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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章明与郭汝瑰过招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任总参谋长后，邀请郭汝瑰再度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就在这时，杜聿明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郭汝瑰“通谋敌党”的情报，力劝顾祝同说：“郭汝瑰与共产党有联系，绝不能让他再做第三厅厅长。”
然而顾祝同不仅没有相信，反认为杜聿明是派系在作怪，把对陈诚的怨恨发泄到郭汝瑰身上。故劝说杜聿明不要疑神疑鬼，说郭汝瑰和他在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要是连他都靠不住，党国就没有忠臣了!
杜聿明仍坚持己见，并表示，他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汝瑰知道的方案他就绝不按原方案执行。
1948年7月7日，郭汝瑰到职，再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1948年下半年，身为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为国民党草拟作战方案。参加军事会议。视察战地情况。特別忙碌。他一会儿跟蒋介石，一会儿陪顾祝同，乘着飞机、军舰穿梭于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徐州、青岛、南京之间。任廉儒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和《益世报》经理的身份，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和郭汝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杜聿明从出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主持徐蚌会战开始，直到被俘为止，始终没有放过郭汝瑰。两位陆军中将在军事会议上没有硝烟的较量中，你争我伐。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淮海战场上两军弹火纷飞的鏖战。只是前者为挽救日薄西山的蒋家王朝，心力交瘁，徒劳地枉费一身将才，后者顺应历史潮流，用自己的才智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1月10日，在郭汝瑰帮助下，取得兵权的张克侠将军和何基沣将军，刚刚在运河万年闸起义成功，打开徐州大门，华东野战军之一部便乘虚而入，截断了陇海路，将向徐州收缩的黄伯韬兵团阻击于运河以西，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附近。
为解黄伯韬兵团之危，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集会议。首先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接着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郭汝魂在台上侃侃而谈，对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如数家珍。坐在台下的杜聿明如芒刺在背，两眼喷火，不时对郭汝瑰的计划加以讥评。无奈，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对郭汝瑰“天衣无缝”的计划非常赞同。会议结束后杜聿明飞回徐州，他当天制定的徐州“剿总”的作战方案与国防部的计划相违背，主要企图是固守徐州，并未设法解黄伯韬兵团之围。11日蒋介石专电严加批驳。
11日晚徐州“剿总”才尽量抽调兵力以解黄伯韬之围，但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21日黄昏后，解放军对黄伯韬残部发起了总攻，激战至22日晨4时许，残部被歼，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
黄伯韬自杀前，对身边唯一剩下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第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候四十四军两天。第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在运河上架军用浮桥。第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当初为什么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撒?”
黄伯韬的三不解，在事隔35年后，杜聿明作了回答。他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回忆35年前“上战场如赴刑场”的心情时写道：“我昨天到南京，他(蒋介石)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蒋介石上了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去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伯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伯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为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继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3天，11月2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又被中原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
惊恐不安的蒋介石，急电杜聿明再赴南京研究作战布置。
11月28日上午10时，何应钦、顾祝同、刘裴、郭汝瑰和前线指挥官杜聿明等参加了蒋介石的宫邸会议。蒋介石指定郭汝瑰向与会者讲解关于解救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他首先说明，在解放军南北两面建有坚固纵深工事的情况下，徐蚌国民党军队各兵团进攻迟缓，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汇合的目的。因此，应以主力撤出徐州。郭汝瑰为此提出了几个方案供杜聿明选择，并强调杜聿明一定要“兵贵神速”。
会议一开始，杜聿明就对郭汝瑰眼中带刺，对其所谈作战计划更是不屑一顾。此时。未等郭汝瑰把话说完，他便大声责问郭汝瑰为何不考虑大兵团运动的后果?殊不知杜聿明这一问反引起与会者对他的不满，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把握指挥当前这一生死攸关的大撤退。
有人竟讥笑他除了从徐州逃跑外，別无其他妙法。杜聿明虽处境孤立，却又不愿意当着郭汝瑰的面说出自己的作战计划，便要求离开会场与蒋介石密谈。随后蒋介石宣布散会。杜聿明当日即返回徐州去了。此举倒使郭汝瑰感到有些紧张，不过，他想到自己所提出的计划事先是征得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同意的，而且并未露出任何破绽，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12月1日，为解黄维兵团之围，徐州驻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倾巢而出。向西南方向的肖县撤退。2日已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线。这一行动秘密迅速，想使解放军阻拦不住。
蒋介石放弃徐州本是一个大胆的政策，此时一看解放军已停止进攻蚌埠向北撤退，而杜聿明部过青龙集后仍向西急进，他一下子觉得郭汝瑰指出的“如果避战而不求战，则可能在永城胶着。或向西溃退，这样蚌埠方面情况马上就会转紧”似乎有些道理。于当日12时，他亲笔写了信空投给杜聿明。信曰：“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则我军又落后一着。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亡党，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晚上，杜聿明又接国防部正式电令。其要旨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 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贵部应决心于两日之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部共军必又麋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函电。万念俱灰。在风雪迷漫的黄淮平原上，战不能战。撤不能撤。悔恨交加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昨天没有坚持“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他后来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继续写道：“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方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进攻，已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灭的危险之中；也后悔我今天下午太软弱，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既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杜聿明兵团撤出徐州后，中途停下来耽误了征程，不仅没能解黄维十二兵团之围，反而在陈官庄、青龙集附近被包围。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可用，只能令杜聿明各兵团三面掩护，一面进攻。逐次跃进，以与黄维兵团会师。一面又催令李延年兵团向双堆集方面进攻，但因遭到解放军坚决阻击毫无进展。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从华中“剿总”抽调兵力，而白崇禧又千方百计拖延阻止，奉命东调的第二军，在汉口上船完毕，因白崇禧的抵制，竟不准开船。
12月14日晚，完全无望的黄维兵团。只得分5路突围，副司令长官胡琏侥幸逃出，司令长官黄维被俘，十二兵团所部仅十八师副师长尹俊率千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歼灭。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亲自率领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及直属部队等在被围困40天后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
解放后，一次杜聿明和郭汝瑰同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
郭汝瑰笑着说：“各为其主嘛。”
1982年，杜聿明病危住院，郭汝瑰前去探望时，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杜聿明问郭汝瑰：“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郭汝瑰回答：“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从山东方面。”杜聿明说。
“这人是谁?”
“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杜聿明笑了笑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我呢?”
