清,民国卷)下册,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11]诺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2]曾养甫:《建设西北为党今后重要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8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13]申报,1929—6—26。
[14]邓云特:《中国灾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5]《大公报》,1928—12—10,1930—01—04。
[1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三联书社,1958年第94页。
[17]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18]《陕西以工代赈之急务》,《大公报》,1930—08—24。
[19]《申报》,193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