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育人温而厉
　　丰子恺原本喜欢数理化，从未想过专攻绘画与音乐，因为听了李叔同的课，才渐渐喜欢上绘画和音乐。李叔同从不疾言厉色批评学生，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只在下课后和颜悦色地向对方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躬，提示他可以走了。对老师的呵斥学生们司空见惯，也就麻木不仁了;对李叔同这样的彬彬有礼，学生们反而手足无措。一位学生说：“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丏尊外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
　　有些老师满足于让学生口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不过色厉内荏收效甚微;李叔同要的是弟子心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而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用丰子恺的话来说就是“温而厉”。
　　
　　当时丰子恺担任级长，经常为班级之事向李叔同汇报。一次，汇报完了，转身欲走，李叔同喊他回来，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你以后，可以……”看着老师期待的眼神，丰子恺激动而郑重地说：“谢谢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那天晚上，李叔同敞开心扉，和这位得意门生聊到深夜。在后来的回忆中，丰子恺说：“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丰子恺在浙江师范读书时也曾犯下大错。当时学校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作风粗暴，性情蛮横。丰子恺因琐事和他发生口角，一言不合，竟动起手来，虽然只是推推搡搡，并未真正开打，但一向盛气凌人的训育主任哪肯善罢甘休，立即要求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此事。会上，训育主任痛斥丰子恺冒犯老师、忤逆不敬，主张开除丰子恺。这时候李叔同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为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
　　李叔同这番话合情合理，怒气冲冲的训育主任出声不得。接着，李叔同提出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带他一道去向杨老师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李叔同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丰子恺因此逃过一劫，保住了学籍。
　　先器识而后文艺
　　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年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4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
　　丰子恺到老师房间里去，看见案头的这册书，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老古董，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位学生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
　　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李叔同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丰子恺他们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简言之就是“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还提醒几位弟子，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
　　李叔同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后来，丰子恺避难入川，在成都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想到老师从前的教诲，当即买下，以纪念老师曾经的苦口婆心。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举止行为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法师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就奉送给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来家中吃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座，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老师的圆寂之处—泉州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凭吊。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前，他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节选自《大师课徒》，九州出版社201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