杜聿明坦诚地说：“告过，只是没有起作用。”
两人都笑了。
一场大难与郭汝瑰擦肩而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数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再次通过任廉儒向党表示希望到解放区去的愿望。
任廉儒请示后，专程到南京转告郭汝瑰，经过再三研究，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和扫平江南是势在必行。但蒋介石必巩固西南作最后挣扎，到时那里肯定会有一场恶战。因此，党希望他设法掌握一支部队到西南去，到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将会比现在去解放区大得多。
于是郭汝瑰决心再冒风险，带部队到西南去。
1948年12月24日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郭汝瑰急忙递上请求引咎辞职的报告。1949年1月3日，他又到南京颐和路顾祝同的寓所拜望这位总参谋长，请求让他任一个军的军长。顾祝同一听，大感惊诧。他诚恳地劝郭汝瑰赶快打消这个念头，说现在正当军事上节节失利。別人当了军长、师长，都在设法脱身溜走。你怎么现在还想当军长，还想往火坑里跳?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靖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再当军长去受罪罢。
郭汝瑰却犯了难：当副司令没有实权，怎能带兵起义，或瓦解队伍?故非当军长不可。但又怕引起怀疑，同样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然而，话到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了，既不能接受顾祝同的劝告，也不能撤回已提出的要求，只好冒险再作争取。于是，再度恳切陈词：正因为时局危殆。才要求去带兵。此所谓时穷节乃现。这些年说自己坏话的人不少。总以为当参谋长只会纸上谈兵，不能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是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负党国的期望，才不负总长的栽培。郭汝瑰的一席话竟把颐祝同说服了，他表示要替郭汝瑰向蒋介石说说看。后来几经周折，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担任七十二军军长，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七十二军属邱清泉第二兵团，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原军长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一部分官兵。故蒋介石决定重建。
郭汝瑰接到七十二军军长的正式任命后，立即赶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
任廉儒紧握郭汝瑰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到西南后再狠杀一个回马枪，祝你早日成功，”二人相互拍手称庆。
临别前，郭汝瑰轻声对任廉儒说：“我带来几件极重要的东西，请你交给党。”说完，他十分谨慎地从皮箱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一叠文件交到任廉儒手中，又严肃郑重地嘱咐道：“廉儒兄，这些文件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最机密的作战计划，共计9份，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序列。千万要妥善地送到解放区，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我的身家性命就……”
随着国民党国防部迁往上海，郭汝瑰便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所小学内设立了第七十二军军部。因要在上海地界内补充兵员、枪械，他首先就去拜访了新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二人原就熟识，郭汝瑰又是刚从机要中枢下来的要员，汤恩伯非常热情，一口答应“尽全力支持”。
郭汝瑰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千余人，并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別担任新三十四师和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很快把七十二军军部的架子搭起来了。又凭借他在国防部和联勤总部的人事关系，顺利地弄足了一个军的车辆、枪械、弹药、钱粮，加上胡琏原送他重建十八军的一大笔钱(胡琏曾向蒋介石力荐郭汝瑰任十八军军长)，七十二军的装备和给养就十分富足了。
郭汝瑰准备尽快回四川，他命令新任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带着已招募到的1000余人，由浙赣路去宜昌，再乘轮船去四川，并要求赵德树：“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伤兵 医院这样给我喊：‘要回四川的，快来跟我们回去。’四川伤兵思乡心切，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踊跃参加的。”
果然，在赵德树带兵回四川的途中，招到了整整3个团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带着参谋长许亚殷、军需王希尚乘飞机回重庆，郭汝瑰把军部设在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内后，便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部队。仅用两个月的时间，新建的七十二军就招足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拥有了3个师1个团，其中还有3个团是老兵，加上精良的装备，充足的给养，七十二军很快成为了四川的机动主力军，
为完成带兵起义的重大任务，郭汝瑰夜以继日进行着紧张筹划和积极准备，要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垮台敲响丧钟。他压根儿没想到一场大难正与他擦肩而过。
任廉儒带着郭汝瑰送来的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部的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等9份绝密文件，驱车前往工矿银行(董事长为陈立夫)上海分行会见第一副经理梁佐华。
梁佐华与任廉儒年龄相仿，经历也大致相同，两人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30年代同在刘湘的反省院中坐过5年牢，又一同出狱，一同从事地下工作。现在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把郭汝瑰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迅速、安全地转交给党。
不巧的是，此时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梁佐华的直接领导鲁自成也回了重庆。因二人又同是地下民革成员，所以经仔细研究后。决定将这些绝密情报交给民革京沪区军事特派员、上海民革主任王葆真，由王葆真设法转交给党。
当二人慎重地把那叠文件交到王葆真手中，并简单介绍了情况后，这位年逾古稀，须发皆白，清癯睿智的辛亥老人正气凛然地说：“郭汝瑰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3人商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毁件保人的办法，马上切断情报渠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这个特殊的情报来源，才能保证郭汝瑰顺利地率领七十二军起义，从而打破蒋介石立足西南、再图中原的美梦。
王葆真立即把秘件送到上海民革秘书长吴荣处。吴荣时为国民党上海财政局秘书，他先将秘件锁人财政局保险柜，后认为不妥，又转移到新闸路王葆真与中共联系的秘密联络点，等待地下党派人来取。
在这时，暗中窥视民革活动的敌人开始行动了。
1949年2月22日，民革上海工委在上海湖南路21号王葆真寓所召开常委会，会议预定中午12点召开，应到的5位常委中，只有王葆真、梁佐华、林涤非、许卜伍4位按时到会，独缺历来准时到会的吴荣。等到下午1时，吴荣仍未到。焦急的梁佐华打开窗户，发现马路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来回走动，他马上叫王葆真看。王葆真毕竟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一见情况不妙，马上作出“立即撤离”的决定。他们还不知道，吴荣已在前一天晚上被捕了。
他们4人分3路化装离开，首先是王葆真手提保温瓶镇定自若地走出去冲开水，然后迅速地奔向新闸路秘密联系点。接着梁佐华穿上旧布衣衫，扮成佣人模样从容走出大门。最后走的林涤非、许卜五也安全脱险。
王葆真一到秘密联络点，马上焚烧还未送走的绝密文件，为了抓紧时间，一边烧，一边又将一部分撕成碎片冲进下水道。此时门外呼喊声、打门声已响成一片，王葆真刚刚把最后一页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塞进嘴里嚼烂吞进肚里，荷枪实弹的军警已冲进了他的房间。老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泰然肃立，从容就捕。在狱中，70高龄的王葆真老人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认出郭汝瑰。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位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才由民革沪宁因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从死囚牢中接出，送上海永川医院治疗。病愈后去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23日，梁佐华从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民革地下工作者那里得到王葆真、吴荣等10余人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了任廉儒，两人决定销毀一切文件，速去香港，把发生的情况向设在那里的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汇报。
