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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宾/吴思科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殷 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徐 波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埃及武力“清场”带来的震荡尚未消退，叙利亚因化武袭击事件导致的紧张局面又陡然升级。事件真相未明，西方世界即一片喊打，一时战云密布，但又波谲云诡。
埃叙两国在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中东地区举足轻重。一个扼守亚非两大陆交界之处，一个雄踞整个中东的心脏地带，都曾是阿拉伯激进派国家的领袖，都曾是阿以战争中的主力，都曾在中东几十年历史中叱咤风云，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两国甚至一度在大阿拉伯复兴的旗帜下合二为一。
从其政治体制来说，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代表的共和制国家，与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构成阿拉伯世界两道不同的政治风景。但在共和体制下，埃及三代军人出身的总统实行了近60年的统治；而阿萨德父子则成了世所罕见的“共和制君主”，统治叙利亚40余年，这又与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如出一辙。联想到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源自西方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共和制，在阿拉伯国家不服水土吗？在“阿拉伯之春”狂潮下发生剧烈动荡的，都是共和制国家，而以现代政治眼光来看早已过时的君主体制，却显示出了稳定性。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为什么埃及政局出现反复？为什么叙利亚僵局至今未破？为什么“阿拉伯之春”历时36个月依然高潮迭出？这次大动荡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少得到了解决？阿拉伯世界出路何在？…… ——编者手记
为什么一旦发生动荡，就这么惨烈
吴思科：
埃及“清场”为什么这么惨烈？叙利亚局势为什么一再升温？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这些国家，为什么一发生动荡就如此剧烈？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会出现当前这样的情况？我想，这是阿拉伯世界自上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大变局，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外部的干预又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的冲撞更加剧烈。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大变局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各种力量彼此较量，都在表现自己，争取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博弈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消涨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可以说是“碎片化”，对立加剧。
就动荡发生的原因来讲，内因是主要因素，但外因也不可忽视。冲突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越来越能看清楚，阿拉伯变局背后还有来自外部的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动着各派力量加剧对立，冲撞更加激烈，形势越闹越严重。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打着“保护的责任”旗号推行新干涉主义，对本已很复杂的各派冲突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体制和旨在为后发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的“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美国和西方影响力在下降。阿拉伯地区出现大变局后，它们利用这个变化，对这个地区进行塑造，显示其仍是制定规则、主宰当今世界的力量。
王林聪：
的确，阿拉伯变局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席卷阿拉伯多国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运动，“变革”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变革的潮流正在遭受来自各方面力量的挤压，一方面，伴随着各种力量的介入，在阿拉伯转型国家内部，争夺转型主导权的较量逐渐白热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从外部来说，西方大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介入力度不断加大，以新干涉主义为标志的干预行动旨在改变阿拉伯变局的走向，并且将阿拉伯大变局的潮水引到利比亚、叙利亚乃至于伊朗——这些长期抗衡西方的中东国家，由此形成了阿拉伯变局以来变革、动荡、冲突相互交织的纷乱的局面。
吴思科：
例如在埃及，7月初穆尔西被军方罢免后，美国一方面说“这不能叫政变”，因为“穆尔西没有很好地代表民众的意愿”，但转过来又派参议院议员麦凯恩等到埃及，说“这是军事政变”，讨好穆兄会。这不就变成两边煽吗？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无形中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冲突。这可以说是阿拉伯的悲剧。阿拉伯世界确有一些力量太缺乏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能力，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发生这些事情后，一些力量就看外面世界的反应，甚至寄希望于自己表现更突出，从而从美国和西方得到支持。
我的看法是，实现稳定需要各种力量达成某种妥协。在当前这种激烈的冲撞过程中，各种力量通过充分展示，相互摸清对方的底牌——能量和利益的诉求，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我们主张包容，要“和而不同”，这样才能实现稳定，社会才能发展。这对于埃及来讲，还需要时日。目前各种力量还在释放各自的能量，需要一定时间冷静下来，才能面对现实，用理智找到新的平衡点。社会总是会不断前进的。
李绍先：
我想历史性地讲一讲阿拉伯变局，这个不能就事论事、就国论国。如果没有阿拉伯大变局这个大背景，埃及不会出现动荡，利比亚不会发生革命，叙利亚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潮流，谁都跑不掉。一开始的时候，巴沙尔还说“叙利亚是例外”，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如此。
对于这场革命，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我始终称之为“阿拉伯大变局”，但实际上它是一场革命。历史地讲，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纳赛尔革命，还是后来宗教势力的复兴运动，包括2011年以来的变局，实际上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它代表了阿拉伯世界要求摆脱困境的历史潮流。从国家的稳定来看，革命确实不好，但革命往往都是不得不为之的，或者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路径。
我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到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住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人说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是2011年发生革命后我在埃及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国家出现了希望。它的确是一场革命，而且当时上上下下的埃及人让我惊奇。就连很多穆巴拉克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对革命欢欣鼓舞。阿拉伯变局始发于突尼斯的确是偶然，但这场变局的发生是必然，代表的是历史潮流。我觉得，这股历史潮流要解决的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当然，革命以后确实面临着国家的走向问题。我觉得，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之外，阿拉伯国家要走自己的路，肯定是伊斯兰的或者有伊斯兰色彩的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本身就是伊斯兰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乱的都是共和制国家
王林聪：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要么建国伊始就采用了共和制，要么是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其统治基础和政权基础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理论武器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但是，由于受传统力量的影响，这种整合的过程异常艰难和缓慢，认同张力十分突出，其中，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势必导致国家凝聚力的消解和政治权威的弱化。同时，伴随着共和制政体建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有赖于权威领袖的个人威望和能力，一旦这种合法性基础动摇，其政权的根基就受到严重削弱。伴随着这种变化常常形成权威的缺失和整个社会危机的爆发，形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许多阿拉伯国家选择了共和制政体，但是共和的制度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只是举了“共和”之旗，喊了“行宪”之名，基本上还是走在独裁的旧路上，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经历了军人政权时代，从军政权向民选政权缓慢过渡；而有些共和制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世袭制——即“共和国君主”，这与君主制没有实质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制政治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缺陷，但是，我们很难下结论说阿拉伯国家不适合共和制。因为许多国家实行共和制的重要前提是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危机，当时，代表时代潮流的不是保守的君主制，而是能捍卫主权、又能够驱赶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下，许多国家把共和制作为一种选择。
