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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着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过程。从系统角度来看，这个过程伴随着治理系统运行的动态过程，不可避免涉及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而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则归因于：系统本身的突现属性与相互联系;治理系统运作的互动复杂性;行为结果复杂性及其所导致的治理系统无效性。复杂性效应能够揭示治理系统的内在机理及其运行规律。对此，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有效应对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应把握系统的行动逻辑，对复杂性效应进行预判，并通过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治理系统中的有效行动。
〔关键词〕复杂性效应;治理系统;治理效能;行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5-0117-1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之一。可以说，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新发展阶段把握战略机遇的迫切需要，也是充分彰显国家制度重要优势的必然要求。从治理系统角度来看，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对治理效能释放具有重要影响，能否有效应对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决定着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程度。
一、治理系统复杂性：突现属性与相互联系
在全球范围内，一场根本性的、多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在多种力量（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进步、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大规模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逐渐形成。随着全球新秩序的发展，对治理的定义与范围也将扩展，治理逐渐被视为一种社会功能，其核心是引导社会走向众望所归的结果，这种社会功能致力于将社会导向世人共求的结果，以及避免众所不欲的结果，这需要超越“百灵丹”或固化的处方，去发明一种机制性的诊断方法，努力创造并形成一系列专门用于应对具体场景下的各类挑战的治理系统。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内生复杂性、测不准性、脆弱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复杂性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机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离不开复杂性范式”〔1〕。由此，系统研究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复杂性机制，构建面向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文化与机制，形成可辨识、写化解的风险治理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很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成功地创建并启动治理系统是持续追求人类福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2〕。
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治理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对一个复杂网络系统进行系统治理的建构过程，需要具有与以往治理与众不同的特质，体现为由单一系统转向复合系统、由“单向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治理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为解决人类一系列治理危机提供新方法和新途径。尤其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政治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各领域之间的耦合作用愈加显现，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也随之产生。随着治理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全球治理的挑战也迅速增大。在治理系统之中，环境治理系统与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决定了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人类开始从疫病、灾难、国家治理、国家合作等层面展开对疫情的反思：人类是否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维护“人类得以安全活动的空间”〔3〕？对此，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首先归因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由系统本身所呈现的突现属性与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所决定的。
（一）治理系统的突现属性
所谓系统，根据一般系统论创始人L.V.贝塔朗菲在其著作《一般系统论》中的定义，是指“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组织整体）的元素的集合”〔4〕。具体而言，按照颜泽贤等在《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中所述，系统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特征：“系统中存在着能相互区别的实体叫做元素;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对于产生出一个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的新的组织整体、新的系统分析层次是充分的，它蕴示着系统具有某种复杂的动态整体性，即系统与它的元素相比，具有某种突现性质”〔5〕。
系统具有不同于组成部分的属性，即“突现属性”。“突现属性”是复杂系统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和性质。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复杂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或行动主体所不具有的一种整体性质，简称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为系统所具有的一种全局性的新模式或行为，系统的一种宏观的序。“整体性可以说是所有突现概念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和含义，是各种突现论都承认的一种突现性质”〔6〕。从系统组成部分的性质里很难推论这种特性;“突现属性”是仅仅产生于结构组织的一种新特性，也可称为“突现的”属性。例如，知道每个钢琴键的音量有多大，就能精确地判断出新的曲调有怎样的音量或响度，但是同时按下两个琴健，这时钢琴所发出的声音就具有一种两个琴健各自单独演奏所不具有的特质。〔7〕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系统诸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构成了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即我们所说的系统整体。〔8〕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解释到：“尽管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但整体却可能是对称的;尽管组成部分是稳定的，但整体却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社会群体的属性，诸如它的构成、它的稳定性和它的目标，是不同于这个群体中个人所具有的构成、稳定性和目标的”〔9〕。因此，即使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非平和的和不稳定的，整体也可能是对称的、平和的和稳定的。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无论何时，只要某些要素相互结合，并且基于结合的事实而产生出新现象，那么很清楚，这些新现象就不属于原来的那些要素，而是属于它们的结合或互动所形成的整体。”〔10〕活细胞包含的只不过是矿物微粒，就像社会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单个的人。当单元通过互动构成治理系统时，治理系统便会具有与单元明显不同的特性。正如Klijn通过对行动者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众多持有不同世界观的行动者所构成的复杂性，这些行动者在不同竞技场（Arenas）中所持战略的冲突，以及制度多样性的原因，导致复杂性效应产生。〔11〕具体而言，Klijn认为导致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行动者在选择和改变战略时，导致了突现属性;二是在各种竞技场中无法预料的决定，导致了突然的和不可预料的因素出现;三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导致了行动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沟通的困难性。进而，Klijin强调应对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是这一过程必须坚决杜绝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导致的对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忽略。Kim从行动者的互动性、动态与非均衡世界中知识的获得与相互学习、政策过程的涌现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治理系统复杂性的理解。首先，系统中的多元行动者和组织具有适应性、自主性和目的性，这些行动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系统的行为及其演进难以预测，这是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最大区别。其次，标准化的程序和知识无法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因此，当环境急剧变动、不确定性盛行的时候，行动者必须能够自由地反映混乱、困惑或质疑。这需要通过某种机制，促进行動者不断地相互学习，获取创造性的知识，这是应对复杂性的关键。再次，公共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复杂系统的一种涌现（突现）现象，即它是一种解释以及基于解释的文本颁布，但不能被还原为创始者的初始意图或者法律的文本。〔12〕因此，Kim建议采用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s）来丰富公共政策分析的手段。这是一种通过计算机的人为虚拟模型。〔13〕 （二）相互联系的复杂性
