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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位于西湖北线断桥附近，在耸峭的崖壁上有着九块涉及儒释道三家学说及英文和数宇内容的摩崖石刻。石刻内容丰富，史料价值甚高。本文试通过对这九处石刻材料的整理、总结，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以期为以风景秀丽而著称的杭州西湖再增添一份历史的厚重。
[关键词]摩崖石刻 西湖 佛教 道教 儒家
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位于西湖断桥北侧，石函路西面宝石山山体上。在延伸近40米的崖壁上，有着大大小小九块书法及雕刻技法较为精湛的石刻。这些石刻在形态上有竖、横、圆等多重样式；在内容上涉及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有传统中国士大夫所书内容，亦有英文及数字石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在如此小范围的石壁上就有这么多形态各异且历史信息丰富的石刻是相当少见的，然而现阶段针对这些石刻所作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试通过现场探查及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对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内容做如下梳理。
一、东南一柱
楷书，字径40厘米，无款题（见图1）。
此石刻的前因后果在钟毓龙编著的《说杭州》书中有明确记载：“宝石山有‘东南一柱’四字摩崖。明嘉靖进士张佳胤，万历间为浙江巡抚。万历十年春，杭州兵变，幕府东西二营马文英、吴廷用结党作乱，佳胤平定之。张文熙为勒此四字。佳胤后官至太子少保，为‘嘉靖七子’之一。”本次变乱事件的具体过程在《说杭州。说兵祸》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这次杭州的变乱是兵乱于前，民乱于后，规模较大，性质复杂，已经出现烧杀抢掠的情况，造成了杭州百姓极大的恐慌。张佳胤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干以最小的代价平息了此次变乱，为杭城百姓做出了重大贡献。宝石山麓石函路侧的这块“东南一柱”摩崖石刻是当时杭州百姓对张佳胤感激之隋的重要见证。
二、节用爱人，视民如伤
该石刻为石函路小径尽头往外走第一组石刻。字体为榜书，高1米，宽6.5米，字径69厘米（见图2）。石刻左下角有款识，但因字迹漫漶，只能辨识出一个“冬”字。
“节用爱人”和“视民如伤”分别出白《论语》和《左传》。《论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爱人可以释义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视民如伤释义为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形容帝王、官吏极其顾恤民众疾苦。这两句词出自两部儒家典籍，其内容含义亦是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解析。可以说，此摩崖石刻是儒家文化在西子湖畔的显性体现。
钟毓龙《说杭州》亦有对此石刻的记录：“宝石山有‘东南一柱’四字摩崖，明嘉靖时杭州兵变，部推张佳胤抚定之，张文熙为勒此四字，以纪其功者也。又有‘节用爱人，视民如伤’，亦此时所刻，或以为宋贾似道刻者，非。”根据记载可以确定该摩崖石刻应与“东南一柱”石刻一样同是嘉靖年间为纪念张佳胤平乱而刻。
三、乾坤清气
石刻在石函路靠山崖壁，榜书，高1米，长4米，字径80厘米（见图3）。字体刚劲厚重，气势恢宏，上款为“光绪丙午人日”，下款为“郁平陈溺书，时年八十，慈溪刘远祯监刻”。光绪丙午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人日为农历正月初七，是汉族古老的传统节日。郁平为地名，陈溺的家乡，今广西贵港市。款识连起来就是：1906年农历正月初七，80岁的广西郁平人陈瑪书写“乾坤清气”四字，后慈溪的刘远桢将其监刻在了石函路的摩崖之上。陈涌（1827年-？），字六笙，又字鹿笙，一作鹿生，广西贵县人。同治光绪（1868-1908年）年间廪贡生，官四川按察使。工书法，得力于圭峰碑而稍变之。笔意凝炼挺秀。间作墨梅，书卷之气溢于纸上。陈涌清光绪初曾任杭州知府，晚年退休后寓居杭州三台山麓的三台别墅。
“乾坤清气”四字出自元代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一诗：
我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首诗表面上是赞美梅花美丽而不求人夸，只要能给世人留下清香气息就已满足，实际上抒发了作者对世俗的不满，表达了自己鄙薄流俗、独善其身的高尚情操。陈溺在八十岁时在西子湖畔书写这四个字也应是借王冕诗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四、天开图画
