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为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一直致力于关注黑人社区中显现出的各种弊端。相比早期黑人作家对于白人迫害黑人的直接描写，她以一种更客观的口吻描述了看不见的伤害在黑人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以眼睛为切入点，通过黑人女孩佩科拉心灵扭曲、人性异化并最终疯狂的悲剧，令人颤栗地揭示了黑人在白人世界中所感到的无根的惶惑与自我异化现象，提出了美国黑人如何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坚守自己文化自信的深层问题。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 价值观入侵 异化
　　美国黑人文学是一种无根的文学，它伴随着美国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而兴起。黑人文学进入创作的自觉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早期的黑人文学和“黑色权利运动”相配合，将抗争行为建立在自豪感上，使文学带着一种狂暴的特性，因此也被称为“抗议文学”。到了黑人文学后期，黑人的抗争并未能在根本上改变黑人的地位，反而使黑人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因此，一些黑人作家开始反思，不再以对抗的形式面对白人世界，而是转向寻找黑人的民族之根，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就是其中之一。在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着重描写的并不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而是深层挖掘整个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对黑人的迫害以及这种迫害所造成的黑人的异化。
　　《最蓝的眼睛》从题目上就能体会到作者的用心良苦。从外貌上来看，区别黑人与白人最显著的特征应是肤色的“黑”与“白”，绝非眼睛的颜色，更不是眼睛的“蓝”与“黑”。毕竟，白人也并非都是蓝色的眼睛，黑眼睛也不是黑人所独有的。莫里森这部表现白人文化冲击与黑人族群异化的作品若要突出种族间的差异，取名叫做“（最白的皮肤”肯定会更加贴切。但托妮·莫里森在作品中强调的是眼睛，这是何故？
　　眼睛，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貌特征，它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看”。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帮助人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泄露内心的情感。“看”与“被看”的关系，代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人际交流。一个人成长，离不开他人“目光”的注视与肯定，而想要成为健康成熟的人，就更需要个体的自我审视与自我身份认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提到：“人类间的关系是围绕着“看”这一过程经历的。身份构建和个性融合的过程包含了主动与被动这一矛盾关系的循环，包含可见与不可见的转换平衡。人试图以另一个人的视角来定义自己，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己的眼睛在另一个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才能在他人眼睛里赋予自己身份，只有相互存在的认可才能产生健康的视觉平衡。在《最蓝的眼睛》中，正是在他人冷漠、无情的目光注视之下，小女孩佩科拉的成长变成了一场心灵扭曲、人性异化并最终疯狂毁灭的悲剧。
　　作品开始于金色的秋，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佩科拉第一次来了月经，这代表她已经“成熟”，是一个女人了。她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开始渴望被爱，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但主流社会跟随的是白人的审美观，将“白皮肤，蓝眼睛”定义为“美”，电视中、杯子上、甚至糖果纸上充斥的都是白人明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白人杂货店老板可以完全无视佩科拉，“他并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对于白人来说，佩科拉竟是“l并不存在的”、“看不见”的东西。这种目光使佩科拉意识到身为黑人的自己的“丑陋”，她用印有童星“秀兰·邓波尔”头像的杯子，吃印有白人女星头像的糖果，渴望着自己能和这些明星一样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她以为这样，就能得到“美”，她的父母会爱她，老师同学会喜欢她，无视她的店主也会对她殷勤相待。她将所有的不幸归结于自己的“丑陋”，天真的将所谓的“美”与“章福”等同起来，认同了白人文化的价值观，同时也割断了与黑人根基的联系。就如同佩科拉对投射了她自身形象的蒲公英一样，原本“她奇怪为什么人们把蒲公英当作野草？她认为蒲公英很美丽。”这是一种自我肯定。但这小小的抗争却在杂货店老板冷漠的目光下灰飞烟灭了，“蒲公英真丑，蒲公英是杂草。”当自己也否定自己时，注定了佩科拉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
　　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也无法认同自身，使佩科拉渴望使自己消失：
