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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赴台留美 从事人类遗传研究
1947年，陈士翰在平阳水头中心小学毕业后，家乡再没有适当中学可念。当时台湾教育比较发达，工作机会也较多，1947年初开始在台湾任教小学的父亲陈尚策（1907—1994），建议儿子去台湾继续读书，享受中学教育。1948年1月，12岁的陈士翰和17岁叔叔陈尚贤离开平阳水头，在鳌江匆匆起身坐上一艘二百多吨的人、货混装的渔船赴台湾基隆。此后64年从没返乡，只有把家乡放在美好的记忆中。
陈士翰的父亲陈尚策，在抗战前，曾在平阳水头振德小学教书。抗战时大都在外。故陈士翰自小就随祖父母———程锵公、婆和母亲生活、长大的。抗战胜利，他父亲由浙西回乡时，依然严于律己，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只有10岁的陈士翰是有一些怕父亲的。不过渡台之后的十几年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爱护和期望，都铭记在心，也慢慢地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痛苦与无奈。
到了台湾的陈士翰先后在省立高雄中学就读初中、高中，195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昆虫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64年离开台湾赴美国留学。1968年陈士翰在美国德州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经过三年的后博士训练，1972年1月起担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小儿科教授，专长为医学（人类）遗传学。2006年退休后一直担任该院儿科系荣誉研究教授。
陈士翰当年离开台湾时也是复杂的事，他发给我的资料所叙，不仅是为修家谱而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总结，个别内容还是在钻牛角尖儿、鲜为人知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和几位华籍同行于费城创设“美洲华人遗传学会”，1999年担任会长。最近几年该会偶尔也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召开年会。
1986年至2004年间，陈士翰曾培训十几位重庆医科大学的儿童医院医学教授、研究生，传授他们现代小儿遗传病研究和DNA诊断的技术方法。他们在美学习时间有数周至两年不等，陈士翰和他们合作发表研究论文有十多篇。最近几年陈士翰又和不少的中国籍同行合作，对高山地区高山病的遗传和哺乳类动物低温生理进行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
陈士翰在研究人类遗传学上具有一定的贡献，发表有关人类遗传学论文一百多篇。他对陈氏家族的一种遗传病，显现夜盲症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也发表了三四篇论文，美国各大学医学图书馆均存有他的论文。还有短篇近百篇，中、英文写作散文合订本，《望峰楼散记》稿一本，存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望峰楼散记》是陈士翰退休后还的一个心愿：以中文来叙述自有记忆起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内容都在谈论很久以前的人、事和物，是对亲人和大陆故乡的回忆和感恩，然后是1948年起渡海到台湾，越洋到美国的成长、求学、工作和退休过程。不时也比较一下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地的山川、社会和人文的异同。
陈士翰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温州瑞安高峰的族人是说温州话，不说福建话？他没去过瑞安，也是听去高峰扫过祖坟的叔叔尚贤说的。长期作研究的陈士翰把这事一直挂在心坎上。我回复后，陈士翰激动地说，高峰族人原来是说瑞安话，其实是瓯语、吴越语之一支，解他多年之谜！
走胡适开辟的“红学”之路
