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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1日，《东方杂志》登载一则启事，征求“1933新年的梦想”。这次活动的策划者胡愈之编辑在征稿信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在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先生，你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
他希望大家在1933年的新年做一回好梦，并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是怎样？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征稿函发出后，应征者的答复数量超过了策划者的最初预期，共收到一百四十二人的应征，令他无限欣悦。应征者以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尤以大学教授、编辑、著作家、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谢冰莹、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金仲华、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范寿康、周宪文、李石岑、孙伏园、张君劢等名列其中，只有冯自由、罗文干、穆藕初、章乃器等少数几个人或是高官或是实业家。另外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显然，知识分子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者拥有更多的憧憬与幻想，而且更擅于用文字表达出来。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他们也有幻梦。但是艰难的谋生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绝大多数也没有用文字表达的能力和闲暇。
寄到东方杂志社的“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亿五千人的向往，不过至少可以代表城市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拿他们的梦来估量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代思潮的走向和当时知识人的地位和心情，应该相当可靠。
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在希冀些什么呢？
1932、1933年那个年代，人们每天要面对衣食无保障、无和平、无安全感的生活，现实让人困惑甚至绝望，对满足生存的物质生活的渴求强烈，精神文化的需求暂时很少提及了。
三十年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对现实很敏感，有位大学生写道：“大多数中国人……挨饿受冻甚且易子而食，和我相较，我似乎可以归入掠夺者的一方面了。”所以他所梦想的中国是“没有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对立”。这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人的梦想，虽然各人的文字表达的方法不同，而解除物质痛苦这个希望却大多是相同的。
柳亚子是个诗人，他的梦也有着诗一般的意境：“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差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女作家谢冰莹与柳亚子的心是相通的：“没有侵略，没有剥削、没有嫉妒和欺骗，没有战争和屠杀……互相帮助，互相亲爱，全世界成了一个组织，而中国就是这个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不在少数。
当时，对国家、民族、家庭乃至自身前途颇为担忧者大有人在，悲观的气氛很是深厚。现实生活的挫折使大家感到没有出路，连梦也大多是恶梦或噩梦。他们期待的是彻底改造过的新中国，这新中国即使在现实中暂时不会出现，至少在梦想中却是应有的。
有几位先生所梦想的中国，不是一个含糊的轮廓，而是一个完密周详的设计。他们提出了一个理想，申述这个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实现的阶段及其方法，以让大家都把这些梦想看做可以达到的实境。
总的说来，个人生活的梦想因各人的个性和环境而异，但普遍的倾向是希望生活安定，而且这梦想的个人生活必待梦想的中国实现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关于个人的梦想，有的答复颇似警句，如：“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不做一件为求名、求功而做的事，而所做的事往往足以快于己而利于众。”“我梦想做一位革命的战士，或者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个走卒，跟随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之后，为实现未来中国的梦而争斗！”“梦想着一个真诚友爱的‘群的生活’，这里没有虚伪，比白纸还纯洁的许多心集合着，永远地结合着。想在这短促人生的旅途上，努力着应做的一些事，这里所梦想的当然不是‘天国’，只是一个平淡的真的‘人国’而已。”
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1号上除了刊登有“关于中国梦想”的征文之外，还刊登了丰子恺所画的八幅漫画，它们很有寓意。如《母亲之梦》画一位母亲用一吹管插入她孩子的肚脐，以希望能把小孩吹胖。《教师之梦》画一个忙于授课但瘦弱的教师能得到良好的医疗。《黄包车夫之梦》画一黄包车长着四条腿，以便拉车能跑得更快。《投稿者之梦》画一作者长着三头六臂，能写出很多稿件。《科学家之梦》画科学家能探索星球，发明机器人（应该说科学家这些梦，后来都一一成真）
针对有人对追梦的讨论颇有微辞，编辑们辩解说：“梦是我们所有神圣权利。”
“我们相信梦想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人类一切创造一切发表果然是靠了‘推断’、‘计划’而成功的，但在‘推断’、‘计划’以前会不断梦想，怀疑是发明之母，梦想也是现实之母，怀疑不是危险的，禁止怀疑方是危险，不许梦想是最大的危险，而把梦想公开地发表总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无独有偶，《申报月刊》特于1933年7月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邀请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场中国梦的追求。
“编者之言”首先阐明了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目的所在：“盖中国由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大刺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与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与努力……可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都好像泼焉若志，不加深究，这决不是一种很好的现象。须知今后的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在这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被提到了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高度。这次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点：一、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走什么样的道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两方面均涉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讨论结果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认识。
