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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离开我已经60余年了。
有时候我独处书斋出神，祖母好像就在我的眼前叮咛我：“你又呆着，别总在屋里发呆，出去走走吧，那样你会快活些。”
“好的。我听您的，祖母！”我心里回答着，从屋里走了出来。
我一会儿漫步在田野窄路，一会儿蹬行在山阴小道，往事徐徐展开——
祖母姓周，名叫爱姬，小名叫毛妹。“毛妹”这名字，有点土气，但叫什么“妹”、什么“姑”、什么“花”或“姬”，却是乡下通常最喜欢用的女性名字，这一点儿也不足为怪。祖母说，她出身很苦，成年了都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裤，冬天冷的时候，也只有一条薄薄的裤子穿，实在冷就蹲在煤火灶上取暖。吃呢，一天两餐杂粮稀饭，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比起邻人，说不定还算有福分。
我们家的情况也并不好，祖父只读过三年私塾，长大了做了几年裁缝，后来一个本家叔叔开了个煤矿，照顾他做了个管事的，记记账，监监工，却也不能闲着。估计就是这个时候，我的祖母嫁到了夏家。
我还在襁褓里，刚满20岁的父亲就离我而去了。他在和同学聚会后的集体游泳中被江水带走，才19岁的母亲欲哭无泪，欲诉无语，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丈夫，夫复何言！这时候，她心里想着的就是如何抚养好儿子，以告慰逝者。而最后，在那样的时代里，她怎么可能挡住舅舅们的强力劝阻和外婆的反复念叨：“你的生活才刚开始，怎么可以大半輩子寡居着呢！”实在不得已，她只好忍痛离开夏家，去了她应该去的地方。
我懂点事的时候，应该是四五岁吧。伯父经常抱着我到街上玩，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伯父首先想到的就是护着我不被摔伤，结果我好好的没事，而他自己摔得半天爬不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伯父在我父亲被水淹走的时候，一下子接受不了亲弟弟这种惨景而急疯了。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亲侄儿需要他来保护着，这是夏家下一代的唯一亲骨肉哦！他和伯母也生养过几个孩子，可都夭折了，而今我就是他的至爱。据说，他临去世的时候，都还念着我的乳名“白仙”，而我却不在他身旁。因为当时我随着祖母去了一趟乡下老家，当我们闻讯赶回来时，伯父已经人柩。天天抱着我玩的亲人突然不见了，这么喜爱我的伯父再也见不到了，我怎么能不号啕大哭啊！我跪在灵前不起来。
祖母没有大哭，她只是坐在那里抽泣，无声地抽泣着，没有停息，也没人劝说。
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1945年4月，我的叔叔——祖母的曼崽光明也因病去世，那时他才28岁。一个全县知名的小学教师，一个因操劳过度而染上了几乎是绝症的肺结核（当年这种病还没有特效药）的亲人，一个全家都盼着他站起来为家争光的青年，却在抗日战争即将全胜的前夕去世了。
我正在丫江桥镇的一所小学读书，四月四日儿童节（新中国成立前儿童节时间）那天，我们排着队前往名叫曾家台的中心小学庆祝节日，途中忽见几个农民抬着一口棺材，我的最小姑——八姑跟在后面大哭，我忽地意识到大难临头：叔叔没了，我的叔叔没了！八姑见着我，边哭边说：“叔叔走了，赶陕给叔叔叩头吧。”我艰难地走出队列，跪在停下来的棺材前痛哭失声，没哭几声便觉得天旋地转，晕了过去，领队的老师好不容易将我扶了起来，继续站在队伍里，眼望着姑姑和叔叔远去。我不知道祖父、祖母见到了这样的景况会是怎样的悲伤。多年以后，祖母告诉我，当时要不是邻居拦着，她差点要在棺材上将自己撞死，与叔叔一同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让我难受了，你祖父在一旁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叔叔走后还不到一年，也就是次年的阴历二月里，我的祖父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一点小感冒吧，却忽然在一个晚上睡去了，次日清晨才被发现。几十年相亲相爱的伴侣，几十年同甘共苦的丈夫，没有嘱咐，没有先兆，却忽然不告而别，悄然离世！
祖母，一个孤老女人，承受着比山还要重的苦难，却不能呻吟。
我始终不会忘记，是祖母在我人生的关口上，给了我一把力。
