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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扣扣案了结了，但悲伤不会了结。
（张扣扣案：1996年，张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琐事与邻居王正军、王富军发生争吵并厮打，受重伤后死亡。因伤人者王正军时年17岁，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扣扣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产生报复杀人之念，于2018年春节期间持刀致王家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随即投案自首。张扣扣于2019年7月被执行死刑。——编注）
关于这个案件本身，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两家的访谈我都看了。我从张扣扣父亲的访谈里，看到的一个核心思想，叫“责任人思维”。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和推演——如果没有发生那样的事，这个家不会这样，此后种种，都是王家在作梗。虽然也没有特别结实的证据证明王家去搬弄是非阻碍了儿子提亲，但他整个人就是被一种奇怪的臆想笼罩着。
这很容易就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爹的故事。
事情过去太久远了，我忘了具体的年份。应该是我七岁那年，我被邻居家孩子欺负，我爹出于一个父亲保护孩子的本能，要上去收拾那小子，以此为导火索，爆发了我们两个杨姓人家最激烈的冲突。
1
那一天，我们家斜对门的那个大姐要去卖菜，她让我帮她推三轮车上坡，为了表示感谢，给了我一个空的打火机充气罐。在1990年代的西北农村，这么一个玩意，就可以让小孩玩好久。
西北的夏天，夜晚降临很晚，八点半太阳才下山。和我发生矛盾的那个小子，我们叫他喀木，“喀”在我的方言里，没有特别明确的内涵，但似乎不是太好的词;“木”是他的本名。他比我大几岁，从小吊着长长的鼻涕。
邻居家的花坛里，有一个很深的坑，是为了取黄土挖的（老家人习惯用黄土做煤粉的凝结物，做成块状，冬天烧炉子），他为了抢夺白天我得到的那个打火机充气罐，把我摁在那个坑里，我就是死死抱着不放，感觉快窒息了。我听见我爹在街上喊我，但我喊不出来。忘了过了多久，我终于吼出来了，我爹应声而来，看到那种情形，气疯了。喀木从坑里跳出来跑，我爹在后面追，路过一户人家的门口，他被横在路上的木头绊倒了。我爹就回来了。
这件事，后来被演绎为，我爹一脚踢飞了喀木。第二天早上，喀木的母亲，来到我们院子里，叫骂，骂得很难听很难听。我只记得，我妈一直在拉着我爹，不让他出去。但他后来还是出去了。我爹出去以后，才明白，那是一个局。那一天，他们家兄弟四个，只有一家没有参与，其余的三家，都留了男劳力，把我爹打了。我只记得，我爹被打以后，喀木他妈拉着架子车，我妈带着我在后面，把我爹往医院送。
我爹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们又打了一架。多年后，我爹说起这件事，最寒心的，莫过于他觉得对方兄弟齐心，而我爹在被打之后，我的大伯父二伯父，连人影都找不见。而且，对于那种自己兄弟受伤害的情形，一点点同理心都没有。我大伯父认定，是我爹性格太刚烈;我二伯父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如果他上，这些人如何如何。我也不能苛责他们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社会里，最普通的农民，近乎半人。
但这一架之后，性质就变了。法院做了裁决，我们家需要赔偿他们家的损失。我爹不服，他买了好多法律的书，自己看，想从那里面找对自己有利的法条。
第一个回合，是我爹被打，他们承担医药费。第二个回合，我们家要承担诉讼的钱和他们家的损失。我们家没钱，所以一直都拖着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我爹因此还被送去过看守所。
我记得他出来那天，我妈在厨房炖鸡，但我把头埋在被窝，一个人哭，我觉得是我连累了我爹。是我爹掀开被子，把我抱在怀里。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爹，你不会怪我吧？他说，怎么会，和你无关。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释怀。那时候，能吃一顿肉，是很奢侈的享受，但那天我一块鸡肉也没有吃，而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闻见鸡肉的味道，就想吐。
2
这之后，我们家跟他们家，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见了，也基本视作看不见。