陈士翰也是《红楼梦》的喜好者。他存有一本《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硃、墨影印的手写本，原本是胡适于1927年夏在上海购得的，虽然这本书只是十六回的残本，胡先生就是根据这部书，在1928年2月发表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文章。胡适在文中直指“这个甲戌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红楼梦》写本”。陈士翰说，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沿着胡先生所开的这条路，弯弯曲曲向前行而大放光明，如大陆红学研究。
陈士翰告诉我，自己最早看到《红楼梦》还是在浙江平阳水头故乡，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他把父亲陈尚策留在家中的小说都找出来翻一番。除《红楼梦》外，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陈士翰那时比较有兴趣读的书。对于《红楼梦》，因为没有耐心，可以说是看不下去。不过，书首胡先生写的那篇考证文章却让陈士翰看得津津有味。
至于《红楼梦》，陈士翰到了高二再看了一遍，在读大学，又看了一遍。对胡适的考证和批评蔡元培先生的《附会论》，看得入迷。那时的蔡先生是北大校长，胡先生却是北大的一个年轻教授。陈士翰敬佩胡先生的大是大非和蔡先生的宽宏大量。自此以后，陈士翰再也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附会”说来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了。1976年陈士翰购得《石头记》后，不时拿出这部书和现代版本的《红楼梦》对比着看。看到两书有不同的地方，总是放下书来思考两书为什么会写得不同，乐趣无穷，他写了一篇“读后感”以介绍，既是了结了一个心愿，又是对蔡、胡两先生的怀念。退休后，陈士翰把这部书捐给在美的母校———德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宋氏姐妹1907年初次赴美真相
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们在1907年首次同船来美的经过。陈士翰和其儿子花了数年时间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陈士翰的儿子陈维中1990年曾在华大修习《亚洲研究》一课程，他曾到西雅图美国国家档案库NARA，Seattle多次实地见习，收集材料并作一篇期终报告。报告内容是涉及美国在1882至1943年的《排华法案》，所有的华人登岸，都要经过留关、审查（RetentionandInterrogation），华人遭遇到不公平的史实。这一法案，虽已在1943年立法废止，但种族歧视仍存在于社会各层次。
在西雅图NARA的库藏中有几十万份有关这时期经过这地区港口所有华人的记录：护照、相片、中英签名、财产证件、信件、家庭关系和通关员的意见等等。陈士翰查找那时代中国的几个有名人物资料，包括孙中山、胡适和宋氏姐妹等。经过研究考证，1907年宋美龄是持“宋美林”的护照赴美，宋庆龄是持“宋庆林”的护照赴美，护照是上海道台瑞澂于1907年7月31日签发的，1907年8月1日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波爱德（M.P.Boyd）签署，“宋庆林”签证号为第59号，“宋美林”为第61号。这件事（龄或林）在36年后却引起一件外交上的小风波；她们乘坐的船只是蒸汽轮“明尼苏达”号而不是大家所说的“满洲里”号赴美；上岸的地点是华州的汤生港，位于西雅图西北方约四十几里处，而不是大家都以为的旧金山。1907年8月28日她们到达汤生港通关。通关员是专管华人入境事务的代理检查员亨利·门罗。当年宋庆龄14岁，宋美龄只有9岁。姐妹俩入境美国后，开始了在美的学生生活。宋庆龄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3年毕业回国；宋美龄留学美国10年，1917年毕业于威尔司利女子学院后回国。陈士翰撰写了一篇报道性文章在美、加二国发行的《世界日报》刊出，读者反响强烈，转载、打印、讨论，很是热闹。2009年7月经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宋女士的要求，转载《孙中山和宋庆龄研究动态》双月刊上。 为进一步比较和记述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人护照的异同和上岸、通关的正确地点，陈士翰和他的内人赵逸峰、弟弟陈士用于2009年8月一起特别去了一次宋氏姐妹当年上岸的汤生港码头和海关，同时也照了相片，和百年前的景色作一比较，并在同一双月刊上（2009/6期）刊发第二篇文章。