两人几经周折抵达香港，经民革中央联系，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派张建良会见了他们，并传达了中共的指示：国民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现在仍然盘踞着大半个中国，当前我们应加强策反国民党的起义工作，以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西南是蒋介石负隅顽抗的基地，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帮助郭汝瑰将军率七十二军起义成功，意义重大，必须尽力以赴。
任廉儒、梁佐华得到指示后，分头进行帮助七十二军起义的工作。任廉儒以给重庆天主教区送去一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为名，带着电台、密码和华南局给郭汝瑰的指示乘飞机抵达重庆。梁佐华前往己解放的上海和即将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取得联系，以保起义工作万无一失。
38年后，年满80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道出了真诚的心声：“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送的文件，遭到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出我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的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七十二军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七十二军筹建工作进展顺利，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一调动正合郭汝瑰心意。因为以七十二军4个师(加上后来成立的教导师)，互为倚角之势驻守陀江和长江江防，东可以直逼重庆，西可以威胁成都。且处于宋希濂的川鄂防线和胡宗南的川陕防线的核心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宜宾处于四川西南角，对起义十分有利。为保住这一有利位置，郭汝瑰千方百计避免七十二军被调往他处。
郭汝瑰通过罗广文鼎力相助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的支持，使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正式委任他为“叙泸警备司令”。取得了川南4个专区1个市、30余县的地方行政权力，曾想把七十二军纳入自己防区的胡宗南，再也无法调动身兼地方行政要职的七十二军军长了。
不仅如此，这张“叙泸警备司令”的委任状，还给郭汝瑰提供了保护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的机会。
那时，每个警备司令部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而这个联席会议是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组织，每月由主席召集行政专员、地方法院、县党部、保安司令、县长、部队军法处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的案件。郭汝瑰把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的军统分子罗国熙置于肘腋之下，大小案件统 交七十二军军法处去调查办理，不但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群众。
为使起义成功，郭汝瑰费尽心机，处理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问题，把七十二军主要的带兵军官都变成了亲信和可靠的人。三十四师师长已由亲信柏恒担任，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是他的堂妹夫，大革命时期原是共产党员，两人关系一直密切。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原是青年军旅长，一次作战失利又误枪毙一个营长，本应受军事法庭审判，是郭汝瑰以作战厅长的身份，多方为其开脱才得以幸免。赵德树为了报恩，总以郭汝瑰的马首是瞻，人前人后均称郭汝瑰为“大哥”。教导师师长肖烈原是个县长，并无带兵打仗的经历，因此很敬重、佩服郭汝瑰，对他惟命是从。下面的团长、营长也都作了相应的处置和撤换，就连军统必定插手的政治处，郭汝瑰也早早地安排了任廉儒之弟任逖猷和亲信黄阴渠任正副处长，其他人一时挤不进来。
为了万无一失。郭汝瑰反复地把手下的军官一一进行排队分析，思来想去唯一觉得身边的参谋长许亚殷还放心不下。在探知许想上山打游击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便顺势派许去泸州西南角的长宁指挥所经营“游击根据地”。参谋长一职由亲信徐孔嘉接任，既为身边拔去了一颗钉子，以减少毛人风等军统分子对郭汝瑰部的任意和捣乱。
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锋芒直指重庆时，蒋介石这才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沿川陕公路进入四川，遂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七十二军、二十一军、四十四军和3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带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以屏障成都。
一天，郭汝瑰电令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来泸州军部，意欲商量起义之事。当晚，郭汝瑰、傅秉勋、徐孔嘉3个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促膝长谈，无意中竟侃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设想——活捉蒋介石。
他们的设想是：重庆已是兵临城下，蒋介石必将很快离开。让傅秉勋挑选一个亲信团，驻守江津的长江北岸。尽量靠近重庆白市驿机场，和重庆行营机要室保持密切联系，准确掌握蒋介石离开山洞林园住所的时间，等他的座车走到半路，事先安排好的爆破组便炸毁退回山洞的桥梁，同时以一个机枪班封锁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壁山的道路。这样蒋介石既回不了山洞。也去不了成都，势必进入白市驿机场，靠近机场的这个团待蒋介石进入机场后，立即强袭空军警卫营，这个营毫无战斗力。极易消灭。于是蒋介石就成了瓮中之鳖。
3个老朋友的神侃本是一种设想，但如果傅秉勋认真干起来，设想就可以变成现实。可惜混迹国民党官场多年的傅秉勋，不仅没有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而是通过西南长官公署把他的一零四师调去了成都，与郭汝瑰分道扬镳了。
11月初解放军杨勇兵团经贵州直取川南，陈锡联兵团挺过川东。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29日晚10时离开山洞林园，午夜乘车到达白市驿机场，夜宿中美号专机中。次日起飞时，由重庆海棠溪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离机场仅10余公里。蒋介石对他的江山真可谓难舍难弃了。而傅秉勋丢掉了一个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兵败后逃往松潘，被解放军俘虏后。在一条小溪边自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泸州罗汉场。在解放军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打电话给郭汝瑰接洽起义的过程中，电话线路被吓破了胆的电话局工作人员撤掉，不能继续通话，无法弄清解放军意图。在这紧要关头，郭汝瑰当机立断，决定把七十二军军部及部队全部撤出泸州，全军退往宜宾，与驻宜宾的二三三师汇合，并集中所有部队以保证起义成功，撤除泥江、长江的江防，敞开泸州大门。让解放军畅行无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成都，粉碎蒋介石集中胡宗南部队在西南与解放军决战的企图。
郭汝瑰离开泸州前，命令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人犯。才率部向宜宾进发。6日到达南溪，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一零四师外。七十二军的所有部队到达了宜宾。
9日，郭汝瑰认为时间已十分紧迫。准备也基本就绪，是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召开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先作引导性发言：“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失败已成定局。这几天，有人对我说这仗不能再打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究竟打不打?这关系到我军几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打，就只剩下一个忠义的名声，留下无数孤儿寡母，请大家尽管谈。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说完，把目光投向赵德树。
赵德树见郭汝瑰不部署作战，而问大家伙还能不能打，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于是站起来说：“仗确实不能再打了，一打，我们就完了，干脆和了吧!”