治理系统还具有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这归因于系统元素的复杂性。所谓系统的元素，是指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若穷尽向下划分，是可以根据层次不断细化分解直到单个的“人”和具体的活动的。系统元素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相互约束或相互抑制的关系，即它们彼此改变对方的状态或空间，改变对方的行为路线或行为方式;“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通过交换物质、能量或信息来实现，通常表现为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约束，在形成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结构一旦形成，它又反过来对元素的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14〕。例如，毛征兵等人曾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互动机理，以及开放经济系统各子系统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阐述，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复杂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限制形成了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特有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技术结构、人力就业结构等，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持续增长;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中国经济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各种经济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综合作用下来，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15〕治理系统的这种复杂属性并不意味着缺乏规律性。正如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说：“每当我无意中发现正处于振动变化之中的系统的时候……我都会探寻系统的滞后的反馈。通过这种研究，我认为……行为决定于结构，而不决定于构成要素是电路、荷尔蒙还是动物”〔16〕。在治理系统中，行动者的行为选择至关紧要，而且这种行为选择会受到行动者关于系统如何运行的观念所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从行动者的选择偏好或权力的角度去解释行动者的选择偏好。实际上，选择偏好的出发点往往是行动者居于治理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受治理系统的影响程度。不仅行为选择偏好受行动者居于治理系统中位置所影响，而且行动者的权力也会受到系统结构的影响。事实上，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也是通过与治理系统互动而形成的，并能够根据其在治理系统中位置和状况来解释。
治理系统不仅能够影响行动者，而且还受行动者的选择倾向驱动，而这些行为又是由行动者各自的动机、治理系统目标所推动。不过，如果行为的状态是复杂的或具有不可预见性，其所导致的行为结果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这是因为行为结果是通过互动形成的。从行为意图到行为结果是个复杂过程。治理系统中行为结果的链条具有延展性，会跨越时空，导致系统效应呈现多元化。当治理系统内部行动者的行为相互联系的链条长而复杂时，行为结果更可能具有不可预见性。治理系统内部相互联系也带来复杂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治理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任何一种变化都可能带来其他变化，或者说会禁止乃至约束其他变化。
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的各种相互联系对于政策执行偏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某些联系会使得治理系统对变化有抵抗力，而另一些联系则容易造成治理系统的不稳定。如果一种因素或关系只有在其他一些因素或关系变化时才发生改变，那么只进行小而慢的调整是无意义的，因为每一个因素对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一种“否决”〔17〕。一个要素控制另一个要素，而该要素又控制第三个要素，由此就造成了巨大的间接影响。在某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要素发生细微变化，都会引发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治理系统及其要素的剧烈改变。例如，净化港口水质会导致软体动物增多，而这会破坏木质码头和船舱壁。那么，面对治理系统产生的结果难以预见的复杂过程，如何有效地促进预期结果实现呢？由于治理系统内部存在相互联系，许多互动是间接的、中介性的和滞后的。例如，那些反对用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的人造激素的人认为，更大量奶水的流动会导致奶牛乳房感染，这就需要增加抗生素的使用，从而会加速抗药性细菌的传播。正如生态学研究者们所强调的，当所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较远的事件时，进行预测甚至事后解释都是极为困难。〔18〕然而，治理系统的这种复杂性效应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对治理系统具有足够了解，就能够根据预期的间接效应去制定政策。例如，某些种类的混合肥料消除有害微生物对作物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杀死有害微生物的方式，而是通过促进那些对有害微生物起抑制作用的其他多种微生物生长来实现的。
二、互动复杂性：治理系统动态分析
在治理系统中一个变量可能会通过非线性的功能起作用。更确切地说，这个变量可能对治理系统产生非对称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某些变量会发挥很大作用，随后依照收益递减法则发挥效果。在其他情况下，影响效应只有积累到临界程度才能发生。此外，某些变量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其他变量作用发挥程度。伴随着促进因素作用发挥，影响效应的方向可能发生逆转。也就是，曲线关系（curvilinear relations）是普遍存在的。曲线上升到某一点之前，压力似乎能够提高决策的质量;在此之后，施加额外压力则会降低决策质量。
与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的缺失相关，“次优”（second best）的情况不会自动地产生“次优”的结果。说得确切些，如果变量A至Z的存在能够产生出最优结果，那么如果变量Z不存在，则变量A至Y的存在能够产生次于最优的结果。然而，在这些变量互动的情况下，情形就未必如此了。由于所遵循的轨道并不是单线的（unilinear），因此向一个目标的运行有可能使之离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这就意味着，治理系统的运作特征并不是平滑的发展而是跳跃，某些目标的实现也许只能经由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在治理系统中，一项政策或系统输入的微小改变所引起的直接反响，可能几乎无法预测滞后效应会怎样，甚至更无法预测随之而来的连锁效应。相类似，事物并不是缓慢发展的，当变量以非线性方式互动时，变化可能并不是渐进的。相反，在一个较长时期之内，治理系统在突然崩溃或变迁之前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恶化状况。
更确切地说，治理系统内行动者常常是通过“互动”产生行为结果，而这些行为结果不能通过线性模型（linear models）來理解。线性（linearity）涉及了两个命题：治理系统输出（output）的变化与输入（input）的变化是成比例的;治理系统的两个输入之和所对应的输出等于单个输入所产生之输出的总和。这主要是因为治理系统中行动者及其环境相互塑造，并存在以下互动复杂性。 （一）第一种互动复杂性：复杂性效应无法从孤立的行动者中预测出来
复杂性效应并不是所有互动行为偏好的简单集合，而是取决于行动者在战略上是如何行动的，以及其他互动行为是如何构建的。复杂的治理系统往往因为一系列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而崩溃，但也可能每一个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存在的情况下对治理系统毫无影响。
当多个要素互动时，确定每个要素的影响作用是困难的，因为每个要素对系统产生影响的范围乃至方向都取决于其他要素的状态。任何行为结果很难归因于某个变量（比如，资源），或者归因于另一个变量（比如，环境）：系统中行动者不是“一个可以分割的混合物（比如拿两副背面不同的牌进行洗牌），而是一个……不可分实体。”〔19〕从更大范围来看，人们通常认为生物的演化是通过高级特性的扩展而进行的，而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特定范围内一种特性才有生存价值，正如在一种环境下赋予了某一植物或動物以优势，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是劣势。同样，人们能够组建起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团队，尽管——或者甚至是因为——团队中每一个人都极为普通，但处在其他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甚至是更弱的影响。〔20〕在拼板游戏中，关键板块比其他板块重要得多，然而这种重要性的存在，更多地取决于其他板块已经被正确地拼在了一起。
当谈到治理系统时，为了试图评估一项要素或者行为的复杂性效应，不得不去理解系统内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许多事例中，可能出现功能替代者（functional substitutes），也就是，如果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一个要素不存在了，可能产生相同效应的要素会生成。当若干要素互动产生效应时，很难确定每一个要素分别所起的作用。由此，可以尝试跟踪一项行动的衍生结果并探究治理系统动态的运作效应。例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和发展，老的产业不断衰退或向国外转移，正是产业所依赖的竞争优势的变化导致了产业的更替;中国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在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早期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现在则是电子、机电、新能源等后起产业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人力资源供给不仅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更出现了驱动力的变化，人口中高等教育水平人力资源供给的上升来自中国教育产业的大发展;中国国际金融早期的发展得益于外贸规模的扩大，近年来则直接得益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及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二）第二种互动复杂性：行动者之间行为结果相互影响
当治理系统中行动者有意识地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作出反应，并预测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时，行动者之间的战略互动就发生了。行动者能使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可行性，也能对之起阻碍作用。实际上，一个行动者对他者行为的预期，部分来说是源于对他者的这样一种评估，即他者对自己将做什么会怎样想。在某些情况下，行动者选择与其他行动者相同的战略可以达到预期，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必须采纳与他者不同的战略才能实现预期。例如，只有其他绝大多数人都不收集瓶盖或棒球卡时，一个人收集这类物品才能从中得益。实际上，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可能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的。
反之，在协同博弈（games of coordination）中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因为所有行动者都选择的行为对其他行动者可以起到正向效果。当大多数行动者采取一种行为模式时，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就形成了。例如，只要大家都遵循同样规则，那么无论一致遵循驾车行驶道路的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实现预期结果。例如，中国开放经济系统要形成协同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精辟概括地给出这一目标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21〕，这对中国开放经济的所有参与主体，包括涉外的企业、银行、投资机构和各级政府外经管理部门都能形成一个明确的行为导向，引领经济主体自觉采取一致的行动，提高系统元素之间和结构之间的“和谐度”，从而降低系统的摩擦、冲突和风险。