殷 罡：
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废墟上建立的，不管它们是君主制国家、共和制国家，还是军人专制国家，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遗留问题。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盖子，就没有不乱的。旧有的权威失去了，而新的权威又没能建立起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没有不乱的。
埃及体现的是政教冲突，即体制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冲突。叙利亚的主要特点是教派冲突。叙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在这个逊尼派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掌权的又恰恰是占少数的属于什叶派的阿拉维派，而这个阿拉维派政权又和什叶派的伊朗教派相同、联系紧密。所以叙利亚和埃及不一样，埃及乱就是内乱，而叙利亚乱则是里外一起乱。
利比亚又不一样。利比亚在卡扎菲当政时期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部落联盟，具有很强烈的原始色彩。利比亚的乱局一开始也是因为政教关系。倒卡扎菲的运动是几个律师为被关押致死的政治伊斯兰分子伸冤而引发的。所以利比亚革命实际上也是伊斯兰力量挑动的，挑动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全民的、部落之间的厮杀，外国势力一介入，就是乱上加乱了。
伊拉克政教冲突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萨达姆和卡扎菲都被看做独裁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宗教观其实非常先进。我们常说，宪政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仔细研究卡扎菲和萨达姆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相应的警句，那就是“把宗教关在清真寺里”。你想净化你的心灵，你就到清真寺去；在大街上，你就是公民，你要服从权威，你要表达诉求时就用你的选票。
阿拉伯地区的这次动荡都发生在共和制国家。美国人认为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宪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共和体制比较成熟、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要么是东方文化国家，要么是基督教国家，很少有伊斯兰国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权威的基础，就是解决或基本解决政教关系问题。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基本上使基督教世界解决了政教关系，而且基督教的传统也有政教分离的精神，“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把西方的共和制照搬到阿拉伯世界是行不通的。
阿拉伯世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伊斯兰宗教权威。阿拉伯国家的君主们被推翻后，君主权威消失了，而体制权威又还在萌芽中，宗教权威就乘虚而入占了上风，这个时候如果要稳定局面，就必然冒出军人专制。阿拉伯国家要实现共和民主，必须要渡过军人监政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非常漫长，但又是合情合理的。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共和的追求者应该把话语权拿过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阿拉伯民主宪政理论，这样才能抵御来自西方的不适宜的影响。
共和制不适合阿拉伯国家吗
殷 罡：
为什么君主制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这次变局中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君主制在政教关系上是介乎于已经解决和没有解决政教关系之间的一种状态。阿拉伯世界的君主，要么是“圣地保护者”，要么是本国的最高宗教领袖，在君主的身上嫁接着宗教权威，极大缓和了政教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这些国家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恰好阿拉伯的八个君主国中有七个君主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经济上比较富足。阿拉伯世界君主立宪制搞得最好的是摩洛哥，国王已经不能决定总理的人选，但军权在握。我参加过两次和摩洛哥议会代表团的交流，代表团中有摩洛哥共产党，有摩洛哥穆兄会，有摩洛哥复兴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说“我们的体制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国王是个好国王，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有什么冲突在议会里说，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很令人吃惊。其实我们想一想，欧洲革命留下了法国的共和与英国等国的君主立宪，两条道路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政治现代化。阿拉伯世界君主立宪的合理性更强，体制竞争力更强，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两种体制并行呢？
总体来讲，我个人对革命、对上世纪中期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对纳赛尔持彻底否定态度，尽管在某个时期革命是难以遏制的。革命砸碎了原有体制的合理成分，民族解放运动则同一些不符合阿拉伯社会生态的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并屈从于冷战规则，甚至沦为被美苏利用的工具。至于纳赛尔本人，则完全是个人专权，声称“我的军队就是议会”，在重大事件上盲目决策，使埃及遭受重创，如1967年战争的惨败。而对阿拉伯的君主制，我持肯定态度，对君主制崩溃了的国家不得不仓促地走向共和，从而面临新的伊斯兰权威的挑战，表示一种无奈。至于为什么有些君主挺得住，有些挺不住被推翻了，这和特定国家的君主在国民心中的合法性和王室的规模与素质有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李绍先：
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以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属于保守落后的体制。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存在是阿拉伯复兴的最大障碍。我看到的所有分析都不认为阿拉伯现在的君主制有生命力。摩洛哥是个例外。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国家可能最终会走上摩洛哥的道路。摩洛哥的君主是开明君主。摩洛哥过去只是表面上的君主立宪，但是从2011年修改宪法以后，摩洛哥向君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未必不是将来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的阿拉伯君主制是没有生命力的。最典型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上世纪30年代初建立的，1953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老国王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王位应该在他的儿子们之间传承。当年他死的时候，38个儿子有王位继承权，王子、王女不计其数。现在的沙特国王阿布杜拉已经91岁了，2005年登基。前两年沙特连续死了两个王储。现在最年轻的、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将近70岁了。这是一种僵化的体制和统治方式，再怎么推崇它，都不会有前途的。
王林聪：
相对而言，君主制国家在这次变局中比较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吸取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训，积极探索改革，奉行开明统治，缓慢推动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注重扩大统治基础，加强政权合法性（许多君主制国家仍保持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合法性机制），另一方面关注民众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当阿拉伯大变局席卷各国之时，这些国家政府利用所掌控的巨额石油财富，非常大方地“开仓放粮”、“发红包”，拿钱买平安，以此缓解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在摩洛哥，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引人关注。
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关于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各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道路不同，资源禀赋也不同；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国所面对的问题和应对方式也存在差别。因此，各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样的阿拉伯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国家，其国情的差异以及执政者认知的不同，导致治国理政的效果也迥异。