　　“帮帮我，上帝，”她对着自己的手说。“帮我消失吧。”她紧闭上眼睛。她身体的小部分渐渐隐去了。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又慢了下来。她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然后肘关节以下的部位也消失了。现在轮到脚了。对，很好。腿一下子就没了。大腿以上的部分是最难消失的。她得纹丝不动，使劲绷紧才行。她的腹部不肯离她而去。但最后它也消失了。接着是她的胸部、颈部。脸也难消失。几乎都消失了，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双闭得紧紧的眼睛。它们总是迟迟不肯离去。无论她如何努力，她没法让她的眼睛消失。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眼睛是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睛里面。
　　一切都消失了，惟独眼睛，佩科拉终究无法真正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这或许也是佩科拉渴望改变的是眼睛的颜色而非肤色的根本原因——用一双如同天空般蓝色的眼睛，看到的会是一个美丽幸福的世界。但佩科拉天真的愿望最终破灭，她只能在发疯后的幻觉中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双蓝眼睛。
　　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非常漂亮。这就是那一家人，母亲、父亲、迪克和珍妮就住在那所绿白两色的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看见珍妮了吧，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她想玩，谁会和珍妮玩呢？看见小猫了吧，小猫喵喵地叫。过来玩呀，过来和珍妮玩呀，小猫不愿玩。看见母亲了吧，母亲很和善。母亲，你愿和珍妮玩吗？母亲大笑。笑吧，母亲，笑吧。看见父亲了吧，他又高又壮。父亲，你愿和珍妮玩吗？父亲笑了。笑吧，父亲，笑吧。看见小狗了吧，小狗汪汪地叫。你愿和珍妮玩吗？看见小狗跑了吧。跑吧，小狗，跑吧。看那，看那，来了一位朋友。他愿和珍妮玩。他们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玩吧，珍妮，玩吧。
　　小说一开始的这首描写家庭生活的温馨的童谣，却是对整个故事最好的讽刺。这首童谣宣扬的是白人的家庭观念，也是无数黑人家庭拼命努力的目标。但和童谣中同样构成的布里德洛夫一家又是如何呢？他们没有绿白两色的房子，只能居住在阴冷潮湿的库房中；母亲要求女儿称呼自己为布里德洛夫夫人，她将所有的柔情倾注于她工作的白人家庭，她可以温柔的安慰雇主家的女孩却对自己女儿的烫伤视而不见；父亲在白人面前唯唯诺诺，每天与自己的妻子打架，根本不关心子女；弟弟成天只想着离家出走，对于同胞姐姐毫不在意。若说家人的忽视是佩科拉的第一道伤痕，父亲的“注视”则成了最致命的一击。他给予女儿的“关怀”是强暴她，这是佩科拉发疯的直接原因。与童谣中截然相反的家庭，原本应该是佩科拉最亲近的人，她最有力的保护者，却成了她最残酷的加害者。而这一切，却正是童谣所代表的白人文化带来的。因为白人，佩科拉的父亲一直没能从幼时的创伤中走出来，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才使得他用错误的方法来表达关爱；佩科拉的母亲则因为白人的文化宣传和现实生活的差距，将理想投射到雇主家而不愿对自己的家庭付出关爱，最终导致家庭的崩溃。 　　布里德洛夫一家不是唯一一个因白人文化入侵而毁灭的黑人家庭。这种文化观从黑人对自身的评价开始，发展到了扭曲家庭关系，而它的下一步，便是瓦解黑人社会。黑人男孩们围着佩科拉唱“小黑鬼，小黑鬼，你爸爸睡觉光屁股”时却忘了自己也是黑人；社区皂头牧师完全没有起到灵魂导师的作用，面对佩科拉的求助，他在利用佩科拉毒死他讨厌的狗后，迫不及待在“给上帝的信”中极力为自己开脱；在佩科拉毁灭过程中，整个黑人社区，甚至没有一个所谓的“正派人”为这个女孩付出一点关心，只有让人心寒的冷漠：
　　他们对这故事（佩科拉为生父强奸）感到恶心、有趣、震惊、愤慨，甚至兴奋。我们想听人说“可怜的女孩”或“可怜的孩子”之类的话，但这些话没有听到，只见摇头。我们想找双盈满关怀的眼睛，却只见邪恶。
　　可见，在整个“看”与“被看”“自视”与“他视”的辩证过程中，“眼睛”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佩科拉健康人格形成、自我认知确立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白人文化扭曲黑人价值观的工具，成为黑人社区内部分崩离析、人际关系变异疏离的帮凶。“所有认识她的人通过与她相比感到完整，与她的丑陋相比感到美丽。她的单纯点缀着我们，她的罪过使我们感到圣洁，她的痛苦显示我们的健康与活力，她的笨拙使我们自感幽默，她不善言辞使我们自信能言善辩，她的贫困让我们慷慨。我们甚至用她的白日幻想来抵消自己的噩梦。因为她允许我们把她作为参照，她受到的鄙视也是应得的。我们把她当做磨刀石使自我更为锋利，对比她的懦弱来丰富自身的品格，为自己虚幻的坚强而悠然自得。”
　　人们理所当然般扼杀了弱者的生存权利，在黑人社区的生活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会说当年我并未将种子埋得太深，而是土地的原因，镇上土壤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在这片土地上某些花卉是不宜生长的，某些花籽得不到土壤的养分，某些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结不出果实。当土地决意封杀时，我们大家对此默许，认为受害者无权生存。”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人们的心灵变得如同他们黑色的皮肤和眼睛一样黑暗，这才是托妮·莫里森最害怕的。她只能在结尾处不断的哀叹：“在我居住的小镇边缘，在镇上的向日葵和垃圾堆间，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最蓝的眼睛》直接描写白人的场景并不多，但全篇白人带给黑人的阴影却无处不在，文化侵略造成的破坏很多时候要比直接的肉体伤害更严重。托妮·莫里森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她用冷漠的笔调，写下这个悲剧故事，以唤起黑人对于同胞的关注与同情。小说的结局已经注定，但希望现实的一切不会“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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