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在伊拉克等地肆虐，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当地宗教少数派为了躲避攻击而纷纷逃离家园。据报道，今年8月有8000名伊拉克人向法国提出庇护申请，其中多数为基督徒。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伊拉克基督徒应该留在伊拉克，因为那是他们的国家。
　　独特的文化身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阿拉伯人等同于穆斯林，而忽视了数百万基督徒在阿拉伯国家的存在。这些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与身边的穆斯林同胞一样讲阿拉伯语，拥有共同的历史与血脉。
　　由于缺乏精确的官方统计资料，各种渠道统计的中东阿拉伯地区基督徒人口数字相差悬殊，从500万到2000多万不等。比较切实的估计认为，中东的阿拉伯基督徒人口应在600万～800万之间，主要分布于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根据1986年埃及人口统计数字，信仰基督教的埃及人口共计28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5%。但一般认为这个数字比实际情况明显偏低。现在，埃及的基督徒人数应该在400万～500万左右。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基督徒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然而由于长期内战的影响，大批基督徒移居国外，1995年黎巴嫩的基督徒人口约为130万，占总人口的44%左右。由于统治者的世俗化与宗教宽容政策，叙利亚一度成为邻近动荡国家基督徒的临时避难所，但是近年的内战以及内战中宗教极端势力的迫害，导致大批叙利亚基督徒外逃，目前该国基督徒人数应该在1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6%左右。伊拉克一度拥有百万名基督徒，但经过自海湾战争以来的政治动荡，现在伊拉克到底还有多少本土基督徒，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数字，许多人估计已经不足30万。约旦基督徒大约有15万，占总人口的4%左右。由于巴以冲突的持续，基督教发源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徒大量移民，该地基督徒人数已不足20万。
　　阿拉伯基督徒大约由三部分人构成。首先是原本就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后裔。根据《圣经·新约》，当时就有一些在以色列经商的阿拉伯人信仰了基督教。后来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到叙利亚一带的阿拉伯部落居民也皈依了基督教。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从罗马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传入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已经有三个部落的阿拉伯人整体皈依基督教。后来在阿拉伯人的圣战中，这三个部落迁出半岛，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其后裔保留了自己的信仰。
　　其次是7世纪后阿拉伯化的当地基督徒。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前，埃及和西亚的本地居民大多信仰基督教。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方后，对基督徒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只要他们接受统治并缴纳人头税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随着阿拉伯人统治的建立，这些没有转宗伊斯兰教的本地基督徒也接受了阿拉伯的语言和文化，逐步实现了阿拉伯化。随着信众的阿拉伯化，教会也逐步阿拉伯化。9世纪出现了《圣经》的阿拉伯文译本，大约在10世纪，叙利亚一带的雅各比教派开始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阿拉伯语，11世纪埃及科普特教会使用阿拉伯语布道，到了18世纪，科普特人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科普特语。虽然还有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如伊拉克的亚述基督徒，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但其民族文化也深深打上了阿拉伯文化的烙印。
　　此外，近代以来，还有少数阿拉伯人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但人数在阿拉伯基督徒中的比例很小。
　　“地上的盐”
　　阿拉伯基督徒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中东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旦经济学家贾瓦德·安尼把阿拉伯基督徒称为“地上的盐”。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初，由于游牧的贝都因人虽然能征善战，但缺乏治理经验和技术，因此拥有较强专业技能的基督教徒从事了各种文职工作，包括税收、水利管理和日常行政事务等。近代以来，由于宗教原因，阿拉伯的基督教徒比穆斯林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更广泛的接触机会，他们率先创办了大量的报纸和杂志，创作大量的戏剧、小说、自由体诗歌以及绘画，促成近代阿拉伯的文化复兴运动，并传播现代价值观念。1870年布鲁斯特·布斯塔尼在贝鲁特创办双周刊《花园》，提出“爱国心是信仰的一个项目”。他还出版阿拉伯语的百科全书，编纂阿拉伯语词典。基督徒从西方引入近代民族观念，以语言文化而非宗教界定民族，并建立西式政党，在反对泛奥斯曼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伊斯兰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阿拉伯基督教徒被称为“齐米”（dhimmi，阿拉伯语“被保护人”），处于二等人的社会地位。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基督徒强烈要求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率先倡导民族主义，积极投入到民族独立斗争和国家建设之中。叙利亚人米歇尔·阿弗拉克创立著名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倡导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自由、社会主义”，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埃及，科普特基督教徒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卓越的经济管理、司法与外事工作能力也深为政府倚重，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他此前曾任埃及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副总理。