当年的汤生港确是美国西北地区的良港之一，有很多东方来去的船只都在此靠岸，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该港现已被华州其他大港口（如西雅图和塔科玛）所取代。显示19世纪90年代忙碌的汤生港，港内有大型船只多艘，极有可能就是宋氏姐妹俩下船的地方。另一处是现在汤生港的联合码头己被改建为观光和休闲场所，只有数只轻巧的帆船而已。是当年的海关移民大厦，移民政务所在地，距离联合码头只有五条街，现已是美国邮局了。陈士翰推断，宋庆龄和宋美龄下船后就来到这幢大楼，办理入境手续，然后转去东部，开始她们的学生生活。
陈士翰把NARA库存内宋氏姐妹的中、英文护照和五个文件，照相传给在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以作长久地保存和历史的见证。在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之前，这些是现存在世间的唯一的最早的官方证明。陈士翰的两篇文章肯定了宋氏二姐妹在美留学期间的正式中文名字是宋庆林和宋美林，并且一直使用到回国后才改为宋庆龄和宋美龄。
她们的生日也不同于官方公布的日子，宋美龄生日依然是个谜。陈士翰认为她在纽约的墓碑上生日的刻字有误。根据宋美龄1907年的护照，她生于1898年3月4日，而不是碑上刻的1898年2月12日，那是她的阴历生日。陈士翰向在加州和上海的朋友，转向宋家在美后代亲人建议：如不能重刻改正，至少要在“February12”之下加注，以别阴历、阳历的不同。
研究高峰陈氏房谱 国内重视世界关注
陈士翰说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家谱，是1945年修的《莒溪陈氏房谱》，其中以列祖（婆）的画像，就是瑞安马屿高岙的开山始祖陈良元公、婆，最引起他的兴趣。到了台湾后，不仅没有机会看到家谱，就是与妹妹也失去了联系，但他总是牵挂着家乡的人和事。1976年冬，经过周折，终于联系到在家乡浙江苍南林溪的陈士芬妹妹，历经28年的痛苦陈士翰一开始就问她有关家谱的事。得知“谱”已很久没有修了，但刚好那时有族人提议修谱，家谱终于在1997年又重修了一次，他买了一本。他拿着族谱爱不释手，奉读了一次又一次。这次高峰修谱，六十多年前迁居美国的陈士翰及我国台湾等地的陈氏后裔都很重视，从他的家庭人丁信息看，他们的晚辈不管是男是女，都按瑞安高峰行辈排行取名。
2005年秋，陈士翰到盐湖城参加全美人类遗传学大会，顺便参观设在附近的世界家谱图书馆。他没有想到该馆内竟有专门部门收集一万册以上的中国家谱。陈士翰与该图书馆的专员李行远一谈，才知道该馆非常欢迎各地华人把自己所收藏的家谱借给他们去制成微胶片保存，供全世界有兴趣于家谱的人士查阅、追寻祖先和研究等。陈士翰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回西雅图后，除了寄去家谱外，还写了一篇《跋文》附在后面。
陈士翰在《跋文》记载：我们的祖先是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由中原迁徙到闽南的漳州。在漳州传了25代后，又在明代中叶，一小部分族人再迁到浙南的瑞安、平阳（苍南）一带，到现在也已二十几代了。他们和周边的会说瓯语的人群和平相处，我们的族人都能说福建话，或者是双语（闽、瓯二语）。1948年到台湾没多久，最使他惊奇的事是：台湾的人和他一样是会说福建话。一种语言或方言能经过几百年、千年及万里的迁徙，仍能代代（五十几代）传递而不中断，是值得大家尊重和研究的。对我来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祖先又从漳州和说闽南母语的人在五百多年（二十几代）前分开后，由闽南北上到了浙南（五六百公里），然后并没有什么机会再交流了。现在（1948年）我却在第三地（台湾）和另外一群会说母语的人会合而仍能沟通无阻。
陈士翰遗憾的是，闽南语和瓯语在他的小家庭终止了，只会说英语和普通话。但他相信，闽南语会在闽南、粤东的潮汕地区，台湾、海南和浙南三县等地代代相传、长久不息的。目前他正在教小孙女学几句“福建话，河洛话”，可能更接近我们在中原的祖先说的话。
陈士翰通过族谱进行医学研究很有成果。温州一带患稀有的眼疾：显性夜盲症，在福建话或闽南话，叫“鸡儿目”，瑞安叫“鸡白眼”。这种病是与生俱来的，而病状终生不变，患病者在夜间（黑暗或弱光中）是看不见东西的。陈士翰小时候就注意到这种病。陈士翰的祖父便是一个患者，他们共同生活了12年多，知道他的痛苦。还有他的叔公、表叔公、大姑、小姑和表姐等，很明显，这病是有遗传性的。这可能下意识中，后来引陈士翰走向人类遗传学这门专业，并取得成效。