石刻高1.4米，长4米。四个字为篆体，字径150厘米。落款为行楷书“光绪乙酉冬月平湖王成瑞题”，字径20厘米（见图4）。光绪乙酉为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平湖即今嘉兴平湖市。王成瑞字云卿，咸丰时岁贡生。工诗古文辞，兼四体书法，好游览，遇名胜辄有留题。晚年游幕无锡，卒于署中。有《瀛台爪雪集》《闽桥游草》1卷、《百古砖室诗钞》11卷等多部著作。苏州沧浪亭景区碑记厅中亦有王成瑞撰并刻的对联：“景行维贤，鉴貌辩色；求古寻论，勒碑刻铭。”款署为“光绪丁丑秋八年（1877年）既望平湖王成瑞撰书并刻”。
“天开图画”一词在宋人黄庭坚的《王厚颂二首》其二中出现：
夕阳尽处望清闲，
想见千岩细菊斑。
人得交游是风月，
天开图画即江山。
根据字面意思应释义为上天展示出来的图画。王成瑞在石函路摩崖上题刻“天开图画”四字应为形容西子湖的秀丽风光犹如上天展示的美丽图画，栖身其中有如处于天上人间之感。
五、吕祖百字碑
《吕祖百字碑》为方形石刻，碑宽0.56米，长1米。碑文为隶书，分上下二列，上列五字十句，下列也是五字十句，字径5厘米。落款是“癸丑深省子勒”（见图5）。深省子应是道号，具体是何人，其生平均不详。因无法确定深省子之生处年代，故落款中虽有癸丑纪年，亦无法确定石刻的具体年代。《吕祖百字碑》碑文相传为唐末吕洞宾撰，又称《百字碑》，为五言20句诗歌，只有100个宇。内容简明深刻，讲述了内丹修炼的整个过程、内景、效验等，体现了修身养性的道教文化。 吕祖百字碑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西湖是人文自然双重遗产，道教文化亦在西湖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宝石山紧邻的葛岭便是名传千年的道教名山。葛岭之巅的初阳台相传即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的修真之地。据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载：“初阳台在山巅，葛仙翁修真时，吸日月精华于此。”而位于葛岭半山腰的抱朴道院相传为葛洪设炉炼丹修炼的场所。旧时，抱朴道院与黄龙、玉皇合成“西湖三大道院”，现仍为全国24处重点道教活动场所之一。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在地里位置上与葛岭连为一体，位处西湖北屏山脉的最东端。《吕祖百字碑》摩崖石刻可以说是葛岭道教文化的衍生品，亦证明了道教文化是人文西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南无大日如来
这六个字是竖着刻的，高达3.4米，楷书，字径40厘米（见图6）。上款为“戊辰三月”，下款为“黄元秀敬书”。黄元秀是民国时候的名人，戊辰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据钟毓龙编著《说杭州》载：“黄元秀字文叔，号山樵，杭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安定学堂教席，为余之同事。早岁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回国，于西湖白云庵联络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吕公望等从事光复活动。”民国时期的黄元秀在浙江军政诸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他学识渊博，书法自成一格，故而至今杭州各大名胜都还留有他的碑题。除此处的“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灵隐寺天王殿前的“灵鹫飞来”匾额亦出自他的手笔。
“南无大日如来”是佛教用语。南无是梵语namas音译（读作“南莫”或“拿莫”）。南无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致敬”“归敬”“归命”，是众生向佛、至心皈依、信顺的意思。常用来加在诸佛、诸菩萨的名之前，表示对佛、法、僧的礼敬。“如来”即是“佛”的意思。“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最高本尊，是梵文摩诃毗卢遮那的意译。摩诃是伟大、宏大的意思，毗卢遮那即光明遍照之意。大日如来是法身佛，其特点是将佛法人格化，象征佛法的无所不在。释迦如来为化身佛，即为来度化众生而由大日如来显现之化身。
“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是西湖边众多佛教文化遗迹的组成部分。五代吴越国时期，杭州就被称为“东南佛国”。自南宋迁都杭州后，西湖一带成为佛教发展重地，西湖周边的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更被称为西湖“四大丛林”。黄元秀所书的“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佐证了西湖周边佛教文化的兴盛。
七、2/12·1919-1/9·1928甲S久
字径10厘米，无款识（见图7）。