　　可以说，阿拉伯基督徒的存在，对于保持阿拉伯文化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激发这一古老文明的活力，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阿拉伯基督徒身份独特，他们身处基督教的发源地，又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域，因此在当代宗教与文明对话中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可以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对话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
　　“民主春风”里的寒冬
　　然而，当代阿拉伯基督教徒却面临非常窘迫的境况，不但限制了其文化创造力和桥梁作用的发挥，甚至其存在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无论是否把伊斯兰教立为国教，其宪法大多规定，无论种族、宗教，部落，所有居民都是国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阿拉伯基督徒终于摆脱了“齐米”的地位，成为国家的平等公民。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建立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权，而是威权主义的专制统治。在这些国家，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政体系并没有完善地确立，作为宗教少数派的基督徒权益的保障更多地依赖于当权者的善意。独立后，中东专制政权虽然在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强人意，但大多执行了世俗化和宗教宽容的政策，对宗教极端主义采取打击和压制。这也把阿拉伯基督徒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们也身受专制独裁政权的暴政和腐化之苦，有自由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这些专制政权为其提供的强力安全保障。 　　近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恣肆，使阿拉伯基督徒面临巨大威胁。基督徒由于与欧美相同的宗教信仰及与本地威权主义政权的特殊关系，被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视为腐败的社会世俗化政策的鼓吹者、彻底伊斯兰化的妨碍者，甚至是美西方在阿拉伯国家的间谍与代理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积极参与了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但仍遭到激进伊斯兰主义派别的排斥。在1987年的“因提法塔运动”中，一些穆斯林拒绝承认被以军射杀的基督徒为烈士。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基督徒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泄目标。在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后，科普特基督教教堂成为伊斯兰狂热分子的打击对象。2011年1月，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一座科普特基督教教堂遭遇汽车炸弹袭击。2011年10月9日，上千名科普特人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大楼前抗议基督教教堂遭冲击的行为，与军警发生冲突，导致2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据统计，在2013年，埃及有200座教堂遭到攻击，其中43座被伊斯兰狂热分子破坏。一系列事件引发基督徒极大恐慌，他们担心自己将丧失国家法律的保护。于是，科普特基督徒很快站到了穆兄会政权的对立面，欢迎塞西领导的军方重建政权。在叙利亚，自2011年动乱以来，基督徒大多选择站在阿萨德政权一边，因而成为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攻击对象。“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后强迫当地基督徒接受保护。今年2月，“伊斯兰国”公布了一份由当地20名基督教领袖签署的声明，称基督徒为保留自己的信仰和性命，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17克黄金的特别税，同时不允许重修被战争损毁的教堂，不允许在公共场所祈祷，禁止佩戴十字架和其他宗教信仰的标识，禁止教堂敲钟……
　　移民潮引发的忧虑
　　面对种种威胁和战乱，以及国外优越生活的诱惑，许多阿拉伯基督徒选择移民海外。据粗略估计，现在移居欧美的阿拉伯基督徒已经多达数百万人，在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北美的美国、墨西哥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都有大量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移民及其后裔。许多移民及其后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如著名文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网球明星阿加西。他们的成功也吸引了更多的阿拉伯基督徒选择移民。
　　移民潮导致许多曾经繁荣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区萧条，乃至消失。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已有将近40万人移民欧美，而当地的基督徒已不足20万，其中耶路撒冷还有不到1万名。移民潮加之相对于穆斯林的低出生率，导致基督徒在各阿拉伯国家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而这些又反过来加重了当地基督徒的危机感和孤立感。有些人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认自己的阿拉伯文化身份，试图与阿拉伯穆斯林划清界限。一些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就否认自己的阿拉伯民族身份，认为自己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后裔。同样，在埃及一些科普特基督徒强调自己是法老传人。许多人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萎顿、游移和偏离，才是对中东阿拉伯基督徒社会最大的威胁。
　　阿拉伯基督徒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困境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穆斯林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也强调基督徒的存在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意义，呼吁穆斯林保持开放的心态，与基督徒等宗教少数派和睦相处。一些阿拉伯基督教领袖和文化界人士也呼吁基督徒以阿拉伯身份为荣，与穆斯林同胞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然而如何才能帮助阿拉伯基督徒破解窘局，真正发挥其被期待的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桥梁作用，还需各方面艰苦的努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