1976年和在苍南故乡的妹妹多次通信后，陈士翰得知表姐（庄姓）的后代都患夜盲症，就要求她制一张家系图谱给他并指出其中的患者和不患者。同时，陈士翰又和另外一堂叔陈尚腾联络，要求他根据族谱并当面和书面去调查在莒溪老家中人员的患者和不患者。因此，查到家族人患夜盲症的至少有多代四十多人，是目前已知的国内最大的常染色体显性先天性夜盲家系。根据他们二人的报告和自己的研究，陈士翰早在1982年写成一文《原发性夜盲：一个中国家系的遗传报告》，刊登在上海的《眼科新进展》上。二十几年以后，陈士翰又加上病患者视网膜电生理和病理的资料，2005年同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眼科刘晓玲教授、博导合作一篇《先天静止性夜盲》发表在《百年树人》书上和英国著名的《人类遗传年鉴》上，世界医学界很多学者读后都认为这是不可多得之病例。今年7月中旬刘晓玲还和陈士翰讨论如何进一步做“有妫族”夜盲的分子生物学问题。
2008年陈士翰又发现了致这病基因的突变点又写了一篇短文，2008年在全美人类遗传学会年会上介绍。这个突变点是全世界文献上在视紫红素引起这类夜盲的突变四例的一个。在中国人中的第一例，当然引起中外医学界、眼科界的注意。因为这特殊的突变点在我们这大家族的发现，以后可作羊膜穿刺术，培养胎儿细胞，进而作产前检查以避免患这病的婴儿再出生，以根除这病再遗传下去。 陈士翰告诉我，夜盲症取得的成就是族人和本谱对人类眼视网膜的生理和病理知识的贡献。
他乡亦是故乡
“您六十多年没有回到故乡了，您有这个打算吗？现在家乡温州瑞安、苍南群众生活过得很不错，交通也很方便。”我这样一问，陈士翰很有伤感：“我现在因健康（己快八十了）和个人的问题，不便远行，中国近30年物质文化的进步，多数人生活得以改善是有目共睹的。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到过平阳县城，更不必说温州、上海了，更遗憾的是没有来到瑞安马屿高峰，祭拜老祖宗，为祖宗祭扫过祖坟。我不是中国人最伟大的一代，却是最后一代的内地人……”
为什么称为自己为“最后一代的内地人”？“内地人”指的是1937年至1950年在大陆或香港出生，台湾长大，长住美国的美籍华人，是特殊历史之下的产物。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有一百多万来自大陆各省的眷属随国民党一起撤退到台湾。最普遍的是竹子泥巴搭成，屋顶盖稻草，再以竹篱笆做围墙形成的院落，这就是眷村。据台湾统计数据显示，全台湾眷村共有879个，共有9.85万户。当时简单房舍安顿却又保留了高度临时性，因为国民党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与承诺。这样说吧，眷村在当时的“外省人”思想中注定要消失的，而且越快越好。眷村多存在一天，也就意味着“外省人”返回故乡的梦想远了一步。建立眷村的人是想回到大陆去的，但由于政治的变化，时间拖长，“回家”终成梦想，临时的顾客却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永远的家”。这或许仅限于少数家庭的经历，但精神上的无根宿命却有共同之处。眷村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浓缩了大时代小人物的欢喜与伤悲。
陈士翰虽然生于战乱，跟着父母到了台湾，但那不是他的选择，当回头看，这可能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陈士翰这代人是最后一代的内地人（或说“外省人”），年龄至少也有七八十岁，但他们的心依然牵挂着大陆、台湾民生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他很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陈士翰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的心一直向着祖国，关心美籍华人的悲惨历史。过去华人通过超乎常人的辛勤和忍耐，在新大陆得以立足，并为美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美国社会里，他们经受歧视和凌辱。2015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终于就1882年《排华法案》道歉案进行表决，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陈士翰很欣慰的是，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三年前两岸直航互动，反映了大时代的历史轨迹。他乡、故乡早已模糊，他们的家在两岸和美国。