阿拉伯共和实践上的缺陷以及阿拉伯世界在政治发展进程上的滞后，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就是格格不入。民生和民主在任何国家都是同等重要的。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青年是人口的主体，从人口统计的中间年龄（年龄中位数）看，也门是17岁，利比亚是19岁，埃及是24岁，多属于年轻型国家。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年轻人强烈要求改善自身境况、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这些情况表明，推进民主是阿拉伯各国民众的基本要求。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截然排斥民主，因为没有人甘愿做奴仆。
为什么说叙利亚不是西方想打就能打的
李绍先：
为什么叙利亚危机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两年了巴沙尔政府都没有被推翻？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复杂性。简而言之，叙利亚内部有三块是消灭不掉的：第一个是巴沙尔所代表的阿拉维派，第二个是库尔德人，第三个是逊尼派。对外部来说，叙利亚是一个心脏，是一个中枢神经，牵扯着四面八方的力量，比如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这也是两年多来美国不敢轻易动叙利亚的原因。美国绝对有能力搞垮巴沙尔政府，但是它把握不住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的局势。
叙利亚战场很残酷，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内部极端势力大行其道，这些人是最能打、最不要命、最不择手段的，美国最担心的也是这些，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推翻巴沙尔。
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出来后，给奥巴马很大的压力。因为奥巴马已经划出了对叙动武红线，就是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现在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从现在的事态来看，美国实行军事打击是避免不了的，但这个打击肯定是很有限的。
吴思科：
叙利亚问题实际上被外国势力绑架了，这不是叙利亚自己能够决定的，地区和域外的各种力量都这里聚集、角力。有一次我去阿盟访问，阿盟秘书长说叙利亚问题很难解决，政府方面认为自己掌握着强大的军队，有能力消灭对手，而反对派则认为只要我坚持住，总有一天外面会有人来帮助我推翻巴沙尔政权。
去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对美国的触动很大。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了，在对待叙反对派这个问题上更谨慎些，在叙利亚的未来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不愿贸然动用武力推翻叙现政权。奥巴马为拖延军事介入叙利亚，提出一条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谁料到，化学武器问题跟着就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严重。美国是一步一步被拖着介入的，似乎不愿意做也得做，目前已是箭在弦上。
殷 罡：
说起叙利亚，就要了解“黎凡特”这个地理概念。这个泛指地中海东岸的古老地理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指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
叙利亚是地中海文明冲突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通过革命单独建国，而阿拉伯地区被英法实行“委任统治”，其中黎凡特地区由法国统治。法国开始进行委任统治时，依据民族构成将黎凡特分成阿拉维、阿勒颇、大马士革、德鲁兹、黎巴嫩五个“国家”，实施五国联邦。西北角的亚历山大勒塔具有独立地位，在二战前夕通过全民公决并入土耳其，即现在土耳其的哈塔伊省。
原先设想的“阿拉维国”就是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地区，刚才我们说过，现在的叙利亚政权就是阿拉维派。现在的阿拉维派地区仍是叙利亚政府的大本营，叙政府的设想是，一旦顶不住了，就撤到阿拉维地区，那里的拉塔基亚山区有大量的粮食弹药储存，阿萨德父子做了几十年准备。俄罗斯在地中海的补给地塔尔图斯港也在那里。到了那一步，根本没办法军事解决，政治解决是必然的。
阿拉维人在叙利亚掌权跟法国人是有关系的。法国人委任统治叙利亚之后，借助阿拉维人建立新军。阿拉维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战斗力极强。南部地区的德鲁兹人也是，非常善战。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居住在阿勒颇地区。现在在叙利亚的国内冲突中，德鲁兹人的武装和库尔德人的武装是保持中立的，没有参战。他们对自己的地盘严防死守，不容任何人插手。“基地”组织想渗透进去，他们就跟“基地”组织打，叙利亚政府军想进去，他们就把政府军赶走。 所以，法国人一开始把叙利亚分成五个国家，后来分成两个，把黎巴嫩分离出来了，因为黎巴嫩实在不能跟它们掺和，这里是基督徒占优势的地方。正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历史责任，所以法国对这两个国家格外关注。这个摊子是他们铺下的，有什么麻烦，也的确应该多负些责任。
所以叙利亚根本不存在一拨完胜、一拨完败的可能性。现在幸亏有个巴沙尔在，如果他的政权垮台了，叙利亚绝对不会像利比亚那样把卡扎菲打死就“解放”了。如果把巴沙尔打死，而不是通过政治解决的话，叙利亚的战争才真正开始。
化学武器这根红线是奥巴马不想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托辞，结果现在红线被触及了，奥巴马不得不有所表示。现在叙利亚问题的热度非常高，但是美国、俄罗斯这种大国的控制能力也特别强，短期内失控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从现在美欧国家的表现看，英国飞机都飞到塞浦路斯去了，美国也派了驱逐舰，其实这不是要打仗的样子，这是一种有限的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惩罚的姿态。所以我们看叙利亚问题，要看到其复杂性。
为什么埃及“革命”出现反复
王林聪：
就埃及来说，这次“8.14清场行动”如此惨烈，在埃及共和国发展历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它表明自2011年埃及“1.25革命”以来围绕转型主导权的争夺已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反映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定位（即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上矛盾加剧，对抗升级，并且最终摊牌了。从7月3日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总统到“8.14清场行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第一，伊斯兰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埃及政治转型的进程被打断，政治转型的主导权重新控制在以军方为首的世俗力量手中。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是首位民选的非军方出身的埃及总统，从程序上说他具有合法性。但是，穆尔西总统执政一年零三天，因其未能兑现承诺、引导埃及走出困境，从而被军方强行废黜。第二，埃及政治转型方式从温和转向激进，政治转型进程充满变数。“1.25革命”之后出现了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一定的默契和“共治”局面，随着这次安全部队的武力清场行动，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彻底破裂，穆斯林兄弟会一夜之间从当权者重新回到被打压的状态，这种强烈的落差导致部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激进化和极端化，强化了埃及政治的两极化倾向，使冲突加剧，政治转型中的变数也相应增大。
殷 罡：
埃及的惨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一层是事变结果非常轰动，还有一层是在冲突现场双方都不退让，出现重大伤亡。回顾一下埃及历史，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2013年废黜穆尔西这三次“倒法老”运动，每次在“倒法老”的时候埃及都是众志成城、不分教派。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说它是“广场效应”也好，说是一种群体的、全民的共同诉求也好，这种诉求非常简单——“你下台”，就这三个字。而把他赶下台以后怎么办？许多人根本不予考虑。
比如1952年，当时最大的政党是老牌的华夫脱党，与国王矛盾尖锐，对革命冷眼旁观，尽管它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受益者。穆兄会、军方也在跟国王叫板，等国王收拾“军官俱乐部”，开始清理军队的时候，军队挑头发起“倒法老”的革命。推翻国王之后，军方在短时间内试图保留原体制，扶持小王子即位，也搞过政党登记，把自己摆在“监政”的位置上，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宣布彻底废黜君主立宪，取消一切政党。穆兄会试图争权夺利，被军方果断出手打压。结果，革命后半年埃及建立了没有议会和政党的绝对军人专制，其后经过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不断调整，历经几十年坎坷，才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共和体制，正在从训政向宪政阶段过渡。
2011年倒穆巴拉克的时候，广场上的场景确实令人感动，全体国民参加运动，社会责任、公民意识、道德水准都空前提高，据在现场的人观察，那时连小偷流氓都不见了。崇高而简单的目标，容易把不同国民意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教派的人统一起来，但是当这个目标实现后，各方又开始互掐互斗了。每一次都是体制之争，而且在他们眼里都是零和游戏，所以每一次每一方都很坚决，绝不退让。
2013年要拉倒穆尔西的时候也是这样，与穆兄会同属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萨拉菲派光明党，也跟着倒穆尔西，因为穆兄会专权。基督徒也上阵了，自由派、民主派全都上阵了，目的就一个——“你下台”。等把穆尔西拉下来了，各方又相互争斗起来了。
2011年倒穆巴拉克和2013年7月3日倒穆尔西这两次事件都还比较平和，而这次清场为什么如此惨烈？这次清场实际上是埃及政教之争的街头表现。直接的原因是穆兄会的支持者在广场上修街垒，誓死不退，而军方是必须清场。
