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写的专门论述党的理论修养问题的《答宋亮同志》一文，至今仍显示其极大的现实性和力量，使人读了倍感隽永和亲切。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为时较晚，由于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投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修养不够，比较幼稚。由此导致了中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重大挫折它们都是指导上的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误。例如，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共同原因就是党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善于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
　　少奇同志指出的这种状况，以后当然有了不小的转变。党在长期的曲折和反复中，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标志着党在理论上比以往成熟多了，理论修养和理论水平比以往高多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党内窃居高位的一小撮号称“理论家”的康生、陈伯达之流在理论问题上的恣意颠倒是非，煽动极左思潮，制造现代迷信，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出现了停滞不前、随机应变、尤其是界限不清的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一些最根本的界限，有时没有作出科学的理论的说明，而且一度予以混淆和颠倒，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当作“修正主义”而大张挞伐，先后闹过不少笑话。凡此种种，不能不使我们对自己的理论修养感到遗憾。
　　上述理论上的错误，直接导致党重犯刘少奇同志四十年前指出的那种指导上的错误，由此而引起政治上连续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把一个好端端的党斗得几乎精疲力竭；经济上一再搞冒进，弄得国疲民困；思想上不停顿地搞批判运动，严重地摧残了党心民心。终于由于林、江一伙的从中作祟，疯狂推行极左路线，掀起法西斯主义的“打倒一切”的恶潮，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十年浩劫。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长时期以来所犯的这些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准确地找到了病根，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依据，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果断措施。但是左倾思想在党内有较广泛的影响，在部分同志身上甚至成了一种痼疾和顽症，他们至今仍然用左的尺子衡量是非，以左为正，以正为右，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犹豫狐疑，首鼠两端，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公然指责它“右了，修了，变了”，在行动上拒不执行，顽固抵制，采取了不可容忍的恶劣态度。所以如此，当然与客观上受到不科学的理论观点(如“继续革命”之类)的长期、反复的灌输和熏陶分不开，但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致对许多在理论上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觉得不可理解，甚至认为是荒诞无稽，离经叛道。例如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依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经济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特别是肯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有国家计划指导的商品经济，这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恩选集》第3卷，第416页)的原则，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使我们的建设事业从左倾的错误轨道上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但一些同志因理论上弄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就误认为这是“倒退复辟”了，于是横加指责，顶着不办，还自以为“坚定”和“正确”。何况现在有些“左”的东西又常常以貌似正确的“理论”为之辩护，缺乏一定的理论修养，就不易识破。由此看来，党员和干部的理论水平不高，是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极大障碍。
　　对于每一个党员和干部来说，加强理论修养，是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所谓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完全一致，最主要的就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一致，但这就要首先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真正懂得它为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才谈得上坚决地拥护它，自觉地执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