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1951年初，攸县解放也还不到两年，党中央号召年轻人“踊跃参军，保家卫国”。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军，当时虽还不足16岁，可我有初中肄业的文化，人也还算机灵，武装部首长对我很满意，批准了我的参军要求。可这事遭到几乎全家的反对，而祖母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支持我，说：“国家需要，你去。家里有我们！”就这样，我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家以后，祖母不知哭了多少个日夜，也不知流了多少泪水。要知道，抗美援朝可是真刀真枪地走向战场，面对的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将自己唯一的孙子送去参军，对一个受了那么多苦难的老人来说，付出的是什么？是无量的勇气，是不可预料的后果甚至牺牲。
我在部队里干了差不多五年时间。1955年，当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回到祖母身旁时，她紧紧地、久久地抱着我，热泪盈眶。
回到家乡不久，县人民委员会（即今日之县人民政府）选调我去商业局工作，祖母很高兴，她说：“我们家孙子出息了，到县里机关上班，要不是我们家祖宗积了德，哪里能摊上这样的好事啊！”
我去机关以后，经常下乡。当时刚参加工作的一般只有二十几元工资，而给我的却是45元，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我估摸着，可能因为我是转业军人，政府才让我享受了这样的优厚待遇。可是祖母关心的并不在此，她最关心的是我还没结婚，必须首先找个对象，让我结婚生子，她盼着看到重孙，夏家香火不断。可是，我就是一门心思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读书。同事为我介绍女友，我总是笑而不答。后来，堂兄春秋给我介绍了一位吴姓女孩儿，见了一两次面，印象还不坏，通过几封信，她的信似乎也写得不错。不久，不知怎的，单位领导得悉她出身地主家庭，便找我谈话说：“你是一个青年团员，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啊，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的。”领导要求我立即断绝往来。我的第一次“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读大学，是祖父、祖母从小就寄望于我的，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祖父对我经常耳提面命：好好读书，读书才有出息。你若读上大学就好了，读了大学就能做大事，就为我们家争了光。可以说，祖父就是我最初的老师，我还不到六岁祖父就教我读文言文、晋代李密的《陈情表》。祖父说：“你要背诵这篇文章，牢牢记住它。作者李密的身世和你一样。”这篇文字我至今还能背诵如流。或许，它对我也曾有过励志作用。祖父之后，祖母对我读书深造也一如既往，十分关心。1956年，当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以后，祖母不知有多高兴。须知，全县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却只录取了十个人，而我是其中之一。
1958年，我读大二时，才真正地谈起了恋爱，而且很投入，对方也一样。她甚至还对我说：“暑假你带着我去你家，让你的祖母看看我，看看她是否满意她未来的孙媳妇！”好惬意哦，我终于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大学生女友回家给祖母看看了，要知道，我们家可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更别说大学生媳妇了。可是，不料一场“拔白旗”“批白专”的运动将我俩的美好愿望给横扫殆尽，祖母的期盼也被彻底给摧毁了。
1959年下学期，我已进人了大四，老人家不幸患上了重病，但她却不让家里人打电报告知我，唯恐耽误我的学习，直到她觉得自己可能不行了，这才让打电报，可当我接电报赶回家时，祖母却已经走了，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祖母灵前，我不知跪了多久，哭了多久，我痛不欲生。我要揭开棺木看祖母最后一眼，却被亲邻强力阻住，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祖母了！
