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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茅盾是从商务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务十年，培养了茅盾；反过来，茅盾在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革命活动，推动了商务的改革，使得商务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为百年商务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初开始发起的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树起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兴起，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鉴往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茅盾是商务最早的党员，张闻天受其影响特别大。张家非常殷实，父母困惑，“为什么去搞革命？”
刚刚于8月5日当选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说：“茅盾晚年说过，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自己文学上的成就。商务印书馆对茅盾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可以直观地看到为什么茅盾在商务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就茅盾的事业来说，在商务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在革命这条线上跟陈独秀取得了联系，进入到政治领域；一个是在文学这条线上跟文学研究会建立了联系，从而开始从文学上进入主流。在龙华烈士陵园里面有大量的照片，商务是早年中共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重要集中地。我要说，张闻天受茅盾影响特别大，张闻天是上海人，家境非常殷实，他搞革命以后，父母不认同，‘你为什么去搞革命？我们家里日子这么好过’，过年时候不允许回家，张闻天就跟着茅盾到乌镇的家里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作为茅盾的同乡，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钟桂松先生，四十多年来，长期埋首于以茅盾为主的现代文学研究，他是新版《茅盾全集》（42卷）的主编，写出了《茅盾评传》等十多部茅盾研究作品，最近刚刚出版了《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他说：“100年前，茅盾20岁，走进了商务印书馆，1926年茅盾因为革命而离开商务印书馆。茅盾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十年，是在商务印书馆度过的。他从翻译‘衣、食、住’通俗的科普作品起步，到中共1921年成立前为《共产党》杂志翻译国外共产党党纲等建党理论和学说，为我们党的早期建设提供建党知识；从翻译世界文豪的作品，到翻译世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茅盾孜孜不倦。翻译是贯穿于茅盾商务十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看到的《茅盾译文全集》，10本书里面，有8本是在商务印书馆十年间翻译的，200多万字。所以，这十年他从翻译起步，从翻译国外文艺作品、国外的文论、政论里面，他逐步认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4岁主编提“三条方针”革新《小说月报》，与旧文学决裂
钟桂松说：“茅盾当年是从乌镇小地方来的年轻人，在商务印书馆没有背景，他不认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但是他没多长时间就崭露头角、脱颖而出，这个成才环境值得我们探讨。除了茅盾才华横溢以外，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对这个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值得我们今天所敬仰。”他指的是，让24岁的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事儿。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小说月报》因内容与时代脱节，销量直线下滑。为解燃眉之急，商务印书馆开始寻找更合适的人选。茅盾被张元济、高梦旦（编译所所长）看中。1920年11月下旬，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希望由茅盾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本杂志的主编。考虑到精力有限，茅盾表示只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并在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提出“上任条件”——就是现代编辑史上有名的三条革新《小说月报》的方针。一是现存稿子（包括翻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全是四号字），三是馆方给主编全权办事的权力，今后不能干涉杂志的编辑方针。高梦旦代表馆方全部接受，于是茅盾開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革新。
钟桂松认为，这三条要求反映出茅盾把握住了新文学发展规律。“就第一条而言，现存稿子不能用，表达了与旧文学决裂的决心和勇气。要宣传新文学，绝不能与旧文学藕断丝连，否则新文学就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也就没有生命力。至于第二条四号字改为五号字，粗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其实也是茅盾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尽可能大的舞台。五号字发表容量更多了，读者对象也发生变化。字号变小，将失去中老年读者群，吸引广大年轻读者。第三条则是关键，没有商务印书馆当局给予全权处理编辑事务的授权，就无法实施《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自然无法让新文学作家在这个文学阵地上发表作品。”
茅盾接受《小说月报》主编之任不久，1921年1月4日，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今中山公园内）正式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茅盾因在上海未能参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无意”中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相呼应，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对此，钟桂松也十分赞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没有文学研究会，没有茅盾革新的《小说月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会逊色不少或者延缓。”
利用《小说月报》阵地鼓吹新文艺，茅盾不遗余力。早在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就以《小说月报》编者的名义，对其进行了很高的评价，称这部作品“实在是一部杰作……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作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
他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还兼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被誉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第13任《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谈到茅盾先生，他说：“最近茅盾的一篇文章比较火，叫《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就是给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所写的一篇文章。那张手稿后来外流出去，拍出了1000多万元的价格。在‘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那么喧哗的一个时代下，他能从艺术、节奏、速度、情感等方面分析了几篇小说。一位作家能在巨大時代命题下，非常关注艺术的发展、艺术的逻辑和艺术的享受，这是只有了不起的大文人才能做到的境界。”
正是这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1958年的一天，正在翻看《延河》文艺杂志的茅盾忽然眼前一亮，就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这片“绿洲”就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茅盾从故事展开、人物塑造、手法布置等角度，结合小说原文的语言和细节，对这篇小说进行剖析。他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不知道的是，《百合花》发表不久，作者茹志鹃的丈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开除党籍、军籍，这朵“百合花”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磨难。当茹志鹃于1958年6月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评价时，激动不已。茅盾的这篇评论如及时雨一般，滋润了“百合花”的心田，让她重燃斗志。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第一次张口向茅盾求序，正忙于写回忆录的茅盾没有推拒，写下了文采飞扬的序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茅盾是从商务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务十年，培养了茅盾；反过来，茅盾在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革命活动，推动了商务的改革，使得商务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为百年商务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章。一百前播种的新文学的小树，如今已经长成枝繁叶茂的森林。茅盾走过的道路，作出的开创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追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初开始发起的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树起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兴起，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鉴往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茅盾是商务最早的党员，张闻天受其影响特别大。张家非常殷实，父母困惑，“为什么去搞革命？”