整体来讲，我觉得，经过“你下台”这么一个简单的全民“倒法老”的运动，进入随后的体制之争、派别之争这种零和游戏，每次埃及都付出了代价。不过埃及的宪政建设虽然历经挫折和倒退，但整体上是前行的。我们回忆一下，埃及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里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1924年埃及举行首次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了90%的议席。华夫脱党人出任首相，以后的内阁也基本被华夫脱党控制。但1952年的革命，我认为是一个倒退，因为它打乱了埃及前期宪政发展的进程，葬送了此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同时在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指导下压制宗教，导致社会生态紊乱。这时候出现军人专制是很必然的。当时埃及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力很差，也恰恰是因为刚刚经历1948年中东战争，埃及军方气势正盛，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意识也影响到埃及。而法鲁克国王也是个不争气的昏君。当时穆兄会是反对纳赛尔的，但并不能说穆兄会代表草根。穆兄会在与纳赛尔的争斗中代表的是地主的利益，要求土改方案大幅度提高地主拥有的土地限额。穆兄会的确对底层民众实施救助，但是它的钱从哪儿来？一方面来自宗教资金，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试图维系封建制度的大地主。
1952年军方的果断行动和2013年军方的果断行动有一个共同点——军方的利益受到挑战。1952年国王收拾军队，整顿开罗“军官俱乐部”，使那些德高望重的军官，比如纳吉布都没有办法参加选举。2013年也是这样，穆尔西昏了头，他竟然要撤国防部长、军方领袖塞西，军队自然感觉受到了挑战，要不然军人这次也不会这么积极。去年穆尔西上台后撤坦塔维为什么没有受到抵制呢？因为坦塔维那批军方上层都已在70岁以上，军队确实需要年轻化、更新换代。穆尔西把空军司令、防空军司令、海军司令、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一溜撤了，换上来的正好都是第二代。埃及军队就这样平和地、悄然无息地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年轻化，使年轻军官受益，因此军方不反对穆尔西撤换老军头的做法。军队一旦年轻化，其冲劲和雄心肯定比坦塔维那一代人要强。换上来的国防部长塞西有这样的特点，他懂得军事外交，掌管情报，履历完整，还有一点比较重要，他敢跟美国抗，不是简单地服从于美国。我们可以看看他最后会怎么样。除了2011年倒戈穆巴拉克，1952年和2013年执政者两次与军方对抗，结果都是军方获益。 李绍先：
虽然坦塔维很强势，但最终还是乖乖下台了。这是穆尔西走的非常妙的一步。他巧妙地利用了军队内部的斗争，而且借助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在西奈半岛反恐不力）将坦塔维一举拿下。穆尔西上台以后，他的权力到底能有多大，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衡量和试探。有人说穆尔西抓权，我看不能这么说。因为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埃及总统的权力有多大。如果跟穆巴拉克比，穆尔西有权力吗？其实穆尔西并不是等闲之辈，上任后也非常勤勉，想尽快使埃及得到发展。但埃及革命只是换了个总统，以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穆尔西空有满腔抱负，但是一事无成。可以说，埃及革命的程度决定了穆尔西日后的孤独。
埃及革命出现反复，我觉得也有其必然性。穆巴拉克倒台以后，埃及整个的斗争经过了好几个阶段。在初期，穆兄会和军方是一起的，穆兄会维持军方代管权力的地位，军方和穆兄会很默契，一起对付解放广场上的人。当时穆兄会并不经常在解放广场上，它只有在有利益的时候才会到解放广场去。双方的默契使得埃及政局在军方控制下平稳过渡，但是在最后的选举中，穆兄会逐渐占据了革命果实。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世俗力量在当时还是一盘散沙，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年选举反映的确实不是真实的力量对比。
穆兄会在这种局面下上台，其他力量当然不答应，何况穆兄会上台后又未能兑现承诺。穆尔西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摊子呢？所有的机构都是过去的，连他自己领导的行政机构都是穆巴拉克时代的，他能指挥得动吗？他的第一届政府比现在的临时政府包容多了，但是他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吗？面对一个完全抵制他的机制，他是干不成什么的。他的下台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个人觉得埃及现在非常危险。埃及的未来在于能否在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者妥协点，即穆兄会确实愿意走宗教和解的道路，找到和世俗力量结合的点，世俗力量也必须接受无法消灭伊斯兰力量这一事实。我觉得埃及的未来也好，阿拉伯世界的未来也好，都取决于这个。
在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摩擦、拉扯的过程中，军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军队在这次阿拉伯大变局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突尼斯的本·阿里因为军队拒绝执行其命令，最终只能出逃。埃及革命初期，军队虽然服从了总统穆巴拉克的命令，但是军队拒绝和穆巴拉克绑在一起，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会镇压群众，所以穆巴拉克最终在军队的安排下下了台。利比亚的卡扎菲基本没有发展军队，主要依靠雇佣军，所以死得最惨。也门的军队基本上是子弟兵，所以萨利赫能全身而退。叙利亚军队则是铁板一块，它的骨干架子就是阿拉维派，阿拉维派别无选择，只能跟政权共存亡，所以巴沙尔政权能够坚持到现在。在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军队仍然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在埃及，塞西已经开始穿西装了，有人问他：“塞西将军，你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当总统？”他笑而不答。
阿拉伯世界有出路吗
李绍先：
如何看待阿拉伯这场大变局，我认为有三个指标性的国家：埃及、叙利亚和沙特。
首先，埃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指标性国家，因为它革命了，而且分量这么重，相对来讲它的革命比较顺利，付出的代价也较小。埃及很可能决定着阿拉伯世界未来变局的走向。
第二，叙利亚可能是阿拉伯变局中的刹车器。当下阿拉伯变局怎么走，走得快还是慢，可能取决于叙利亚。叙利亚不单纯是个革命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太特别了，纠合了各种力量的利益。自2011年以来，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一个又一个政权迅速倒下，但是到了大马士革，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失灵了，叙利亚僵局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未打破。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历史再一次被阻挡在了大马士革城下。”在这股变局潮流中，叙利亚确实起到了刹车器的作用。
第三，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大变局的一个压舱石。八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不管摩洛哥怎么变，甚至约旦再倒掉，都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沙特动了，那整个中东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沙特暂时躲过一劫。为什么能躲过呢？因为沙特政权的合法性更充实一些，沙特的政教是一个结盟关系，沙特王室和瓦哈比宗教早就达成了联盟，宗教支持王室对国家的统治地位，而王室确保瓦哈比派作为国教。更实用的一点是，沙特有钱。据我掌握的数字，沙特人口不到2000万，2011年沙特当局就向人们发了1700亿美元。科威特和卡塔尔也一样，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有，大把大把地发钱。这些国家的确躲过了一劫，但也是暂时躲过而已。阿拉伯变局既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的过程，那它就会不断发展。
王林聪：
从整体上说，阿拉伯变局开启了阿拉伯世界变革的新时代，因此，只有变革才是阿拉伯国家的出路所在。未来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能否顺利，还取决于：第一，在宗教与世俗关系上能否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能体现伊斯兰传统特性，又能减少宗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治理上，通过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逐步加强国家认同意识。第二，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提速的时代，能否既融入全球化潮流，又能够寻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是阿拉伯国家面对的首要问题，否则就很难摆脱边缘化的境地。
如果说埃及是指标性国家，我对埃及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和乐观。理由是：一，阿拉伯世界民众意识的觉醒意味着阿拉伯变革潮流难以从根本上被逆转，埃及政治转型虽然曲折，但很难再回到起点——强人政治时代。二，客观看待埃及军人的作用。军人在埃及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谓举足轻重，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军人维护局势的相对稳定，避免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军方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自然会防止激进的革命。军方废黜穆尔西总统之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并未直接掌权，而是将临时政府推到前台，采取了具有“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特点的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军方的灵活性。三，埃及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穆巴拉克时代的“五年计划”以及大规模沙漠与河谷改造工程对社会经济长远发展仍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就可以吸引外资，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强实体经济发展，就能够逐步解决就业问题和贫困化问题。