祖母啊，您走了60多年了，我想您！
有时候我独处书斋出神，祖母好像就在我的眼前叮咛我：“你又呆着，别总在屋里发呆，出去走走吧，那样你会快活些。”
“好的。我听您的，祖母！”我心里回答着，从屋里走了出来。
我一会儿漫步在田野窄路，一会儿蹬行在山阴小道，往事徐徐展开——
祖母姓周，名叫爱姬，小名叫毛妹。“毛妹”这名字，有点土气，但叫什么“妹”、什么“姑”、什么“花”或“姬”，却是乡下通常最喜欢用的女性名字，这一点儿也不足为怪。祖母说，她出身很苦，成年了都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裤，冬天冷的时候，也只有一条薄薄的裤子穿，实在冷就蹲在煤火灶上取暖。吃呢，一天两餐杂粮稀饭，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比起邻人，说不定还算有福分。
我们家的情况也并不好，祖父只读过三年私塾，长大了做了几年裁缝，后来一个本家叔叔开了个煤矿，照顾他做了个管事的，记记账，监监工，却也不能闲着。估计就是这个时候，我的祖母嫁到了夏家。
我还在襁褓里，刚满20岁的父亲就离我而去了。他在和同学聚会后的集体游泳中被江水带走，才19岁的母亲欲哭无泪，欲诉无语，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丈夫，夫复何言！这时候，她心里想着的就是如何抚养好儿子，以告慰逝者。而最后，在那样的时代里，她怎么可能挡住舅舅们的强力劝阻和外婆的反复念叨：“你的生活才刚开始，怎么可以大半輩子寡居着呢！”实在不得已，她只好忍痛离开夏家，去了她应该去的地方。
我懂点事的时候，应该是四五岁吧。伯父经常抱着我到街上玩，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伯父首先想到的就是护着我不被摔伤，结果我好好的没事，而他自己摔得半天爬不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伯父在我父亲被水淹走的时候，一下子接受不了亲弟弟这种惨景而急疯了。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亲侄儿需要他来保护着，这是夏家下一代的唯一亲骨肉哦！他和伯母也生养过几个孩子，可都夭折了，而今我就是他的至爱。据说，他临去世的时候，都还念着我的乳名“白仙”，而我却不在他身旁。因为当时我随着祖母去了一趟乡下老家，当我们闻讯赶回来时，伯父已经人柩。天天抱着我玩的亲人突然不见了，这么喜爱我的伯父再也见不到了，我怎么能不号啕大哭啊！我跪在灵前不起来。
祖母没有大哭，她只是坐在那里抽泣，无声地抽泣着，没有停息，也没人劝说。
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1945年4月，我的叔叔——祖母的曼崽光明也因病去世，那时他才28岁。一个全县知名的小学教师，一个因操劳过度而染上了几乎是绝症的肺结核（当年这种病还没有特效药）的亲人，一个全家都盼着他站起来为家争光的青年，却在抗日战争即将全胜的前夕去世了。
我正在丫江桥镇的一所小学读书，四月四日儿童节（新中国成立前儿童节时间）那天，我们排着队前往名叫曾家台的中心小学庆祝节日，途中忽见几个农民抬着一口棺材，我的最小姑——八姑跟在后面大哭，我忽地意识到大难临头：叔叔没了，我的叔叔没了！八姑见着我，边哭边说：“叔叔走了，赶陕给叔叔叩头吧。”我艰难地走出队列，跪在停下来的棺材前痛哭失声，没哭几声便觉得天旋地转，晕了过去，领队的老师好不容易将我扶了起来，继续站在队伍里，眼望着姑姑和叔叔远去。我不知道祖父、祖母见到了这样的景况会是怎样的悲伤。多年以后，祖母告诉我，当时要不是邻居拦着，她差点要在棺材上将自己撞死，与叔叔一同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让我难受了，你祖父在一旁发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叔叔走后还不到一年，也就是次年的阴历二月里，我的祖父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一点小感冒吧，却忽然在一个晚上睡去了，次日清晨才被发现。几十年相亲相爱的伴侣，几十年同甘共苦的丈夫，没有嘱咐，没有先兆，却忽然不告而别，悄然离世！
祖母，一个孤老女人，承受着比山还要重的苦难，却不能呻吟。
我始终不会忘记，是祖母在我人生的关口上，给了我一把力。