责任编辑：子非
1947年，陈士翰在平阳水头中心小学毕业后，家乡再没有适当中学可念。当时台湾教育比较发达，工作机会也较多，1947年初开始在台湾任教小学的父亲陈尚策（1907—1994），建议儿子去台湾继续读书，享受中学教育。1948年1月，12岁的陈士翰和17岁叔叔陈尚贤离开平阳水头，在鳌江匆匆起身坐上一艘二百多吨的人、货混装的渔船赴台湾基隆。此后64年从没返乡，只有把家乡放在美好的记忆中。
陈士翰的父亲陈尚策，在抗战前，曾在平阳水头振德小学教书。抗战时大都在外。故陈士翰自小就随祖父母———程锵公、婆和母亲生活、长大的。抗战胜利，他父亲由浙西回乡时，依然严于律己，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只有10岁的陈士翰是有一些怕父亲的。不过渡台之后的十几年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爱护和期望，都铭记在心，也慢慢地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痛苦与无奈。
到了台湾的陈士翰先后在省立高雄中学就读初中、高中，195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昆虫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64年离开台湾赴美国留学。1968年陈士翰在美国德州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经过三年的后博士训练，1972年1月起担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小儿科教授，专长为医学（人类）遗传学。2006年退休后一直担任该院儿科系荣誉研究教授。
陈士翰当年离开台湾时也是复杂的事，他发给我的资料所叙，不仅是为修家谱而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总结，个别内容还是在钻牛角尖儿、鲜为人知的学术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和几位华籍同行于费城创设“美洲华人遗传学会”，1999年担任会长。最近几年该会偶尔也在台湾、香港和大陆召开年会。
1986年至2004年间，陈士翰曾培训十几位重庆医科大学的儿童医院医学教授、研究生，传授他们现代小儿遗传病研究和DNA诊断的技术方法。他们在美学习时间有数周至两年不等，陈士翰和他们合作发表研究论文有十多篇。最近几年陈士翰又和不少的中国籍同行合作，对高山地区高山病的遗传和哺乳类动物低温生理进行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
陈士翰在研究人类遗传学上具有一定的贡献，发表有关人类遗传学论文一百多篇。他对陈氏家族的一种遗传病，显现夜盲症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也发表了三四篇论文，美国各大学医学图书馆均存有他的论文。还有短篇近百篇，中、英文写作散文合订本，《望峰楼散记》稿一本，存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望峰楼散记》是陈士翰退休后还的一个心愿：以中文来叙述自有记忆起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内容都在谈论很久以前的人、事和物，是对亲人和大陆故乡的回忆和感恩，然后是1948年起渡海到台湾，越洋到美国的成长、求学、工作和退休过程。不时也比较一下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地的山川、社会和人文的异同。
陈士翰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温州瑞安高峰的族人是说温州话，不说福建话？他没去过瑞安，也是听去高峰扫过祖坟的叔叔尚贤说的。长期作研究的陈士翰把这事一直挂在心坎上。我回复后，陈士翰激动地说，高峰族人原来是说瑞安话，其实是瓯语、吴越语之一支，解他多年之谜！
走胡适开辟的“红学”之路