总体来看，现在是埃及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有大智慧的人，更需要像南非曼德拉式的英雄——超越狭隘的对抗和纷争，以包容性精神引领民众揭开新埃及的第一页。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呢？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殷 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徐 波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埃及武力“清场”带来的震荡尚未消退，叙利亚因化武袭击事件导致的紧张局面又陡然升级。事件真相未明，西方世界即一片喊打，一时战云密布，但又波谲云诡。
埃叙两国在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中东地区举足轻重。一个扼守亚非两大陆交界之处，一个雄踞整个中东的心脏地带，都曾是阿拉伯激进派国家的领袖，都曾是阿以战争中的主力，都曾在中东几十年历史中叱咤风云，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两国甚至一度在大阿拉伯复兴的旗帜下合二为一。
从其政治体制来说，以埃及和叙利亚为代表的共和制国家，与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君主制国家，构成阿拉伯世界两道不同的政治风景。但在共和体制下，埃及三代军人出身的总统实行了近60年的统治；而阿萨德父子则成了世所罕见的“共和制君主”，统治叙利亚40余年，这又与传统的君主制国家如出一辙。联想到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源自西方政治理念和实践的共和制，在阿拉伯国家不服水土吗？在“阿拉伯之春”狂潮下发生剧烈动荡的，都是共和制国家，而以现代政治眼光来看早已过时的君主体制，却显示出了稳定性。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为什么埃及政局出现反复？为什么叙利亚僵局至今未破？为什么“阿拉伯之春”历时36个月依然高潮迭出？这次大动荡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少得到了解决？阿拉伯世界出路何在？…… ——编者手记
为什么一旦发生动荡，就这么惨烈
吴思科：
埃及“清场”为什么这么惨烈？叙利亚局势为什么一再升温？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这些国家，为什么一发生动荡就如此剧烈？为什么在阿拉伯世界会出现当前这样的情况？我想，这是阿拉伯世界自上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大变局，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外部的干预又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使得各种政治力量的冲撞更加剧烈。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大变局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各种力量彼此较量，都在表现自己，争取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博弈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消涨也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可以说是“碎片化”，对立加剧。
就动荡发生的原因来讲，内因是主要因素，但外因也不可忽视。冲突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越来越能看清楚，阿拉伯变局背后还有来自外部的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动着各派力量加剧对立，冲撞更加激烈，形势越闹越严重。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打着“保护的责任”旗号推行新干涉主义，对本已很复杂的各派冲突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体制和旨在为后发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的“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美国和西方影响力在下降。阿拉伯地区出现大变局后，它们利用这个变化，对这个地区进行塑造，显示其仍是制定规则、主宰当今世界的力量。
王林聪：
的确，阿拉伯变局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席卷阿拉伯多国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运动，“变革”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然而，变革的潮流正在遭受来自各方面力量的挤压，一方面，伴随着各种力量的介入，在阿拉伯转型国家内部，争夺转型主导权的较量逐渐白热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另一方面，从外部来说，西方大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介入力度不断加大，以新干涉主义为标志的干预行动旨在改变阿拉伯变局的走向，并且将阿拉伯大变局的潮水引到利比亚、叙利亚乃至于伊朗——这些长期抗衡西方的中东国家，由此形成了阿拉伯变局以来变革、动荡、冲突相互交织的纷乱的局面。
吴思科：
例如在埃及，7月初穆尔西被军方罢免后，美国一方面说“这不能叫政变”，因为“穆尔西没有很好地代表民众的意愿”，但转过来又派参议院议员麦凯恩等到埃及，说“这是军事政变”，讨好穆兄会。这不就变成两边煽吗？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无形中加剧了这个地区的冲突。这可以说是阿拉伯的悲剧。阿拉伯世界确有一些力量太缺乏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能力，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发生这些事情后，一些力量就看外面世界的反应，甚至寄希望于自己表现更突出，从而从美国和西方得到支持。
我的看法是，实现稳定需要各种力量达成某种妥协。在当前这种激烈的冲撞过程中，各种力量通过充分展示，相互摸清对方的底牌——能量和利益的诉求，才能在新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我们主张包容，要“和而不同”，这样才能实现稳定，社会才能发展。这对于埃及来讲，还需要时日。目前各种力量还在释放各自的能量，需要一定时间冷静下来，才能面对现实，用理智找到新的平衡点。社会总是会不断前进的。
李绍先：
我想历史性地讲一讲阿拉伯变局，这个不能就事论事、就国论国。如果没有阿拉伯大变局这个大背景，埃及不会出现动荡，利比亚不会发生革命，叙利亚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潮流，谁都跑不掉。一开始的时候，巴沙尔还说“叙利亚是例外”，现在看来显然不是如此。
对于这场革命，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我始终称之为“阿拉伯大变局”，但实际上它是一场革命。历史地讲，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纳赛尔革命，还是后来宗教势力的复兴运动，包括2011年以来的变局，实际上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它代表了阿拉伯世界要求摆脱困境的历史潮流。从国家的稳定来看，革命确实不好，但革命往往都是不得不为之的，或者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路径。
我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到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感觉到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住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国人说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是2011年发生革命后我在埃及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国家出现了希望。它的确是一场革命，而且当时上上下下的埃及人让我惊奇。就连很多穆巴拉克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对革命欢欣鼓舞。阿拉伯变局始发于突尼斯的确是偶然，但这场变局的发生是必然，代表的是历史潮流。我觉得，这股历史潮流要解决的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当然，革命以后确实面临着国家的走向问题。我觉得，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之外，阿拉伯国家要走自己的路，肯定是伊斯兰的或者有伊斯兰色彩的道路，因为这个地区本身就是伊斯兰世界，这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乱的都是共和制国家
王林聪：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要么建国伊始就采用了共和制，要么是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其统治基础和政权基础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理论武器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整合。但是，由于受传统力量的影响，这种整合的过程异常艰难和缓慢，认同张力十分突出，其中，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以及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势必导致国家凝聚力的消解和政治权威的弱化。同时，伴随着共和制政体建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有赖于权威领袖的个人威望和能力，一旦这种合法性基础动摇，其政权的根基就受到严重削弱。伴随着这种变化常常形成权威的缺失和整个社会危机的爆发，形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