（三）第三种互动复杂性：行动者改变环境
为了研究一个治理系统，必须研究治理系统环境的各种变量;然后固定某些环境变量的值，通过考察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及其变化下，治理系统怎样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来发现治理系统状态随环境变量变化的规律性。例如，我国开放经济系统的环境包括自然、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而每一大类环境要素又可细分为很多层次。治理系统元素主动或被动地与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元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互动，并随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而演化和适应，因而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治理系统复杂性的最重要来源;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行为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关键因素。尤其是行动者最初的行为或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后来的行为或结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强有力的动态过程能够解释行动者的选择倾向随时间推移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行动者在环境中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会通过自然选择而推动进化。但是，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进化（coevolution）：植物和动物不仅适应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环境。像自然系统一样，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每一个政策或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政策或行动，并会重塑外部政策环境。在凯利（Kelley）和Stahelski所作的一项实验中，抱信任态度的对象与抱不信任态度的对象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前者倾向于作出合作性反应，后者倾向于作出不合作反应，并因而重塑了各自行为的不同环境。〔22〕对于博弈中将要失利的行动者来说，一种常见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数量，这一策略可以在不改变资源的情况下改变博弈结果。
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也可能为互动所改变。互动能够重塑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从而决定行动者之后的行为选择。由于行动者倾向于将自我意象与其行为纠缠在一起并且进行自我辩护，因此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会随互动过程不断生成，并且会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过程，“惯习”会产生，即便没有使之强化，也能导致行动的连续性。很显然，当行动者受到经验——包括那些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经验——的影响时，他们就会将环境向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改变。由于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已被改变，所以，行动者之后所采取的同样行动，未必能产生同样的行动结果。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互动范式几乎不涉及这样的事情，即严格而迅速地区分出前提条件和行为后果。行为结果对于随后的行为来说就是前提”〔23〕。行动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环境，但从互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的偏好、特性和意向可能也是先前环境的产物。当行动者对自身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环境作出反应时，治理系统便会产生循环效应（circular effects），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常常也会根据新环境改变自身行动。 总而言之，治理系统内存在三类互动复杂性：两个或更多要素所产生的互动结果，是无法通过孤立地考察每一个要素来预测的;一项政策或者战略的最终效果依赖于其他政策或战略的复杂性效应;行动者行为改变环境是通过影响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等，从而重塑环境轨迹的方式。以上三类互动复杂性很好地解释了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常常大相径庭，进而揭示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
三、行为结果复杂性：治理系统无效性分析
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充满了悖论与反馈的治理系统。虽然复杂性效应可以伴随无生命的物体发生，但人类可以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治理系统。治理系统中行动者行为会受到对于他者行为预期的影响，反之亦然。那么，博弈理论的发展是否改进了人类的福祉或有利于那些理解该理论原则的人？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经验可能使行动者更难以达成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离开复杂性效应是很难抽象地谈论一项战略的好与坏的。社会生活领域充满着复杂性效应，大多复杂性效应甚至是反思式的，也是行动者对他者行为预期的产物。
在治理系统中，常常存在一种“感觉造就现实”〔24〕的信心博弈。由于行动者都知道这是一场博弈，因此行为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尽管行动者会受到系统动态反馈的影响，但是治理系统中行动者可能并未意识到他者与自己都会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例如，如果许多公司看好六年后某一领域的市场前景，那么它们就会采取行动。但是，在采取行动时一些公司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他公司很可能也会采取同样行动，而可能的结果则是六年后市场供过于求。
（一）检验命题的无效性
检验命题正确与否的通常做法，是将只有一个变量不同的两种情形进行比较。然而，在一个治理系统中，通过观察单一行为或要素变化来预期这个复杂性效应很可能产生误导，因为这一做法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这种复杂性效应归因于系统的“突现属性”和相互联系的复杂性。复杂性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行为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这是因为系统内部要素互动具有复杂性。第一种互动复杂性是，治理系统中各个要素互动时，每个要素各自运作所产生的影响加合，并不代表治理系统的互动效应。第二种互动复杂性是，治理系统中行动者不仅作出反应，而且会评估他者对其行为会有怎样的预期，从而预测他者可能采取的行为。第三种互动复杂性是，在系统运作的循环过程中，行动者会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行动者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一个行为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可能并不是可预期的。因此，如果治理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很难预测治理系统之后会发生的复杂性效应。这是因为一个变量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变量，行为既塑造其环境，又为环境所塑造。正如博弈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行动者动机的改变将改变他者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问题在于所有的因素都是互动的，因为两方决策者都知道对方的观点，并且知道他们的部分利益是冲突的。例如，倘若加重对超速行驶的处罚力度，常识表明司机会减慢车速。然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处罚的执行方式保持不变，在短期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事实情况则可能与之相反。由于极少有人超速，警察有可能把用于交通管理的资源转用于履行其他职责，这样超速者便有了更大的自由。
由于复杂性效应是众多因素互动的产物，因此，在一个治理系统中，检验命题正确与否是困难的。而且，当所关注的变量影响其他变量时，更不容易让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当推测治理系统中变量的预期影响时，检验命题会遇到障碍。例如，可以比较建有防洪堤的区域与未建防洪堤的区域发生水灾的概率，进而评估防洪措施的有效性。然而，即使最终结果是两者概率相同，也不能就此得出防洪堤无效的结论，因为这些堤坝可能建在了特别容易发生洪水的区域。此外，在一个区域限制河流流量，也会增加其他区域发生洪灾的机会。
如果每一个行为体都知道，人们相信他的行为所揭示的特征与他在后来互动中的行为相联系，那么检验命题的标准方法就更有问题了。例如，常识表明，相比于矮小柔弱的女子，高大强壮的男子更可能选择对劫匪进行反击。但是，实际情形与实验预测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进行抵抗的概率大体一致。这不仅是归因于劫匪不会随机地选择受害者，而且还归因于受害者也可能会意识到只有特别强壮、凶恶或有强烈动机的劫匪才会攻击他，选择反击将是不明智的做法。可见，行动者的行为是建立在对他者行为预期的基础之上。正如威慑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在类似“比大胆”的博弈局势中，一方能够通过向另一方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而增加获胜的机会。
（二）过度干预的无效性