陈士翰也是《红楼梦》的喜好者。他存有一本《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硃、墨影印的手写本，原本是胡适于1927年夏在上海购得的，虽然这本书只是十六回的残本，胡先生就是根据这部书，在1928年2月发表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文章。胡适在文中直指“这个甲戌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红楼梦》写本”。陈士翰说，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沿着胡先生所开的这条路，弯弯曲曲向前行而大放光明，如大陆红学研究。
陈士翰告诉我，自己最早看到《红楼梦》还是在浙江平阳水头故乡，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他把父亲陈尚策留在家中的小说都找出来翻一番。除《红楼梦》外，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陈士翰那时比较有兴趣读的书。对于《红楼梦》，因为没有耐心，可以说是看不下去。不过，书首胡先生写的那篇考证文章却让陈士翰看得津津有味。
至于《红楼梦》，陈士翰到了高二再看了一遍，在读大学，又看了一遍。对胡适的考证和批评蔡元培先生的《附会论》，看得入迷。那时的蔡先生是北大校长，胡先生却是北大的一个年轻教授。陈士翰敬佩胡先生的大是大非和蔡先生的宽宏大量。自此以后，陈士翰再也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附会”说来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了。1976年陈士翰购得《石头记》后，不时拿出这部书和现代版本的《红楼梦》对比着看。看到两书有不同的地方，总是放下书来思考两书为什么会写得不同，乐趣无穷，他写了一篇“读后感”以介绍，既是了结了一个心愿，又是对蔡、胡两先生的怀念。退休后，陈士翰把这部书捐给在美的母校———德州大学东亚图书馆。
宋氏姐妹1907年初次赴美真相
宋庆龄和宋美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少人知道她们在1907年首次同船来美的经过。陈士翰和其儿子花了数年时间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陈士翰的儿子陈维中1990年曾在华大修习《亚洲研究》一课程，他曾到西雅图美国国家档案库NARA，Seattle多次实地见习，收集材料并作一篇期终报告。报告内容是涉及美国在1882至1943年的《排华法案》，所有的华人登岸，都要经过留关、审查（RetentionandInterrogation），华人遭遇到不公平的史实。这一法案，虽已在1943年立法废止，但种族歧视仍存在于社会各层次。
在西雅图NARA的库藏中有几十万份有关这时期经过这地区港口所有华人的记录：护照、相片、中英签名、财产证件、信件、家庭关系和通关员的意见等等。陈士翰查找那时代中国的几个有名人物资料，包括孙中山、胡适和宋氏姐妹等。经过研究考证，1907年宋美龄是持“宋美林”的护照赴美，宋庆龄是持“宋庆林”的护照赴美，护照是上海道台瑞澂于1907年7月31日签发的，1907年8月1日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波爱德（M.P.Boyd）签署，“宋庆林”签证号为第59号，“宋美林”为第61号。这件事（龄或林）在36年后却引起一件外交上的小风波；她们乘坐的船只是蒸汽轮“明尼苏达”号而不是大家所说的“满洲里”号赴美；上岸的地点是华州的汤生港，位于西雅图西北方约四十几里处，而不是大家都以为的旧金山。1907年8月28日她们到达汤生港通关。通关员是专管华人入境事务的代理检查员亨利·门罗。当年宋庆龄14岁，宋美龄只有9岁。姐妹俩入境美国后，开始了在美的学生生活。宋庆龄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13年毕业回国；宋美龄留学美国10年，1917年毕业于威尔司利女子学院后回国。陈士翰撰写了一篇报道性文章在美、加二国发行的《世界日报》刊出，读者反响强烈，转载、打印、讨论，很是热闹。2009年7月经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宋女士的要求，转载《孙中山和宋庆龄研究动态》双月刊上。 为进一步比较和记述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人护照的异同和上岸、通关的正确地点，陈士翰和他的内人赵逸峰、弟弟陈士用于2009年8月一起特别去了一次宋氏姐妹当年上岸的汤生港码头和海关，同时也照了相片，和百年前的景色作一比较，并在同一双月刊上（2009/6期）刊发第二篇文章。当年的汤生港确是美国西北地区的良港之一，有很多东方来去的船只都在此靠岸，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该港现已被华州其他大港口（如西雅图和塔科玛）所取代。显示19世纪90年代忙碌的汤生港，港内有大型船只多艘，极有可能就是宋氏姐妹俩下船的地方。另一处是现在汤生港的联合码头己被改建为观光和休闲场所，只有数只轻巧的帆船而已。是当年的海关移民大厦，移民政务所在地，距离联合码头只有五条街，现已是美国邮局了。陈士翰推断，宋庆龄和宋美龄下船后就来到这幢大楼，办理入境手续，然后转去东部，开始她们的学生生活。