我们家也对我伯父家提出一种明确的“道德要求”——不要和喀木他们家来往、说话。每次看到我的堂兄们和他们谈笑风生，对我们家而言，都是一种刺激。
我记得我高中放寒假时，社里安排村民值夜班放哨，防止贼偷。每户人家要排班，我们两家轮到一起了，冬夜里，大家聚在社里会议室的炉子边，喀木想说点什么，他在说，你好像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跟我说过话。我看着炉子里的火苗，看着烧红的火钳，心里各种情绪在翻腾。我想过，把他摁在那个烧红的炉面上。当然，那只是一个闪念。
那时候，我爹已经去世了。
我爹去世之前，他的抑郁程度达到了让我错愕的地步。
我记得他最激烈的一次发火，是当时的社长来我们家，收修机井的集资款。我爹说，井修在我们家地上，占了地，还有堆砌的建筑材料，毁坏了更多的庄稼，这是个合理的诉求。但社长说，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个吗？你们家老二死了，社里是出過钱的。我爹觉得被冒犯了，吵得非常凶。
那之后没多久，他被查出肺癌和气胸。
养病在家的日子，他整个人都很狂躁。我跟他建议，他可以写点东西，看看书。因为我记得从前，他和我妈吵架，他占了我学习的那间屋子，每天回来，不看电视，就照着我那时候经常会翻的那本《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写字，他最喜欢李颀的《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
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
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一遍遍地抄写。他的钢笔字很有特点。我想最打动他的，应该是那两句：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定低头在草莽。他比他身边大部分的同龄人文化水平都要高，但却因为我那件事和邻居间的矛盾，连个「农转非」也没有办成，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混到。他又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的人，坠落到农村的环境里，各种格格不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他也开心不起来，因为他较真。工地是个很粗俗的地方，没有人跟你讲客气，张口闭口骂人是很常见的，甚至那些脏话就是个口语化的表达习惯，他花了很久才适应。
多年以后，我为了赚学费，置身在建筑工地，通过骂人显得自己成熟，通过给人买雪糕收买人心。我想起我爹，心里就一阵阵发紧。
我给我爹写信，他也给我回信。他把自己的命运比喻成一条溪流，他说，这条溪流被人截断了。他跟我聊当年的案子，说有很多人做了伪证，他是出院后打人了，但那些X光片里显示的骨折完全是扯淡，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他知道那人骨头以前就断过。尤其他不能释怀的是，他并没有踢到那个喀木，但有人还是做证说他一脚踢飞了，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尤其是社长和村支书，在这件事上，对对方家做了很大的偏袒，因为法院来取证，社长和书记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表述中，我爹被建构成了一个性格孤僻，不近人情的人。
这之后，他被拘留，原来的单位就以这个理由把他辞退了。他说他懂法律，但他不原谅那些做伪证的人。
3
多年后，我一个本家叔叔当了社长。我们两家交往多了一点。
某一次，他提到了对我爹的评价，说我爹从来不主动和人打招呼，也从来不参与街上那些扯闲篇，总之，就是很怪。我反驳他，我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谁都无害，为什么别人要议论他？难道他有义务和那些人去套近乎吗？
这是乡土世界对人的要求和驯化。我爹是没有去参与那些闲扯，他确实很抵触，觉得没意义。但别人把这理解为，这个小子很傲，好，那我们就要挫败你一下。用故乡的方言就叫，“qiu势太大”，有架子，不礼貌。
我爹没有参与扯闲篇的那些年，他给我和我弟，做了很好的阅读榜样。每个寒假，他躺在我们温暖明亮的炕上，一本一本地看书，虽然只是那些过刊杂志，但那是对我们最大最有益的影响。在我们贫穷的屋檐下，那一丝丝文脉，因此得以延续。
4
我爹去世的前一年的冬天，快临近过年，他在门口遇到了当时的社长，两人起了口角，撕扯在一起，对方还打了他一拳。我在家，出去二话不说就把社长打了。那时候我高中，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我和我爹的关系可能并不好，所以在我打完社长和社长的儿子回家之后，我爹说，他没想到我会出手。他说他有点后怕，怕自己一个人扛不住。当他因为这件事跟我说谢谢，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伤心时刻。