治理系统存在非预期的复杂性效应：在一些情况下，结果与意图是相反的;在另一些情况下，结果可能与意图不相关。即使增加行动者的可支配的资源，非预期的行为结果仍会出现。这是因为行动者并不存在在一个线性关系中，给予行动者激励或命令并不能削弱复杂性效应。实际上，激励或命令之所以达不到预期目的，并不是因为激励没有效果或者行动者忽视命令，而是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行动者遵循而导致非预期结果。例如，在加大生产量的激励或命令下，工厂会以巨大的浪费生产出大量劣质产品;在以最低浪费进行生产的激励或命令下，服装厂生产出的则全是大号衣服。此外，当激励范围超出目标人群时，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中，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例如，改善社会中不幸者的悲惨处境，可能使更多人假装不幸。〔25〕由于人们知道自己如果贫困就会得到帮助，因此可能便不会采取努力以避免贫困发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甚至改善他们的避难场所环境，会导致很多居住条件一般的群体放弃原有的住房。为生活在不安全环境中的群体优先提供住房，会促使很多人选择暂时迁往不安全环境中居住。同样地，救援那些在荒野迷路或者不理会飓风警报的人，可能会鼓励更多人选择冒险的行动。给饥饿的难民提供食物，会导致更多人进入难民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讽刺”〔26〕，过度干预将行为引向有违意愿的预期。 尽管治理系统中的复杂互动意味着某些行为结果将是非预期的。但是，直接效应仍是在起作用的，否则，社会进步就难以实现。事实上，尽管只有在治理系统中其他所有要素都受到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总是无用的或妨碍达到预期目的。例如，食物券极大地减少了饥饿现象，公共卫生措施减少了疾病，高速公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务和旅游，尽管这个过程会产生非预期的“副作用”。正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强调的，直接效应（straightforward effects）是常见的，并且往往支配着反常效应（perverse effects）。尽管当管理寻求通过规则来限制非预期行为时，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与其说是规则执行效果不理想，不如说是治理系统互动复杂性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强制要求自行车安装车尾灯，那么自行车手的死亡率就会立即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夜间驾驶汽车者预期会更容易地观察到骑车者，因而会开得更快而撞上更多的骑车者，特别是那些尾灯坏了的骑车者。研究还发现，在安装坐椅安全带、吸能式转向柱等安全装备之后，驾驶汽车者伤亡情况减少了，但是行人的伤亡情况却增加了。〔27〕实际上，这是因为安全装备促使驾驶汽车者在安全限度下，保持更快车速并且更加疏忽大意。〔28〕这样的抵消性行为（offsetting behavior）会导致所谓“泰坦尼克号效应”：由于船长认为安全系数如此之大，以致为了使船速更快，稍微降低安全系数是可以的，因而采取了较少的预防措施。杰拉尔德·怀尔德（Gerald Wilde）概述了上述逻辑：假定保护或预防措施导致行动者们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影响（intrinsic effect）的意识，即这些保护或预防措施对于事故发生率降低有影响。这就意味着实际影响需要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即汽车流量或行驶方式不变）。〔29〕然而，风险动态平衡理论（risk homeostasis theory）预言，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是无效的，实际上行动者们会相应调整他们的行为，这导致实际风险（target risk）与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不一致。
治理系统内部相互联系的复杂性意味着：不能确保管理将会按照预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并不能准确预期行动者将如何反应、不同反应行为将如何互动、行动者将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行为。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简单方式来预期管理效果，就复杂性效应而言，甚至很难预期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各种力量的运作能够使治理系统走向均衡。尽管管理目的是封锁行为体的非预期性行为路径，但行为体往往会另觅他路，甚至许多行为体的动机或机遇也会发生变化，而导致行为很可能会朝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而且会经由相互联系和复杂互动而产生复杂性效应。
四、应对复杂性效应的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复杂性这一事实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不但不可能减弱或消失，反而将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社会中，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的是各种社会组成要素的流动和相互渗透。社会要素的流动与渗透打破了要素之间的传统边界，使得各种要素混杂在一起。针对任一要素的治理，均可能由于导致其它要素的变化，并进而导致预期治理结果出现偏差。例如，通过禁止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上路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便可能由于导致私人轿车需求的大量增加，而削弱了治理的效果。因此，对于治理理论研究而言，复杂性这一事实是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复杂性视角的引入则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局限性，为传统的治理研究提供有效的补充。而这正是复杂性效应在治理系统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所在。
（一）对复杂性效应进行预判
由于治理系统内部众多变量相互作用，因此非预期结果大量存在，而且达到某一目标的直接路径常常会通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复杂性效应很难被准确预估到。对于变革来说，这似乎是消极的结论。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复杂性效应的存在未必会削弱积极行动。尽管达到目标没有直截了当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所有的事物都有联系，但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有更多的联系。实际上，没有人类干预的治理系统是不存在的。没有哪片森林不曾被人类行为所触及;“未受干扰之生态”的概念没有意义;甚至——或尤其是——最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过是人类持续操控的产物。即使人们有这样的意愿，“让自然界自行其是”而不受干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实际上，治理系统中许多行为是可以根据对复杂性效应的预判作出调整的。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曾解释到，“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不得不包括‘有关预期反应的法则’——人们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根据对他者所予的预期调整了他们的诉求”〔30〕。
尽管治理系统总是处在运动之中，但是治理系统的自由度并不是无限的。排他的选择可以限制（即便不能消除也要缩小）非预期结果产生的可能性。行动者可以通过预测他者可能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非预期结果产生。尽管许多不理想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决策者不采取特别措施就可能导致预期结果发生，那么这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预期结果发生。这就是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对于“许多国家尽管（或者说实际上是因为）存在容易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却能保持稳定”所作出的相应解释。这里的基本动态就是“困境激发斗志”〔31〕。如果人们相信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应付危险，那么这种预期就会导致人们去努力克服它。例如，为什么对全球饥荒的种种恐怖预报迄今没有变成现实，一项研究认为原因就是这些预报“的结果是形成了增加食品产量的巨大努力”〔32〕。可见，“利普哈特效应”有助于使危险局势转变成安全局势。无论何时，只要兩个行为体发现它们之间关系正变得异常紧张，并且想要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它们就会协力改变事态运行的轨道。 利普哈特效应表明：治理系统中行动者不仅会根据反应调整行动，而且还谋求特定的关系或结果。当一个或多个行为体力图建立或维持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时，常见结果就是产生“准动态平衡”。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是恒定的或精确的，但负反馈仍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并减少因行为体相互作出反应而引发的变化。正如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人们往往会以抵消性行为来适应变革的环境。在国际关系中，“准动态平衡”〔33〕也会发生作用。如果A国试图表明对B国的不满，并且暗示如果B不改变其行为就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对B国来说，常见的对应策略就是轻视或忽略A国发出的信号。随后A国可能采取升级行动。换言之，如果A国打算加剧紧张程度的话，那么B国试图降低紧张程度的努力很难实现。如同权力平衡的运作一样，“准动态平衡”的作用是限制行为体能够得到的以及可能寻求的利益。
（二）在治理系统中有效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唯有利用复杂性效应，行动者才能实现目标：如果直接途径无效，那么可以利用间接效应，采取反向行动、通过多头并举等途径来实现有效行动。
间接效应可以用来改变他者面对的激励，因而能使他们转向所期望的方向。例如，控制虫害可以通过破坏害虫的繁殖地、引进与害虫竞争或捕食它们的其他物种。从更大范围来看，间接效应可以通过改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环境来促成所希望的行为结果。
此外，还可以通过采取反向行动，并且利用人们的预期反应来产生理想的行为结果。尽管实施这一方法的必备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是，采取反向行动的预期效果还是可以通过若干机制来实现。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反向战略会成功：在A点上的佯攻也许能够使对B点的攻击成功。这正如“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34〕对于非预期目标，行动者或许也能通过反向行动来实现。例如，一家银行否认面临困境，可能会加速挤兑行为。反之，更好的应对办法也许是告知储户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取出储蓄。
由于人们往往存在这一心理：倾向于认为容易实现的目标缺少价值。因此，“难以实现”的反向策略就会增加事物的吸引力。与之类似，一个物品定价过低也许更难以售出，因为潜在买主会担心物品有瑕疵，或者对最初主观上的高估价产生疑问。如果行动者相信他人会对压力作出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就可能会被避免。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行动者会对“反常的干预”（paradoxical intervention）作出回应。
控制治理系统内部同时起作用的多个要素，常常可以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例如，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必须与改善乡村环境相结合，否则那些受过高质量教育的人们就会离开乡村。由此，为了实现预期结果，必须多头并举。加勒特·詹姆斯·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对此举了一系列事例，“如果有很多孩子夭折，那么计划生育就不会有成效，而保健结合计划生育，就能够产生健康、小型家庭和稳定的社会”〔35〕。尽管在贫穷国家改善公共卫生能增加人们的寿命，但这也增加了人口，并因此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人口。实际上，福利计划会抑制人们工作积极性;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将会增加获得救助者人数;建造新的高速公路未必能够减少交通拥堵。尽管政策制定者不断尝试预测他者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改变，但是问题几乎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政策设计得多么合理，非预期性效果仍不是完全可以避免。治理系统设计得越严密，断裂所造成的衍生效应也就越大。在许多情况下，行动者只有有限的能力来对结果进行预测。灵活与弹性是确保实现预期所必备的。由此，必须保障政策被连续地调整，其目标是揭示政策过程中不同影响因素与治理效果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从而积累必要的知识，使得政策结果可以被预测和控制。当治理系统中一个因素表现不佳或失效时，就需要采取其他措施进行改进;当非预期互动出现时，采取相应调整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措施。