陈士翰把NARA库存内宋氏姐妹的中、英文护照和五个文件，照相传给在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以作长久地保存和历史的见证。在没有找到其他证据之前，这些是现存在世间的唯一的最早的官方证明。陈士翰的两篇文章肯定了宋氏二姐妹在美留学期间的正式中文名字是宋庆林和宋美林，并且一直使用到回国后才改为宋庆龄和宋美龄。
她们的生日也不同于官方公布的日子，宋美龄生日依然是个谜。陈士翰认为她在纽约的墓碑上生日的刻字有误。根据宋美龄1907年的护照，她生于1898年3月4日，而不是碑上刻的1898年2月12日，那是她的阴历生日。陈士翰向在加州和上海的朋友，转向宋家在美后代亲人建议：如不能重刻改正，至少要在“February12”之下加注，以别阴历、阳历的不同。
研究高峰陈氏房谱 国内重视世界关注
陈士翰说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家谱，是1945年修的《莒溪陈氏房谱》，其中以列祖（婆）的画像，就是瑞安马屿高岙的开山始祖陈良元公、婆，最引起他的兴趣。到了台湾后，不仅没有机会看到家谱，就是与妹妹也失去了联系，但他总是牵挂着家乡的人和事。1976年冬，经过周折，终于联系到在家乡浙江苍南林溪的陈士芬妹妹，历经28年的痛苦陈士翰一开始就问她有关家谱的事。得知“谱”已很久没有修了，但刚好那时有族人提议修谱，家谱终于在1997年又重修了一次，他买了一本。他拿着族谱爱不释手，奉读了一次又一次。这次高峰修谱，六十多年前迁居美国的陈士翰及我国台湾等地的陈氏后裔都很重视，从他的家庭人丁信息看，他们的晚辈不管是男是女，都按瑞安高峰行辈排行取名。
2005年秋，陈士翰到盐湖城参加全美人类遗传学大会，顺便参观设在附近的世界家谱图书馆。他没有想到该馆内竟有专门部门收集一万册以上的中国家谱。陈士翰与该图书馆的专员李行远一谈，才知道该馆非常欢迎各地华人把自己所收藏的家谱借给他们去制成微胶片保存，供全世界有兴趣于家谱的人士查阅、追寻祖先和研究等。陈士翰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回西雅图后，除了寄去家谱外，还写了一篇《跋文》附在后面。
陈士翰在《跋文》记载：我们的祖先是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由中原迁徙到闽南的漳州。在漳州传了25代后，又在明代中叶，一小部分族人再迁到浙南的瑞安、平阳（苍南）一带，到现在也已二十几代了。他们和周边的会说瓯语的人群和平相处，我们的族人都能说福建话，或者是双语（闽、瓯二语）。1948年到台湾没多久，最使他惊奇的事是：台湾的人和他一样是会说福建话。一种语言或方言能经过几百年、千年及万里的迁徙，仍能代代（五十几代）传递而不中断，是值得大家尊重和研究的。对我来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祖先又从漳州和说闽南母语的人在五百多年（二十几代）前分开后，由闽南北上到了浙南（五六百公里），然后并没有什么机会再交流了。现在（1948年）我却在第三地（台湾）和另外一群会说母语的人会合而仍能沟通无阻。
陈士翰遗憾的是，闽南语和瓯语在他的小家庭终止了，只会说英语和普通话。但他相信，闽南语会在闽南、粤东的潮汕地区，台湾、海南和浙南三县等地代代相传、长久不息的。目前他正在教小孙女学几句“福建话，河洛话”，可能更接近我们在中原的祖先说的话。
陈士翰通过族谱进行医学研究很有成果。温州一带患稀有的眼疾：显性夜盲症，在福建话或闽南话，叫“鸡儿目”，瑞安叫“鸡白眼”。这种病是与生俱来的，而病状终生不变，患病者在夜间（黑暗或弱光中）是看不见东西的。陈士翰小时候就注意到这种病。陈士翰的祖父便是一个患者，他们共同生活了12年多，知道他的痛苦。还有他的叔公、表叔公、大姑、小姑和表姐等，很明显，这病是有遗传性的。这可能下意识中，后来引陈士翰走向人类遗传学这门专业，并取得成效。