于是郭汝瑰接着赵德树的话说：“国家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会与你议和?如果不打。只有起义。不管打也罢，起义也罢。都由我指挥，在这生死关头，我绝不能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就起义。”赵德树顺势把话挑明了。
团长张纬也表示了赞同，另一团长吴让却横眉竖眼地吼叫了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丈夫还没死，就又想嫁人，我不赞成。”
经吴让一问，大家都沉默了。郭汝瑰意识到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便对大家说：“这个问题重大，各位下去再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接着宣布散会。
就在这刀出鞘、箭上弦的紧要关头。郭汝瑰又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十八军张国华部的紧追下，带着残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宾的高店场一带，准备渡江进宜宾城，宋的参谋长彭励还给郭汝瑰部送来一台电影放映机。要求让宋部进城。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郭汝瑰思索再三，宁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险，也绝不能让宋部的一兵一卒进入正在酝酿起义的宜宾城。于是一面命令用机枪封锁江面，一面对彭励以贵宾相待，宴席间特请了七十二军的师团长多人作陪。然后请彭励带话给宋希濂：“大敌当前，部队本来已很不好掌握，你们的队伍过江就会把我的部队搅乱，只好请宋主任绕道西撒，我尽力在此阻击几天。”
彭励过江去向宋希濂转告了郭汝瑰的意思，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郭汝瑰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人大小凉山打游击，由此情况判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
宋希濂听后，感到一阵轻松，认为解放军必将先解决郭汝瑰的七十二军，才会继续追击。那时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于是放弃了进宜宾的打算。 送走宋希濂这位不速之客，郭汝瑰意识到已迫在眉睫的起义之举，纵有一二个团长捣乱也无碍大局，惟有担任宜宾城防任务的六九九团至关重要，团长廖雄觉在9日那天的会上未明确表态，对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必须再试探一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参谋长徐孔嘉、教育长张继寅、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不出两小时，4人一齐来到军部，廖团长一见郭汝瑰便举手敬礼，开门见山地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虽十分欣喜，但语气却十分平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雄觉坚决地说。
在场的5人都会心地笑了。郭汝瑰更是觉得几个月来一直压在心里的顽石这才落下。他马上取出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徐孔嘉说：“孔嘉，你快到泸州去吧。”
徐孔嘉欣然接受了这一神圣使命，和赵德树找来的宜宾地方代表，当晚登船，夜航泸州。次日又和解放军代表一同回到宜宾。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进入宜宾城，召开了欢迎起义大会。郭汝瑰拨一个炮兵营及若干枪支弹药，军需物资，支持十八军挺进成都。南北两线解放军很快抵达新津、简阳、邛峡等地。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宋希濂部未进入宜宾城，绕道氓江、清水溪，还未到达西昌，于12月19日被通过郭汝瑰防区抄近路追击的解放军全歼于大渡河边的金口河，宋希濂本人被俘，使蒋介石想将精锐部队退至西康，利用那里的崇山峻岭与解放军周旋的计划也完全落空。
40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的记述：“……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別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的最后本钱——七十二军在泸州(应为宜宾——作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布置和士气。”
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在郭汝瑰带领下起义后。部分随解放军第十军改编为海军，部分参加了抗美援朝，部分调入南京军事学院，部分复员回家。
尾声：为军事科学事业不懈努力
郭汝瑰起义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1年3月，郭汝瑰奉调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9日，73岁的郭汝瑰重新加入党组织。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迁往重庆北部北碚区居住，配备了专车和驾驶员。此后历任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重庆分会名誉会长。
早在1966年，郭汝瑰任南京军事学院副处长时，叶剑英元帅视察学院就指示他们要开展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注释古代兵法，编写反映历代战争的书籍。当时学院就按叶帅指示，组织郭汝瑰等人开始了这一工作。但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研究人员已分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已经作古；原来收集的资料经过“文革”那场动乱。几乎已散失殆尽。但得知张副主席支持写《中国军事史》的喜讯后，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赵秀昆等同志马上四处联络以前参加过研究的人员。很快组成了包括郭汝瑰在内共48人的写作班子。这40余人，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最年长的已有70多岁了。
这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组，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甚至连郭汝瑰在内，多数人家中都无电话，工作联系都靠写信。郭汝瑰的工作方法是；召集少数几个人相聚三五天，拟定写作提纲和计划，确定每卷的书名及内容，并进行分工。然后由组员各自收集查阅资料，在家中写成初稿，寄给审稿人，最后交他定稿。必要时他亲自前往各地，与那里的组员研究问题，审定稿件。5万元经费只用作购买资料，支付复印、打印及差旅费。
尽管写作条件极差，而且没有稿费，但开会可以召之即来，书稿可以按时寄到。因为大家都为晚年能参加这件有意义的工作而劲头十足，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巨著出版发行。
1983年，《中国军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了。墨绿色的精装封面上叶剑英元帅题写了“中国军事史”5个遒劲有力的金字，张震副主席为之作序，肯定了《中国军事史》是：“把武器装备，掌握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的”。“是持之有故。书之有据的”。对写作人员“全力以赴”，“自解私囊”，“决心把有限的晚年贡献给祖国军事科学事业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1991年，历时10载，这部60075字的宏篇巨著全部写成出版，全书共6卷10册：《兵器》《兵略》(两册)《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副卷《武经七书注释》、《历代战争年表(两册)。正如张震副主席所说：“这部书是48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写成的。是郭汝瑰他们用热爱祖国军事科学的赤诚之心写成的。”
十年间他们送別了写作组的6位老人，郭汝瑰也成了耄耄老翁。他抚摸着一本本精装烫金书册。百感交集，爱不释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史，56年的宿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郭汝瑰确实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年纪越大，越是争分夺秒地想多为国家做点事。《中国军事史》刚脱稿付印，还未出版时，他又萌发了撰写《抗日战争正面战争史长篇》的念头。他与原《中国军事史》写作组的部分人员达成了共识。1990年他又去北京向张震副主席汇报了他的新篇写作计划，也汇报了写《中国军事史》时领去的5万元经费已用去4万多元，还余8000元。再撰新篇需筹措一笔捐款。
张震听后。马上说：“不要去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国防大学按张震指示，拨给了郭汝瑰5万元款。他又和写作组的十几个人开始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的写作。按计划全书共分10章。到1996年5月，前6章已经完成，可是过分操劳的郭汝瑰却患了脑血栓。张震副主席得知他生病住院，派专人来重庆看望，鼓励他安心治病，病好再写。可是郭汝瑰不愿意因自己生病耽误全书的付印时间，主动把主编工作交给了国防大学副校长黄玉章和原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田昭林。
不知是现代医学的先进，还是意义重大的写作工作赋予了郭汝瑰顽强的生命力，他在88岁高龄患了脑血栓，竟很快奇迹般地康复了。他一直没中断与黄玉章、田昭林的联系，他欣喜地得知第7、8、9章已经脱稿，第10章结束语正在撰写。1997年内可以付印。他正翘首期盼又一部新书摆在案头。
1997年的秋天，郭汝瑰迎来了他90岁的生日。市、区的党政军领导亲临北碚向他祝贺。同一天，他的回忆录再版发行，他既感动不已。又愧疚难当。他感慨万端地说：“90个春秋过去了。仿佛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在目，如数念珠。随便掂捻一颗都包含着生动的故事，都呈现出历史的年轮。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已经看见了香港的回归，还想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的和平统一。如能爽愿，那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
遗憾的是，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因车祸住进了三军医大西南医院。中央军委、成都军区及市区党政军领导十分关心。多次派专人或亲临医院看望，中央军委特别指示医院尽全力抢救。西南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终因无力回天，10月23日凌晨，郭汝瑰与世长辞。
中央军委、成都军区、市区党政军领导为郭汝瑰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对郭汝瑰的一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大公无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好党员，好干部”。赞颂他“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十年来，为培养军队指挥人才，为党的统战政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郭汝瑰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不仅是军人的勇敢和丰硕的战功，还有他丰富、曲折、惊险、激情和不断探索的人生经历。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任总参谋长后，邀请郭汝瑰再度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就在这时，杜聿明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郭汝瑰“通谋敌党”的情报，力劝顾祝同说：“郭汝瑰与共产党有联系，绝不能让他再做第三厅厅长。”
然而顾祝同不仅没有相信，反认为杜聿明是派系在作怪，把对陈诚的怨恨发泄到郭汝瑰身上。故劝说杜聿明不要疑神疑鬼，说郭汝瑰和他在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要是连他都靠不住，党国就没有忠臣了!