总之，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治理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日益加强，政策要素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日益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现象。而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研究治理系统，则将其研究目标聚焦于对治理系统复杂性效应的探索，增强对治理过程中由于联系和互动所导致的非线性现象的理解，则有效弥补传统治理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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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CDJ010）
〔作者简介〕马正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732。
〔关键词〕复杂性效应;治理系统;治理效能;行动逻辑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5-0117-1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之一。可以说，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新发展阶段把握战略机遇的迫切需要，也是充分彰显国家制度重要优势的必然要求。从治理系统角度来看，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对治理效能释放具有重要影响，能否有效应对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决定着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程度。
一、治理系统复杂性：突现属性与相互联系
在全球范围内，一场根本性的、多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在多种力量（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进步、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大规模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的共同推动下，一种新的全球秩序逐渐形成。随着全球新秩序的发展，对治理的定义与范围也将扩展，治理逐渐被视为一种社会功能，其核心是引导社会走向众望所归的结果，这种社会功能致力于将社会导向世人共求的结果，以及避免众所不欲的结果，这需要超越“百灵丹”或固化的处方，去发明一种机制性的诊断方法，努力创造并形成一系列专门用于应对具体场景下的各类挑战的治理系统。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内生复杂性、测不准性、脆弱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复杂性是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机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离不开复杂性范式”〔1〕。由此，系统研究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复杂性机制，构建面向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文化与机制，形成可辨识、写化解的风险治理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很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成功地创建并启动治理系统是持续追求人类福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2〕。
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治理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对一个复杂网络系统进行系统治理的建构过程，需要具有与以往治理与众不同的特质，体现为由单一系统转向复合系统、由“单向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治理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为解决人类一系列治理危机提供新方法和新途径。尤其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政治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生态系统等各领域之间的耦合作用愈加显现，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也随之产生。随着治理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全球治理的挑战也迅速增大。在治理系统之中，环境治理系统与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决定了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例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人类开始从疫病、灾难、国家治理、国家合作等层面展开对疫情的反思：人类是否有能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维护“人类得以安全活动的空间”〔3〕？对此，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入研究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首先归因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由系统本身所呈现的突现属性与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所决定的。
（一）治理系统的突现属性
所谓系统，根据一般系统论创始人L.V.贝塔朗菲在其著作《一般系统论》中的定义，是指“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从而形成组织整体）的元素的集合”〔4〕。具体而言，按照颜泽贤等在《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中所述，系统的定义至少包含三个特征：“系统中存在着能相互区别的实体叫做元素;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或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对于产生出一个与周围环境区别开来的新的组织整体、新的系统分析层次是充分的，它蕴示着系统具有某种复杂的动态整体性，即系统与它的元素相比，具有某种突现性质”〔5〕。
系统具有不同于组成部分的属性，即“突现属性”。“突现属性”是复杂系统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和性质。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复杂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或行动主体所不具有的一种整体性质，简称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主要表现为系统所具有的一种全局性的新模式或行为，系统的一种宏观的序。“整体性可以说是所有突现概念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和含义，是各种突现论都承认的一种突现性质”〔6〕。从系统组成部分的性质里很难推论这种特性;“突现属性”是仅仅产生于结构组织的一种新特性，也可称为“突现的”属性。例如，知道每个钢琴键的音量有多大，就能精确地判断出新的曲调有怎样的音量或响度，但是同时按下两个琴健，这时钢琴所发出的声音就具有一种两个琴健各自单独演奏所不具有的特质。〔7〕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系统诸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构成了系统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即我们所说的系统整体。〔8〕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解释到：“尽管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但整体却可能是对称的;尽管组成部分是稳定的，但整体却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社会群体的属性，诸如它的构成、它的稳定性和它的目标，是不同于这个群体中个人所具有的构成、稳定性和目标的”〔9〕。因此，即使组成部分是非对称的、非平和的和不稳定的，整体也可能是对称的、平和的和稳定的。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无论何时，只要某些要素相互结合，并且基于结合的事实而产生出新现象，那么很清楚，这些新现象就不属于原来的那些要素，而是属于它们的结合或互动所形成的整体。”〔10〕活细胞包含的只不过是矿物微粒，就像社会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单个的人。当单元通过互动构成治理系统时，治理系统便会具有与单元明显不同的特性。正如Klijn通过对行动者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众多持有不同世界观的行动者所构成的复杂性，这些行动者在不同竞技场（Arenas）中所持战略的冲突，以及制度多样性的原因，导致复杂性效应产生。〔11〕具体而言，Klijn认为导致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行动者在选择和改变战略时，导致了突现属性;二是在各种竞技场中无法预料的决定，导致了突然的和不可预料的因素出现;三是复杂的制度设计导致了行动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沟通的困难性。进而，Klijin强调应对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关键是这一过程必须坚决杜绝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导致的对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的忽略。Kim从行动者的互动性、动态与非均衡世界中知识的获得与相互学习、政策过程的涌现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治理系统复杂性的理解。首先，系统中的多元行动者和组织具有适应性、自主性和目的性，这些行动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系统的行为及其演进难以预测，这是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最大区别。其次，标准化的程序和知识无法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因此，当环境急剧变动、不确定性盛行的时候，行动者必须能够自由地反映混乱、困惑或质疑。这需要通过某种机制，促进行動者不断地相互学习，获取创造性的知识，这是应对复杂性的关键。再次，公共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复杂系统的一种涌现（突现）现象，即它是一种解释以及基于解释的文本颁布，但不能被还原为创始者的初始意图或者法律的文本。〔12〕因此，Kim建议采用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s）来丰富公共政策分析的手段。这是一种通过计算机的人为虚拟模型。〔13〕 （二）相互联系的复杂性