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1951年初，攸县解放也还不到两年，党中央号召年轻人“踊跃参军，保家卫国”。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军，当时虽还不足16岁，可我有初中肄业的文化，人也还算机灵，武装部首长对我很满意，批准了我的参军要求。可这事遭到几乎全家的反对，而祖母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支持我，说：“国家需要，你去。家里有我们！”就这样，我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家以后，祖母不知哭了多少个日夜，也不知流了多少泪水。要知道，抗美援朝可是真刀真枪地走向战场，面对的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将自己唯一的孙子送去参军，对一个受了那么多苦难的老人来说，付出的是什么？是无量的勇气，是不可预料的后果甚至牺牲。
我在部队里干了差不多五年时间。1955年，当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回到祖母身旁时，她紧紧地、久久地抱着我，热泪盈眶。
回到家乡不久，县人民委员会（即今日之县人民政府）选调我去商业局工作，祖母很高兴，她说：“我们家孙子出息了，到县里机关上班，要不是我们家祖宗积了德，哪里能摊上这样的好事啊！”
我去机关以后，经常下乡。当时刚参加工作的一般只有二十几元工资，而给我的却是45元，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我估摸着，可能因为我是转业军人，政府才让我享受了这样的优厚待遇。可是祖母关心的并不在此，她最关心的是我还没结婚，必须首先找个对象，让我结婚生子，她盼着看到重孙，夏家香火不断。可是，我就是一门心思利用业余时间读书，读书。同事为我介绍女友，我总是笑而不答。后来，堂兄春秋给我介绍了一位吴姓女孩儿，见了一两次面，印象还不坏，通过几封信，她的信似乎也写得不错。不久，不知怎的，单位领导得悉她出身地主家庭，便找我谈话说：“你是一个青年团员，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啊，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的。”领导要求我立即断绝往来。我的第一次“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读大学，是祖父、祖母从小就寄望于我的，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祖父对我经常耳提面命：好好读书，读书才有出息。你若读上大学就好了，读了大学就能做大事，就为我们家争了光。可以说，祖父就是我最初的老师，我还不到六岁祖父就教我读文言文、晋代李密的《陈情表》。祖父说：“你要背诵这篇文章，牢牢记住它。作者李密的身世和你一样。”这篇文字我至今还能背诵如流。或许，它对我也曾有过励志作用。祖父之后，祖母对我读书深造也一如既往，十分关心。1956年，当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大学以后，祖母不知有多高兴。须知，全县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却只录取了十个人，而我是其中之一。
1958年，我读大二时，才真正地谈起了恋爱，而且很投入，对方也一样。她甚至还对我说：“暑假你带着我去你家，让你的祖母看看我，看看她是否满意她未来的孙媳妇！”好惬意哦，我终于可以带着自己心爱的大学生女友回家给祖母看看了，要知道，我们家可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更别说大学生媳妇了。可是，不料一场“拔白旗”“批白专”的运动将我俩的美好愿望给横扫殆尽，祖母的期盼也被彻底给摧毁了。
1959年下学期，我已进人了大四，老人家不幸患上了重病，但她却不让家里人打电报告知我，唯恐耽误我的学习，直到她觉得自己可能不行了，这才让打电报，可当我接电报赶回家时，祖母却已经走了，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祖母灵前，我不知跪了多久，哭了多久，我痛不欲生。我要揭开棺木看祖母最后一眼，却被亲邻强力阻住，我再也不能见到我的祖母了！
祖母啊，您走了60多年了，我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