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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2年从大清银行改组设立至今，中国银行已走过10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的百年，历经多次改组，中国银行经历跌宕起伏，但是发展从未间断，成为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标杆。中国银行的成长记录了中国银行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因此，分析百年中国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金融业成长的解读。2012年，中国银行迎来其百年华诞，认真总结银行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关注中国银行从设立之初至今的多次重组，因为每次重组和变革给中国银行随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中国银行的历次重组
中国银行的设立
人们通常把中国银行的成立，归结于1912年大清银行的改组。借助大清银行可以有效节约银行的开设成本，这对于已经遭受大清银行连年损失的商人资本极其重要。同时，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民营金融已近濒临破产，如曾经风靡全国乃至中亚的票号在19世纪末已步入低谷，对于商人资本，依靠政府的扶持，可以减少政局动荡带来的政治成本。从设立之初的治理结构来看，以往人们通常用依附官僚的贬义观点来下结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屡遭挫折的年代，维系与政府的关系能够减少运营当中的政治成本，所以设立之初的中国银行，股东结构中保有亲贵官宦，股本结构中，官股居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物质资本实际上是专用性资产，政府通过治理结构来控制银行，从而使得银行充当了国家财政的角色，并辅之以发行公债等中央银行所具备的职能。
官方管理转为商股管理
从早期的治理机制看，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中国银行的职能范围。因此在业务和功能上，存在着维系政府的财政职能对金融职能的替代，并且政府股本挤占商人资本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个矛盾终于在1916年北洋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下达停兑令时激化。在张嘉傲的主政下，中国银行没有执行停兑令，继续维持正常的准备现款兑换，这一举措的实施，背后反映的是商股和官股在治理结构上的争夺，同时也是中国银行从第二财政到金融作用恢复的初探。官股和商股的角力在1917年修订《中国银行则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银行正式成立股东会，董事会由股东总会选任；中国银行收足股本1000万元开始营业；官方管理改为商股管理。随后，中国银行股本结构中商股得到迅速发展，至1922年，股本总额达19760200元，政府为维持财政，也不断将手中股份抛售，到1922年11月，官股仅剩5万元，商股的比重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为97.47%。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治理结构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商人主导的转变。中国银行“国际汇兑银行”的品牌效应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在伦敦设立经理处，扩展侨汇业务，代理店96家。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到97565万元，其中，存款总为54668万元，贷款总额为41295万元，发行钞票20471万元，分别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银行存款、放款、发行合计数的50.5%、69.2%和50.7%，占全体银行的16.3%、23.3%和34.6%，中国银行是全国资力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
国民政府实现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
1916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商股主导的治理结构使得中国银行得到了蓬勃发展，这逐渐与南京国民政府垄断金融的思想相背离。尽管早在1928年设立的中央银行旨在实现控制金融的目标，然则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品牌效应驱使，使得中央银行不足以控制金融全局，再加上战争筹款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中国银行。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即便是商股主导的中国银行，在与政府关系的处理上，依然维持若即若离的依靠关系，他们明白，一旦彻底与政府割裂关系，银行的发展就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银行积极认购政府债券，部分充当政府财政职能，只是在具体的金额上，不断与国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成本促使国民政府的融资意图不能充分实现，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也提上日程，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把中国银行定位为“国际汇兑之特许银行”的同时，也增加官股至200万元，占股本总额的20%，并且财政部指派董事3人。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值改革以实现垄断金融，1935年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实施第二次改组，此次改組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民国时期的货币单位，后同），其中官股3000万元，占比60%，官派董事8人，监事3人，此时商人资本对中国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中国银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国民政府实现了对金融的控制。回顾这一时期，从治理结构上看，政府替代商人资本，实质上是金融控制维持战争财政的需要，相比之下，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品牌效应和银行家的人力资本效应退而其次。
成为经营国家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连年战争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恢复和发展。在国家垄断性产权制度安排下，私人契约和私人经济交易被取缔，计划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重新归结到大银行的制度安排下。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在银行领域中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治理结构非市场治理，亦非双方规制，而是政府控制的科层治理。在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的基础上，重组各地银行为人民银行的业务部门，从而建立起国有金融产权制度安排。中国银行随之改组成为经营国家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其运营效率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度安排。在赶超战略的实施下，金融体系主要起到动员储蓄的功能，并没有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机制。部分时期，随着人民银行的组织调整，基于成本和收益的交易功能不复存在，金融功能时有丧失，金融秩序相应也受到冲击，金融体系功能从属于财政功能。从专用性资产来看，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品牌资本的专用性都发生了弱化，交易的效率没有得到提升。