1976年和在苍南故乡的妹妹多次通信后，陈士翰得知表姐（庄姓）的后代都患夜盲症，就要求她制一张家系图谱给他并指出其中的患者和不患者。同时，陈士翰又和另外一堂叔陈尚腾联络，要求他根据族谱并当面和书面去调查在莒溪老家中人员的患者和不患者。因此，查到家族人患夜盲症的至少有多代四十多人，是目前已知的国内最大的常染色体显性先天性夜盲家系。根据他们二人的报告和自己的研究，陈士翰早在1982年写成一文《原发性夜盲：一个中国家系的遗传报告》，刊登在上海的《眼科新进展》上。二十几年以后，陈士翰又加上病患者视网膜电生理和病理的资料，2005年同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眼科刘晓玲教授、博导合作一篇《先天静止性夜盲》发表在《百年树人》书上和英国著名的《人类遗传年鉴》上，世界医学界很多学者读后都认为这是不可多得之病例。今年7月中旬刘晓玲还和陈士翰讨论如何进一步做“有妫族”夜盲的分子生物学问题。
2008年陈士翰又发现了致这病基因的突变点又写了一篇短文，2008年在全美人类遗传学会年会上介绍。这个突变点是全世界文献上在视紫红素引起这类夜盲的突变四例的一个。在中国人中的第一例，当然引起中外医学界、眼科界的注意。因为这特殊的突变点在我们这大家族的发现，以后可作羊膜穿刺术，培养胎儿细胞，进而作产前检查以避免患这病的婴儿再出生，以根除这病再遗传下去。 陈士翰告诉我，夜盲症取得的成就是族人和本谱对人类眼视网膜的生理和病理知识的贡献。
他乡亦是故乡
“您六十多年没有回到故乡了，您有这个打算吗？现在家乡温州瑞安、苍南群众生活过得很不错，交通也很方便。”我这样一问，陈士翰很有伤感：“我现在因健康（己快八十了）和个人的问题，不便远行，中国近30年物质文化的进步，多数人生活得以改善是有目共睹的。说来惭愧，我从来没有到过平阳县城，更不必说温州、上海了，更遗憾的是没有来到瑞安马屿高峰，祭拜老祖宗，为祖宗祭扫过祖坟。我不是中国人最伟大的一代，却是最后一代的内地人……”
为什么称为自己为“最后一代的内地人”？“内地人”指的是1937年至1950年在大陆或香港出生，台湾长大，长住美国的美籍华人，是特殊历史之下的产物。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有一百多万来自大陆各省的眷属随国民党一起撤退到台湾。最普遍的是竹子泥巴搭成，屋顶盖稻草，再以竹篱笆做围墙形成的院落，这就是眷村。据台湾统计数据显示，全台湾眷村共有879个，共有9.85万户。当时简单房舍安顿却又保留了高度临时性，因为国民党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梦想与承诺。这样说吧，眷村在当时的“外省人”思想中注定要消失的，而且越快越好。眷村多存在一天，也就意味着“外省人”返回故乡的梦想远了一步。建立眷村的人是想回到大陆去的，但由于政治的变化，时间拖长，“回家”终成梦想，临时的顾客却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永远的家”。这或许仅限于少数家庭的经历，但精神上的无根宿命却有共同之处。眷村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浓缩了大时代小人物的欢喜与伤悲。
陈士翰虽然生于战乱，跟着父母到了台湾，但那不是他的选择，当回头看，这可能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陈士翰这代人是最后一代的内地人（或说“外省人”），年龄至少也有七八十岁，但他们的心依然牵挂着大陆、台湾民生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他很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为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陈士翰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的心一直向着祖国，关心美籍华人的悲惨历史。过去华人通过超乎常人的辛勤和忍耐，在新大陆得以立足，并为美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在美国社会里，他们经受歧视和凌辱。2015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终于就1882年《排华法案》道歉案进行表决，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陈士翰很欣慰的是，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三年前两岸直航互动，反映了大时代的历史轨迹。他乡、故乡早已模糊，他们的家在两岸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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