杜聿明仍坚持己见，并表示，他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汝瑰知道的方案他就绝不按原方案执行。
1948年7月7日，郭汝瑰到职，再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1948年下半年，身为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为国民党草拟作战方案。参加军事会议。视察战地情况。特別忙碌。他一会儿跟蒋介石，一会儿陪顾祝同，乘着飞机、军舰穿梭于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徐州、青岛、南京之间。任廉儒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和《益世报》经理的身份，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和郭汝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杜聿明从出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主持徐蚌会战开始，直到被俘为止，始终没有放过郭汝瑰。两位陆军中将在军事会议上没有硝烟的较量中，你争我伐。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淮海战场上两军弹火纷飞的鏖战。只是前者为挽救日薄西山的蒋家王朝，心力交瘁，徒劳地枉费一身将才，后者顺应历史潮流，用自己的才智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1月10日，在郭汝瑰帮助下，取得兵权的张克侠将军和何基沣将军，刚刚在运河万年闸起义成功，打开徐州大门，华东野战军之一部便乘虚而入，截断了陇海路，将向徐州收缩的黄伯韬兵团阻击于运河以西，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附近。
为解黄伯韬兵团之危，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集会议。首先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接着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郭汝魂在台上侃侃而谈，对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如数家珍。坐在台下的杜聿明如芒刺在背，两眼喷火，不时对郭汝瑰的计划加以讥评。无奈，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对郭汝瑰“天衣无缝”的计划非常赞同。会议结束后杜聿明飞回徐州，他当天制定的徐州“剿总”的作战方案与国防部的计划相违背，主要企图是固守徐州，并未设法解黄伯韬兵团之围。11日蒋介石专电严加批驳。
11日晚徐州“剿总”才尽量抽调兵力以解黄伯韬之围，但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21日黄昏后，解放军对黄伯韬残部发起了总攻，激战至22日晨4时许，残部被歼，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
黄伯韬自杀前，对身边唯一剩下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第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候四十四军两天。第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在运河上架军用浮桥。第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当初为什么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撒?”
黄伯韬的三不解，在事隔35年后，杜聿明作了回答。他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回忆35年前“上战场如赴刑场”的心情时写道：“我昨天到南京，他(蒋介石)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蒋介石上了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去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伯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伯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为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继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3天，11月2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又被中原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
惊恐不安的蒋介石，急电杜聿明再赴南京研究作战布置。
11月28日上午10时，何应钦、顾祝同、刘裴、郭汝瑰和前线指挥官杜聿明等参加了蒋介石的宫邸会议。蒋介石指定郭汝瑰向与会者讲解关于解救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他首先说明，在解放军南北两面建有坚固纵深工事的情况下，徐蚌国民党军队各兵团进攻迟缓，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汇合的目的。因此，应以主力撤出徐州。郭汝瑰为此提出了几个方案供杜聿明选择，并强调杜聿明一定要“兵贵神速”。
会议一开始，杜聿明就对郭汝瑰眼中带刺，对其所谈作战计划更是不屑一顾。此时。未等郭汝瑰把话说完，他便大声责问郭汝瑰为何不考虑大兵团运动的后果?殊不知杜聿明这一问反引起与会者对他的不满，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把握指挥当前这一生死攸关的大撤退。
有人竟讥笑他除了从徐州逃跑外，別无其他妙法。杜聿明虽处境孤立，却又不愿意当着郭汝瑰的面说出自己的作战计划，便要求离开会场与蒋介石密谈。随后蒋介石宣布散会。杜聿明当日即返回徐州去了。此举倒使郭汝瑰感到有些紧张，不过，他想到自己所提出的计划事先是征得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同意的，而且并未露出任何破绽，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12月1日，为解黄维兵团之围，徐州驻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倾巢而出。向西南方向的肖县撤退。2日已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线。这一行动秘密迅速，想使解放军阻拦不住。
蒋介石放弃徐州本是一个大胆的政策，此时一看解放军已停止进攻蚌埠向北撤退，而杜聿明部过青龙集后仍向西急进，他一下子觉得郭汝瑰指出的“如果避战而不求战，则可能在永城胶着。或向西溃退，这样蚌埠方面情况马上就会转紧”似乎有些道理。于当日12时，他亲笔写了信空投给杜聿明。信曰：“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则我军又落后一着。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亡党，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晚上，杜聿明又接国防部正式电令。其要旨如下：“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 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贵部应决心于两日之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部共军必又麋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函电。万念俱灰。在风雪迷漫的黄淮平原上，战不能战。撤不能撤。悔恨交加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昨天没有坚持“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他后来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继续写道：“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方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进攻，已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灭的危险之中；也后悔我今天下午太软弱，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既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杜聿明兵团撤出徐州后，中途停下来耽误了征程，不仅没能解黄维十二兵团之围，反而在陈官庄、青龙集附近被包围。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可用，只能令杜聿明各兵团三面掩护，一面进攻。逐次跃进，以与黄维兵团会师。一面又催令李延年兵团向双堆集方面进攻，但因遭到解放军坚决阻击毫无进展。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从华中“剿总”抽调兵力，而白崇禧又千方百计拖延阻止，奉命东调的第二军，在汉口上船完毕，因白崇禧的抵制，竟不准开船。
12月14日晚，完全无望的黄维兵团。只得分5路突围，副司令长官胡琏侥幸逃出，司令长官黄维被俘，十二兵团所部仅十八师副师长尹俊率千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歼灭。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亲自率领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及直属部队等在被围困40天后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
解放后，一次杜聿明和郭汝瑰同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杜聿明手指郭汝瑰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里!”
郭汝瑰笑着说：“各为其主嘛。”
1982年，杜聿明病危住院，郭汝瑰前去探望时，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杜聿明问郭汝瑰：“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
郭汝瑰回答：“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从山东方面。”杜聿明说。
“这人是谁?”
“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杜聿明笑了笑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我呢?”
