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除了太子，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龙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增长。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
　　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得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萬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石。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脚，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甚至上万顷。
　　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恩养藩王的巨额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倘若赶上闹灾打仗，就更不堪重负了。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愈演愈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从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
　　摘自《特别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