金融组织功能的恢复 1978年之前，政治斗争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国民经济的秩序长期处于紊乱状态，作为资源配置的金融组织同样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的改革开放扭转了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弊端，开始注重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功能。改革开放的一大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标志性的事件为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功能的恢复以及商业银行功能的调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之后，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一道，按照领域的不同从事相应的金融业务。与之对应，中国银行恢复专业汇兑业务，垄断性金融产权按照业务和功能划分为若干部分，减少了单一体制决策可能带来的冲击，治理机制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科层治理，这与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现状相吻合。中国银行的品牌资本在国家赋予其专业汇兑职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乃至引进外资时，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国内专业从事新业务的银行。据1984年英国《欧洲货币》公布的排名，中国银行业务信誉在100多个国家中位列第二十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位列第二名。然则这一时期，银行的发展仍然处于国家划定产权边界的范围之内，金融的功能仍局限于服务国有企业，囿于预算软约束，大量风险从国有企业转移到银行，只是在国家信用担保的基础上没有产生银行危机和倒闭事件。从治理效率上来看，由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治理结构，对资本配置的效率关注并不是主要出发点。
商业化改革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其后中国银行的改组改革提供了依据，1995年《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出台，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设立界定了不同金融组织的产权边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新的商业银行的发起设立旨在提高银行业的竞争，通过竞争来提升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完成之后，国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对四大行注资以充实资本，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其治理结构的完善，从而提高其治理和运营绩效。1995～2003年的改革使得中国银行的效率大为提升，平均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成本效率位于当时国内所有银行排名第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二。
股份制改革
2003年，中国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8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随着2006年中国银行在A股和H股上市，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造宣告完成。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成为由中央汇金公司控股的金融控股集团，业务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飞机租赁和其他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由汇金代理政府运营资产的举措，变为政府直接参与经营为委托代理关系，政治干预逐渐向商业化运作过渡，从而形成了介于政府和市场的混合治理模式。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向公共治理进行转变，金融功能的扩展和组织结构的演变带来成本结构的复杂化，交易成本结构当中，政治协调成本逐渐降低，内部协调成本和行业竞争成本逐步上升。新的治理方式提高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绩效，营业利润从2005年的523.5亿元人民币提升到2008年的861.53亿元人民币，成本收入比从2005年的40.85%下降到2008年的33.85%。从整体上看，由于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未来治理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产品创新来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组织调整带来的人力资本和品牌的专用性资本优势。
结论和启示
我们对中国银行设立至今的七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改组进行了剖析，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银行的治理结构与运营绩效、专用性资产对于中国银行的意义。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市场原则是银行发展的导向
从七次较大的重组来看，中国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政府与自身的关系，历次较大规模的重组都是在政府界入下的被动结构调整，实际上是政府控制与市场化的反复，经历了政府垄断金融产权到市场化的过渡。政府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尽管减少协调成本，但是由于产权弱化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使得金融组织配置资金的效率不高。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组织边界的调整应当遵循成本——收益的原则，购买还是纳入一体化运营应当根据交易的特性和专用性程度的高低进行权衡。因此，在市場经济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特别是在商业化改革完成之后，银行的重组和组织架构调整将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依据组织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调整。
组织结构的调整旨在减少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经过七次较大规模重组，中国银行经历了高峰和低谷的波折。从银行的角度出发，商业化的改革能够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从理论上讲，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市场治理、科层治理以及居中的混合治理，中国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不同治理方式的更迭，时而政府治理居主导，时而商人资本控制居主导。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混合治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开放型的市场治理能够减少决策失误，改善治理结构，从而提升运营效率。新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扩张中的中国银行也敲响警钟：金融帝国的辉煌可能在不适当的资产配置中瞬间垮塌，其隐含的意义在于应当加大交易成本管理中的风险监控和产品协同配置的权重。
改组给银行的专用性资产带来的影响较为明显