杜聿明坦诚地说：“告过，只是没有起作用。”
两人都笑了。
一场大难与郭汝瑰擦肩而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数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再次通过任廉儒向党表示希望到解放区去的愿望。
任廉儒请示后，专程到南京转告郭汝瑰，经过再三研究，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和扫平江南是势在必行。但蒋介石必巩固西南作最后挣扎，到时那里肯定会有一场恶战。因此，党希望他设法掌握一支部队到西南去，到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将会比现在去解放区大得多。
于是郭汝瑰决心再冒风险，带部队到西南去。
1948年12月24日趁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郭汝瑰急忙递上请求引咎辞职的报告。1949年1月3日，他又到南京颐和路顾祝同的寓所拜望这位总参谋长，请求让他任一个军的军长。顾祝同一听，大感惊诧。他诚恳地劝郭汝瑰赶快打消这个念头，说现在正当军事上节节失利。別人当了军长、师长，都在设法脱身溜走。你怎么现在还想当军长，还想往火坑里跳?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靖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再当军长去受罪罢。
郭汝瑰却犯了难：当副司令没有实权，怎能带兵起义，或瓦解队伍?故非当军长不可。但又怕引起怀疑，同样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然而，话到此时已是骑虎难下了，既不能接受顾祝同的劝告，也不能撤回已提出的要求，只好冒险再作争取。于是，再度恳切陈词：正因为时局危殆。才要求去带兵。此所谓时穷节乃现。这些年说自己坏话的人不少。总以为当参谋长只会纸上谈兵，不能直接带兵打仗。现在是临危受命，置生死于度外，才不负党国的期望，才不负总长的栽培。郭汝瑰的一席话竟把颐祝同说服了，他表示要替郭汝瑰向蒋介石说说看。后来几经周折，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离开南京的当日，任命郭汝瑰担任七十二军军长，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七十二军属邱清泉第二兵团，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原军长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一部分官兵。故蒋介石决定重建。
郭汝瑰接到七十二军军长的正式任命后，立即赶到上海华山路川盐银行办事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廉儒。
任廉儒紧握郭汝瑰的手说：“汝瑰同志，你接受党新的任务，从蒋家王朝的心脏里杀出来，到西南后再狠杀一个回马枪，祝你早日成功，”二人相互拍手称庆。
临别前，郭汝瑰轻声对任廉儒说：“我带来几件极重要的东西，请你交给党。”说完，他十分谨慎地从皮箱底部的夹层里取出一叠文件交到任廉儒手中，又严肃郑重地嘱咐道：“廉儒兄，这些文件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最机密的作战计划，共计9份，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以及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国民党兵力配备序列。千万要妥善地送到解放区，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我的身家性命就……”
随着国民党国防部迁往上海，郭汝瑰便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所小学内设立了第七十二军军部。因要在上海地界内补充兵员、枪械，他首先就去拜访了新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二人原就熟识，郭汝瑰又是刚从机要中枢下来的要员，汤恩伯非常热情，一口答应“尽全力支持”。
郭汝瑰先后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军余部千余人，并保荐刘展绪、赵德树分別担任新三十四师和二三三师师长。还委任了一些团、营、连长。很快把七十二军军部的架子搭起来了。又凭借他在国防部和联勤总部的人事关系，顺利地弄足了一个军的车辆、枪械、弹药、钱粮，加上胡琏原送他重建十八军的一大笔钱(胡琏曾向蒋介石力荐郭汝瑰任十八军军长)，七十二军的装备和给养就十分富足了。
郭汝瑰准备尽快回四川，他命令新任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带着已招募到的1000余人，由浙赣路去宜昌，再乘轮船去四川，并要求赵德树：“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伤兵 医院这样给我喊：‘要回四川的，快来跟我们回去。’四川伤兵思乡心切，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踊跃参加的。”
果然，在赵德树带兵回四川的途中，招到了整整3个团有作战经验的老兵。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带着参谋长许亚殷、军需王希尚乘飞机回重庆，郭汝瑰把军部设在南岸弹子石警官学校内后，便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利用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部队。仅用两个月的时间，新建的七十二军就招足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拥有了3个师1个团，其中还有3个团是老兵，加上精良的装备，充足的给养，七十二军很快成为了四川的机动主力军，
为完成带兵起义的重大任务，郭汝瑰夜以继日进行着紧张筹划和积极准备，要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垮台敲响丧钟。他压根儿没想到一场大难正与他擦肩而过。
任廉儒带着郭汝瑰送来的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部的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等9份绝密文件，驱车前往工矿银行(董事长为陈立夫)上海分行会见第一副经理梁佐华。
梁佐华与任廉儒年龄相仿，经历也大致相同，两人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30年代同在刘湘的反省院中坐过5年牢，又一同出狱，一同从事地下工作。现在他们的共同任务就是把郭汝瑰提供的重要军事情报，迅速、安全地转交给党。
不巧的是，此时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梁佐华的直接领导鲁自成也回了重庆。因二人又同是地下民革成员，所以经仔细研究后。决定将这些绝密情报交给民革京沪区军事特派员、上海民革主任王葆真，由王葆真设法转交给党。
当二人慎重地把那叠文件交到王葆真手中，并简单介绍了情况后，这位年逾古稀，须发皆白，清癯睿智的辛亥老人正气凛然地说：“郭汝瑰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3人商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毁件保人的办法，马上切断情报渠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这个特殊的情报来源，才能保证郭汝瑰顺利地率领七十二军起义，从而打破蒋介石立足西南、再图中原的美梦。
王葆真立即把秘件送到上海民革秘书长吴荣处。吴荣时为国民党上海财政局秘书，他先将秘件锁人财政局保险柜，后认为不妥，又转移到新闸路王葆真与中共联系的秘密联络点，等待地下党派人来取。
在这时，暗中窥视民革活动的敌人开始行动了。
1949年2月22日，民革上海工委在上海湖南路21号王葆真寓所召开常委会，会议预定中午12点召开，应到的5位常委中，只有王葆真、梁佐华、林涤非、许卜伍4位按时到会，独缺历来准时到会的吴荣。等到下午1时，吴荣仍未到。焦急的梁佐华打开窗户，发现马路上有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来回走动，他马上叫王葆真看。王葆真毕竟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者，一见情况不妙，马上作出“立即撤离”的决定。他们还不知道，吴荣已在前一天晚上被捕了。
他们4人分3路化装离开，首先是王葆真手提保温瓶镇定自若地走出去冲开水，然后迅速地奔向新闸路秘密联系点。接着梁佐华穿上旧布衣衫，扮成佣人模样从容走出大门。最后走的林涤非、许卜五也安全脱险。
王葆真一到秘密联络点，马上焚烧还未送走的绝密文件，为了抓紧时间，一边烧，一边又将一部分撕成碎片冲进下水道。此时门外呼喊声、打门声已响成一片，王葆真刚刚把最后一页来不及处理的文件塞进嘴里嚼烂吞进肚里，荷枪实弹的军警已冲进了他的房间。老人长长地舒了口气，泰然肃立，从容就捕。在狱中，70高龄的王葆真老人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认出郭汝瑰。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位敌人屠刀下的幸存者，才由民革沪宁因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从死囚牢中接出，送上海永川医院治疗。病愈后去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23日，梁佐华从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位民革地下工作者那里得到王葆真、吴荣等10余人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了任廉儒，两人决定销毀一切文件，速去香港，把发生的情况向设在那里的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汇报。