那天，被我打了之后，社长父子在我们家门口站了好久。然后社长晕倒，叫了救护车，扬长而去。
他出院后，派出所和司法局来调解。去村上开会之前，我请了我对门的本家的爷爷，他七十多岁，当过社长和村支书，我推着他的轮椅。到了会场，他基本一个人就把其余人都骂得不敢开口了。他说，你们想干嘛？你们想让这一家子完蛋吗？当然他也讲了很多老革命都会说的话。社长家给我看住院证明，那个上面没有医院的公章，我就当场撕了。
那之后，社长自己辞职了。但是每天上学的路上，碰到晨练的妇女，她们总会对我指指点点，说我迟早会被抓起来，有什么可牛逼的。
5
我们家的耕地，都很分散。有一块地很小，半亩。那一年我们收完玉米，把玉米杆割完码在地边。这是老家一个很常见的操作。
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说那附近的一户人家放羊，在我们家玉米杆旁边溜达过，回去羊全中毒死了。那个人和我父亲一样，也得了肺癌，阶段都差不多，对我们家各种咒骂，据说还要来我们家讨个说法，但听人家说，我们根本不讲道理，尤其是有我这条“恶犬”，只好作罢。
我们一家人都听傻了。我们家当时已经风雨飘摇，为什么还有会有人干这种造谣中伤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它的第三讲是：巫术、妖法、谣言、闲话，我下意识的想到的就是我的故乡，以及那个冬天，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酵、失控的关于我家和我父亲的舆情。
6
隔了两年，我第二次参加完高考。那个暑假，我在家旁边的公路上打零工，每天25块钱的工资。
我的本家，也就是我那时认定为和社长狼狈为奸的镇长，正在轰轰烈烈地整理他家的地基。他把村上所有干部都请到他的工地上喝茶吃瓜，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震慑，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宅基地不合法，但这些首先该去制止的人，却摄于某种威严，选择了沉默和配合。
我每天要往返于项目部和工地很多趟。那天我在项目部外面休息，屋子里的两个人聊天，说得很着急，说他那个地完全是不合法的，什么审批手续都没有，搞得我们很难办。另一个说，他不是说已经拿到批文了吗？那人说，鬼扯，只是拿到一个规划局的規划建议，那个根本不算审批文件。
屋子里说话的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段对话，对我的启发意义有多大。我回家，给老家电视台一个社会访谈节目打了电话，我说你们必须来，你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焦点访谈》。他们答应了，还一并带了市国土资源局的人。
我的本家显然比我更有应付人的经验。他先是和国土资源局的人一阵套近乎，然后又跟记者们说，自己和他们领导很熟悉，让他们停下来。我问国土资源局的人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认识吗？这个地面积超标了吗？那个负责人说不认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背了一个类似法条的东西，说宅基地占到人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多少。我问他，具体到我们这是多少？他说是六分多地。我问他，你目测一下这块地有多大，他说两亩多。我的本家说，他有批文，我说你拿出来看看，他真拿出来了一个文件，但只是规划建议。我问国土资源局的人，这个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个负责人说没有，而且手续不全是不能动工的。 那天，本家的兩个儿子，就像两条鬣狗，在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家里流窜。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回合败下来后，他们家族的女人出动了，开始谩骂，开始撒泼，开始抢记者的摄像机，开始堵车。这一切，有组织有纪律。
围绕这件事，我们社开过很多次会，我跟他们家打过很多次舆论战。每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之前，他们家就会开动推土机复工，这招叫敲山震虎;而我每次都会给国土资源局打电话。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被侵占的耕地恢复了。但为了面子，本家还是修了窄窄的一溜二层小楼，那是一个村霸最后的尊严。我也被人们尊敬过一阵子。但很快，在他们家的楼修好之后，他们请大家去吃了一顿酒席，整个舆论就又反转了。
多年后，这个关于我的故事，已经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个版本，有些我不记得的人，也说自己参与了那件事，当时还仗义执言出谋划策了。