刚刚于8月5日当选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华东师大教授杨扬说：“茅盾晚年说过，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自己文学上的成就。商务印书馆对茅盾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可以直观地看到为什么茅盾在商务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就茅盾的事业来说，在商务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在革命这条线上跟陈独秀取得了联系，进入到政治领域；一个是在文学这条线上跟文学研究会建立了联系，从而开始从文学上进入主流。在龙华烈士陵园里面有大量的照片，商务是早年中共在上海活动的一个重要集中地。我要说，张闻天受茅盾影响特别大，张闻天是上海人，家境非常殷实，他搞革命以后，父母不认同，‘你为什么去搞革命？我们家里日子这么好过’，过年时候不允许回家，张闻天就跟着茅盾到乌镇的家里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作为茅盾的同乡，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钟桂松先生，四十多年来，长期埋首于以茅盾为主的现代文学研究，他是新版《茅盾全集》（42卷）的主编，写出了《茅盾评传》等十多部茅盾研究作品，最近刚刚出版了《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他说：“100年前，茅盾20岁，走进了商务印书馆，1926年茅盾因为革命而离开商务印书馆。茅盾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十年，是在商务印书馆度过的。他从翻译‘衣、食、住’通俗的科普作品起步，到中共1921年成立前为《共产党》杂志翻译国外共产党党纲等建党理论和学说，为我们党的早期建设提供建党知识；从翻译世界文豪的作品，到翻译世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茅盾孜孜不倦。翻译是贯穿于茅盾商务十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看到的《茅盾译文全集》，10本书里面，有8本是在商务印书馆十年间翻译的，200多万字。所以，这十年他从翻译起步，从翻译国外文艺作品、国外的文论、政论里面，他逐步认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4岁主编提“三条方针”革新《小说月报》，与旧文学决裂
钟桂松说：“茅盾当年是从乌镇小地方来的年轻人，在商务印书馆没有背景，他不认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但是他没多长时间就崭露头角、脱颖而出，这个成才环境值得我们探讨。除了茅盾才华横溢以外，商务印书馆的前辈对这个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值得我们今天所敬仰。”他指的是，让24岁的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的事儿。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传统《小说月报》因内容与时代脱节，销量直线下滑。为解燃眉之急，商务印书馆开始寻找更合适的人选。茅盾被张元济、高梦旦（编译所所长）看中。1920年11月下旬，高梦旦等找茅盾谈话，希望由茅盾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本杂志的主编。考虑到精力有限，茅盾表示只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并在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提出“上任条件”——就是现代编辑史上有名的三条革新《小说月报》的方针。一是现存稿子（包括翻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全是四号字），三是馆方给主编全权办事的权力，今后不能干涉杂志的编辑方针。高梦旦代表馆方全部接受，于是茅盾開始对《小说月报》进行全面革新。
钟桂松认为，这三条要求反映出茅盾把握住了新文学发展规律。“就第一条而言，现存稿子不能用，表达了与旧文学决裂的决心和勇气。要宣传新文学，绝不能与旧文学藕断丝连，否则新文学就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力也就没有生命力。至于第二条四号字改为五号字，粗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其实也是茅盾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尽可能大的舞台。五号字发表容量更多了，读者对象也发生变化。字号变小，将失去中老年读者群，吸引广大年轻读者。第三条则是关键，没有商务印书馆当局给予全权处理编辑事务的授权，就无法实施《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自然无法让新文学作家在这个文学阵地上发表作品。”
茅盾接受《小说月报》主编之任不久，1921年1月4日，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今中山公园内）正式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茅盾因在上海未能参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无意”中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相呼应，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对此，钟桂松也十分赞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没有文学研究会，没有茅盾革新的《小说月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会逊色不少或者延缓。”
利用《小说月报》阵地鼓吹新文艺，茅盾不遗余力。早在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茅盾就以《小说月报》编者的名义，对其进行了很高的评价，称这部作品“实在是一部杰作……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作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
他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还兼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被誉为“共和国的文坛保姆”。第13任《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谈到茅盾先生，他说：“最近茅盾的一篇文章比较火，叫《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就是给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所写的一篇文章。那张手稿后来外流出去，拍出了1000多万元的价格。在‘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下，那么喧哗的一个时代下，他能从艺术、节奏、速度、情感等方面分析了几篇小说。一位作家能在巨大時代命题下，非常关注艺术的发展、艺术的逻辑和艺术的享受，这是只有了不起的大文人才能做到的境界。”
正是这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拯救了一朵即将枯萎的“百合花”。1958年的一天，正在翻看《延河》文艺杂志的茅盾忽然眼前一亮，就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这片“绿洲”就是茹志鹃的《百合花》。茅盾从故事展开、人物塑造、手法布置等角度，结合小说原文的语言和细节，对这篇小说进行剖析。他写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不知道的是，《百合花》发表不久，作者茹志鹃的丈夫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被开除党籍、军籍，这朵“百合花”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磨难。当茹志鹃于1958年6月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读到茅盾的评价时，激动不已。茅盾的这篇评论如及时雨一般，滋润了“百合花”的心田，让她重燃斗志。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第一次张口向茅盾求序，正忙于写回忆录的茅盾没有推拒，写下了文采飞扬的序言。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茅盾是从商务走出的文化巨擘，商务十年，培养了茅盾；反过来，茅盾在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革命活动，推动了商务的改革，使得商务在新文化的潮流中，成为百年商务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章。一百前播种的新文学的小树，如今已经长成枝繁叶茂的森林。茅盾走过的道路，作出的开创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