两人几经周折抵达香港，经民革中央联系，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派张建良会见了他们，并传达了中共的指示：国民党政权正在土崩瓦解，但现在仍然盘踞着大半个中国，当前我们应加强策反国民党的起义工作，以配合解放军正面作战。西南是蒋介石负隅顽抗的基地，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帮助郭汝瑰将军率七十二军起义成功，意义重大，必须尽力以赴。
任廉儒、梁佐华得到指示后，分头进行帮助七十二军起义的工作。任廉儒以给重庆天主教区送去一万美金的活动经费为名，带着电台、密码和华南局给郭汝瑰的指示乘飞机抵达重庆。梁佐华前往己解放的上海和即将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取得联系，以保起义工作万无一失。
38年后，年满80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道出了真诚的心声：“1949年2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负责人王葆真被捕，临时焚毁了我送的文件，遭到严刑拷打，被判死刑也不供认出我来，任廉儒与其助手梁佐华同志侥幸脱身逃往香港我才得保首领……今天回想起来，未出意外。完全是主义深入人心，党的纪律严明，同志们的保护所致，个人的权谋是微不足道的。”
七十二军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七十二军筹建工作进展顺利，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七十二军移驻内江、泸州、宜宾一带，这一调动正合郭汝瑰心意。因为以七十二军4个师(加上后来成立的教导师)，互为倚角之势驻守陀江和长江江防，东可以直逼重庆，西可以威胁成都。且处于宋希濂的川鄂防线和胡宗南的川陕防线的核心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宜宾处于四川西南角，对起义十分有利。为保住这一有利位置，郭汝瑰千方百计避免七十二军被调往他处。
郭汝瑰通过罗广文鼎力相助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的陆大同学的支持，使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正式委任他为“叙泸警备司令”。取得了川南4个专区1个市、30余县的地方行政权力，曾想把七十二军纳入自己防区的胡宗南，再也无法调动身兼地方行政要职的七十二军军长了。
不仅如此，这张“叙泸警备司令”的委任状，还给郭汝瑰提供了保护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的机会。
那时，每个警备司令部兼任党政军联席会议主席，而这个联席会议是专门捕杀共产党人的组织，每月由主席召集行政专员、地方法院、县党部、保安司令、县长、部队军法处处长开会，审理屠杀共产党的案件。郭汝瑰把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的军统分子罗国熙置于肘腋之下，大小案件统 交七十二军军法处去调查办理，不但警备司令部从未杀过人，连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也没杀过人，这就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群众。
为使起义成功，郭汝瑰费尽心机，处理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问题，把七十二军主要的带兵军官都变成了亲信和可靠的人。三十四师师长已由亲信柏恒担任，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是他的堂妹夫，大革命时期原是共产党员，两人关系一直密切。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原是青年军旅长，一次作战失利又误枪毙一个营长，本应受军事法庭审判，是郭汝瑰以作战厅长的身份，多方为其开脱才得以幸免。赵德树为了报恩，总以郭汝瑰的马首是瞻，人前人后均称郭汝瑰为“大哥”。教导师师长肖烈原是个县长，并无带兵打仗的经历，因此很敬重、佩服郭汝瑰，对他惟命是从。下面的团长、营长也都作了相应的处置和撤换，就连军统必定插手的政治处，郭汝瑰也早早地安排了任廉儒之弟任逖猷和亲信黄阴渠任正副处长，其他人一时挤不进来。
为了万无一失。郭汝瑰反复地把手下的军官一一进行排队分析，思来想去唯一觉得身边的参谋长许亚殷还放心不下。在探知许想上山打游击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便顺势派许去泸州西南角的长宁指挥所经营“游击根据地”。参谋长一职由亲信徐孔嘉接任，既为身边拔去了一颗钉子，以减少毛人风等军统分子对郭汝瑰部的任意和捣乱。
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攻入贵州，锋芒直指重庆时，蒋介石这才判明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沿川陕公路进入四川，遂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七十二军、二十一军、四十四军和3个独立师沿长江、沱江，在宜宾、泸州、内江一带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以屏障成都。
一天，郭汝瑰电令一零四师师长傅秉勋来泸州军部，意欲商量起义之事。当晚，郭汝瑰、傅秉勋、徐孔嘉3个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促膝长谈，无意中竟侃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设想——活捉蒋介石。
他们的设想是：重庆已是兵临城下，蒋介石必将很快离开。让傅秉勋挑选一个亲信团，驻守江津的长江北岸。尽量靠近重庆白市驿机场，和重庆行营机要室保持密切联系，准确掌握蒋介石离开山洞林园住所的时间，等他的座车走到半路，事先安排好的爆破组便炸毁退回山洞的桥梁，同时以一个机枪班封锁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壁山的道路。这样蒋介石既回不了山洞。也去不了成都，势必进入白市驿机场，靠近机场的这个团待蒋介石进入机场后，立即强袭空军警卫营，这个营毫无战斗力。极易消灭。于是蒋介石就成了瓮中之鳖。
3个老朋友的神侃本是一种设想，但如果傅秉勋认真干起来，设想就可以变成现实。可惜混迹国民党官场多年的傅秉勋，不仅没有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而是通过西南长官公署把他的一零四师调去了成都，与郭汝瑰分道扬镳了。
11月初解放军杨勇兵团经贵州直取川南，陈锡联兵团挺过川东。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29日晚10时离开山洞林园，午夜乘车到达白市驿机场，夜宿中美号专机中。次日起飞时，由重庆海棠溪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离机场仅10余公里。蒋介石对他的江山真可谓难舍难弃了。而傅秉勋丢掉了一个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兵败后逃往松潘，被解放军俘虏后。在一条小溪边自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泸州罗汉场。在解放军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打电话给郭汝瑰接洽起义的过程中，电话线路被吓破了胆的电话局工作人员撤掉，不能继续通话，无法弄清解放军意图。在这紧要关头，郭汝瑰当机立断，决定把七十二军军部及部队全部撤出泸州，全军退往宜宾，与驻宜宾的二三三师汇合，并集中所有部队以保证起义成功，撤除泥江、长江的江防，敞开泸州大门。让解放军畅行无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成都，粉碎蒋介石集中胡宗南部队在西南与解放军决战的企图。
郭汝瑰离开泸州前，命令释放了监狱里的全部人犯。才率部向宜宾进发。6日到达南溪，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一零四师外。七十二军的所有部队到达了宜宾。
9日，郭汝瑰认为时间已十分紧迫。准备也基本就绪，是行动的时候了，于是召开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先作引导性发言：“解放军已攻入四川，政府军已完全垮了，失败已成定局。这几天，有人对我说这仗不能再打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究竟打不打?这关系到我军几万将士的生死存亡。打，就只剩下一个忠义的名声，留下无数孤儿寡母，请大家尽管谈。意见一致，才能步调一致。”说完，把目光投向赵德树。
赵德树见郭汝瑰不部署作战，而问大家伙还能不能打，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于是站起来说：“仗确实不能再打了，一打，我们就完了，干脆和了吧!”