《申报月刊》组织的讨论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回响，共刊出十篇短论和十六篇专论，作者中有陶孟和、金仲华等知名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作者们意见不一：
一、有人提出首先是提高人民素质，发展教育。因为现代化的基础乃在人，只有人的素质提高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如有文章指出：“甲午之役，我们的战舰比日本的大得多，为什么一败涂地？此次九·一八事件未发生以前，沈阳兵工厂的枪炮至少比十九路军多些好些……可见物质的设备虽然是不可少的，但此处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有人去用它。”“因此，一个现代的国家不能建筑在大部分的愚民身上”，“只有全数或大部分的国民受到良好教育的启发，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平等的人的时候，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二、有人主张重要的是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生存，使中国居于次殖民地地位，不愿看到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惟一前提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三、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就是法制。自洋务运动，中国一直在办工业却并未导致现代化，就是因缺乏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会使企业毫无保障，舞弊者不受制裁，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亦难以维护。所以，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前提就在于法制。
四、有人倡导改造文化，使之适应于现代。持这种论点的人认为：“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以文化为标准，一个社会发展与改进亦是以文化为动力……欲改进社会，解放民族，则文化运动为当务之急。”针对当时中国文化呈现的萎靡、复杂、矛盾的状态，必须以解放民族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以及一切颓废的文化。
关于讨论的第二个重点，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作者们的见解令人深思。以作者的大致倾向统计来看：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有五篇，而主张采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实行混合方式的则占了九篇。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程度。
这次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还涉及资本、技术、家庭观念、传统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十分细致的问题。尽管有的观点过于简单甚至幼稚，作者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那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仍孜孜以求，参加现代化问题讨论的前辈学人们的目的却是共同的：希望看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强盛的中国早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不也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吗？
他希望大家在1933年的新年做一回好梦，并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是怎样？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征稿函发出后，应征者的答复数量超过了策划者的最初预期，共收到一百四十二人的应征，令他无限欣悦。应征者以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尤以大学教授、编辑、著作家、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谢冰莹、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金仲华、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范寿康、周宪文、李石岑、孙伏园、张君劢等名列其中，只有冯自由、罗文干、穆藕初、章乃器等少数几个人或是高官或是实业家。另外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显然，知识分子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者拥有更多的憧憬与幻想，而且更擅于用文字表达出来。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他们也有幻梦。但是艰难的谋生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绝大多数也没有用文字表达的能力和闲暇。
寄到东方杂志社的“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亿五千人的向往，不过至少可以代表城市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拿他们的梦来估量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代思潮的走向和当时知识人的地位和心情，应该相当可靠。
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在希冀些什么呢？
1932、1933年那个年代，人们每天要面对衣食无保障、无和平、无安全感的生活，现实让人困惑甚至绝望，对满足生存的物质生活的渴求强烈，精神文化的需求暂时很少提及了。
三十年代左倾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对现实很敏感，有位大学生写道：“大多数中国人……挨饿受冻甚且易子而食，和我相较，我似乎可以归入掠夺者的一方面了。”所以他所梦想的中国是“没有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对立”。这可以代表一大部分人的梦想，虽然各人的文字表达的方法不同，而解除物质痛苦这个希望却大多是相同的。
柳亚子是个诗人，他的梦也有着诗一般的意境：“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差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女作家谢冰莹与柳亚子的心是相通的：“没有侵略，没有剥削、没有嫉妒和欺骗，没有战争和屠杀……互相帮助，互相亲爱，全世界成了一个组织，而中国就是这个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不在少数。
当时，对国家、民族、家庭乃至自身前途颇为担忧者大有人在，悲观的气氛很是深厚。现实生活的挫折使大家感到没有出路，连梦也大多是恶梦或噩梦。他们期待的是彻底改造过的新中国，这新中国即使在现实中暂时不会出现，至少在梦想中却是应有的。