此石刻前半部分内容明显为时间记录，为1919年2月12日至1928年1月9日。但因为无款题，这是哪件历史事件的时间段我们无从直接知晓。按照下半部分的“甲S久”内容，笔者认为应与日本有关，而石函路尽头石塔儿头处清末时期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旧址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笔者的猜测。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往来侨寓，办厂经商。《杭州通鉴》第二篇中《日本驻杭领事馆开馆》指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季，日本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即现在的石函路1号）设立领事馆。1919年至1928年间，日本人在此地营建了两幢西式洋房和一些附属用房。”文中说明的日本人营造西式洋房的建设时间与摩崖石刻所记时间一致，再加上摩崖石刻与日本领事馆地理位置上的紧密联系，笔者有理由相信该摩崖石刻就是日人为纪念其在领事馆内营建两幢西式洋房而刻的，后半部分的“甲S久”有可能为日人建筑队的名称亦或建筑的代号之类。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该摩崖石刻应是清末及民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杭州入侵渗透的历史见证。
八、N.S.ISAACS 31·7·23
字径10厘米，无款识（见图8）。
该石刻上半部分内容为大写英文，下半部分为数字。根据直接翻译，英文中并无NSISAACS这个词。根据石刻上并不清晰的两个分隔符将N、S与后面的ISAACS分割开来的情况分析，此组英文有可能为西方人士姓名。笔者经过查找，资料显示ISAACS有英格兰人姓氏艾萨克斯的解释，联系N与S两个字母后面的分隔符，笔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姓艾萨克斯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的缩写刻在了摩崖之上。而下半部分的31·7·23应该就是篆刻的时间：1923年7月31号，即民国十二年。摩崖石刻中出现西方姓名较为少见，石函路上该处篆刻西方人士姓名的传统中国摩崖石刻应是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九、引人入胜
石刻为行书，字径30厘米，左下角有款识，但字迹漫漶，无法辨识（见图9）。
该石刻所刻四字简单明了，结合石刻所处的位置，应该就是对西湖美景的感叹与赞美。因无落款，故无从查究何人何时所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石函路摩崖石刻年代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下限约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石刻内容亦相当丰富，囊括儒释道三家思想学说，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写意抒情，也有西方人士的记叙，历史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总而言之，石函路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既富有天然之意趣，又荟萃人文之气息，为秀丽的西湖美景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摩崖石刻 西湖 佛教 道教 儒家
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位于西湖断桥北侧，石函路西面宝石山山体上。在延伸近40米的崖壁上，有着大大小小九块书法及雕刻技法较为精湛的石刻。这些石刻在形态上有竖、横、圆等多重样式；在内容上涉及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有传统中国士大夫所书内容，亦有英文及数字石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在如此小范围的石壁上就有这么多形态各异且历史信息丰富的石刻是相当少见的，然而现阶段针对这些石刻所作的研究并不多，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试通过现场探查及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对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内容做如下梳理。
一、东南一柱
楷书，字径40厘米，无款题（见图1）。
此石刻的前因后果在钟毓龙编著的《说杭州》书中有明确记载：“宝石山有‘东南一柱’四字摩崖。明嘉靖进士张佳胤，万历间为浙江巡抚。万历十年春，杭州兵变，幕府东西二营马文英、吴廷用结党作乱，佳胤平定之。张文熙为勒此四字。佳胤后官至太子少保，为‘嘉靖七子’之一。”本次变乱事件的具体过程在《说杭州。说兵祸》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这次杭州的变乱是兵乱于前，民乱于后，规模较大，性质复杂，已经出现烧杀抢掠的情况，造成了杭州百姓极大的恐慌。张佳胤充分利用自己的才干以最小的代价平息了此次变乱，为杭城百姓做出了重大贡献。宝石山麓石函路侧的这块“东南一柱”摩崖石刻是当时杭州百姓对张佳胤感激之隋的重要见证。
二、节用爱人，视民如伤
该石刻为石函路小径尽头往外走第一组石刻。字体为榜书，高1米，宽6.5米，字径69厘米（见图2）。石刻左下角有款识，但因字迹漫漶，只能辨识出一个“冬”字。