治理系统还具有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这归因于系统元素的复杂性。所谓系统的元素，是指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若穷尽向下划分，是可以根据层次不断细化分解直到单个的“人”和具体的活动的。系统元素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相互约束或相互抑制的关系，即它们彼此改变对方的状态或空间，改变对方的行为路线或行为方式;“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通过交换物质、能量或信息来实现，通常表现为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约束，在形成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结构一旦形成，它又反过来对元素的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14〕。例如，毛征兵等人曾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互动机理，以及开放经济系统各子系统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阐述，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复杂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限制形成了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特有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技术结构、人力就业结构等，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持续增长;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中国经济的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引起各种经济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综合作用下来，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15〕治理系统的这种复杂属性并不意味着缺乏规律性。正如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所说：“每当我无意中发现正处于振动变化之中的系统的时候……我都会探寻系统的滞后的反馈。通过这种研究，我认为……行为决定于结构，而不决定于构成要素是电路、荷尔蒙还是动物”〔16〕。在治理系统中，行动者的行为选择至关紧要，而且这种行为选择会受到行动者关于系统如何运行的观念所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从行动者的选择偏好或权力的角度去解释行动者的选择偏好。实际上，选择偏好的出发点往往是行动者居于治理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受治理系统的影响程度。不仅行为选择偏好受行动者居于治理系统中位置所影响，而且行动者的权力也会受到系统结构的影响。事实上，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也是通过与治理系统互动而形成的，并能够根据其在治理系统中位置和状况来解释。
治理系统不仅能够影响行动者，而且还受行动者的选择倾向驱动，而这些行为又是由行动者各自的动机、治理系统目标所推动。不过，如果行为的状态是复杂的或具有不可预见性，其所导致的行为结果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这是因为行为结果是通过互动形成的。从行为意图到行为结果是个复杂过程。治理系统中行为结果的链条具有延展性，会跨越时空，导致系统效应呈现多元化。当治理系统内部行动者的行为相互联系的链条长而复杂时，行为结果更可能具有不可预见性。治理系统内部相互联系也带来复杂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治理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任何一种变化都可能带来其他变化，或者说会禁止乃至约束其他变化。
在现实中的确存在的各种相互联系对于政策执行偏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某些联系会使得治理系统对变化有抵抗力，而另一些联系则容易造成治理系统的不稳定。如果一种因素或关系只有在其他一些因素或关系变化时才发生改变，那么只进行小而慢的调整是无意义的，因为每一个因素对所有其他因素都是一种“否决”〔17〕。一个要素控制另一个要素，而该要素又控制第三个要素，由此就造成了巨大的间接影响。在某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要素发生细微变化，都会引发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治理系统及其要素的剧烈改变。例如，净化港口水质会导致软体动物增多，而这会破坏木质码头和船舱壁。那么，面对治理系统产生的结果难以预见的复杂过程，如何有效地促进预期结果实现呢？由于治理系统内部存在相互联系，许多互动是间接的、中介性的和滞后的。例如，那些反对用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的人造激素的人认为，更大量奶水的流动会导致奶牛乳房感染，这就需要增加抗生素的使用，从而会加速抗药性细菌的传播。正如生态学研究者们所强调的，当所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较远的事件时，进行预测甚至事后解释都是极为困难。〔18〕然而，治理系统的这种复杂性效应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对治理系统具有足够了解，就能够根据预期的间接效应去制定政策。例如，某些种类的混合肥料消除有害微生物对作物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杀死有害微生物的方式，而是通过促进那些对有害微生物起抑制作用的其他多种微生物生长来实现的。
二、互动复杂性：治理系统动态分析
在治理系统中一个变量可能会通过非线性的功能起作用。更确切地说，这个变量可能对治理系统产生非对称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某些变量会发挥很大作用，随后依照收益递减法则发挥效果。在其他情况下，影响效应只有积累到临界程度才能发生。此外，某些变量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其他变量作用发挥程度。伴随着促进因素作用发挥，影响效应的方向可能发生逆转。也就是，曲线关系（curvilinear relations）是普遍存在的。曲线上升到某一点之前，压力似乎能够提高决策的质量;在此之后，施加额外压力则会降低决策质量。
与相称性（proportionality）的缺失相关，“次优”（second best）的情况不会自动地产生“次优”的结果。说得确切些，如果变量A至Z的存在能够产生出最优结果，那么如果变量Z不存在，则变量A至Y的存在能够产生次于最优的结果。然而，在这些变量互动的情况下，情形就未必如此了。由于所遵循的轨道并不是单线的（unilinear），因此向一个目标的运行有可能使之离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这就意味着，治理系统的运作特征并不是平滑的发展而是跳跃，某些目标的实现也许只能经由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在治理系统中，一项政策或系统输入的微小改变所引起的直接反响，可能几乎无法预测滞后效应会怎样，甚至更无法预测随之而来的连锁效应。相类似，事物并不是缓慢发展的，当变量以非线性方式互动时，变化可能并不是渐进的。相反，在一个较长时期之内，治理系统在突然崩溃或变迁之前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恶化状况。
更确切地说，治理系统内行动者常常是通过“互动”产生行为结果，而这些行为结果不能通过线性模型（linear models）來理解。线性（linearity）涉及了两个命题：治理系统输出（output）的变化与输入（input）的变化是成比例的;治理系统的两个输入之和所对应的输出等于单个输入所产生之输出的总和。这主要是因为治理系统中行动者及其环境相互塑造，并存在以下互动复杂性。 （一）第一种互动复杂性：复杂性效应无法从孤立的行动者中预测出来
复杂性效应并不是所有互动行为偏好的简单集合，而是取决于行动者在战略上是如何行动的，以及其他互动行为是如何构建的。复杂的治理系统往往因为一系列因素共同发生作用而崩溃，但也可能每一个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存在的情况下对治理系统毫无影响。
当多个要素互动时，确定每个要素的影响作用是困难的，因为每个要素对系统产生影响的范围乃至方向都取决于其他要素的状态。任何行为结果很难归因于某个变量（比如，资源），或者归因于另一个变量（比如，环境）：系统中行动者不是“一个可以分割的混合物（比如拿两副背面不同的牌进行洗牌），而是一个……不可分实体。”〔19〕从更大范围来看，人们通常认为生物的演化是通过高级特性的扩展而进行的，而没有认识到只有在特定范围内一种特性才有生存价值，正如在一种环境下赋予了某一植物或動物以优势，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是劣势。同样，人们能够组建起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团队，尽管——或者甚至是因为——团队中每一个人都极为普通，但处在其他环境中会有不同的甚至是更弱的影响。〔20〕在拼板游戏中，关键板块比其他板块重要得多，然而这种重要性的存在，更多地取决于其他板块已经被正确地拼在了一起。
当谈到治理系统时，为了试图评估一项要素或者行为的复杂性效应，不得不去理解系统内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许多事例中，可能出现功能替代者（functional substitutes），也就是，如果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一个要素不存在了，可能产生相同效应的要素会生成。当若干要素互动产生效应时，很难确定每一个要素分别所起的作用。由此，可以尝试跟踪一项行动的衍生结果并探究治理系统动态的运作效应。例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新的产业不断出现和发展，老的产业不断衰退或向国外转移，正是产业所依赖的竞争优势的变化导致了产业的更替;中国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在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早期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现在则是电子、机电、新能源等后起产业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人力资源供给不仅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更出现了驱动力的变化，人口中高等教育水平人力资源供给的上升来自中国教育产业的大发展;中国国际金融早期的发展得益于外贸规模的扩大，近年来则直接得益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及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二）第二种互动复杂性：行动者之间行为结果相互影响
当治理系统中行动者有意识地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作出反应，并预测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时，行动者之间的战略互动就发生了。行动者能使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可行性，也能对之起阻碍作用。实际上，一个行动者对他者行为的预期，部分来说是源于对他者的这样一种评估，即他者对自己将做什么会怎样想。在某些情况下，行动者选择与其他行动者相同的战略可以达到预期，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必须采纳与他者不同的战略才能实现预期。例如，只有其他绝大多数人都不收集瓶盖或棒球卡时，一个人收集这类物品才能从中得益。实际上，行为的真正意义是可能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的。
反之，在协同博弈（games of coordination）中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因为所有行动者都选择的行为对其他行动者可以起到正向效果。当大多数行动者采取一种行为模式时，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就形成了。例如，只要大家都遵循同样规则，那么无论一致遵循驾车行驶道路的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实现预期结果。例如，中国开放经济系统要形成协同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精辟概括地给出这一目标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21〕，这对中国开放经济的所有参与主体，包括涉外的企业、银行、投资机构和各级政府外经管理部门都能形成一个明确的行为导向，引领经济主体自觉采取一致的行动，提高系统元素之间和结构之间的“和谐度”，从而降低系统的摩擦、冲突和风险。
（三）第三种互动复杂性：行动者改变环境