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专用性资产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把银行的专用性资产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品牌资本。对于设立初期而言，由于资本稀缺，所以资本的专用性程度较强；随着银行的成长，人力资本特别是银行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对于银行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中国银行能够发展成为业务量三分天下的规模，离不开张嘉傲等一批银行家的远见卓识；而品牌资本既是企业差异化的表现，同时也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中国银行的历次重组
中国银行的设立
人们通常把中国银行的成立，归结于1912年大清银行的改组。借助大清银行可以有效节约银行的开设成本，这对于已经遭受大清银行连年损失的商人资本极其重要。同时，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遭受多年的战争破坏，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民营金融已近濒临破产，如曾经风靡全国乃至中亚的票号在19世纪末已步入低谷，对于商人资本，依靠政府的扶持，可以减少政局动荡带来的政治成本。从设立之初的治理结构来看，以往人们通常用依附官僚的贬义观点来下结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屡遭挫折的年代，维系与政府的关系能够减少运营当中的政治成本，所以设立之初的中国银行，股东结构中保有亲贵官宦，股本结构中，官股居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物质资本实际上是专用性资产，政府通过治理结构来控制银行，从而使得银行充当了国家财政的角色，并辅之以发行公债等中央银行所具备的职能。
官方管理转为商股管理
从早期的治理机制看，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决定了中国银行的职能范围。因此在业务和功能上，存在着维系政府的财政职能对金融职能的替代，并且政府股本挤占商人资本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个矛盾终于在1916年北洋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下达停兑令时激化。在张嘉傲的主政下，中国银行没有执行停兑令，继续维持正常的准备现款兑换，这一举措的实施，背后反映的是商股和官股在治理结构上的争夺，同时也是中国银行从第二财政到金融作用恢复的初探。官股和商股的角力在1917年修订《中国银行则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银行正式成立股东会，董事会由股东总会选任；中国银行收足股本1000万元开始营业；官方管理改为商股管理。随后，中国银行股本结构中商股得到迅速发展，至1922年，股本总额达19760200元，政府为维持财政，也不断将手中股份抛售，到1922年11月，官股仅剩5万元，商股的比重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为97.47%。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治理结构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商人主导的转变。中国银行“国际汇兑银行”的品牌效应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在伦敦设立经理处，扩展侨汇业务，代理店96家。到1934年，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到97565万元，其中，存款总为54668万元，贷款总额为41295万元，发行钞票20471万元，分别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银行存款、放款、发行合计数的50.5%、69.2%和50.7%，占全体银行的16.3%、23.3%和34.6%，中国银行是全国资力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
国民政府实现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
1916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商股主导的治理结构使得中国银行得到了蓬勃发展，这逐渐与南京国民政府垄断金融的思想相背离。尽管早在1928年设立的中央银行旨在实现控制金融的目标，然则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品牌效应驱使，使得中央银行不足以控制金融全局，再加上战争筹款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中国银行。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即便是商股主导的中国银行，在与政府关系的处理上，依然维持若即若离的依靠关系，他们明白，一旦彻底与政府割裂关系，银行的发展就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银行积极认购政府债券，部分充当政府财政职能，只是在具体的金额上，不断与国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成本促使国民政府的融资意图不能充分实现，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也提上日程，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把中国银行定位为“国际汇兑之特许银行”的同时，也增加官股至200万元，占股本总额的20%，并且财政部指派董事3人。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币值改革以实现垄断金融，1935年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实施第二次改组，此次改組中国银行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民国时期的货币单位，后同），其中官股3000万元，占比60%，官派董事8人，监事3人，此时商人资本对中国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中国银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国民政府实现了对金融的控制。回顾这一时期，从治理结构上看，政府替代商人资本，实质上是金融控制维持战争财政的需要，相比之下，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品牌效应和银行家的人力资本效应退而其次。
成为经营国家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连年战争的局面，国民经济面临恢复和发展。在国家垄断性产权制度安排下，私人契约和私人经济交易被取缔，计划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与之相对应，商业银行重新归结到大银行的制度安排下。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看，政府在银行领域中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治理结构非市场治理，亦非双方规制，而是政府控制的科层治理。在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的基础上，重组各地银行为人民银行的业务部门，从而建立起国有金融产权制度安排。中国银行随之改组成为经营国家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其运营效率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度安排。在赶超战略的实施下，金融体系主要起到动员储蓄的功能，并没有提升资金配置效率的机制。部分时期，随着人民银行的组织调整，基于成本和收益的交易功能不复存在，金融功能时有丧失，金融秩序相应也受到冲击，金融体系功能从属于财政功能。从专用性资产来看，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品牌资本的专用性都发生了弱化，交易的效率没有得到提升。