“节用爱人”和“视民如伤”分别出白《论语》和《左传》。《论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爱人可以释义为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视民如伤释义为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形容帝王、官吏极其顾恤民众疾苦。这两句词出自两部儒家典籍，其内容含义亦是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解析。可以说，此摩崖石刻是儒家文化在西子湖畔的显性体现。
钟毓龙《说杭州》亦有对此石刻的记录：“宝石山有‘东南一柱’四字摩崖，明嘉靖时杭州兵变，部推张佳胤抚定之，张文熙为勒此四字，以纪其功者也。又有‘节用爱人，视民如伤’，亦此时所刻，或以为宋贾似道刻者，非。”根据记载可以确定该摩崖石刻应与“东南一柱”石刻一样同是嘉靖年间为纪念张佳胤平乱而刻。
三、乾坤清气
石刻在石函路靠山崖壁，榜书，高1米，长4米，字径80厘米（见图3）。字体刚劲厚重，气势恢宏，上款为“光绪丙午人日”，下款为“郁平陈溺书，时年八十，慈溪刘远祯监刻”。光绪丙午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人日为农历正月初七，是汉族古老的传统节日。郁平为地名，陈溺的家乡，今广西贵港市。款识连起来就是：1906年农历正月初七，80岁的广西郁平人陈瑪书写“乾坤清气”四字，后慈溪的刘远桢将其监刻在了石函路的摩崖之上。陈涌（1827年-？），字六笙，又字鹿笙，一作鹿生，广西贵县人。同治光绪（1868-1908年）年间廪贡生，官四川按察使。工书法，得力于圭峰碑而稍变之。笔意凝炼挺秀。间作墨梅，书卷之气溢于纸上。陈涌清光绪初曾任杭州知府，晚年退休后寓居杭州三台山麓的三台别墅。
“乾坤清气”四字出自元代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一诗：
我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首诗表面上是赞美梅花美丽而不求人夸，只要能给世人留下清香气息就已满足，实际上抒发了作者对世俗的不满，表达了自己鄙薄流俗、独善其身的高尚情操。陈溺在八十岁时在西子湖畔书写这四个字也应是借王冕诗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
四、天开图画
石刻高1.4米，长4米。四个字为篆体，字径150厘米。落款为行楷书“光绪乙酉冬月平湖王成瑞题”，字径20厘米（见图4）。光绪乙酉为清德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平湖即今嘉兴平湖市。王成瑞字云卿，咸丰时岁贡生。工诗古文辞，兼四体书法，好游览，遇名胜辄有留题。晚年游幕无锡，卒于署中。有《瀛台爪雪集》《闽桥游草》1卷、《百古砖室诗钞》11卷等多部著作。苏州沧浪亭景区碑记厅中亦有王成瑞撰并刻的对联：“景行维贤，鉴貌辩色；求古寻论，勒碑刻铭。”款署为“光绪丁丑秋八年（1877年）既望平湖王成瑞撰书并刻”。
“天开图画”一词在宋人黄庭坚的《王厚颂二首》其二中出现：
夕阳尽处望清闲，
想见千岩细菊斑。
人得交游是风月，
天开图画即江山。
根据字面意思应释义为上天展示出来的图画。王成瑞在石函路摩崖上题刻“天开图画”四字应为形容西子湖的秀丽风光犹如上天展示的美丽图画，栖身其中有如处于天上人间之感。
五、吕祖百字碑
《吕祖百字碑》为方形石刻，碑宽0.56米，长1米。碑文为隶书，分上下二列，上列五字十句，下列也是五字十句，字径5厘米。落款是“癸丑深省子勒”（见图5）。深省子应是道号，具体是何人，其生平均不详。因无法确定深省子之生处年代，故落款中虽有癸丑纪年，亦无法确定石刻的具体年代。《吕祖百字碑》碑文相传为唐末吕洞宾撰，又称《百字碑》，为五言20句诗歌，只有100个宇。内容简明深刻，讲述了内丹修炼的整个过程、内景、效验等，体现了修身养性的道教文化。 吕祖百字碑
养气忘言守，降心为不为。
动静知宗祖，无事更寻谁？
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
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
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
阴阳生反复，普化一声雷。
白云朝顶上，甘露洒须弥。
自饮长生酒，逍遥谁得知。
坐听无弦曲，明通造化机。
都来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西湖是人文自然双重遗产，道教文化亦在西湖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宝石山紧邻的葛岭便是名传千年的道教名山。葛岭之巅的初阳台相传即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的修真之地。据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载：“初阳台在山巅，葛仙翁修真时，吸日月精华于此。”而位于葛岭半山腰的抱朴道院相传为葛洪设炉炼丹修炼的场所。旧时，抱朴道院与黄龙、玉皇合成“西湖三大道院”，现仍为全国24处重点道教活动场所之一。宝石山石函路摩崖石刻在地里位置上与葛岭连为一体，位处西湖北屏山脉的最东端。《吕祖百字碑》摩崖石刻可以说是葛岭道教文化的衍生品，亦证明了道教文化是人文西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南无大日如来