为了研究一个治理系统，必须研究治理系统环境的各种变量;然后固定某些环境变量的值，通过考察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及其变化下，治理系统怎样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来发现治理系统状态随环境变量变化的规律性。例如，我国开放经济系统的环境包括自然、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而每一大类环境要素又可细分为很多层次。治理系统元素主动或被动地与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元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互动，并随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而演化和适应，因而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治理系统复杂性的最重要来源;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行为是对环境的影响是关键因素。尤其是行动者最初的行为或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后来的行为或结果，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强有力的动态过程能够解释行动者的选择倾向随时间推移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行动者在环境中是相互竞争的，因此会通过自然选择而推动进化。但是，实际上，存在一种共同进化（coevolution）：植物和动物不仅适应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环境。像自然系统一样，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每一个政策或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政策或行动，并会重塑外部政策环境。在凯利（Kelley）和Stahelski所作的一项实验中，抱信任态度的对象与抱不信任态度的对象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前者倾向于作出合作性反应，后者倾向于作出不合作反应，并因而重塑了各自行为的不同环境。〔22〕对于博弈中将要失利的行动者来说，一种常见策略就是增加参与者数量，这一策略可以在不改变资源的情况下改变博弈结果。
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也可能为互动所改变。互动能够重塑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从而决定行动者之后的行为选择。由于行动者倾向于将自我意象与其行为纠缠在一起并且进行自我辩护，因此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会随互动过程不断生成，并且会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通过这些过程，“惯习”会产生，即便没有使之强化，也能导致行动的连续性。很显然，当行动者受到经验——包括那些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经验——的影响时，他们就会将环境向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改变。由于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已被改变，所以，行动者之后所采取的同样行动，未必能产生同样的行动结果。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指出的，“互动范式几乎不涉及这样的事情，即严格而迅速地区分出前提条件和行为后果。行为结果对于随后的行为来说就是前提”〔23〕。行动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环境，但从互动的角度来看，行动者的偏好、特性和意向可能也是先前环境的产物。当行动者对自身行为所创造出的新环境作出反应时，治理系统便会产生循环效应（circular effects），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常常也会根据新环境改变自身行动。 总而言之，治理系统内存在三类互动复杂性：两个或更多要素所产生的互动结果，是无法通过孤立地考察每一个要素来预测的;一项政策或者战略的最终效果依赖于其他政策或战略的复杂性效应;行动者行为改变环境是通过影响行动者的能力、偏好和价值观念等，从而重塑环境轨迹的方式。以上三类互动复杂性很好地解释了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常常大相径庭，进而揭示出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
三、行为结果复杂性：治理系统无效性分析
社会生活领域是一个充满了悖论与反馈的治理系统。虽然复杂性效应可以伴随无生命的物体发生，但人类可以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治理系统。治理系统中行动者行为会受到对于他者行为预期的影响，反之亦然。那么，博弈理论的发展是否改进了人类的福祉或有利于那些理解该理论原则的人？至少在某些情況下，经验可能使行动者更难以达成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离开复杂性效应是很难抽象地谈论一项战略的好与坏的。社会生活领域充满着复杂性效应，大多复杂性效应甚至是反思式的，也是行动者对他者行为预期的产物。
在治理系统中，常常存在一种“感觉造就现实”〔24〕的信心博弈。由于行动者都知道这是一场博弈，因此行为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尽管行动者会受到系统动态反馈的影响，但是治理系统中行动者可能并未意识到他者与自己都会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例如，如果许多公司看好六年后某一领域的市场前景，那么它们就会采取行动。但是，在采取行动时一些公司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他公司很可能也会采取同样行动，而可能的结果则是六年后市场供过于求。
（一）检验命题的无效性
检验命题正确与否的通常做法，是将只有一个变量不同的两种情形进行比较。然而，在一个治理系统中，通过观察单一行为或要素变化来预期这个复杂性效应很可能产生误导，因为这一做法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效应。这种复杂性效应归因于系统的“突现属性”和相互联系的复杂性。复杂性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行为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这是因为系统内部要素互动具有复杂性。第一种互动复杂性是，治理系统中各个要素互动时，每个要素各自运作所产生的影响加合，并不代表治理系统的互动效应。第二种互动复杂性是，治理系统中行动者不仅作出反应，而且会评估他者对其行为会有怎样的预期，从而预测他者可能采取的行为。第三种互动复杂性是，在系统运作的循环过程中，行动者会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而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行动者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一个行为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可能并不是可预期的。因此，如果治理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很难预测治理系统之后会发生的复杂性效应。这是因为一个变量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变量，行为既塑造其环境，又为环境所塑造。正如博弈理论的基本原理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行动者动机的改变将改变他者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变化。这是因为问题在于所有的因素都是互动的，因为两方决策者都知道对方的观点，并且知道他们的部分利益是冲突的。例如，倘若加重对超速行驶的处罚力度，常识表明司机会减慢车速。然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处罚的执行方式保持不变，在短期内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事实情况则可能与之相反。由于极少有人超速，警察有可能把用于交通管理的资源转用于履行其他职责，这样超速者便有了更大的自由。
由于复杂性效应是众多因素互动的产物，因此，在一个治理系统中，检验命题正确与否是困难的。而且，当所关注的变量影响其他变量时，更不容易让其他所有因素保持不变。当推测治理系统中变量的预期影响时，检验命题会遇到障碍。例如，可以比较建有防洪堤的区域与未建防洪堤的区域发生水灾的概率，进而评估防洪措施的有效性。然而，即使最终结果是两者概率相同，也不能就此得出防洪堤无效的结论，因为这些堤坝可能建在了特别容易发生洪水的区域。此外，在一个区域限制河流流量，也会增加其他区域发生洪灾的机会。
如果每一个行为体都知道，人们相信他的行为所揭示的特征与他在后来互动中的行为相联系，那么检验命题的标准方法就更有问题了。例如，常识表明，相比于矮小柔弱的女子，高大强壮的男子更可能选择对劫匪进行反击。但是，实际情形与实验预测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进行抵抗的概率大体一致。这不仅是归因于劫匪不会随机地选择受害者，而且还归因于受害者也可能会意识到只有特别强壮、凶恶或有强烈动机的劫匪才会攻击他，选择反击将是不明智的做法。可见，行动者的行为是建立在对他者行为预期的基础之上。正如威慑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在类似“比大胆”的博弈局势中，一方能够通过向另一方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而增加获胜的机会。
（二）过度干预的无效性
治理系统存在非预期的复杂性效应：在一些情况下，结果与意图是相反的;在另一些情况下，结果可能与意图不相关。即使增加行动者的可支配的资源，非预期的行为结果仍会出现。这是因为行动者并不存在在一个线性关系中，给予行动者激励或命令并不能削弱复杂性效应。实际上，激励或命令之所以达不到预期目的，并不是因为激励没有效果或者行动者忽视命令，而是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行动者遵循而导致非预期结果。例如，在加大生产量的激励或命令下，工厂会以巨大的浪费生产出大量劣质产品;在以最低浪费进行生产的激励或命令下，服装厂生产出的则全是大号衣服。此外，当激励范围超出目标人群时，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中，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例如，改善社会中不幸者的悲惨处境，可能使更多人假装不幸。〔25〕由于人们知道自己如果贫困就会得到帮助，因此可能便不会采取努力以避免贫困发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甚至改善他们的避难场所环境，会导致很多居住条件一般的群体放弃原有的住房。为生活在不安全环境中的群体优先提供住房，会促使很多人选择暂时迁往不安全环境中居住。同样地，救援那些在荒野迷路或者不理会飓风警报的人，可能会鼓励更多人选择冒险的行动。给饥饿的难民提供食物，会导致更多人进入难民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讽刺”〔26〕，过度干预将行为引向有违意愿的预期。 尽管治理系统中的复杂互动意味着某些行为结果将是非预期的。但是，直接效应仍是在起作用的，否则，社会进步就难以实现。事实上，尽管只有在治理系统中其他所有要素都受到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管理总是无用的或妨碍达到预期目的。例如，食物券极大地减少了饥饿现象，公共卫生措施减少了疾病，高速公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务和旅游，尽管这个过程会产生非预期的“副作用”。正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强调的，直接效应（straightforward effects）是常见的，并且往往支配着反常效应（perverse effects）。尽管当管理寻求通过规则来限制非预期行为时，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与其说是规则执行效果不理想，不如说是治理系统互动复杂性的影响。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强制要求自行车安装车尾灯，那么自行车手的死亡率就会立即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夜间驾驶汽车者预期会更容易地观察到骑车者，因而会开得更快而撞上更多的骑车者，特别是那些尾灯坏了的骑车者。研究还发现，在安装坐椅安全带、吸能式转向柱等安全装备之后，驾驶汽车者伤亡情况减少了，但是行人的伤亡情况却增加了。〔27〕实际上，这是因为安全装备促使驾驶汽车者在安全限度下，保持更快车速并且更加疏忽大意。〔28〕这样的抵消性行为（offsetting behavior）会导致所谓“泰坦尼克号效应”：由于船长认为安全系数如此之大，以致为了使船速更快，稍微降低安全系数是可以的，因而采取了较少的预防措施。杰拉尔德·怀尔德（Gerald Wilde）概述了上述逻辑：假定保护或预防措施导致行动者们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影响（intrinsic effect）的意识，即这些保护或预防措施对于事故发生率降低有影响。这就意味着实际影响需要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发生（即汽车流量或行驶方式不变）。〔29〕然而，风险动态平衡理论（risk homeostasis theory）预言，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是无效的，实际上行动者们会相应调整他们的行为，这导致实际风险（target risk）与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不一致。