许多阿拉伯国家选择了共和制政体，但是共和的制度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只是举了“共和”之旗，喊了“行宪”之名，基本上还是走在独裁的旧路上，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经历了军人政权时代，从军政权向民选政权缓慢过渡；而有些共和制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世袭制——即“共和国君主”，这与君主制没有实质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制政治实践还存在着严重缺陷，但是，我们很难下结论说阿拉伯国家不适合共和制。因为许多国家实行共和制的重要前提是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危机，当时，代表时代潮流的不是保守的君主制，而是能捍卫主权、又能够驱赶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下，许多国家把共和制作为一种选择。
殷 罡：
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废墟上建立的，不管它们是君主制国家、共和制国家，还是军人专制国家，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遗留问题。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盖子，就没有不乱的。旧有的权威失去了，而新的权威又没能建立起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没有不乱的。
埃及体现的是政教冲突，即体制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冲突。叙利亚的主要特点是教派冲突。叙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在这个逊尼派占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掌权的又恰恰是占少数的属于什叶派的阿拉维派，而这个阿拉维派政权又和什叶派的伊朗教派相同、联系紧密。所以叙利亚和埃及不一样，埃及乱就是内乱，而叙利亚乱则是里外一起乱。
利比亚又不一样。利比亚在卡扎菲当政时期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部落联盟，具有很强烈的原始色彩。利比亚的乱局一开始也是因为政教关系。倒卡扎菲的运动是几个律师为被关押致死的政治伊斯兰分子伸冤而引发的。所以利比亚革命实际上也是伊斯兰力量挑动的，挑动起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全民的、部落之间的厮杀，外国势力一介入，就是乱上加乱了。
伊拉克政教冲突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萨达姆和卡扎菲都被看做独裁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宗教观其实非常先进。我们常说，宪政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仔细研究卡扎菲和萨达姆的思想，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相应的警句，那就是“把宗教关在清真寺里”。你想净化你的心灵，你就到清真寺去；在大街上，你就是公民，你要服从权威，你要表达诉求时就用你的选票。
阿拉伯地区的这次动荡都发生在共和制国家。美国人认为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宪政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共和体制比较成熟、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要么是东方文化国家，要么是基督教国家，很少有伊斯兰国家。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权威的基础，就是解决或基本解决政教关系问题。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基本上使基督教世界解决了政教关系，而且基督教的传统也有政教分离的精神，“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把西方的共和制照搬到阿拉伯世界是行不通的。
阿拉伯世界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伊斯兰宗教权威。阿拉伯国家的君主们被推翻后，君主权威消失了，而体制权威又还在萌芽中，宗教权威就乘虚而入占了上风，这个时候如果要稳定局面，就必然冒出军人专制。阿拉伯国家要实现共和民主，必须要渡过军人监政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非常漫长，但又是合情合理的。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共和的追求者应该把话语权拿过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阿拉伯民主宪政理论，这样才能抵御来自西方的不适宜的影响。
共和制不适合阿拉伯国家吗
殷 罡：
为什么君主制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这次变局中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君主制在政教关系上是介乎于已经解决和没有解决政教关系之间的一种状态。阿拉伯世界的君主，要么是“圣地保护者”，要么是本国的最高宗教领袖，在君主的身上嫁接着宗教权威，极大缓和了政教关系的基本矛盾。这是这些国家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恰好阿拉伯的八个君主国中有七个君主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经济上比较富足。阿拉伯世界君主立宪制搞得最好的是摩洛哥，国王已经不能决定总理的人选，但军权在握。我参加过两次和摩洛哥议会代表团的交流，代表团中有摩洛哥共产党，有摩洛哥穆兄会，有摩洛哥复兴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说“我们的体制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国王是个好国王，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有什么冲突在议会里说，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很令人吃惊。其实我们想一想，欧洲革命留下了法国的共和与英国等国的君主立宪，两条道路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政治现代化。阿拉伯世界君主立宪的合理性更强，体制竞争力更强，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不能像欧洲那样，两种体制并行呢？
总体来讲，我个人对革命、对上世纪中期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对纳赛尔持彻底否定态度，尽管在某个时期革命是难以遏制的。革命砸碎了原有体制的合理成分，民族解放运动则同一些不符合阿拉伯社会生态的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并屈从于冷战规则，甚至沦为被美苏利用的工具。至于纳赛尔本人，则完全是个人专权，声称“我的军队就是议会”，在重大事件上盲目决策，使埃及遭受重创，如1967年战争的惨败。而对阿拉伯的君主制，我持肯定态度，对君主制崩溃了的国家不得不仓促地走向共和，从而面临新的伊斯兰权威的挑战，表示一种无奈。至于为什么有些君主挺得住，有些挺不住被推翻了，这和特定国家的君主在国民心中的合法性和王室的规模与素质有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李绍先：
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以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属于保守落后的体制。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存在是阿拉伯复兴的最大障碍。我看到的所有分析都不认为阿拉伯现在的君主制有生命力。摩洛哥是个例外。阿拉伯世界的君主制国家可能最终会走上摩洛哥的道路。摩洛哥的君主是开明君主。摩洛哥过去只是表面上的君主立宪，但是从2011年修改宪法以后，摩洛哥向君主立宪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未必不是将来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的阿拉伯君主制是没有生命力的。最典型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上世纪30年代初建立的，1953年阿卜杜勒·阿齐兹老国王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王位应该在他的儿子们之间传承。当年他死的时候，38个儿子有王位继承权，王子、王女不计其数。现在的沙特国王阿布杜拉已经91岁了，2005年登基。前两年沙特连续死了两个王储。现在最年轻的、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将近70岁了。这是一种僵化的体制和统治方式，再怎么推崇它，都不会有前途的。
王林聪：
相对而言，君主制国家在这次变局中比较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君主制国家吸取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训，积极探索改革，奉行开明统治，缓慢推动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注重扩大统治基础，加强政权合法性（许多君主制国家仍保持其历史上形成的、传统的合法性机制），另一方面关注民众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当阿拉伯大变局席卷各国之时，这些国家政府利用所掌控的巨额石油财富，非常大方地“开仓放粮”、“发红包”，拿钱买平安，以此缓解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在摩洛哥，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引人关注。
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关于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一方面，各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道路不同，资源禀赋也不同；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国所面对的问题和应对方式也存在差别。因此，各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有着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样的阿拉伯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国家，其国情的差异以及执政者认知的不同，导致治国理政的效果也迥异。