我在每一次听他们讲述的时候，都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以至于，我自己都记不清哪个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我上大学之前，去派出所迁户口。当时的派出所所长，把我关在一间办公室，让我写保证书，以后维护邻里团结，不乱搞事。只有我写完这份保证，他才给我办户口迁移的事。我想了几分钟，拒绝了。过了几年，听说派出所所长，因为犯事被抓了。我至今记得，他姓常。
我大二的时候，喀木他爹在街头被过路的卡车撞死了。后来我们村整体迁坟，迁到了戈壁。我去给我爹上坟的路上，看到两个孤坟，没有进入家族的坟地。一个是我二伯父的，因为单身未婚;一个是喀木他爹的，因为没有善终。
小时候，到了上坟的时间点，我爹教我那些场合要通说的话术，在快要结束时，要单独在坟场外画个圈，再烧一通，专门烧给车碾的、水淹的、马踏的、上吊的那类孤魂野鬼。
我站在那个路口，停了很久。我点了两只烟，一支敬了我二伯父，一支敬了喀木他爹。我突然就没有了曾经内心充盈过的那种复仇的气力，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鲁迅写过很多遍的“复仇的无意义”。
曾经的社长、镇长，也都在那几年里相继去世。
7
年轻人都在满世界讨生活，故乡的那条街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我再回去，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变小了。我不知道是我上年纪了，还是我内心柔软了，居然开始有意识地停下来和大家一一打招呼。看着我开始步履蹒跚的母亲，看着街上长得失控的国槐，那些墙壁上斑驳的印记，我会忍不住想起我曾经在这里的那些岁月，内心涌起一种鬼影憧憧的苍凉。
早些年，我跟我母亲说过原谅和遗忘的话题，她说她已经记了一辈子了，她不会遗忘了。她说，如果不是这种记性和心气，她也撑不过那些最难熬的年月，拼尽全力为了这个家，拼尽全力让我和我弟读书上大学。
等那些人都去世后，再聊起这个话题，我母亲态度变了，说，死了（liao）死了（liao），死了，一切就该了（liao）了。
8
多年之后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当我看到那句，“我的方言不能讨论这个世界”，泪如雨下。是的，我的方言不能讨论这个世界。它只关乎生存、食物、谎言、权力，全是那些最低级最low的玩意。他们活过了一世又一世，却也不能完全撑起他们背负的名号和做为人的尊严，就那样相互戏弄，相互伤害，相互猜忌，相互误会，但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高级的理由。
就像我的故事，它的起点，居然只是一个废弃的打火机充气罐。
我从来都对那种把乡土世界建构得如何淳朴善良的文学化表达敬而远之。每次看到我都想说，去你妈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努力从一种诡异的环境里挣脱的历程。
我知道只有经历现代化，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问题是，我们的现实，一半是类现代化，一半完全是前现代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争吵和撕裂那么严重。因为两拨人在自说自话，每一拨人都觉得自己很在理。我曾经是属于前现代化的那一部分的，用拳头和诡诈解决问题。后来，我变成了努力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但却没有了从前。
每次有人问我，你想家吗？我说，我没有乡愁。但我确信的是，如果留在故乡，留在前现代化的那一部分，我会找一个具体的“责任人”，我不一定要把他怎么样，但我会把他当作楔子钉进自己的内心。
我是在过了三十岁之后，经历了那些多的反思和阅读，才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系统性的结果，没有具体的“责任人”。但那些接触不到思维工具和方法论的人，他们怎么办？（摘自有故事的人）
（张扣扣案：1996年，张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琐事与邻居王正军、王富军发生争吵并厮打，受重伤后死亡。因伤人者王正军时年17岁，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扣扣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产生报复杀人之念，于2018年春节期间持刀致王家2人当场死亡、1人重伤抢救无效死亡，随即投案自首。张扣扣于2019年7月被执行死刑。——编注）