治理系统内部相互联系的复杂性意味着：不能确保管理将会按照预期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并不能准确预期行动者将如何反应、不同反应行为将如何互动、行动者将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调整行为。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简单方式来预期管理效果，就复杂性效应而言，甚至很难预期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因为各种力量的运作能够使治理系统走向均衡。尽管管理目的是封锁行为体的非预期性行为路径，但行为体往往会另觅他路，甚至许多行为体的动机或机遇也会发生变化，而导致行为很可能会朝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而且会经由相互联系和复杂互动而产生复杂性效应。
四、应对复杂性效应的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复杂性这一事实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不但不可能减弱或消失，反而将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社会中，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的是各种社会组成要素的流动和相互渗透。社会要素的流动与渗透打破了要素之间的传统边界，使得各种要素混杂在一起。针对任一要素的治理，均可能由于导致其它要素的变化，并进而导致预期治理结果出现偏差。例如，通过禁止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的上路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便可能由于导致私人轿车需求的大量增加，而削弱了治理的效果。因此，对于治理理论研究而言，复杂性这一事实是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复杂性视角的引入则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局限性，为传统的治理研究提供有效的补充。而这正是复杂性效应在治理系统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所在。
（一）对复杂性效应进行预判
由于治理系统内部众多变量相互作用，因此非预期结果大量存在，而且达到某一目标的直接路径常常会通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复杂性效应很难被准确预估到。对于变革来说，这似乎是消极的结论。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复杂性效应的存在未必会削弱积极行动。尽管达到目标没有直截了当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所有的事物都有联系，但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有更多的联系。实际上，没有人类干预的治理系统是不存在的。没有哪片森林不曾被人类行为所触及;“未受干扰之生态”的概念没有意义;甚至——或尤其是——最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过是人类持续操控的产物。即使人们有这样的意愿，“让自然界自行其是”而不受干扰，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实际上，治理系统中许多行为是可以根据对复杂性效应的预判作出调整的。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曾解释到，“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不得不包括‘有关预期反应的法则’——人们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根据对他者所予的预期调整了他们的诉求”〔30〕。
尽管治理系统总是处在运动之中，但是治理系统的自由度并不是无限的。排他的选择可以限制（即便不能消除也要缩小）非预期结果产生的可能性。行动者可以通过预测他者可能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非预期结果产生。尽管许多不理想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决策者不采取特别措施就可能导致预期结果发生，那么这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预期结果发生。这就是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对于“许多国家尽管（或者说实际上是因为）存在容易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却能保持稳定”所作出的相应解释。这里的基本动态就是“困境激发斗志”〔31〕。如果人们相信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应付危险，那么这种预期就会导致人们去努力克服它。例如，为什么对全球饥荒的种种恐怖预报迄今没有变成现实，一项研究认为原因就是这些预报“的结果是形成了增加食品产量的巨大努力”〔32〕。可见，“利普哈特效应”有助于使危险局势转变成安全局势。无论何时，只要兩个行为体发现它们之间关系正变得异常紧张，并且想要避免这样的结果，那么它们就会协力改变事态运行的轨道。 利普哈特效应表明：治理系统中行动者不仅会根据反应调整行动，而且还谋求特定的关系或结果。当一个或多个行为体力图建立或维持一种理想的均衡状态时，常见结果就是产生“准动态平衡”。尽管这一结果并不是恒定的或精确的，但负反馈仍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并减少因行为体相互作出反应而引发的变化。正如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人们往往会以抵消性行为来适应变革的环境。在国际关系中，“准动态平衡”〔33〕也会发生作用。如果A国试图表明对B国的不满，并且暗示如果B不改变其行为就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对B国来说，常见的对应策略就是轻视或忽略A国发出的信号。随后A国可能采取升级行动。换言之，如果A国打算加剧紧张程度的话，那么B国试图降低紧张程度的努力很难实现。如同权力平衡的运作一样，“准动态平衡”的作用是限制行为体能够得到的以及可能寻求的利益。
（二）在治理系统中有效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唯有利用复杂性效应，行动者才能实现目标：如果直接途径无效，那么可以利用间接效应，采取反向行动、通过多头并举等途径来实现有效行动。
间接效应可以用来改变他者面对的激励，因而能使他们转向所期望的方向。例如，控制虫害可以通过破坏害虫的繁殖地、引进与害虫竞争或捕食它们的其他物种。从更大范围来看，间接效应可以通过改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环境来促成所希望的行为结果。
此外，还可以通过采取反向行动，并且利用人们的预期反应来产生理想的行为结果。尽管实施这一方法的必备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但是，采取反向行动的预期效果还是可以通过若干机制来实现。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反向战略会成功：在A点上的佯攻也许能够使对B点的攻击成功。这正如“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34〕对于非预期目标，行动者或许也能通过反向行动来实现。例如，一家银行否认面临困境，可能会加速挤兑行为。反之，更好的应对办法也许是告知储户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取出储蓄。
由于人们往往存在这一心理：倾向于认为容易实现的目标缺少价值。因此，“难以实现”的反向策略就会增加事物的吸引力。与之类似，一个物品定价过低也许更难以售出，因为潜在买主会担心物品有瑕疵，或者对最初主观上的高估价产生疑问。如果行动者相信他人会对压力作出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就可能会被避免。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行动者会对“反常的干预”（paradoxical intervention）作出回应。
控制治理系统内部同时起作用的多个要素，常常可以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例如，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必须与改善乡村环境相结合，否则那些受过高质量教育的人们就会离开乡村。由此，为了实现预期结果，必须多头并举。加勒特·詹姆斯·哈丁（Garrett James Hardin）对此举了一系列事例，“如果有很多孩子夭折，那么计划生育就不会有成效，而保健结合计划生育，就能够产生健康、小型家庭和稳定的社会”〔35〕。尽管在贫穷国家改善公共卫生能增加人们的寿命，但这也增加了人口，并因此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人口。实际上，福利计划会抑制人们工作积极性;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将会增加获得救助者人数;建造新的高速公路未必能够减少交通拥堵。尽管政策制定者不断尝试预测他者行为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改变，但是问题几乎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无论政策设计得多么合理，非预期性效果仍不是完全可以避免。治理系统设计得越严密，断裂所造成的衍生效应也就越大。在许多情况下，行动者只有有限的能力来对结果进行预测。灵活与弹性是确保实现预期所必备的。由此，必须保障政策被连续地调整，其目标是揭示政策过程中不同影响因素与治理效果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从而积累必要的知识，使得政策结果可以被预测和控制。当治理系统中一个因素表现不佳或失效时，就需要采取其他措施进行改进;当非预期互动出现时，采取相应调整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效措施。
总之，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治理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日益加强，政策要素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日益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现象。而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研究治理系统，则将其研究目标聚焦于对治理系统复杂性效应的探索，增强对治理过程中由于联系和互动所导致的非线性现象的理解，则有效弥补传统治理研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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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CDJ010）
〔作者简介〕马正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