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就是把乡村变成城市，把农民变成居民吗？陆学艺教授认为：“不是这么简单美好的方式。”
　　这个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著名学者直言：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应对城市化的问题，他对记者说：“中国农民和城市的相处，已经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的问题了。”
　　
　　乡村开始仇恨城市
　　
　　陆学艺教授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
　　中国社科院齐建国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不同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开始产生对城市的怨恨。”
　　多数社会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城市化每年以2%的速度行进并不是一件太乐观的事情。这意味着，每年有许多农民被剥夺掉土地。失去农民的土地能干什么，进入城市吗？一方面农民普遍缺乏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从政策照顾到医疗保险完全都是一副拒绝农民的态度。这成了中国最大的隐患。
　　陆学艺举了现在许多城市暴力频增的例子：大量农民，此前根本没有任何知识积累，在被水泥化的土地里他们找不到经济来源，连吃饭都成问题。他们试图去融入城市，可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发展的巨大鸿沟，许多城市都需要现代技术，而大量农民只懂得简单的手工，而且因为国家特殊的户籍制度，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低保，当吃饭成了问题，再加上土地是被城市剥夺的，他们会对城市抱有敌意，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城市治安问题突出的原因了。
　　据悉，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开始出现治安恶化的情况，出现了拍头党、砍手抢劫等恶性事件。广州最新的调查显示，仅有两成的人对城市治安表示放心。“不只是这些问题，我们担心的是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齐建国说。
　　
　　中国城市化的历史难题
　　
　　在齐建国看来，中国城市化和农民收入少是历史残留问题。1949年，共和国刚成立，农民占到了人口总数的95%。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巩固新政权，需要大力发展国防和重工业，中国惟一能用的办法就是依靠广大农民。
　　“所以那时候实施了计划经济，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原本2块钱的工业品变成了3块钱，原本两分钱的大米变成了一分钱，这样的结果就是国家迅速把资金集中在工业上面，所以可以说，是农业养活了工业。”
　　即使到了1978年，国家也只能推行所谓的乡镇企业，就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当时的城市根本无法承受农民进城之重，而发展乡镇企业，不仅可以把农民留在农村，还能发展工业，提供建设城市的基础原料。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是吃农村的奶水长大的。
　　但是到了1996年，这个平衡无法维系了。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城市工业的现代化加剧，除乡镇企业间本身竞争惨烈外，在城市现代化企业的产品面前，乡企也很难再有销售出去的机会。
　　于是大量的农民开始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但是没有知识、没有技术的农民根本很难进入城市。“而且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城市还有保卫城市的政策，在就业政策上倾向城市人口，城市人有医疗保险就业保险，农村人却没有保障。这就成了城乡关系紧张的根本。”齐建国说。
　　
　　城市化的农民出路
　　
　　陆学艺认为，在西方国家，城市和农村没有这样的壁垒，两者的差别不在收入，纯粹是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正因为城市条件太好，农村收入偏低才会有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采用一些措施，促进二者在经济收入上的接近。”
　　中央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全面减免农业税等举措，就是减小城乡差别，缓解城乡矛盾的一个重要政策，在广东等一些城市，农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开始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齐建国教授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可怕，相反，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民向城市转移，二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显然，这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将会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关键的问题在于，要给城市化的农民一条出路。大多数专家的观点认为，目前只要最多20%的人从事农业就可以了，解放了农民也解放了中国的经济。农民的出路在于“真正把农民变成居民，让农民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