金融组织功能的恢复 1978年之前，政治斗争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国民经济的秩序长期处于紊乱状态，作为资源配置的金融组织同样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的改革开放扭转了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弊端，开始注重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功能。改革开放的一大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标志性的事件为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功能的恢复以及商业银行功能的调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之后，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一道，按照领域的不同从事相应的金融业务。与之对应，中国银行恢复专业汇兑业务，垄断性金融产权按照业务和功能划分为若干部分，减少了单一体制决策可能带来的冲击，治理机制上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科层治理，这与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现状相吻合。中国银行的品牌资本在国家赋予其专业汇兑职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乃至引进外资时，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国内专业从事新业务的银行。据1984年英国《欧洲货币》公布的排名，中国银行业务信誉在100多个国家中位列第二十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位列第二名。然则这一时期，银行的发展仍然处于国家划定产权边界的范围之内，金融的功能仍局限于服务国有企业，囿于预算软约束，大量风险从国有企业转移到银行，只是在国家信用担保的基础上没有产生银行危机和倒闭事件。从治理效率上来看，由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治理结构，对资本配置的效率关注并不是主要出发点。
商业化改革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其后中国银行的改组改革提供了依据，1995年《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的出台，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设立界定了不同金融组织的产权边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新的商业银行的发起设立旨在提高银行业的竞争，通过竞争来提升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完成之后，国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对四大行注资以充实资本，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其治理结构的完善，从而提高其治理和运营绩效。1995～2003年的改革使得中国银行的效率大为提升，平均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成本效率位于当时国内所有银行排名第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第二。
股份制改革
2003年，中国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2004年8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随着2006年中国银行在A股和H股上市，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造宣告完成。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成为由中央汇金公司控股的金融控股集团，业务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飞机租赁和其他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由汇金代理政府运营资产的举措，变为政府直接参与经营为委托代理关系，政治干预逐渐向商业化运作过渡，从而形成了介于政府和市场的混合治理模式。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向公共治理进行转变，金融功能的扩展和组织结构的演变带来成本结构的复杂化，交易成本结构当中，政治协调成本逐渐降低，内部协调成本和行业竞争成本逐步上升。新的治理方式提高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绩效，营业利润从2005年的523.5亿元人民币提升到2008年的861.53亿元人民币，成本收入比从2005年的40.85%下降到2008年的33.85%。从整体上看，由于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未来治理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产品创新来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组织调整带来的人力资本和品牌的专用性资本优势。
结论和启示
我们对中国银行设立至今的七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改组进行了剖析，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银行的治理结构与运营绩效、专用性资产对于中国银行的意义。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坚持市场原则是银行发展的导向
从七次较大的重组来看，中国银行的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理政府与自身的关系，历次较大规模的重组都是在政府界入下的被动结构调整，实际上是政府控制与市场化的反复，经历了政府垄断金融产权到市场化的过渡。政府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尽管减少协调成本，但是由于产权弱化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使得金融组织配置资金的效率不高。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组织边界的调整应当遵循成本——收益的原则，购买还是纳入一体化运营应当根据交易的特性和专用性程度的高低进行权衡。因此，在市場经济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特别是在商业化改革完成之后，银行的重组和组织架构调整将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依据组织的发展战略进行相应调整。
组织结构的调整旨在减少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经过七次较大规模重组，中国银行经历了高峰和低谷的波折。从银行的角度出发，商业化的改革能够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从理论上讲，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市场治理、科层治理以及居中的混合治理，中国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不同治理方式的更迭，时而政府治理居主导，时而商人资本控制居主导。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混合治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开放型的市场治理能够减少决策失误，改善治理结构，从而提升运营效率。新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扩张中的中国银行也敲响警钟：金融帝国的辉煌可能在不适当的资产配置中瞬间垮塌，其隐含的意义在于应当加大交易成本管理中的风险监控和产品协同配置的权重。
改组给银行的专用性资产带来的影响较为明显
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专用性资产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把银行的专用性资产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品牌资本。对于设立初期而言，由于资本稀缺，所以资本的专用性程度较强；随着银行的成长，人力资本特别是银行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对于银行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中国银行能够发展成为业务量三分天下的规模，离不开张嘉傲等一批银行家的远见卓识；而品牌资本既是企业差异化的表现，同时也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作者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