关于这个案件本身，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两家的访谈我都看了。我从张扣扣父亲的访谈里，看到的一个核心思想，叫“责任人思维”。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和推演——如果没有发生那样的事，这个家不会这样，此后种种，都是王家在作梗。虽然也没有特别结实的证据证明王家去搬弄是非阻碍了儿子提亲，但他整个人就是被一种奇怪的臆想笼罩着。
这很容易就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爹的故事。
事情过去太久远了，我忘了具体的年份。应该是我七岁那年，我被邻居家孩子欺负，我爹出于一个父亲保护孩子的本能，要上去收拾那小子，以此为导火索，爆发了我们两个杨姓人家最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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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家斜对门的那个大姐要去卖菜，她让我帮她推三轮车上坡，为了表示感谢，给了我一个空的打火机充气罐。在1990年代的西北农村，这么一个玩意，就可以让小孩玩好久。
西北的夏天，夜晚降临很晚，八点半太阳才下山。和我发生矛盾的那个小子，我们叫他喀木，“喀”在我的方言里，没有特别明确的内涵，但似乎不是太好的词;“木”是他的本名。他比我大几岁，从小吊着长长的鼻涕。
邻居家的花坛里，有一个很深的坑，是为了取黄土挖的（老家人习惯用黄土做煤粉的凝结物，做成块状，冬天烧炉子），他为了抢夺白天我得到的那个打火机充气罐，把我摁在那个坑里，我就是死死抱着不放，感觉快窒息了。我听见我爹在街上喊我，但我喊不出来。忘了过了多久，我终于吼出来了，我爹应声而来，看到那种情形，气疯了。喀木从坑里跳出来跑，我爹在后面追，路过一户人家的门口，他被横在路上的木头绊倒了。我爹就回来了。
这件事，后来被演绎为，我爹一脚踢飞了喀木。第二天早上，喀木的母亲，来到我们院子里，叫骂，骂得很难听很难听。我只记得，我妈一直在拉着我爹，不让他出去。但他后来还是出去了。我爹出去以后，才明白，那是一个局。那一天，他们家兄弟四个，只有一家没有参与，其余的三家，都留了男劳力，把我爹打了。我只记得，我爹被打以后，喀木他妈拉着架子车，我妈带着我在后面，把我爹往医院送。
我爹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们又打了一架。多年后，我爹说起这件事，最寒心的，莫过于他觉得对方兄弟齐心，而我爹在被打之后，我的大伯父二伯父，连人影都找不见。而且，对于那种自己兄弟受伤害的情形，一点点同理心都没有。我大伯父认定，是我爹性格太刚烈;我二伯父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如果他上，这些人如何如何。我也不能苛责他们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中国社会里，最普通的农民，近乎半人。
但这一架之后，性质就变了。法院做了裁决，我们家需要赔偿他们家的损失。我爹不服，他买了好多法律的书，自己看，想从那里面找对自己有利的法条。
第一个回合，是我爹被打，他们承担医药费。第二个回合，我们家要承担诉讼的钱和他们家的损失。我们家没钱，所以一直都拖着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我爹因此还被送去过看守所。
我记得他出来那天，我妈在厨房炖鸡，但我把头埋在被窝，一个人哭，我觉得是我连累了我爹。是我爹掀开被子，把我抱在怀里。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爹，你不会怪我吧？他说，怎么会，和你无关。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释怀。那时候，能吃一顿肉，是很奢侈的享受，但那天我一块鸡肉也没有吃，而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闻见鸡肉的味道，就想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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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我们家跟他们家，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见了，也基本视作看不见。
我们家也对我伯父家提出一种明确的“道德要求”——不要和喀木他们家来往、说话。每次看到我的堂兄们和他们谈笑风生，对我们家而言，都是一种刺激。
我记得我高中放寒假时，社里安排村民值夜班放哨，防止贼偷。每户人家要排班，我们两家轮到一起了，冬夜里，大家聚在社里会议室的炉子边，喀木想说点什么，他在说，你好像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跟我说过话。我看着炉子里的火苗，看着烧红的火钳，心里各种情绪在翻腾。我想过，把他摁在那个烧红的炉面上。当然，那只是一个闪念。