这六个字是竖着刻的，高达3.4米，楷书，字径40厘米（见图6）。上款为“戊辰三月”，下款为“黄元秀敬书”。黄元秀是民国时候的名人，戊辰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据钟毓龙编著《说杭州》载：“黄元秀字文叔，号山樵，杭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安定学堂教席，为余之同事。早岁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回国，于西湖白云庵联络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吕公望等从事光复活动。”民国时期的黄元秀在浙江军政诸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他学识渊博，书法自成一格，故而至今杭州各大名胜都还留有他的碑题。除此处的“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灵隐寺天王殿前的“灵鹫飞来”匾额亦出自他的手笔。
“南无大日如来”是佛教用语。南无是梵语namas音译（读作“南莫”或“拿莫”）。南无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致敬”“归敬”“归命”，是众生向佛、至心皈依、信顺的意思。常用来加在诸佛、诸菩萨的名之前，表示对佛、法、僧的礼敬。“如来”即是“佛”的意思。“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最高本尊，是梵文摩诃毗卢遮那的意译。摩诃是伟大、宏大的意思，毗卢遮那即光明遍照之意。大日如来是法身佛，其特点是将佛法人格化，象征佛法的无所不在。释迦如来为化身佛，即为来度化众生而由大日如来显现之化身。
“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是西湖边众多佛教文化遗迹的组成部分。五代吴越国时期，杭州就被称为“东南佛国”。自南宋迁都杭州后，西湖一带成为佛教发展重地，西湖周边的灵隐寺、净慈寺、圣因寺、昭庆寺更被称为西湖“四大丛林”。黄元秀所书的“南无大日如来”摩崖石刻佐证了西湖周边佛教文化的兴盛。
七、2/12·1919-1/9·1928甲S久
字径10厘米，无款识（见图7）。
此石刻前半部分内容明显为时间记录，为1919年2月12日至1928年1月9日。但因为无款题，这是哪件历史事件的时间段我们无从直接知晓。按照下半部分的“甲S久”内容，笔者认为应与日本有关，而石函路尽头石塔儿头处清末时期日本驻杭州领事馆旧址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笔者的猜测。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往来侨寓，办厂经商。《杭州通鉴》第二篇中《日本驻杭领事馆开馆》指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季，日本在宝石山东麓石塔儿头（即现在的石函路1号）设立领事馆。1919年至1928年间，日本人在此地营建了两幢西式洋房和一些附属用房。”文中说明的日本人营造西式洋房的建设时间与摩崖石刻所记时间一致，再加上摩崖石刻与日本领事馆地理位置上的紧密联系，笔者有理由相信该摩崖石刻就是日人为纪念其在领事馆内营建两幢西式洋房而刻的，后半部分的“甲S久”有可能为日人建筑队的名称亦或建筑的代号之类。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该摩崖石刻应是清末及民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杭州入侵渗透的历史见证。
八、N.S.ISAACS 31·7·23
字径10厘米，无款识（见图8）。
该石刻上半部分内容为大写英文，下半部分为数字。根据直接翻译，英文中并无NSISAACS这个词。根据石刻上并不清晰的两个分隔符将N、S与后面的ISAACS分割开来的情况分析，此组英文有可能为西方人士姓名。笔者经过查找，资料显示ISAACS有英格兰人姓氏艾萨克斯的解释，联系N与S两个字母后面的分隔符，笔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姓艾萨克斯的西方人士将自己的姓氏和名字的缩写刻在了摩崖之上。而下半部分的31·7·23应该就是篆刻的时间：1923年7月31号，即民国十二年。摩崖石刻中出现西方姓名较为少见，石函路上该处篆刻西方人士姓名的传统中国摩崖石刻应是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
九、引人入胜
石刻为行书，字径30厘米，左下角有款识，但字迹漫漶，无法辨识（见图9）。
该石刻所刻四字简单明了，结合石刻所处的位置，应该就是对西湖美景的感叹与赞美。因无落款，故无从查究何人何时所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石函路摩崖石刻年代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下限约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石刻内容亦相当丰富，囊括儒释道三家思想学说，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写意抒情，也有西方人士的记叙，历史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总而言之，石函路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既富有天然之意趣，又荟萃人文之气息，为秀丽的西湖美景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