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河西走廊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使长期受其影响、熏陶的河西群众在性情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其间虽因战乱割据有所间断，但直到明代海运发达之前，在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横贯亚、欧、非三大洲的陆上交通纽带。固然，商贸交易是丝路活动的主要历史内容，但准确地说，丝绸之路还是一条“文化运河”。古罗马、波斯一带的杂技百戏，印度、阿拉伯的音乐、舞蹈，以及宗教很早就源源传入中国。龟兹乐、西凉乐直接影响到盛唐歌舞的繁荣。而中国古老的医学、文学、绘画、气象知识则传播至欧亚。就河西来说，许多西亚商人、僧侣长期滞留，胡汉杂居，互相影响，“胡人有妇能汉音，汉女亦能解胡琴”（明·戴良），胡人少宗族礼仪束缚，人性伸张，故而豁达。河西濒临边关、战事频仍，每遇战乱，则需家族村落团结自卫，至今还存留许多寨堡遗迹，故河西民众秉性刚烈且有团结精神。再是河西地域辽阔，雪山大漠，能恢宏人的气魄心胸，故河西人多豪爽大度，性格开朗，多慷慨悲壮之士，少鸡肠狗肚之人。
　　二
　　车行河西，一路观看，节令农事比内地晚半月左右。“五一”前后，关中平原早已小麦秀穗，油菜结荚。但河西小麦方才拔节，油菜花仍金黄，粉嘟嘟的桃花、洁白的梨花都开得正繁。正值春灌，渠水满溢，田野里，男女皆忙于春耕，包着头巾、身着鲜艳衣衫的妇女在前面牵牛，男子在后边扶犁，栽种洋芋、玉米，形成一幅色彩艳丽、生动鲜明的图画，颇有“男耕女织不相失”的古诗意境。
　　河西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尤以回族众多，他们热情地经商摆摊，态度和蔼，叫卖声洪亮。路经永登，曾去一家回民餐馆吃饭，负责柜台的是位回族老人，戴着白帽，脸色红润，蓄山羊胡子，嗓门极大，干脆利落，声如炸雷响彻耳边。此餐馆干净卫生，拉面粗细均匀，口味极鲜美，过后许久，齿仍留香。
　　还巧遇一起农家办丧事，男女老少皆戴白色孝帕，还有几位穿麻衣，像古装戏那样，想必是死者儿女，谓之披麻戴孝。所有人都举着孝幡，排着长长一串队伍，十分隆重。看去河西群众尊崇传统，胜于内地。
　　我们首次河西之行，仰仗两位画家杨立强、李世荣，他们都颇有名气，立强还是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书画俱佳，成就斐然；但皆拙言敏行，思考周到。他们一路委托帮忙的朋友，一言既诺，必见行动，相貌不同，豪爽却惊人地一致。尤其饭局，拳令急切，干脆利落，绝不赖账。印象至深的则是武威市委前后两任书记对秦腔的酷爱。
　　秦腔原本诞生于西北，尤其陕、甘两省根基最深，盖因其昂扬激越的唱腔与此二省刚烈民性相符，或者说陕、甘之刚烈民性是秦腔产生之本源。饭间，三杯酒下肚，两位书记心血来潮，竟唱起整本《劈山救母》，精神昂扬，字正腔圆，一招一式，如醉如痴。一时间，满座皆起，掌声热烈，恍然之间，让人想起千把年前古凉州的一次聚会，诗人岑参的诗《凉州城中与诸判官夜集》真切描绘：
　　凉州七里十万家，
　　胡人半解弹琵琶。
　　一生大笑能几回，
　　斗酒相逢须醉倒。
　　食牛羊肉泡馍，唱昂扬之秦腔，是河西环境使然。两位书记下乡，若唱一段秦腔，注定与群众打成一片，如鱼得水，优哉游哉！
　　三
　　河西群众的质朴、豪爽、善良、团结在战争年代最显光彩。当年红军组成西路军远征河西，由于让史家至今探究不尽的原因，兵败祁连，2万多健儿或血染战场，或身陷囹圄，或打乱失散，完全得力于河西群众冒死相救，才使相当一部分人得以生还。
　　徐一新，17岁去苏联学习，20岁任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副主任，是西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在与敌短兵相接中，与仅存的警卫员失散，被祁连山中裕固牧民相救，在山洞隐藏数月，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后才归队。
　　解放后曾任大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将军是西路军88师的政委，当年仅21岁，部队打散后，他和副师长熊德臣都身负重伤，正走投无路时，被民和县一户农民发现，并冒着马家军骑兵天天搜捕的危险，把他们藏在菜窖，直到伤好归队。
　　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熊国炳是西路军九名军政委员之一。西路军失败后，马家军把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等列为“赤匪首犯”，悬赏1200块大洋活捉。熊国炳受伤后不幸被马家骑兵抓住，先被看押在裕固人的毡房，马家军忙着抓人，刚一离开，那家好心的裕固人就把他放了。后来他又被一位农民张大爷收留，养好伤后，隐姓埋名，靠摆摊度日，直到解放。
　　类似这样的遭际，被河西群众掩护，得以生存下来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缓、连指导员吴兰英，西路军9军宣传干事郭富财、通讯班长王怀文，30军副营长廖永和，红军战士刘思贵……
　　几乎在整个河西走廊，都流传着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掩护、收留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感人故事。
　　其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看不到任何关于胜利的曙光。其实河西群众也压根不曾想到回报，只是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出于一种人道与良心，出于河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此情只应归大地，归于辽阔粗犷、绵绵无尽的河西走廊，归于豪爽仗义、质朴良善的河西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