那时候，我爹已经去世了。
我爹去世之前，他的抑郁程度达到了让我错愕的地步。
我记得他最激烈的一次发火，是当时的社长来我们家，收修机井的集资款。我爹说，井修在我们家地上，占了地，还有堆砌的建筑材料，毁坏了更多的庄稼，这是个合理的诉求。但社长说，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个吗？你们家老二死了，社里是出過钱的。我爹觉得被冒犯了，吵得非常凶。
那之后没多久，他被查出肺癌和气胸。
养病在家的日子，他整个人都很狂躁。我跟他建议，他可以写点东西，看看书。因为我记得从前，他和我妈吵架，他占了我学习的那间屋子，每天回来，不看电视，就照着我那时候经常会翻的那本《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写字，他最喜欢李颀的《送陈章甫》：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
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
陈侯立身何坦荡，虬须虎眉仍大颡。
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
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
长河浪头连天黑，津口停舟渡不得。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
一遍遍地抄写。他的钢笔字很有特点。我想最打动他的，应该是那两句：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定低头在草莽。他比他身边大部分的同龄人文化水平都要高，但却因为我那件事和邻居间的矛盾，连个「农转非」也没有办成，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混到。他又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的人，坠落到农村的环境里，各种格格不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他也开心不起来，因为他较真。工地是个很粗俗的地方，没有人跟你讲客气，张口闭口骂人是很常见的，甚至那些脏话就是个口语化的表达习惯，他花了很久才适应。
多年以后，我为了赚学费，置身在建筑工地，通过骂人显得自己成熟，通过给人买雪糕收买人心。我想起我爹，心里就一阵阵发紧。
我给我爹写信，他也给我回信。他把自己的命运比喻成一条溪流，他说，这条溪流被人截断了。他跟我聊当年的案子，说有很多人做了伪证，他是出院后打人了，但那些X光片里显示的骨折完全是扯淡，因为他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他知道那人骨头以前就断过。尤其他不能释怀的是，他并没有踢到那个喀木，但有人还是做证说他一脚踢飞了，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尤其是社长和村支书，在这件事上，对对方家做了很大的偏袒，因为法院来取证，社长和书记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表述中，我爹被建构成了一个性格孤僻，不近人情的人。
这之后，他被拘留，原来的单位就以这个理由把他辞退了。他说他懂法律，但他不原谅那些做伪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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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一个本家叔叔当了社长。我们两家交往多了一点。
某一次，他提到了对我爹的评价，说我爹从来不主动和人打招呼，也从来不参与街上那些扯闲篇，总之，就是很怪。我反驳他，我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对谁都无害，为什么别人要议论他？难道他有义务和那些人去套近乎吗？
这是乡土世界对人的要求和驯化。我爹是没有去参与那些闲扯，他确实很抵触，觉得没意义。但别人把这理解为，这个小子很傲，好，那我们就要挫败你一下。用故乡的方言就叫，“qiu势太大”，有架子，不礼貌。
我爹没有参与扯闲篇的那些年，他给我和我弟，做了很好的阅读榜样。每个寒假，他躺在我们温暖明亮的炕上，一本一本地看书，虽然只是那些过刊杂志，但那是对我们最大最有益的影响。在我们贫穷的屋檐下，那一丝丝文脉，因此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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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去世的前一年的冬天，快临近过年，他在门口遇到了当时的社长，两人起了口角，撕扯在一起，对方还打了他一拳。我在家，出去二话不说就把社长打了。那时候我高中，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我和我爹的关系可能并不好，所以在我打完社长和社长的儿子回家之后，我爹说，他没想到我会出手。他说他有点后怕，怕自己一个人扛不住。当他因为这件事跟我说谢谢，却是我一生中少有的伤心时刻。
