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历史上关于屈原其人有无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大体上由廖平肇始，胡适、何天行、卫聚贤掀起第一次屈原否定论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先生再次重申刘安作《离骚》之说，由此引起了第二次关于屈原有无的争论，此后国内关于屈原论争大抵销声匿迹；而到了六十年代，日本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屈原否定论”高潮。本文旨在对屈原否定论进行梳理，并探讨形成这些观点的学者个人因素和历史时代背景。
关键词
屈原否定论 个人因素 历史和时代背景
（一）廖平为什么会否定屈原其人，认为《楚辞》是秦始皇令秦博士所作？
廖平《楚辞讲义·第一课》：
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余则以为秦博士作。文见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因此他认定：《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
廖氏被称为近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屈原否定论”只是廖氏庞大的经学理论建构工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序章。出于其狂热的尊孔尊经宗旨，廖氏将孔子和孔经“神化”了。被“神化”了的孔子不仅为中国万世立法，为全球万世立法，更为天体立法。“屈原否定论”就是“孔子为天体立法”的一个论证——实际上是“附会”。
廖氏又说：又颛顼以下乃绝地天通，经所谓格于上下。此人帝德不及远，专为人学之事。山经实天学之专书，并非诡诞，所以《列》《庄》《楚辞》《穆传》引据如经典，则非不经可知。
秦始皇求仙问药以期长生不老，不满于“专为人学之事”，由“人学”上升到“天学”的层面，照廖氏说来就是“帝德”甚远了，而正好《秦本纪》中又有“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的记载，就可以让廖氏的这一附会更有可信度（其实不然）。显然廖氏出于牵强附会的论证不具有科学性（郭沫若撰文驳过）。“屈原否定论”看似荒诞不经，但有其特殊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二）胡适否定屈原的用意何在？
胡适《读楚辞》：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是这二十五篇全部的左传。但这个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跺。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当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变成了一个伦理的箭跺了。
胡适并未全部否定屈原，而是将《楚辞》的部分著作权留给了屈原，否定屈原并非他的目的所在，他只是将屈原作为“一个文学的箭垛”更主要是“一个伦理的箭垛”进行推倒。胡适开一代风气之先，他公然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屈原的存在提出质疑（虽然有廖平开路），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勇于向权威挑战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其次，我们还应看到，胡适“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三）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为什么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大致说来都认为淮南王刘安是《离骚》的作者，楚辞作于汉代。不过卫聚贤认为伪造屈原的人是汉初的贾谊，他曾写有《吊屈原赋》。
从理论根源上，何天行和卫聚贤应该是受了廖平先生的影响。虽然廖氏所说的秦始皇令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的观点遭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辩驳，但郭沫若只是否定了秦博士对于《楚辞》的著作权，而廖氏提出的“仙真人诗”（不专指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和《楚辞》为秦代以后人所作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驳倒，反而给了后人继续发挥的余地。我认为何天行和卫聚贤是接受了这一思想的。
到了60年代为什么朱东润会再次点燃战火呢？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比较宽松和自由的风气有关，也和朱先生的一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之道有关，朱先生无论治学和为人都傲然独立，大胆质疑，不人云亦云。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尽管在论点上并无出陈推新，但在论据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足以看出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
（四）日本学者为什么会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浪潮？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人内部对屈原有无的论争，都只是停留在“从感情出发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反映阶段”，无论正方或反方的论辩，他们都无法苟同。但为什么要在60年代提出来呢？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日本学者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和感情基础，这个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都能在纯学术的立场上探讨屈原的问题。总体来说，日本学者想要在新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地透彻探讨屈原有无问题，就其学术动机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甚或要予以肯定的，但就其实际研究成果来看，却是远远低于他们当初的预期或希望的。