阿拉伯共和实践上的缺陷以及阿拉伯世界在政治发展进程上的滞后，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就是格格不入。民生和民主在任何国家都是同等重要的。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青年是人口的主体，从人口统计的中间年龄（年龄中位数）看，也门是17岁，利比亚是19岁，埃及是24岁，多属于年轻型国家。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年轻人强烈要求改善自身境况、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这些情况表明，推进民主是阿拉伯各国民众的基本要求。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截然排斥民主，因为没有人甘愿做奴仆。
为什么说叙利亚不是西方想打就能打的
李绍先：
为什么叙利亚危机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两年了巴沙尔政府都没有被推翻？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复杂性。简而言之，叙利亚内部有三块是消灭不掉的：第一个是巴沙尔所代表的阿拉维派，第二个是库尔德人，第三个是逊尼派。对外部来说，叙利亚是一个心脏，是一个中枢神经，牵扯着四面八方的力量，比如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这也是两年多来美国不敢轻易动叙利亚的原因。美国绝对有能力搞垮巴沙尔政府，但是它把握不住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的局势。
叙利亚战场很残酷，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内部极端势力大行其道，这些人是最能打、最不要命、最不择手段的，美国最担心的也是这些，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推翻巴沙尔。
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出来后，给奥巴马很大的压力。因为奥巴马已经划出了对叙动武红线，就是叙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现在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从现在的事态来看，美国实行军事打击是避免不了的，但这个打击肯定是很有限的。
吴思科：
叙利亚问题实际上被外国势力绑架了，这不是叙利亚自己能够决定的，地区和域外的各种力量都这里聚集、角力。有一次我去阿盟访问，阿盟秘书长说叙利亚问题很难解决，政府方面认为自己掌握着强大的军队，有能力消灭对手，而反对派则认为只要我坚持住，总有一天外面会有人来帮助我推翻巴沙尔政权。
去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害，对美国的触动很大。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醒了，在对待叙反对派这个问题上更谨慎些，在叙利亚的未来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不愿贸然动用武力推翻叙现政权。奥巴马为拖延军事介入叙利亚，提出一条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谁料到，化学武器问题跟着就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严重。美国是一步一步被拖着介入的，似乎不愿意做也得做，目前已是箭在弦上。
殷 罡：
说起叙利亚，就要了解“黎凡特”这个地理概念。这个泛指地中海东岸的古老地理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特指法国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
叙利亚是地中海文明冲突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通过革命单独建国，而阿拉伯地区被英法实行“委任统治”，其中黎凡特地区由法国统治。法国开始进行委任统治时，依据民族构成将黎凡特分成阿拉维、阿勒颇、大马士革、德鲁兹、黎巴嫩五个“国家”，实施五国联邦。西北角的亚历山大勒塔具有独立地位，在二战前夕通过全民公决并入土耳其，即现在土耳其的哈塔伊省。
原先设想的“阿拉维国”就是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地区，刚才我们说过，现在的叙利亚政权就是阿拉维派。现在的阿拉维派地区仍是叙利亚政府的大本营，叙政府的设想是，一旦顶不住了，就撤到阿拉维地区，那里的拉塔基亚山区有大量的粮食弹药储存，阿萨德父子做了几十年准备。俄罗斯在地中海的补给地塔尔图斯港也在那里。到了那一步，根本没办法军事解决，政治解决是必然的。
阿拉维人在叙利亚掌权跟法国人是有关系的。法国人委任统治叙利亚之后，借助阿拉维人建立新军。阿拉维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战斗力极强。南部地区的德鲁兹人也是，非常善战。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居住在阿勒颇地区。现在在叙利亚的国内冲突中，德鲁兹人的武装和库尔德人的武装是保持中立的，没有参战。他们对自己的地盘严防死守，不容任何人插手。“基地”组织想渗透进去，他们就跟“基地”组织打，叙利亚政府军想进去，他们就把政府军赶走。 所以，法国人一开始把叙利亚分成五个国家，后来分成两个，把黎巴嫩分离出来了，因为黎巴嫩实在不能跟它们掺和，这里是基督徒占优势的地方。正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历史责任，所以法国对这两个国家格外关注。这个摊子是他们铺下的，有什么麻烦，也的确应该多负些责任。
所以叙利亚根本不存在一拨完胜、一拨完败的可能性。现在幸亏有个巴沙尔在，如果他的政权垮台了，叙利亚绝对不会像利比亚那样把卡扎菲打死就“解放”了。如果把巴沙尔打死，而不是通过政治解决的话，叙利亚的战争才真正开始。
化学武器这根红线是奥巴马不想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的托辞，结果现在红线被触及了，奥巴马不得不有所表示。现在叙利亚问题的热度非常高，但是美国、俄罗斯这种大国的控制能力也特别强，短期内失控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从现在美欧国家的表现看，英国飞机都飞到塞浦路斯去了，美国也派了驱逐舰，其实这不是要打仗的样子，这是一种有限的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惩罚的姿态。所以我们看叙利亚问题，要看到其复杂性。
为什么埃及“革命”出现反复
王林聪：
就埃及来说，这次“8.14清场行动”如此惨烈，在埃及共和国发展历程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它表明自2011年埃及“1.25革命”以来围绕转型主导权的争夺已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反映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定位（即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上矛盾加剧，对抗升级，并且最终摊牌了。从7月3日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总统到“8.14清场行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第一，伊斯兰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主导埃及政治转型的进程被打断，政治转型的主导权重新控制在以军方为首的世俗力量手中。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是首位民选的非军方出身的埃及总统，从程序上说他具有合法性。但是，穆尔西总统执政一年零三天，因其未能兑现承诺、引导埃及走出困境，从而被军方强行废黜。第二，埃及政治转型方式从温和转向激进，政治转型进程充满变数。“1.25革命”之后出现了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一定的默契和“共治”局面，随着这次安全部队的武力清场行动，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彻底破裂，穆斯林兄弟会一夜之间从当权者重新回到被打压的状态，这种强烈的落差导致部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激进化和极端化，强化了埃及政治的两极化倾向，使冲突加剧，政治转型中的变数也相应增大。
殷 罡：
埃及的惨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一层是事变结果非常轰动，还有一层是在冲突现场双方都不退让，出现重大伤亡。回顾一下埃及历史，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2013年废黜穆尔西这三次“倒法老”运动，每次在“倒法老”的时候埃及都是众志成城、不分教派。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说它是“广场效应”也好，说是一种群体的、全民的共同诉求也好，这种诉求非常简单——“你下台”，就这三个字。而把他赶下台以后怎么办？许多人根本不予考虑。
比如1952年，当时最大的政党是老牌的华夫脱党，与国王矛盾尖锐，对革命冷眼旁观，尽管它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受益者。穆兄会、军方也在跟国王叫板，等国王收拾“军官俱乐部”，开始清理军队的时候，军队挑头发起“倒法老”的革命。推翻国王之后，军方在短时间内试图保留原体制，扶持小王子即位，也搞过政党登记，把自己摆在“监政”的位置上，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宣布彻底废黜君主立宪，取消一切政党。穆兄会试图争权夺利，被军方果断出手打压。结果，革命后半年埃及建立了没有议会和政党的绝对军人专制，其后经过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不断调整，历经几十年坎坷，才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共和体制，正在从训政向宪政阶段过渡。
2011年倒穆巴拉克的时候，广场上的场景确实令人感动，全体国民参加运动，社会责任、公民意识、道德水准都空前提高，据在现场的人观察，那时连小偷流氓都不见了。崇高而简单的目标，容易把不同国民意识、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教派的人统一起来，但是当这个目标实现后，各方又开始互掐互斗了。每一次都是体制之争，而且在他们眼里都是零和游戏，所以每一次每一方都很坚决，绝不退让。
2013年要拉倒穆尔西的时候也是这样，与穆兄会同属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萨拉菲派光明党，也跟着倒穆尔西，因为穆兄会专权。基督徒也上阵了，自由派、民主派全都上阵了，目的就一个——“你下台”。等把穆尔西拉下来了，各方又相互争斗起来了。
2011年倒穆巴拉克和2013年7月3日倒穆尔西这两次事件都还比较平和，而这次清场为什么如此惨烈？这次清场实际上是埃及政教之争的街头表现。直接的原因是穆兄会的支持者在广场上修街垒，誓死不退，而军方是必须清场。