那天，被我打了之后，社长父子在我们家门口站了好久。然后社长晕倒，叫了救护车，扬长而去。
他出院后，派出所和司法局来调解。去村上开会之前，我请了我对门的本家的爷爷，他七十多岁，当过社长和村支书，我推着他的轮椅。到了会场，他基本一个人就把其余人都骂得不敢开口了。他说，你们想干嘛？你们想让这一家子完蛋吗？当然他也讲了很多老革命都会说的话。社长家给我看住院证明，那个上面没有医院的公章，我就当场撕了。
那之后，社长自己辞职了。但是每天上学的路上，碰到晨练的妇女，她们总会对我指指点点，说我迟早会被抓起来，有什么可牛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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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耕地，都很分散。有一块地很小，半亩。那一年我们收完玉米，把玉米杆割完码在地边。这是老家一个很常见的操作。
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说那附近的一户人家放羊，在我们家玉米杆旁边溜达过，回去羊全中毒死了。那个人和我父亲一样，也得了肺癌，阶段都差不多，对我们家各种咒骂，据说还要来我们家讨个说法，但听人家说，我们根本不讲道理，尤其是有我这条“恶犬”，只好作罢。
我们一家人都听傻了。我们家当时已经风雨飘摇，为什么还有会有人干这种造谣中伤的事情呢？
多年以后，我看过一本书，书名叫《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它的第三讲是：巫术、妖法、谣言、闲话，我下意识的想到的就是我的故乡，以及那个冬天，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酵、失控的关于我家和我父亲的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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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两年，我第二次参加完高考。那个暑假，我在家旁边的公路上打零工，每天25块钱的工资。
我的本家，也就是我那时认定为和社长狼狈为奸的镇长，正在轰轰烈烈地整理他家的地基。他把村上所有干部都请到他的工地上喝茶吃瓜，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震慑，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宅基地不合法，但这些首先该去制止的人，却摄于某种威严，选择了沉默和配合。
我每天要往返于项目部和工地很多趟。那天我在项目部外面休息，屋子里的两个人聊天，说得很着急，说他那个地完全是不合法的，什么审批手续都没有，搞得我们很难办。另一个说，他不是说已经拿到批文了吗？那人说，鬼扯，只是拿到一个规划局的規划建议，那个根本不算审批文件。
屋子里说话的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段对话，对我的启发意义有多大。我回家，给老家电视台一个社会访谈节目打了电话，我说你们必须来，你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焦点访谈》。他们答应了，还一并带了市国土资源局的人。
我的本家显然比我更有应付人的经验。他先是和国土资源局的人一阵套近乎，然后又跟记者们说，自己和他们领导很熟悉，让他们停下来。我问国土资源局的人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认识吗？这个地面积超标了吗？那个负责人说不认识，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背了一个类似法条的东西，说宅基地占到人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多少。我问他，具体到我们这是多少？他说是六分多地。我问他，你目测一下这块地有多大，他说两亩多。我的本家说，他有批文，我说你拿出来看看，他真拿出来了一个文件，但只是规划建议。我问国土资源局的人，这个有没有法律效力，那个负责人说没有，而且手续不全是不能动工的。 那天，本家的兩个儿子，就像两条鬣狗，在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家里流窜。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回合败下来后，他们家族的女人出动了，开始谩骂，开始撒泼，开始抢记者的摄像机，开始堵车。这一切，有组织有纪律。