纵观历史上“屈原否定论”，无论它是学者个人因素还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无论学者单从学术上否定屈原还是另有隐情，也无论其有无学术价值或历史价值，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当我们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品评时，如果它既不能完全确证又无法充分反驳的话，我们可以对之谨慎地“质疑”，却不能武断地将其“否定”。这也是“屈原否定论”者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历史上关于屈原其人有无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大体上由廖平肇始，胡适、何天行、卫聚贤掀起第一次屈原否定论争；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先生再次重申刘安作《离骚》之说，由此引起了第二次关于屈原有无的争论，此后国内关于屈原论争大抵销声匿迹；而到了六十年代，日本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屈原否定论”高潮。本文旨在对屈原否定论进行梳理，并探讨形成这些观点的学者个人因素和历史时代背景。
关键词
屈原否定论 个人因素 历史和时代背景
（一）廖平为什么会否定屈原其人，认为《楚辞》是秦始皇令秦博士所作？
廖平《楚辞讲义·第一课》：
旧说以《楚辞》为屈原作，余则以为秦博士作。文见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因此他认定：《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
廖氏被称为近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屈原否定论”只是廖氏庞大的经学理论建构工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序章。出于其狂热的尊孔尊经宗旨，廖氏将孔子和孔经“神化”了。被“神化”了的孔子不仅为中国万世立法，为全球万世立法，更为天体立法。“屈原否定论”就是“孔子为天体立法”的一个论证——实际上是“附会”。
廖氏又说：又颛顼以下乃绝地天通，经所谓格于上下。此人帝德不及远，专为人学之事。山经实天学之专书，并非诡诞，所以《列》《庄》《楚辞》《穆传》引据如经典，则非不经可知。
秦始皇求仙问药以期长生不老，不满于“专为人学之事”，由“人学”上升到“天学”的层面，照廖氏说来就是“帝德”甚远了，而正好《秦本纪》中又有“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的记载，就可以让廖氏的这一附会更有可信度（其实不然）。显然廖氏出于牵强附会的论证不具有科学性（郭沫若撰文驳过）。“屈原否定论”看似荒诞不经，但有其特殊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二）胡适否定屈原的用意何在？
胡适《读楚辞》：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是这二十五篇全部的左传。但这个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跺。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当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变成了一个伦理的箭跺了。
胡适并未全部否定屈原，而是将《楚辞》的部分著作权留给了屈原，否定屈原并非他的目的所在，他只是将屈原作为“一个文学的箭垛”更主要是“一个伦理的箭垛”进行推倒。胡适开一代风气之先，他公然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支柱之一——屈原的存在提出质疑（虽然有廖平开路），体现了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勇于向权威挑战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其次，我们还应看到，胡适“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三）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为什么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
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大致说来都认为淮南王刘安是《离骚》的作者，楚辞作于汉代。不过卫聚贤认为伪造屈原的人是汉初的贾谊，他曾写有《吊屈原赋》。
从理论根源上，何天行和卫聚贤应该是受了廖平先生的影响。虽然廖氏所说的秦始皇令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的观点遭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辩驳，但郭沫若只是否定了秦博士对于《楚辞》的著作权，而廖氏提出的“仙真人诗”（不专指秦博士所作《仙真人诗》）即《楚辞》和《楚辞》为秦代以后人所作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驳倒，反而给了后人继续发挥的余地。我认为何天行和卫聚贤是接受了这一思想的。
到了60年代为什么朱东润会再次点燃战火呢？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比较宽松和自由的风气有关，也和朱先生的一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之道有关，朱先生无论治学和为人都傲然独立，大胆质疑，不人云亦云。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尽管在论点上并无出陈推新，但在论据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足以看出他对学术孜孜不倦的精神。
（四）日本学者为什么会再次掀起“屈原否定论”浪潮？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人内部对屈原有无的论争，都只是停留在“从感情出发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反映阶段”，无论正方或反方的论辩，他们都无法苟同。但为什么要在60年代提出来呢？当时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日本学者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和感情基础，这个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都能在纯学术的立场上探讨屈原的问题。总体来说，日本学者想要在新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地透彻探讨屈原有无问题，就其学术动机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甚或要予以肯定的，但就其实际研究成果来看，却是远远低于他们当初的预期或希望的。
纵观历史上“屈原否定论”，无论它是学者个人因素还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无论学者单从学术上否定屈原还是另有隐情，也无论其有无学术价值或历史价值，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当我们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品评时，如果它既不能完全确证又无法充分反驳的话，我们可以对之谨慎地“质疑”，却不能武断地将其“否定”。这也是“屈原否定论”者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