整体来讲，我觉得，经过“你下台”这么一个简单的全民“倒法老”的运动，进入随后的体制之争、派别之争这种零和游戏，每次埃及都付出了代价。不过埃及的宪政建设虽然历经挫折和倒退，但整体上是前行的。我们回忆一下，埃及实际上是阿拉伯国家里第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1924年埃及举行首次议会选举，华夫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了90%的议席。华夫脱党人出任首相，以后的内阁也基本被华夫脱党控制。但1952年的革命，我认为是一个倒退，因为它打乱了埃及前期宪政发展的进程，葬送了此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同时在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指导下压制宗教，导致社会生态紊乱。这时候出现军人专制是很必然的。当时埃及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力很差，也恰恰是因为刚刚经历1948年中东战争，埃及军方气势正盛，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意识也影响到埃及。而法鲁克国王也是个不争气的昏君。当时穆兄会是反对纳赛尔的，但并不能说穆兄会代表草根。穆兄会在与纳赛尔的争斗中代表的是地主的利益，要求土改方案大幅度提高地主拥有的土地限额。穆兄会的确对底层民众实施救助，但是它的钱从哪儿来？一方面来自宗教资金，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试图维系封建制度的大地主。
1952年军方的果断行动和2013年军方的果断行动有一个共同点——军方的利益受到挑战。1952年国王收拾军队，整顿开罗“军官俱乐部”，使那些德高望重的军官，比如纳吉布都没有办法参加选举。2013年也是这样，穆尔西昏了头，他竟然要撤国防部长、军方领袖塞西，军队自然感觉受到了挑战，要不然军人这次也不会这么积极。去年穆尔西上台后撤坦塔维为什么没有受到抵制呢？因为坦塔维那批军方上层都已在70岁以上，军队确实需要年轻化、更新换代。穆尔西把空军司令、防空军司令、海军司令、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一溜撤了，换上来的正好都是第二代。埃及军队就这样平和地、悄然无息地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年轻化，使年轻军官受益，因此军方不反对穆尔西撤换老军头的做法。军队一旦年轻化，其冲劲和雄心肯定比坦塔维那一代人要强。换上来的国防部长塞西有这样的特点，他懂得军事外交，掌管情报，履历完整，还有一点比较重要，他敢跟美国抗，不是简单地服从于美国。我们可以看看他最后会怎么样。除了2011年倒戈穆巴拉克，1952年和2013年执政者两次与军方对抗，结果都是军方获益。 李绍先：
虽然坦塔维很强势，但最终还是乖乖下台了。这是穆尔西走的非常妙的一步。他巧妙地利用了军队内部的斗争，而且借助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在西奈半岛反恐不力）将坦塔维一举拿下。穆尔西上台以后，他的权力到底能有多大，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衡量和试探。有人说穆尔西抓权，我看不能这么说。因为并没有哪个法律规定埃及总统的权力有多大。如果跟穆巴拉克比，穆尔西有权力吗？其实穆尔西并不是等闲之辈，上任后也非常勤勉，想尽快使埃及得到发展。但埃及革命只是换了个总统，以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穆尔西空有满腔抱负，但是一事无成。可以说，埃及革命的程度决定了穆尔西日后的孤独。
埃及革命出现反复，我觉得也有其必然性。穆巴拉克倒台以后，埃及整个的斗争经过了好几个阶段。在初期，穆兄会和军方是一起的，穆兄会维持军方代管权力的地位，军方和穆兄会很默契，一起对付解放广场上的人。当时穆兄会并不经常在解放广场上，它只有在有利益的时候才会到解放广场去。双方的默契使得埃及政局在军方控制下平稳过渡，但是在最后的选举中，穆兄会逐渐占据了革命果实。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世俗力量在当时还是一盘散沙，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年选举反映的确实不是真实的力量对比。
穆兄会在这种局面下上台，其他力量当然不答应，何况穆兄会上台后又未能兑现承诺。穆尔西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摊子呢？所有的机构都是过去的，连他自己领导的行政机构都是穆巴拉克时代的，他能指挥得动吗？他的第一届政府比现在的临时政府包容多了，但是他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吗？面对一个完全抵制他的机制，他是干不成什么的。他的下台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个人觉得埃及现在非常危险。埃及的未来在于能否在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者妥协点，即穆兄会确实愿意走宗教和解的道路，找到和世俗力量结合的点，世俗力量也必须接受无法消灭伊斯兰力量这一事实。我觉得埃及的未来也好，阿拉伯世界的未来也好，都取决于这个。
在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摩擦、拉扯的过程中，军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军队在这次阿拉伯大变局中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突尼斯的本·阿里因为军队拒绝执行其命令，最终只能出逃。埃及革命初期，军队虽然服从了总统穆巴拉克的命令，但是军队拒绝和穆巴拉克绑在一起，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不会镇压群众，所以穆巴拉克最终在军队的安排下下了台。利比亚的卡扎菲基本没有发展军队，主要依靠雇佣军，所以死得最惨。也门的军队基本上是子弟兵，所以萨利赫能全身而退。叙利亚军队则是铁板一块，它的骨干架子就是阿拉维派，阿拉维派别无选择，只能跟政权共存亡，所以巴沙尔政权能够坚持到现在。在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中，军队仍然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在埃及，塞西已经开始穿西装了，有人问他：“塞西将军，你是不是以后有可能当总统？”他笑而不答。
阿拉伯世界有出路吗
李绍先：
如何看待阿拉伯这场大变局，我认为有三个指标性的国家：埃及、叙利亚和沙特。
首先，埃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指标性国家，因为它革命了，而且分量这么重，相对来讲它的革命比较顺利，付出的代价也较小。埃及很可能决定着阿拉伯世界未来变局的走向。
第二，叙利亚可能是阿拉伯变局中的刹车器。当下阿拉伯变局怎么走，走得快还是慢，可能取决于叙利亚。叙利亚不单纯是个革命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太特别了，纠合了各种力量的利益。自2011年以来，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一个又一个政权迅速倒下，但是到了大马士革，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失灵了，叙利亚僵局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未打破。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历史再一次被阻挡在了大马士革城下。”在这股变局潮流中，叙利亚确实起到了刹车器的作用。
第三，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大变局的一个压舱石。八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不管摩洛哥怎么变，甚至约旦再倒掉，都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沙特动了，那整个中东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沙特暂时躲过一劫。为什么能躲过呢？因为沙特政权的合法性更充实一些，沙特的政教是一个结盟关系，沙特王室和瓦哈比宗教早就达成了联盟，宗教支持王室对国家的统治地位，而王室确保瓦哈比派作为国教。更实用的一点是，沙特有钱。据我掌握的数字，沙特人口不到2000万，2011年沙特当局就向人们发了1700亿美元。科威特和卡塔尔也一样，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有，大把大把地发钱。这些国家的确躲过了一劫，但也是暂时躲过而已。阿拉伯变局既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的过程，那它就会不断发展。
王林聪：
从整体上说，阿拉伯变局开启了阿拉伯世界变革的新时代，因此，只有变革才是阿拉伯国家的出路所在。未来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能否顺利，还取决于：第一，在宗教与世俗关系上能否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能体现伊斯兰传统特性，又能减少宗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治理上，通过扩大民众政治参与，逐步加强国家认同意识。第二，在经济全球化逐步提速的时代，能否既融入全球化潮流，又能够寻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是阿拉伯国家面对的首要问题，否则就很难摆脱边缘化的境地。
如果说埃及是指标性国家，我对埃及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和乐观。理由是：一，阿拉伯世界民众意识的觉醒意味着阿拉伯变革潮流难以从根本上被逆转，埃及政治转型虽然曲折，但很难再回到起点——强人政治时代。二，客观看待埃及军人的作用。军人在埃及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谓举足轻重，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军人维护局势的相对稳定，避免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军方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自然会防止激进的革命。军方废黜穆尔西总统之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并未直接掌权，而是将临时政府推到前台，采取了具有“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特点的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军方的灵活性。三，埃及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基础，穆巴拉克时代的“五年计划”以及大规模沙漠与河谷改造工程对社会经济长远发展仍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只要能够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就可以吸引外资，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强实体经济发展，就能够逐步解决就业问题和贫困化问题。
总体来看，现在是埃及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有大智慧的人，更需要像南非曼德拉式的英雄——超越狭隘的对抗和纷争，以包容性精神引领民众揭开新埃及的第一页。而其他阿拉伯国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