于是郭汝瑰接着赵德树的话说：“国家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会与你议和?如果不打。只有起义。不管打也罢，起义也罢。都由我指挥，在这生死关头，我绝不能丢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
“还是军长高明，知道起义，我们就起义。”赵德树顺势把话挑明了。
团长张纬也表示了赞同，另一团长吴让却横眉竖眼地吼叫了起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丈夫还没死，就又想嫁人，我不赞成。”
经吴让一问，大家都沉默了。郭汝瑰意识到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便对大家说：“这个问题重大，各位下去再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再作决定。”接着宣布散会。
就在这刀出鞘、箭上弦的紧要关头。郭汝瑰又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军十八军张国华部的紧追下，带着残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宾的高店场一带，准备渡江进宜宾城，宋的参谋长彭励还给郭汝瑰部送来一台电影放映机。要求让宋部进城。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郭汝瑰思索再三，宁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险，也绝不能让宋部的一兵一卒进入正在酝酿起义的宜宾城。于是一面命令用机枪封锁江面，一面对彭励以贵宾相待，宴席间特请了七十二军的师团长多人作陪。然后请彭励带话给宋希濂：“大敌当前，部队本来已很不好掌握，你们的队伍过江就会把我的部队搅乱，只好请宋主任绕道西撒，我尽力在此阻击几天。”
彭励过江去向宋希濂转告了郭汝瑰的意思，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郭汝瑰部固守宜宾。恐怕没有这个力量。但郭部的师团长多和我是同学，我到宜宾后和他们交换过意见，郭汝瑰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积粮弹。如共军向宜宾进攻，他们就准备把队伍拖人大小凉山打游击，由此情况判断，郭汝瑰部大致不会向共军投诚。”
宋希濂听后，感到一阵轻松，认为解放军必将先解决郭汝瑰的七十二军，才会继续追击。那时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于是放弃了进宜宾的打算。 送走宋希濂这位不速之客，郭汝瑰意识到已迫在眉睫的起义之举，纵有一二个团长捣乱也无碍大局，惟有担任宜宾城防任务的六九九团至关重要，团长廖雄觉在9日那天的会上未明确表态，对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必须再试探一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参谋长徐孔嘉、教育长张继寅、二三三师师长赵德树。不出两小时，4人一齐来到军部，廖团长一见郭汝瑰便举手敬礼，开门见山地说：“报告军长，我决心起义。”
“好啊!你可不能后悔。”郭汝瑰虽十分欣喜，但语气却十分平静。
“不后悔，什么情况下，都不后悔。”廖雄觉坚决地说。
在场的5人都会心地笑了。郭汝瑰更是觉得几个月来一直压在心里的顽石这才落下。他马上取出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徐孔嘉说：“孔嘉，你快到泸州去吧。”
徐孔嘉欣然接受了这一神圣使命，和赵德树找来的宜宾地方代表，当晚登船，夜航泸州。次日又和解放军代表一同回到宜宾。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了起义通电。并通令所管辖的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4个专区1个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进入宜宾城，召开了欢迎起义大会。郭汝瑰拨一个炮兵营及若干枪支弹药，军需物资，支持十八军挺进成都。南北两线解放军很快抵达新津、简阳、邛峡等地。完成了对成都的包围。宋希濂部未进入宜宾城，绕道氓江、清水溪，还未到达西昌，于12月19日被通过郭汝瑰防区抄近路追击的解放军全歼于大渡河边的金口河，宋希濂本人被俘，使蒋介石想将精锐部队退至西康，利用那里的崇山峻岭与解放军周旋的计划也完全落空。
40年后，台湾出版的《百战军魂》中有一段关于郭汝瑰起义的记述：“……黄埔嫡系，并经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大深造，受陈辞修将军特別赏识、倚重(曾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带着国民党的最后本钱——七十二军在泸州(应为宜宾——作者注)阵前‘归队’(郭本是潜伏在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的共谍)，瓦解了国军的最后布置和士气。”
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在郭汝瑰带领下起义后。部分随解放军第十军改编为海军，部分参加了抗美援朝，部分调入南京军事学院，部分复员回家。
尾声：为军事科学事业不懈努力
郭汝瑰起义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1年3月，郭汝瑰奉调去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9日，73岁的郭汝瑰重新加入党组织。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郭汝瑰正式被确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迁往重庆北部北碚区居住，配备了专车和驾驶员。此后历任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重庆分会名誉会长。
早在1966年，郭汝瑰任南京军事学院副处长时，叶剑英元帅视察学院就指示他们要开展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注释古代兵法，编写反映历代战争的书籍。当时学院就按叶帅指示，组织郭汝瑰等人开始了这一工作。但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研究人员已分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已经作古；原来收集的资料经过“文革”那场动乱。几乎已散失殆尽。但得知张副主席支持写《中国军事史》的喜讯后，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赵秀昆等同志马上四处联络以前参加过研究的人员。很快组成了包括郭汝瑰在内共48人的写作班子。这40余人，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最年长的已有70多岁了。
这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组，没有统一的办公地点，甚至连郭汝瑰在内，多数人家中都无电话，工作联系都靠写信。郭汝瑰的工作方法是；召集少数几个人相聚三五天，拟定写作提纲和计划，确定每卷的书名及内容，并进行分工。然后由组员各自收集查阅资料，在家中写成初稿，寄给审稿人，最后交他定稿。必要时他亲自前往各地，与那里的组员研究问题，审定稿件。5万元经费只用作购买资料，支付复印、打印及差旅费。
尽管写作条件极差，而且没有稿费，但开会可以召之即来，书稿可以按时寄到。因为大家都为晚年能参加这件有意义的工作而劲头十足，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这部巨著出版发行。
1983年，《中国军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了。墨绿色的精装封面上叶剑英元帅题写了“中国军事史”5个遒劲有力的金字，张震副主席为之作序，肯定了《中国军事史》是：“把武器装备，掌握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的”。“是持之有故。书之有据的”。对写作人员“全力以赴”，“自解私囊”，“决心把有限的晚年贡献给祖国军事科学事业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1991年，历时10载，这部60075字的宏篇巨著全部写成出版，全书共6卷10册：《兵器》《兵略》(两册)《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副卷《武经七书注释》、《历代战争年表(两册)。正如张震副主席所说：“这部书是48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写成的。是郭汝瑰他们用热爱祖国军事科学的赤诚之心写成的。”
十年间他们送別了写作组的6位老人，郭汝瑰也成了耄耄老翁。他抚摸着一本本精装烫金书册。百感交集，爱不释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史，56年的宿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郭汝瑰确实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年纪越大，越是争分夺秒地想多为国家做点事。《中国军事史》刚脱稿付印，还未出版时，他又萌发了撰写《抗日战争正面战争史长篇》的念头。他与原《中国军事史》写作组的部分人员达成了共识。1990年他又去北京向张震副主席汇报了他的新篇写作计划，也汇报了写《中国军事史》时领去的5万元经费已用去4万多元，还余8000元。再撰新篇需筹措一笔捐款。
张震听后。马上说：“不要去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国防大学按张震指示，拨给了郭汝瑰5万元款。他又和写作组的十几个人开始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的写作。按计划全书共分10章。到1996年5月，前6章已经完成，可是过分操劳的郭汝瑰却患了脑血栓。张震副主席得知他生病住院，派专人来重庆看望，鼓励他安心治病，病好再写。可是郭汝瑰不愿意因自己生病耽误全书的付印时间，主动把主编工作交给了国防大学副校长黄玉章和原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田昭林。
不知是现代医学的先进，还是意义重大的写作工作赋予了郭汝瑰顽强的生命力，他在88岁高龄患了脑血栓，竟很快奇迹般地康复了。他一直没中断与黄玉章、田昭林的联系，他欣喜地得知第7、8、9章已经脱稿，第10章结束语正在撰写。1997年内可以付印。他正翘首期盼又一部新书摆在案头。
1997年的秋天，郭汝瑰迎来了他90岁的生日。市、区的党政军领导亲临北碚向他祝贺。同一天，他的回忆录再版发行，他既感动不已。又愧疚难当。他感慨万端地说：“90个春秋过去了。仿佛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在目，如数念珠。随便掂捻一颗都包含着生动的故事，都呈现出历史的年轮。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已经看见了香港的回归，还想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的和平统一。如能爽愿，那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
遗憾的是，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因车祸住进了三军医大西南医院。中央军委、成都军区及市区党政军领导十分关心。多次派专人或亲临医院看望，中央军委特别指示医院尽全力抢救。西南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终因无力回天，10月23日凌晨，郭汝瑰与世长辞。
中央军委、成都军区、市区党政军领导为郭汝瑰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对郭汝瑰的一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大公无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好党员，好干部”。赞颂他“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十年来，为培养军队指挥人才，为党的统战政策，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郭汝瑰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不仅是军人的勇敢和丰硕的战功，还有他丰富、曲折、惊险、激情和不断探索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