围绕这件事，我们社开过很多次会，我跟他们家打过很多次舆论战。每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之前，他们家就会开动推土机复工，这招叫敲山震虎;而我每次都会给国土资源局打电话。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被侵占的耕地恢复了。但为了面子，本家还是修了窄窄的一溜二层小楼，那是一个村霸最后的尊严。我也被人们尊敬过一阵子。但很快，在他们家的楼修好之后，他们请大家去吃了一顿酒席，整个舆论就又反转了。
多年后，这个关于我的故事，已经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个版本，有些我不记得的人，也说自己参与了那件事，当时还仗义执言出谋划策了。
我在每一次听他们讲述的时候，都保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以至于，我自己都记不清哪个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我上大学之前，去派出所迁户口。当时的派出所所长，把我关在一间办公室，让我写保证书，以后维护邻里团结，不乱搞事。只有我写完这份保证，他才给我办户口迁移的事。我想了几分钟，拒绝了。过了几年，听说派出所所长，因为犯事被抓了。我至今记得，他姓常。
我大二的时候，喀木他爹在街头被过路的卡车撞死了。后来我们村整体迁坟，迁到了戈壁。我去给我爹上坟的路上，看到两个孤坟，没有进入家族的坟地。一个是我二伯父的，因为单身未婚;一个是喀木他爹的，因为没有善终。
小时候，到了上坟的时间点，我爹教我那些场合要通说的话术，在快要结束时，要单独在坟场外画个圈，再烧一通，专门烧给车碾的、水淹的、马踏的、上吊的那类孤魂野鬼。
我站在那个路口，停了很久。我点了两只烟，一支敬了我二伯父，一支敬了喀木他爹。我突然就没有了曾经内心充盈过的那种复仇的气力，那个时候我才明白鲁迅写过很多遍的“复仇的无意义”。
曾经的社长、镇长，也都在那几年里相继去世。
7
年轻人都在满世界讨生活，故乡的那条街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我再回去，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变小了。我不知道是我上年纪了，还是我内心柔软了，居然开始有意识地停下来和大家一一打招呼。看着我开始步履蹒跚的母亲，看着街上长得失控的国槐，那些墙壁上斑驳的印记，我会忍不住想起我曾经在这里的那些岁月，内心涌起一种鬼影憧憧的苍凉。
早些年，我跟我母亲说过原谅和遗忘的话题，她说她已经记了一辈子了，她不会遗忘了。她说，如果不是这种记性和心气，她也撑不过那些最难熬的年月，拼尽全力为了这个家，拼尽全力让我和我弟读书上大学。
等那些人都去世后，再聊起这个话题，我母亲态度变了，说，死了（liao）死了（liao），死了，一切就该了（liao）了。
8
多年之后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当我看到那句，“我的方言不能讨论这个世界”，泪如雨下。是的，我的方言不能讨论这个世界。它只关乎生存、食物、谎言、权力，全是那些最低级最low的玩意。他们活过了一世又一世，却也不能完全撑起他们背负的名号和做为人的尊严，就那样相互戏弄，相互伤害，相互猜忌，相互误会，但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高级的理由。
就像我的故事，它的起点，居然只是一个废弃的打火机充气罐。
我从来都对那种把乡土世界建构得如何淳朴善良的文学化表达敬而远之。每次看到我都想说，去你妈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努力从一种诡异的环境里挣脱的历程。
我知道只有经历现代化，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问题是，我们的现实，一半是类现代化，一半完全是前现代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件事情发生，争吵和撕裂那么严重。因为两拨人在自说自话，每一拨人都觉得自己很在理。我曾经是属于前现代化的那一部分的，用拳头和诡诈解决问题。后来，我变成了努力现代化的那一部分，但却没有了从前。
每次有人问我，你想家吗？我说，我没有乡愁。但我确信的是，如果留在故乡，留在前现代化的那一部分，我会找一个具体的“责任人”，我不一定要把他怎么样，但我会把他当作楔子钉进自己的内心。
我是在过了三十岁之后，经历了那些多的反思和阅读，才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系统性的结果，没有具体的“责任人”。但那些接触不到思维工具和方法论的人，他们怎么办？（摘自有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