有几位先生所梦想的中国，不是一个含糊的轮廓，而是一个完密周详的设计。他们提出了一个理想，申述这个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实现的阶段及其方法，以让大家都把这些梦想看做可以达到的实境。
总的说来，个人生活的梦想因各人的个性和环境而异，但普遍的倾向是希望生活安定，而且这梦想的个人生活必待梦想的中国实现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关于个人的梦想，有的答复颇似警句，如：“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不做一件为求名、求功而做的事，而所做的事往往足以快于己而利于众。”“我梦想做一位革命的战士，或者是革命阵营里的一个走卒，跟随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之后，为实现未来中国的梦而争斗！”“梦想着一个真诚友爱的‘群的生活’，这里没有虚伪，比白纸还纯洁的许多心集合着，永远地结合着。想在这短促人生的旅途上，努力着应做的一些事，这里所梦想的当然不是‘天国’，只是一个平淡的真的‘人国’而已。”
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1号上除了刊登有“关于中国梦想”的征文之外，还刊登了丰子恺所画的八幅漫画，它们很有寓意。如《母亲之梦》画一位母亲用一吹管插入她孩子的肚脐，以希望能把小孩吹胖。《教师之梦》画一个忙于授课但瘦弱的教师能得到良好的医疗。《黄包车夫之梦》画一黄包车长着四条腿，以便拉车能跑得更快。《投稿者之梦》画一作者长着三头六臂，能写出很多稿件。《科学家之梦》画科学家能探索星球，发明机器人（应该说科学家这些梦，后来都一一成真）
针对有人对追梦的讨论颇有微辞，编辑们辩解说：“梦是我们所有神圣权利。”
“我们相信梦想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人类一切创造一切发表果然是靠了‘推断’、‘计划’而成功的，但在‘推断’、‘计划’以前会不断梦想，怀疑是发明之母，梦想也是现实之母，怀疑不是危险的，禁止怀疑方是危险，不许梦想是最大的危险，而把梦想公开地发表总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无独有偶，《申报月刊》特于1933年7月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邀请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场中国梦的追求。
“编者之言”首先阐明了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目的所在：“盖中国由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大刺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于是讲究洋务，设制造局，造轮船，修铁路，与办电报，提倡格致……凡此种种都是昔人促使中国‘现代化’的工作与努力……可惜这问题虽然有这样长久的历史，而事实上，中国生产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都好像泼焉若志，不加深究，这决不是一种很好的现象。须知今后的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在这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被提到了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高度。这次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有两个重点：一、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走什么样的道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两方面均涉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讨论结果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认识。
《申报月刊》组织的讨论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回响，共刊出十篇短论和十六篇专论，作者中有陶孟和、金仲华等知名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作者们意见不一：
一、有人提出首先是提高人民素质，发展教育。因为现代化的基础乃在人，只有人的素质提高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如有文章指出：“甲午之役，我们的战舰比日本的大得多，为什么一败涂地？此次九·一八事件未发生以前，沈阳兵工厂的枪炮至少比十九路军多些好些……可见物质的设备虽然是不可少的，但此处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需要有人去用它。”“因此，一个现代的国家不能建筑在大部分的愚民身上”，“只有全数或大部分的国民受到良好教育的启发，成为自觉的、自由的、平等的人的时候，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二、有人主张重要的是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生存，使中国居于次殖民地地位，不愿看到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惟一前提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三、有人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就是法制。自洋务运动，中国一直在办工业却并未导致现代化，就是因缺乏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会使企业毫无保障，舞弊者不受制裁，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亦难以维护。所以，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前提就在于法制。
四、有人倡导改造文化，使之适应于现代。持这种论点的人认为：“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以文化为标准，一个社会发展与改进亦是以文化为动力……欲改进社会，解放民族，则文化运动为当务之急。”针对当时中国文化呈现的萎靡、复杂、矛盾的状态，必须以解放民族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以及一切颓废的文化。
关于讨论的第二个重点，即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作者们的见解令人深思。以作者的大致倾向统计来看：完全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有五篇，而主张采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长，实行混合方式的则占了九篇。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受社会主义影响的程度。
这次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还涉及资本、技术、家庭观念、传统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等十分细致的问题。尽管有的观点过于简单甚至幼稚，作者们的意见也不尽相同。那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仍孜孜以求，参加现代化问题讨论的前辈学人们的目的却是共同的：希望看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强盛的中国早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不也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